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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楚子：精神危机与当代中国民间诗歌 [打印本页]

作者: 肖振中 时间: 2012-12-6 20:33
标题: 楚子：精神危机与当代中国民间诗歌

一>何谓精神危机？当下精神危机的境况如何？

精神危机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疾病，它存在于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社会变革是精神疾病自救的方式，社会动荡、裂变是精神危机病入膏肓的时期。精神危机的病因是信仰缺席，道德沦丧，伦理失范，即生存境况的迫窘所致。
　　人有两个家园，即物质家园和精神家园。物质家园，是人创造、生产和受用物质生活的客观根据、实际依靠。承载和维护着人正常的物质生活，满足着人身体的发育与成长，保障人身体的休养与生息，决定着人物质生活的质量与水平，是人生存的客观基础，物质前提，也是人栖居生养的所在，是人创造和享受精神生活的主观凭据和心灵依托，负载和支持着人健康的精神生活、审美享受，决定着人生命品味、生活质量和精神生活水平，是人的支柱和心灵归属之所，它强力排除来自外力对身体和心灵的侵害与袭扰，并抚慰着人的心灵。
　　而精神家园，即人的精神生活，也即信仰、道德、理想和自我实现等形而上的问题。人的“自我”，人自身生命的价值意义，是人生存的根据或理由，构成了人精神家园的根本或实质。意义是人生存的依托和庇护所，是人的精神家园，意义的坍塌将动摇人的生存基础，使人沦为迷失方向的孤独存在物。人对“自我”的追求，对自我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追求，是人的最高愿望，终极追求，是人本质的快乐与幸福之所。健康、安宁的精神家园有如下几个特点：亲和感，即人与自然与他人和谐共处；归属感，即与世界建立了密切的价值关联，精神不再漂泊，也就是精神支柱的坚挺；成就感，即自我实现的满足；慰藉感，因自我实现带来的娱悦。
　　而精神危机则恰恰相反。精神危机对个体而言，产生于生存现状、生存环境的倾颓，从而造成人精神体系的紊乱和病变，是对精神家园的颠覆和反动。按弗洛伊德和荣格尔的理解，精神家园是因为社会精神体系发生病变导致个体精神体系产生病变，即潜意识、无意识、前潜意识世界出现机能障碍。人的安全心理体系决裂，感到生存的周遭危机四伏，因而出现恐惧、漂泊、隔离、孤独、焦虑、反抗等情绪，幻灭感控制着人的心灵。
　　中国人的精神危机由来已久，大体来说，病因就是信仰大厦的倾倒。自鸦片战争始，中国人一直处于精神危机状态。封建伦理体系和帝制遭到怀疑，于是信仰产生漂移，中国人对外来势力的强侵产生恐惧，对既定体制产生怀疑，固有的信仰幻灭了。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内战这一百多年的折腾，正是国人精神危机病变出现的症状，即恐惧而生的自卫，漂泊而生的固守，隔离而生的合众，孤独而生的喧泄，焦虑而生的呐喊，抑郁而生的暴力，等等。无不是精神危机病患症状的显象。近半个世纪以来，尽管新的国家体制已经确立，焦虑却始终肆唳，一如既往的专制、一次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的旷古荒唐，尤其表现为信仰怀疑的巨大社会精神危机。旧的信仰坍塌后被新的信仰替代，而新的信仰缺失坚挺健全，出现晦暗的个人英雄主义和主观主义暴力，而遭质疑，加上私欲和极端精神垄断的霸权，此时的信仰仅扎根人的心理而非精神，在极度精神暴力张扬的同时产生沮丧和幻灭感。近十年来，国人又处在大物质为基础的资本掠夺时期，原本沮丧漂泊，幻灭的精神危机，一下子被“物”这个恶魔俘获，已有的精神泡沫随风飘散，“物”被物质匮乏的国人奉为信仰，其表现在对“金钱”的追逐和掠夺，“拜金主义”成了信仰的本质，物化正在一步一步走向深渊。当下人的精神危机产生的根由，除信仰真谛丧失，道德失范，伦理颠覆外，最根本的问题是物信仰对生存境况的迫窘。表现在经济的挤压，市场的颠覆，人文科学的冷落，货币和资本带来的人性的腐败和堕落，加上公共政策的失误，多元文化的诱惑，物主义后遗症的病变，加上自然失态的异变，后工业对人肢体和身体的摧残等诸因素。可以说，当下国人的精神危机已走向了深渊。
　　2009年6月3日，《柳叶刀》杂志发表了对中国四省精神障碍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成年人群30天患病率高达17.5%，据此估算，中国约有1.73亿人患有不同类型的精神障碍。这是一个保守数字，是从个案病例测诊的。在弗洛伊德看来，人都是有精神病的，如果从绝对测诊的角度进入，当下国人的精神疾病患病率应是百分之百，精神危机状况下的疾病正在吞噬着每个当下中国人。无论从意识形态还是心理学意义看，当下中国人的精神图像是怪诞扭曲的恶性病象，即绝望、焦虑、漂移、麻木、断裂、恐惧、异化、犬儒主义……

