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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北残：冷眼“第三条道路”：多元解析与梦回唐朝？ [打印本页]

作者: 庞清明 时间: 2011-12-19 10:26
标题: 北残：冷眼“第三条道路”：多元解析与梦回唐朝？
冷眼“第三条道路”：多元解析与梦回唐朝？
北残
1 “多元”复兴与梦回唐朝？
1000多年前的唐朝曾经是一个奇伟的国度，它用开阔的胸怀和恢宏的气度，给文学带来了昂扬的精神风貌，创造了被后代一再称道的盛唐气象，从而也使得唐朝奠定了它在诗歌史上独一无二的时代地位。我们知道，盛唐气象的形成，有它独特的原因，那就是有唐一代思想文化形成的多元局面。今天旁观“三道”的兴起，同样也打着“多元”的旗号。看看“第三条道路不是哪一个人的，而是大家的”（林童）以及“第三条道路：一条松散、宽容道路，无组织、无领导道路，如果谁想统一山河，那么他同时也已经被‘三道’开除”（胡亮）等这样的话语，他们是不是在呼唤又一个“多元”时代的到来？今天，返顾那个“天可汗”的时代，瞻望当今“三道”崛起的诗坛，我们的诗人——至少“三道”的诗人们，你们有没有梦回唐朝的感觉？
1999年11月，标志着“三道”兴起，也是崛起的文章——莫非的《反对秘密行会及其它》和树才的《第三条道路》，以及12月出台的谯达摩的《我的诗学：1999年冬天的思想》——尽管提法不一，但都标举“多元”。莫非说：“第三条道路写作……是单数的复数”，这个“复数”的概念显然是或者说包含了“多元”的含义；如果说莫非的话语还稍显隐晦的话，那么谯达摩的“‘第三条道路’的‘三’是‘三生万物’的‘三’。‘第三条道路’是一条绝对敞开的道路……”则绝对使得“多元”的影子在“第三条道路”诗歌流派的众多特征中显得“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三道”的另一位重要诗人树才——这位借用西方社会学术语“第三条道路”的非拿来主义者，则显然更具魄力，“所谓多元，即差异，即独立，即无领袖欲，即尊重对手，即‘不结盟’”，这样的话语，喊的豪迈，喊的雄壮，喊的大气磅礴，喊的气吞山河，喊出了一个诗的口号，也喊出了一个诗的时代。直到后来，“三道”后继者们也一直不忘前贤大义，一路高扬“多元”——这面看似已不前卫但是仍然威力十足——的理论大旗，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三道”的诗歌理论“重镇”——杨然在他的《第三条道路100想》中说：“第三条道路更加自在”，这个“自在”的字眼，无疑凸现了“三道”诗人“自由写作”的最高状态。林童在2001年写作的《第三条道路写作诗学》一文中，大体上梳理了“三道”写作的脉络，其中“独立性”、“包容性”、“开放性”的提出，也无一不在处处耀示“多元”。他后来诞生的《第三条道路随笔》在对第三条道路做概述时，“多元化”仍旧是避免不了的话题之一。庞清明的《第三条道路：重建中国当代诗歌的主流价值》一文，用笺挑关键词的方式全面分析了“三道”重建中国当代诗歌的主流价值的重要意义，在这五个关乎“三道”命运的关键词中，“独立”、“多元”的概念仍然处于主打地位。表面看他们二者都是置“独立”于首要地位，但是“独立”何尝不是“多元”？一个个的“独立”就是“多元”，“独立”的道路最终通向“多元”。愚木最新提出的理论文章《多元与对话——后第三条道路诗学的发展方向》也不例外，在标举“多元”的同时，又兼顾历史与发展，从“多元系统”和“对话诗学”两方面，为第三条道路诗学指出了建设性的发展方向。由此可见，“三道”“多元”的积习，并不是一时一地的口头“炒作”，也并非一朝一日的个人“工夫”，而是一个日积月累，众人拾柴的壮大过程，并且在“三道”日益壮大的过程中，它也将一朝一日地“多元”下去。
“三道”不是简单地起来的诗歌流派，也不是一个有系统、有次序的组织体系。它看似散乱一盘，然而也在乱中求统一。“三道”的兴起，也正如大唐的兴起，两者都在看似混乱的状态中破壳而出。但是一种在看不见、摸不着的荆棘丛中艰难起步、悄然潜行的“文化”形态的崛起则似乎需要经受更多的洗礼和考验。今天的“三道”似乎有点百花盛开、争奇夺妍的局面，如果说这个花园的花能一直盛开下去，那么它的美处，肯定在于它的“风情万种”。我从来没有敢奢望“三道”可以让我们的现代诗坛重现唐朝诗歌盛世，但是“三道”“多元”口号的提出，绝对包含了非凡的勇气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谭五昌先生在《中国新诗300首》的序言中说：“我们可以相信，只要众多的年轻诗人奋发图强、精益求精，抛掉于艺术探索不利的浮躁与虚荣，最大限度的争取关心新诗前途的人们的理解和支持，那么即将步入21世纪的中国新诗必有一天会清音远播，重新赢得令世人称羡不已的盛唐气象。” 谭五昌先生的话仿佛为现代诗歌的将来作了很好的预言，而“三道”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崛起，以及它“多元”、“包容”口号的提出，仿佛也正应验了谭五昌先生的话。尽管“三道”的将来还没有一个很清晰的道路，但是我们相信，它在诸多诗人和理论家的努力下，在诸多有志于中国新诗前途的人士的关怀下，肯定会风雨兼程，一路成长，也希望“三道”的诗人们，在不远的将来能更好地肩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开拓出无限美好的瑰丽疆域。

