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现实与道德 - 中国诗歌流派网

　　首先，对韩庆成先生获得首届“滴撒诗歌奖”表达祝贺。认识韩庆成很多年，早年我曾在一家报纸兼职，与庆成共过事。但是，关于诗歌我们几乎没有交流过。后来了解，80年代他就开始写诗。停笔很久后，近两年，又开始诗歌创作，且产量较高。韩庆成早年诗歌多抒发乡村情怀，浪漫，唯美，其中有些深婉有力的篇章我很喜欢——这些诗，集中于他的诗集《城市和乡村的边缘》。

　　在一次纪录片的观摩会上，我和韩庆成暌隔多年、重又相逢。后来交谈渐渐多了起来。他对诗歌有罕见的热情。去年，他陪我赴皖南碧山参加活动，得以与徐敬亚先生相识，办起了《中国诗歌流派网》，筚路蓝缕，很辛苦，付出很多。我也读到他新近写的诗歌。整体印象是，他鲜明地关注现实，乃至直接介入事件。有勇气，有良知，有锋芒，诗的言辞犀利。

　　无疑，诗歌的诸多要素中，良知和道德要素至为重要。对于庆成的道德取向，以及他对底层苦难的关切、社会不公的揭示，我怀有敬意。但是，就诗歌与现实的关系，诗歌的作用，我们争执较多。争执总是好事，会引发思考。

　　诗歌与现实、与政治、与道德到底是什么关系？诗歌的社会功能是什么？其实，这些问题极其复杂，非三言两语说清楚。展开这些话题，最好是几本著作。

　　正好，我手头有篇我朋友凌越先生的文章《现实世界，诗人何为？》。文章中观点我都认可，我简单梳理一下，再加上一些自己的思索，与大家交流。

　　诗，说到底，终归是人间的缔造、现实的产物。其实，过去文学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之分，显然有些粗线条，也有些简单和僵硬。难道浪漫主义诗歌不是现实的产物？不因现实剧痛，屈原哪会孤愤抒怀，灵魂徘徊在天上？

　　我们先把近现代文学的景深拉开……19世纪文学，特别是现实主义文学，有种史诗般认识时代的气魄，全景式的社会批判能力。其时，作家几乎就是神，也几乎是道德和良知的光辉散发者、全知全能者。

　　但到了现代主义时期，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而问题的全部复杂性，就在于西方社会因资本主义急遽发展而造成的叙事危机——马克思曾在《经济学手稿》中论及历史叙事，大意是：社会安定有助于叙事传统形成，而强权统治会压制民众的语言欲望，引发叙事危机。

　　20世纪，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最能反映时代精神的诗人和作家，恰恰是一些看起来貌似冷漠的离群索居者，如里尔克、特拉克尔、狄金森、佩索阿、卡夫卡、普鲁斯特等等。他们几乎没有用文学（诗歌）关注过重大的时代事件，而是退回内心，沉潜内心，归于冥思。

　　由此可以看出，仅就诗歌而言，19世纪，往往会强调诗歌的内容，诗歌的道德和批评意识；20世纪，诗歌更加重视语言，重视内省和冥思。

　　先说19世纪。诗人马修·阿诺德认为，“诗歌是对人生的一种批评”；另一位诗人史文朋评介雨果时说：“一切大诗人必须是间接的、潜移默化的道德力量”。这些观点，无疑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20世纪，符号学兴起，哲学也历经语言学转向。语言成了诗歌的本体——而这里的语言，不是言语，不是简单的修辞。最深的本质上，语言就是世界。

　　西方哲学的语言学纠缠，其深刻的背景是面对强大理性压制下的突围。反理性，首先得质疑语言（思维的功能），继之是神话思维的功能，宗教思维的功能以及艺术直观的功能。

　　维特根斯坦说“语言是我们的界限”；海德格尔则认为“语言是存在之家”；德里达的观点是“语言之外无他物”；保罗·利科断言“人即语言”；美国的理查·罗蒂宣称“没有语言之后的实在”，等等，不一而足。李泽厚先生称之为“语言学的牢笼”。