二> 国人精神危机之根由

　　资本宗教化是当下国人物化成“非人”的根由。近一个世纪，是资本与科技理性结合变形为一种更为强势的新型资本，垄断和撑控着国家机制，从而撑控着人的精神家园，新型资本成为了世俗宗教。资本和货币成为精神领域的流通物，社会消费化，文化和精神生活物质化，人在迈向物化深渊中，精神世界崇高的东西退场，生命，尤其是精神出现空前病变而萎缩。
　　新型资本这种世俗宗教的形成，其根本点是资本与理性的联姻。我们知道，全球化是资本扩张的结果。马克思在150年以前就说：“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入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资本成为社会生态的“普光镜”，其光芒摧毁着人固有的精神殿堂，资本作为“控制的新型式”，将物质贫穷的国人轻而易举地降伏了。国人原本残损的文化长城和信仰断壁不攻自毁，当资本成为当下国情的标志时，货币——钱便成为了具有支配与决定一切的特权，它被当作万能之物，取代了上帝的位置而成为新的世俗之神。正如马克思所言：“金钱贬低了人所崇拜的一切神，并把一切神都变成商品。金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通的、独立自在的价值。固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的世界和自然界——固有的价值。金钱是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的同人异己的本质；这种异己的本质统治了人，而人则向它顶礼膜拜。”钱，充当了国人的通约性，而成为崇拜的“神”。在以资本为轴心的当今社会，“金钱”比“人”和“上帝”更可靠，从而怀疑人，冷落神。在当下中国，资本的功能达到了极致，它无所不能，地位、名誉、尊严都成为金钱的“商品”，资本成为终极目的，引起了社会全方位的倒置，物质和精神、金钱与宗教、工具与目的等等，造成人性、人格的物化，导致了人精神中最神秘与内在的领域的彻底奴役。国人处于资本化（物化）人格。
　　资本和货币满足了人的欲望，却吞噬了人性和人格。人性变成了物性，人格降格为物格。资本和货币产生的高度物化，造成了社会的庸俗化、平面化、量化和机械重复的物结局。国人沉湎于消费中的嬉愉、享乐和满足，文化中所代表的精神维度彻底丧失。文化深度的丧失导致了文化的贫瘠化、浮躁化和复制性，文化已丧失震撼人的心灵，陶冶人情操的作用。文化仅满足于表象的感观刺激，精神泡沫疯行，国人在获得身体解放，感观嬉愉的同时，精神坠入深度晦暗。悬浮和麻木是国人的精神本象。
　　尼采在信仰沦丧的物化时代发现了“神死了”，因为他认为，真诚会使人陷入悖论。作为虚无主义的尼采在悲观的同时发现了一条精神突围的出路，即“艺术拯救人生”。尼采的“艺术”是广义的，指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他创造了两尊神，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他把美的外在，爱的过程称之为日神精神。把酒神精神即为艺术创造作为对物化的反抗。他高扬着酒神精神，就是要从物化的奴役中解放出来，还原于人，本质的人。上帝死了，人就是自己的神了。可见，西方的精神危机是形而上学发展到顶点后的崩溃，也是物化逐渐深化的结果，其表现依然是信仰沦丧，伦理失去了宗教的根据，而漂移异化。
　　弗洛姆认为西方人的困境和精神危机表现在逃避自由，因为资本和货币横行垄断人精神家园时期的自由是不安全的自由，即“消极的自由”，所以人们要逃避。只有来到健全的社会，人才获得安全的自由，即“积极自由”。弗洛姆认为，资本统治时期，社会异化无处不在，现代文明不是优化了人，而是压抑和异化了人。他认为现代人性格和潜意识异化得不可理喻。现代人对机械深深迷恋，发展各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恋尸癖混合着自恋的倾向。是人类精神危机中最恐怖的恶劣情绪。纳粹和苏联红色风暴就是这种机械为中心的物化结局。政治恐怖和暴政是精神危机最显象的病证。弗洛姆认为，高度物化的今天，人人都是病人，但普通病人，即底层病人最健康。