2 “原野”论

近年来，曾经有不少人怀疑过“三道”的“路”，谭旭东先生在《有没有寻找第三条道路的可能》中，就曾怀疑“新诗有没有寻找第三条道路的可能？”就连“三道”的代表诗人树才先生在对于“第三条道路到底应该如何命名，应该怎么发展”的问题上，也认为“指向一片茫然之中”。也许对中国新诗来说其探索过程中的分歧本来就是常态的表现形式。飞沙的《第三条——什么道路》也曾经对“第三条道路写作”的命名表示质疑。飞沙认为“我理解的第三条道路，它并不上是一条道路，——它是一片原野，原野上林木葱茏，百鸟竞鸣。它是着力于中国诗歌整体建设的。它希望唤起的，是健康的诗歌精神的回归。”
谯达摩曾在文章中辨析飞沙的观点，认为飞沙将“三道”理解为原野而“原野不是路”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原野往往隐藏着若干条路。两个人争论的焦点在于“三道”是不是“道路”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的争论毫无意义。因为“三道”的客观存在已经证明了它的“道路性”，尽管它的道路就目前来看还不清晰，但是众多诗人的崛起最终会把它踩的锃光发亮，这正如鲁迅先生的名言：“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问题的实质在于飞沙的“原野往往隐藏着若干条路”的说法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观点。飞沙认为“第三条道路，……是一片原野，原野上林木葱茏，百鸟竞鸣。”这实际上是对“三道”的“多元”与“包容”的认可。“三道”的诗人坚信诗歌的丰富多样正是基于每一位诗人观念和文本上的差异（树才）；认为“‘三道’的写作没有统一的行动纲领，而且它也不可能有统一的行动纲领”（林童）；何况 “第三条道路的方向不是明确的，或者更准确地说，第三条道路从来没有一个现成的方向，第三条道路伸展入乱石和杂草之间，伸展出无路之处”（胡亮），这样的表述，其实无异于飞沙的“三道是一片原野”的观点。
从“多元”的角度来说，“三道”也未必真的就是“道路”，我倒是愿意承认飞沙“‘三道’是原野”的观点，况且飞沙的原野并不荒凉。而是“林木葱茏，百鸟竞鸣”，每只鸟都有每只鸟飞翔的道路，也就是有一千个诗人，就有一千条道路。“三道”的口号是“通向辽阔的艺术世界”，其实我们要达到的不只是要“通”，而且要“有”、要“创造”、要“建立”起一个“辽阔的艺术世界”，我们所要看见的结果，是我们的诗人们在这个“辽阔的艺术世界”里辛勤耕耘、快乐写作。
大唐的诗人们在那个遥远的国度异军突起，“李杜”双峰并峙，各家擅立门宗。“三道”虽然是一个新起的诗歌流派，但更像是大唐初起近百余年的一片“原野”，它的初期同样诞生了一大批个性绝异的诗人：“漫游的凤凰”——谯达摩，“凄艳的蝴蝶”——路也，“逃离城市的鼠”——卢卫平，“痛并幸福着的布娃娃”——娜夜，“秋风中独语的剑客”——林家柏，“摇滚的乌贼鱼”——邱勇，“尖叫的鸟”——赵丽华，“潜龙在渊”——殷龙龙，以及后来卷入“三道”的凸凹、楚中剑、远观、愚木、衣水、蒋楠、庞清明、旱子、野松、赵思运、老巢、朱晓剑、安琪、十品……等诸多诗人与理论家。
“三道”除了诗人的个性崛起之外，它其间也并不排斥流派和诗群的诞生。否则，“三道”提出“多元”与“包容”等于自打嘴巴。这正如林童在其《第三条道路随笔》中所说的“流派也罢，诗群也罢，不过是个姿态，我也欢迎认可第三条道路的诗人重组流派或诗群。这对中国诗歌的发展才更为有利。” “三道”的大度正是这样的，它的大度决不是虚伪的大度，不是自私的大度，而是为了中国诗歌而表现出的大度，是为了诗歌“王国”而表现出的大度。