　　语言学的狂潮席卷了诸多精神领域，反映在诗歌方面，一批大诗人也对语言极度重视。

　　奥登说过：“诗人就是语言赖以生存的人。”；茨维塔耶娃则说：“诗人是情感和语言平衡的产物。”法国诗人阿兰·博斯凯认为：“在每个词的深处，我参加了我的诞生。”一位中国当代女诗人认为：“诗歌是语言的女儿，思想的母亲。”而对于诗人的职责，艾略特说得最为明了——“诗人对于本民族只负有间接义务，而对语言则负有直接义务，首先是维护，其次是扩展和改进。”

　　20世纪诗歌强调的语言，内容广博而丰富，涵盖了19世纪的道德内容。即便是19世纪，诗人也意识到强调诗歌道德因素的微妙和危险，所以史文朋要在“道德力量”前加上两个限定词——“间接的”和“潜移默化的”。

　　在《文学批评原理》中，瑞恰慈有个明确的观点，那就是在一些所谓的“大是大非”的地方，恰恰是诗人们应该绕道而行的地方。因为它所提供的道德空间，要比那些游移不定的细节所提供的道德空间小得多，容易使诗人沦为道德的工具。而沦为道德工具，无疑是诗人最悲惨的几种下场之一。

　　她甚至没法如愿地闭上眼，∕臃肿，沉溺在她的肥胖里，松懒，∕就像革命数年后的那些诗。

　　往下，则直接涉及到一个问题，那就诗歌在现实到底有什么用处？诗歌的社会功能是什么？说到诗歌的社会功能，艾略特极其谨慎，他认为诗歌只能够培养人的感受力，使人敏感起来。实际情况的确是，没有一首诗能阻止现实，能改变现实。

　　“在某种意义上诗歌的功效等于零——从来没有一首诗阻止过一辆坦克。而在另一种意义上，它又是无限的。这就像在那沙中写字，在他面前原告和被告皆无话可说，并获得新生。”在《舌头的管辖》一文中，诺贝尔获奖诗人希尼如是说。

　　是的，当通奸的妇女送到耶稣面前，耶稣只是俯身在沙地上写字，随后站起来说，你们谁没有罪，就拿石头打她，然后又继续写字。当耶稣再次起身，原告方已经走了，耶稣对留下来的妇人说，走吧，别再犯罪。

　　——是的，经典文学就是沙地上留下的字迹，貌似和我们当下的生活毫无关系，可是它却以自己独有的静默方式左右着我们。

　　《礼记·经解》中，有一段借托孔子的话，说一个人亲身到一个地方，凡看到那里老百姓温柔敦厚，那便是诗教的结果。说到底，孔子认定诗、礼、乐三者相依——美，可以使人变善，使人心走上正道。

　　所以，诗歌不是直接的道德诉求。美，诗歌，语言，是在极遥远、幽深的地方，迟缓地改变着人们的伦理和道德。他使楚河汉界变得模糊，变为灰色地带。诚如布罗茨基所言，美学是伦理学的母亲。“好”与“坏”的概念，首先是美学概念，它们先于“善”与“恶”的范畴。一首好诗，会在未来带来善。

　　由此看出，美德、良知并不是创作出杰作的保证。在诗歌这里，“好”要比“善”更加重要。当我们说一首诗“好”的时候，既是从修辞上肯定它，同时也是从道德上肯定它。

　　对现实直接言说，是应该的。如果人们真的对现实如鲠在喉、不吐为快，他可以选择用文章表达自己的洞察。这方面，例子很多，以往的中国有鲁迅，最近的美国有苏珊·桑塔纳。但一个明确的事实是，鲁迅不写现代诗。

　　曾经有一位犹太妇人，在她的丈夫、她的同胞被成批推入纳粹的焚尸炉后，她诗篇里并没有尸骨累累的景象。她诗中的形象是鞋中的沙尘、西奈山的沙尘、蝴蝶的翅膀、艾草苦涩的香味、天使在岩壁摩刮出的忧伤闪电……。这些形象轻盈、静谧，有惊恐，更有控诉——我说的这位妇人是德语诗人奈莉·萨克斯，196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她的诗不揭示现实，但有着重要的现实功能，那就是，诗篇变成了坟墓，使成千上万的犹太亡灵得以安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