三> 精神危机境况下的中国当代民间诗歌

　　尼采所提倡的“艺术拯救人生”，是精神危机的出路，是对高度物化的反叛。中国当代民间诗歌运动，则是对尼采方法论的认同和回应。应该说，近20年中国民间诗歌是逃避“消极自由”，寻求“积极自由”的一种自觉和艺术人格自律。我们不能否定其繁荣，数字彰显着繁荣。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人能真正统计出近20年来中国民间诗人有多少，写出了多少首诗，参与诗歌创作的有多少人。我估计，至少诗作的数量要以亿为单位计，诗人要以百万为单位计。这样的数字是“盛唐”无法企及的。这一现象，足以见证，中国人在深度物化时期对精神危机的自发突围。然而，今天的艺术成就则是无法与盛唐相提并论的。
　　流派纷呈，是另一繁荣的实象。流派即主义。到目前为止，没有人对当下中国流派做过权威而可靠的统计。不少诗人，一个人一个流派，甚至一个人参与过多个流派的创作活动。不少人以诗歌为职业，靠他人施舍为生；不少诗人，因为诗，在社会现实中碰得头破血流，命危运折，也无怨无悔，在所不惜。绝大多数诗人则是半工半诗或半商半诗，诗成了他们精神突围的武器，灵魂的依托。
　　诚然，中国当代民间诗歌运动是精神危机时代信仰私人化的表现。人类对信仰的追求有崇高与崇低之别。崇高的信仰我们定位为宗教信仰，而崇低的信仰则是对政治对艺术的信仰。有人认为，中国人对宇宙、社会及人生的命运，与其说有一种确认的信仰，毋宁说持一种未知或不可知的敬畏之心。因此其信仰特点是，并不确信或深究神圣意志的结构，以制度的形式来表达人与神圣意志的交通，并以此反复加强对神圣意志的确认和信仰。同时亦不可以确证神人交通的方式而深究其信仰结构，而仅仅满足于敬拜、复思、敬而远之或用之于思而修身。当下中国诗人的私人化信仰，就是这种信仰私人化民族命结的信仰形式下，而更多的是在做“思而修身”的工作。
　　70年代初期诞生的“朦胧诗”，是借鉴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表现形式，加上中国现状的反思与中国文化的烩制而产生的，因为信仰的差异，社会生态的差异，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是不同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是中国的现代主义。“朦胧诗”产生于中国崇低信仰疯狂的年代，是对崇低信仰的批判、反思和解构。它像一把钥匙开启了国人固化的精神棺木。西方现代主义如法国的先驱者波德莱尔、魏尔伦、韩波到象征主义诗人马拉美、瓦雷里，到里尔克、艾略特、史蒂文斯，他们揭示的是资本宗教化的初期资本主义世界的“精神的荒原”。他们在揭示，这种揭示是信仰危机的反动，而中国的“朦胧诗”是对“崇低信仰”的反动，是对中国人“崇低信仰”造成人单面化、工具化，自由封冻和权力垄断的觉醒和呐喊，更是对“崇低信仰”的吁请。
　　“朦胧诗”之后的中国诗歌受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大量借鉴后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在固有的权力秩序基本解构后，相对自由的环境中衍生的。是西方技法、语感、思想意识、艺术精神与中国物化环境下人的生态境状、文化背景、精神吁求的表达。因为中国人的信仰自古以来表现为“私人化”特征，对信仰自由定义为私人的事情，因而形成了千奇百怪的流派。当然，同时我也怀疑中国诗人崇低信仰的真诚度，当代中国民间诗歌万花筒般的流派中或多或少带有诸多“恶搞”的成分，“玩的就快感”，探索也有嬉愉的方式，宗教式的严穆、庄肃和虔诚基本消解，游戏的诗歌、消费的诗歌把本来严穆的精神殿堂彻底污染。口语诗的出现，本来是一件好事，却被人恶搞成口水，最后被“垃圾”诗派彻底解构。性，本来是生命最具诗意的东西，它本是生命的最高仪式，却被“下半身”游戏成了招摇市井的“酒幡”，最终被“身体主义”彻底解构。“乡愁”本是生命美好的情绪，人类精神家园的旗帜，却被打着乡土旗号的诸家流派烹烩出一个个怪异的图景……这种现象的风靡，表现为精神危机下的“精神走私”。当然，我们不能否定游戏背后严穆的因素。中国当代诗人崇低信仰境况下的创作和追求除了对“消极自由”的反动外，更多的表现在对“积极自由” 的误解和盲从乃至曲崇。