3 “分则有、合则无”

“第三条道路：一条松散、宽容道路，无组织、无领导道路，如果谁想统一山河，那么他同时也已经被‘三道’开除。从诗学意义上说，第三条道路的行人是怒目相视的。‘我们团结在第三条道路上’的说法本身就是对第三条道路的亵渎。第三条道路诗学的精义在于各走各的道路，既不威逼他人，也不勉强自己。”
——胡亮《从写作到批评》
“三道”的人都相信，“三道”是每个人的道路，但不是所有人共通的道路，不是大家一起走的路，而是各自走的各自的道路，这些路是一条一条的，“阡陌交通”，但是“却不相闻”。林童在《第三条道路随笔》中讲：“如果我们的写作成功了，别人不知道是老巢的，是安琪的，或者林童的，这是第三条道路的失败。我们必须区分开来，而且区分越大越好”。从这个意义上说，“三道”有它自己的存在哲学，那就是“三道”是“分则有、合则无”的诗歌流派，是“同则消亡、异则长存”的诗歌流派。
从上面看，“三道”对于诗人关系的处理看似是淡薄的，但是仅仅从这一点看“三道”的存在是不合理的，也是不理智的。“三道”正是这样在散乱中保持着自己百花争艳、遍地花香的繁盛局面，古人云：“君子之交淡如水”，“三道”的诗人做的最好；古人云：“君子和而不同”，“三道”的诗人表现的最充分。
“三道”的“多元”同样含有无比强大的包容性，在“包容性”这一点上，林童谈的最为充分，他说，“这里所说的包容性，我想应该是指第三条道路写作对待一切文化遗产的态度。……不论是中国古代的、近代的、现代的、当代的，还是外国的，‘第三条道路写作’都持积极的态度去对待它们，即使对于‘知识分子写作’及 ‘民间写作’的成果也是如此。既不搞纯粹的民族主义，也不搞纯粹的民族虚无主义。”从这里我们看到，它的包容性是很广阔的，包容传统也包容当下；包容朋友，也包容“对手”；包容别人，也包容自己。
尽管“三道”是在“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剑拔弩张的时刻，在反对二元对立的夹缝中成长起来的诗歌流派，但是它“多元”和“包容”的特色，决定了它不能有任何主观色彩上的排斥性，因为“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同样是多元中的“元”分子。“有容乃大”在“三道”的身上同样应该凸显的光彩夺目。

4 “难”与“中兴”？

从历史过程看，大唐在持续了百余年兴盛后，便经历了“安史之乱”，在士人面前展开了杀戮破坏、颠沛流离、灾难深重的生活。大繁荣与大破坏都经历过了，然后是力图中兴而始终未能的振作。这样“丰富”的生活并不是每一个朝代都有的。多样多彩的生活，为文学的发展准备了丰厚的土壤，为文学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题材，扩大了他们的视野，给了他们激情，让他们不得不歌吟。
同样，“三道”的发展，在简短兴起的几年后，也发生不如意的“内讧分裂”，使得“三道”崛起7年后的2006年成为“三道”历史上的多事之秋。然而，尽管“三道”命途多舛，但是，在诸多“后起之秀”的努力之下，它简短的沉寂之后马上就发生了重大转折。
然而，大难之后再度转折的“三道”与“安史之乱”之后渴复“中兴”的大唐是有根本不同的。大唐在大难之后，是乱象纷纭、疮痍满目，而“三道”却是越挫越勇，一度转机。在这里需要说明，大唐乱后需要的概念是“中兴”，这是政治家渴望的名词。但是“三道”难后的繁荣，绝不是“三道”所谓的“中兴”。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政治家所渴望的“中兴”，是回归盛世，然而作为一个社会政治形态的“鼎盛”王朝在达到极点之后是不会再达到其以前的极点的。而文化意识形态则不同，它是可以进行跳跃式发展的，它的兴盛与否要放到“史”的长河中来衡量，比如中国的山水田园诗派，在当时的魏晋南北朝曾经繁荣，但是在后来的盛唐诗坛上照样“梅开二度”。“三道”的“难”也只不过是诗歌流派发展道路的“插曲”，它是诗派内部分工的再“调整”，不是诗歌整体意识形态的改变。况且，“三道”的“多元”与“包容”的宗旨也没有改变。分裂后的“三道”诗人，按照“三道”的“多元”与“包容”精神做依归，仍然客观性地归属在“三道”之内。
还有一点，这与文学史上词学与诗学在清代的“复兴”也是不同的。清代词学与诗学的“复兴”与当时统治者的提倡教化以便进行民众统治有关系，有“附庸上层政治”的意义，我们不否认，文化应该与政治发生联系，但是文化绝不能成为政治的“附庸”。而且它所谓的“复兴”也大抵是诗人和作品数量的增加，并没有新的诗词“元素”出现，这个名义上的“复兴”与以前的唐宋诗词的兴盛有根本区别。从今天看，“三道”的兴起与发展，还没有任何政治意义上的污点，希望它将来也不会有，而且它在后来的发展中吸纳了诸多新的“元素”。它的流派宗旨是一脉相承的，它的“难”与后来的繁荣是浑然一体的，是曲折中的延续和发展，而不是断代的变形。
从以上的几个情形看，“三道”难后的繁荣并不是类似于所谓的政治意义上的“中兴”，这也许就是上层政治与文化意识形态在内部结构调整上的不同吧。

5 前瞻与“前贤”

这里要论的一点是“三道”诗人的前瞻性与沉默的“前贤”的问题。
庞清明曾经在《网络乱象：第三条道路很受伤》中论说“三道”的后来者“一直不能理解一些早期的诗人为何此刻选择了沉默，而事实上沉默在大众看来意味着软弱甚至背叛。”其实我一直没有这样的误解，我一直理解（尽管没有深解）沉默的“前贤”，但我对于“三道”的“分裂”也不是持肯定的态度。我这里想说，这个事情绝对不是政治上的“打江山难，守江山更难”的问题，也许很多事情“三道”人也说不清楚。我赞成庞清明的说法，“第三条道路实力派诗人内心的伤害远远超过那些在网络上折腾的诗人。而他们靠着自己优雅、稳健、宏大而坚韧的诗风与文格为第三条道路不断加分，丰富并使第三条道路的山峰不断隆起。” 其实，“三道”沉默的“前贤”们，无论是在“三道”的“开国”中，还是在“三道”成立后的开拓与建设中，同样功不可没。何况，今天“三道”能得以存在，仍然是因了他们。
“三道”的诗人在“三道”的前瞻上似乎走的“太远”，很多诗人在看到“三道”分裂的时候，似乎忘记了“三道”的历史，在前瞻的同时，一味呼唤“后第三条道路”的到来。很多诗人与评论家在评论“三道”历史的时候都遭到所谓“后第三条道路者”的非难，他们强烈要求诗人与评论家们更多关注“后第三条道路”，而不屑于观察“三道”过去的那些批评文章。这些“后第三条道路者”的“数典忘祖”的做法显然是不正确的。割裂历史谈现在，显然会对事件造成主观的偏颇判断。况且，“三道”原本才短短的不到10年的历史，就呼唤所谓的“后第三条道路时代”的到来是否有点急躁冒进？新生事物总是在曲折中前进，一点小小的磨难就让我们忘记了沉默的“前贤”，这是一种不好的倾向。“三道”的路还很长，“三道”不需要在“夭折”的道路上“新生”。即使将来真的有“后第三条道路”的建立，那么，无疑它最重要的工作也是要总结“三道”的历史，否则，你如何凭借一个充分“标志”的与先前的历史断开联系。