　　我们来进一步分析中国当代诗人“精神危机”下的自救和逃避的原因，有如下几点值得我们关注：一是部分诗人确实把诗歌创作当成了他的崇低信仰，资本宗教化不是自由选择的范畴，因而回避资本社会的纷争，以求一种“思的修身”。二是把诗歌当成资本信仰时代自我实现的途径，成为图解政治歌功颂德捞取权利的工具，表现为功利性和投机性，从而达到实现自己私欲的目的。三是把诗歌作为对抗政治反叛现实的武器达到泄愤或精神排泄的目的。四是把诗歌作为社会交流以获得拓展生存空间和获得人生际遇的目的；五是把诗歌当成口水，玩弄文字，败坏文化，表现为低俗的犬儒主义，等等。人是人的目的。这些现象，不管你承不承认，都是客观存在的，也是不容忽视的。在这个阵容里，除了绝大多数忠诚的崇低信仰者外，我们不能回避其自残意识、名欲暴力、伪信仰的存在，这是物化人格的必然，是东方犬儒主义病毒的产物。
　　身体主义诗歌以满足意欲为动机，以社会现象为映象，以宣泄原欲为目的，尽管表现为道德反动，却走进了身体为物的泥淖。不可否认，物化为特征的精神危机时代，身体变成物，甚至参与交易已成日常状态。这一社会现实映象，身体主义者如果带着现实批判和道德审判去揭示，我认为是有意义的。然而，我们不少身体主义者却在诱欲、幽暗和解构器官，这就失去虔诚，这种过分的反讽，彻底消解了诗，消解了诗歌精神，也消解了作为崇低信仰的根本。
　　口水诗。以低俗的日常话语作为表现方式，尽管有记录现代词汇，包括垃圾词汇和错误词汇的功能，却把诗性彻底解构。诗被强行穿上了破鞋烂衫，被强行打扮成乞丐，被装置垃圾，化装成成牛皮鲜和汽车尾气，因而使那些游戏者和伪诗人大行其道。口水诗，最终成为网络诗歌的主流，使诗歌彻底平民化，低俗化，造成全民皆诗人的泛诗歌病象，文化元素的消解是对纯诗歌的极大伤害和摧毁，这无疑是诗的灾难和文化的灾难，这一现象被泛滥化被世俗化就可怕了。更大的问题是造成文化身份的毁损和艺术身价的低贱。口水诗人以物化时期精神危机自救的身份出现，最终却充当了文化败类的丑角。他们的崇低信仰造成世俗主义的泛滥成灾，尤其对人文关怀的消解，充当了把诗歌物化的罪人，是彻头彻尾的“精神走私”犯。
　　这么说，精神危机境状下的当代诗歌真是一团漆黑了吗？非也，应该肯定，也毋庸置疑，当下中国资本宗教和货币信仰环境下，快速物化状况下的民间诗歌总体上是值得肯定的，至少在与物化对抗，逃避和抵抗精神危机的作为，让我们看到了尼采关于“艺术拯救”的可能性，“信仰私人化”的合理性。同时，我们也发现了一大批具有独立人格、艺格和学格的相对自由的艺术家、诗人正处于成长和成熟中。相比权力话语掌控的官方文坛，当下中国民间诗歌无论在思想活力、艺术审美空间的拓展和人文关怀的程度是御用文坛所无法企及的。从我掌握的有限资料来看，北京、上海、广东、四川、湖北、湖南、贵州、浙江、福建、云南、陕西、山西等省份都活跃着一批有分量有前景的民间诗人，其中不乏优秀的诗人，他们创造了一批鲜为人知却具有审美价值和思想光亮及文本价值的好作品，部分趋于成熟的文本相继亮相。且不能说其传世价值，至少其精神内质是具有硬度的，这种追求“积极自由”的精神，抵御“精神危机”的勇敢是可贵，具有启示意义的。可以肯定，中国当代真正的好诗在民间，真正的艺术自觉和诗歌精神在民间尚存，当下中国民间诗歌运动正在实践着“人学”解决精神危机的途径。从这个意义上看，当代民间诗人是“积极自由”的自律者，是真正践行“终极关怀”的人。

四> 吁求“新诸子时代”和盛唐气景

　　美国学者迪克斯坦认为，“艺术存在于相互联系的种种社会意义之中，但从外部去记述这些意义是徒劳的，因为它们是由具有自身逻辑和严格的形式特征来传播的”。精神危机时代往往表现为“时代苦闷”，但这种苦闷的具体意蕴及症结至少包涵：社会的疏离感、精神的漂泊感和人生的幻灭感。当下中国人的精神危机，除了信仰缺失、道德失范、犬儒主义和幻灭苦闷外，是个人和社会的对立，社会以物的力量对个人的统治，人道主义的破灭，因此重塑民族人格和对良知回归的吁求，将必然在民间诗歌、艺术界这个相对“自由”的空间里，爆发一场建立新的道德秩序和文化结体的“新革命文学”。事实上，“新革命文学”在当下民间已经初露端倪。尽管霸权话语的封锁，尚未公开发表和展示，但却预示着现在的“新革命文学”将成为未来文学的经典和传统而被历史认肯。历史已经反复见证了这一事实。
　　当下中国物化环境下的霸权话语表现在专制化犬儒、主义犬儒、“赤裸的暴力”和“高尚的谎言”的犬儒、恐惧与“糊涂”并存的犬儒、悲观的犬儒主义等等。当下民间诗人、艺术家，一方面在竭力躲避物政治→资本→货币带来的恐惧，一方面在筑造自己的精神乌托邦，即“艺术拯救人生”的工作。他们在做着荒唐现实背景下的“积极自由”的“诗歌正体”。各自为阵的现实结局，及地域文化和自由文化取向的自律，必将产生各自独立的诗歌，发出各自独立的声音。自由诗人和自由的思想者们，在“艺术拯救人生”的旗帜下开宗立派，自然而然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局面，即诗人和思想者们在用自己独立的声音抵抗着精神危机，这场抵抗和自救运动的结局将是一个“新诸子时代”的出现。
　　当然，我们最大的担忧是暴政和历史复辟。这就是说，以抵抗精神危机为开端的对“积极自由”追寻而衍生的“新诸子时代”，存在深远的历史的具有政治基因的潜在恐怖，即政治暴力。政治暴力，是安置在诗人和思想者头上的德谟克里斯利剑。那么，要真正实现“盛唐气景”和“新诸子时代”，我们必须营构一个健康、健全的生态环境。一是扭转物对人的压迫，即建立健全先进的社会保障体系，让忍受饥饿的民间诗人果其腹，潜心艺事；二是建设真民主真和谐的社会生态。真民主必须建立在“积极自由”基础之上，而不是假民主真专制的真犬儒主义现实。人人有真正的发言权，就必须要有自由的思想空气，人才会讲真话吐真情，否则将被暴力政治湮灭。真和谐，不是用假和谐的“帆布”遮掩是非，用“温柔的暴力”和“谎言”遮盖丑恶，而是让美丑、善恶同时登场，让有素质，真自由的民众明辨是非，理智选择。三是让“积极自由”成为所有人的选择。实现积极自由的前提是健全社会，即社会体制健康，政治理念健康，民众心智健康。而现实是，当下“新诸子”们只能窃窃私语，只能直言婉说，绝大部分的只能潜入地下，沦为草根。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我们的民间诗人“新诸子”言说的意义更为重大，言说的担当更为重大，因为，首先他们是捍卫精神家园的猛士，同时又是抗击“精神危机”的烈士，更是推动健全社会发展的力士。
　　陈奎德曾对“新诸子”做过归纳，除草根“新诸子”外，官方“新诸子”也同样活跃，其中包括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宪政派、经典马克思主义、第三条道路、新马克思主义、新儒家、基督教民主义、三民主义、新保守主义、国家主义、强权政治现实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等。官方“新诸子”与民间思想者的言说相暗合，只是表现的政治倾向不同，而目的却惊人地一致。即吁求健全社会的诞生和固有社会的改造。
　　道德的源头是信仰。没有信仰就没有道德底线。信仰是一个人活着的精神寄托。没有真正的信仰，就没有正义的责任感，人就会自觉物化，甘心情愿地成为资本的奴隶、道德的叛逆、幻灭的践行者、政治霸权的走狗、霸权话语的帮凶，并廉耻尽失。信仰指向的是意义，并赋予生命的意义。信仰不是现实的，而是超现实的；不是经验的，而是先验的。信仰是人对于无限、永恒、生命的终极价值与意义的追求。信仰必须是由衷的，自觉自愿的认可、相信、敬仰、崇拜和追求。诗必须是民间诗人的信仰，如果我们真的把诗当做了信仰，诗歌将成为精神危机当下的利刃，真正的伟大的诗歌将会出现，“盛唐气景”也由此而生发！
　　最后，我想引尼采的诗作为此文的结尾：“朋友查拉图斯特拉来了，这客中之客！/现在世界笑了，可怕的帷幕已扯上去，/光明与黑暗举行了婚礼……”(作者/楚子)

作者: 妙手丹青 时间: 2012-12-7 00:02
诸子时代和盛唐时代将在二十年后出现。

作者: 书剑飘零 时间: 2012-12-7 00:13
如果我们真的把诗当做了信仰，诗歌将成为精神危机当下的利刃，

作者: 林浪平 时间: 2012-12-11 0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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