6 被动的“多元”与更远的宿命

尽管“三道”一直标举“多元”、标举“包容”，但是天下的“元”有没有不符合“三道”“多元”的“元”？ “三道”的“包容”，有没有一定的限度？答案绝对是肯定的。
凸凹先生在《交待书，或我为什么走上第三条道路》一文中说：“在‘三道’行走，……不是完全的没有遮拦，它事实上又具备一种组织的力量”；林童先生在谈到“三道”的“向度”时也说，“再大的筐，也不能什么都装得下。”所以说，“三道”除了“多元”、“包容”，也有自己的原则。
林童先生说的好，“再大的筐，也不能什么都装得下。”任何一种文化形态、一个文学流派，都只能是符合条件的才包容，不符和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包容，而且这样的包容需要时间，需要实践来检验，而不是绝对的“拿来主义”和兼收并蓄，否则这是对对诗人的不负责任，也是对诗歌的不负责任。
最后，想说一点，“三道”的多元有诸多的优点，也有它的不足之处。这里绝不是菲薄“三道”的多元精神，实在是“三道”的多元，从其渊源来看，并不是主动的立身，而是被动的形成。它是在批判“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二元论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可以说，如果没有对 “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二元的批判，就没有“三道”，也没有“三道”的“多元”。与盛唐的诗坛对比来看，盛唐诗歌的起步，不是被动的，尽管同样看似在混沌中起步，但是盛唐诗歌流派的崛起和诗人们各自的崛起是自觉的，不是被动的，是主观的，不是环境的，而“三道”恰恰与此相反。历史的事件不会总是在历史的巧合点重合，如果真的是历史的重复，那么“三道”也许就没有了更远的将来。被动也许有被动的好处，这应该是“三道”背负的宿命。也许背负的越多，“三道”的诗人们才更懂得的愤然前行，更懂得找寻自己命运的最好归宿。

后记：本文于2007-6-10日作于武昌桂子山华中师范大学的学生公寓之中，从下午约16点开始，一直写到次日凌晨5点多，尽管内容看起来不十分充实，但是心血确实费了不少。其中第5部分“前瞻与前贤”补于2007-6-12日，原本是作为“附论”放在文章末尾的，由于需要，在修改时做了结构上的调整。另外，限于手中资料的严重不足以及多处转引的原因，曾导致不少观点引用上的错误，并先后得到庞清明、林童、胡亮等老师的多处指正。近日，本文又得到庞清明、楚中剑老师以及各位朋友的大力关注和支持，敦促我得以努力修正此文，在此一并表示谢忱。今日，对于文章的第4部分又做了认真修改，以期把模糊的观点修改的直观，把论证说的通达，希望能有所新异之处。文章经过1个多月的搁置和修改，于2007-7-13日最终定稿。由于才力所限，不当之处在所难免，还望各位方家斧正。

北残2007-7-13日于武昌桂子山华中师范大学学生公寓

作者: 韩庆成 时间: 2011-12-19 18:53
“三道”有它自己的存在哲学，那就是“三道”是“分则有、合则无”的诗歌流派，是“同则消亡、异则长存”的诗歌流派。

作者: 庞清明 时间: 2011-12-19 19:24

韩庆成发表于 2011-12-19 18:53
“三道”有它自己的存在哲学，那就是“三道”是“分则有、合则无”的诗歌流派，是“同则消亡、异则长存”的 ...

这就是异质化思维，第三条道路的前景维系在有独立个性的成长性诗人身上。

作者: 北残 时间: 2011-12-20 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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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庞清明 时间: 2011-12-21 11:25

北残发表于 2011-12-20 11:03
问候清明兄，今天才可以发帖、回帖。呵呵。

咱们多些交流，近两年主要精力用在“新中庸新批评”的诗歌写作中来了，期待你的第三条道路批判文章。

作者: 王征珂 时间: 2012-1-29 14:58
问候北残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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