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与俳句，以及现代禅诗 - 中国诗歌流派网

传说佛祖释迦牟尼在灵山会上说法，有人呈献了一朵鲜花给他。他便手拈这朵鲜花，看着众人，久久地一语不发。这时众人都面面相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只有摩柯迦叶心有所悟，脸上呈现出会心的微笑。于是，佛祖便将这“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道传给了他。禅，就这样在“拈花微笑”中产生了。于是，摩柯迦叶便被后世禅者尊为此一宗门的初祖。

公元6世纪禅走出印度进入中土，与这里的儒、道思想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之后，在唐代慧能禅师的推动下，逐渐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式禅宗。它不承认任何的权威偶像，没有教规，也没有圣典，是一种非宗教的宗教。

禅与中国诗歌的结合，就开出了汉诗园地中的一朵奇葩──禅诗。禅与诗的结合，有其内在本质上的必然性。二者都面对着一个根本的大问题：生命。二者的发生和圆满也都基于同一种情况：觉悟。禅和诗所要完成的，都是体验和打开，使原本存在于事物中的东西重新凸现出来。

表达禅可以言说的语言形式，莫过于诗。因为诗的含蓄，诗的隽永，诗的韵味，诗的非逻辑反理性思维，都使禅的表达成为可能。同样，诗歌在与禅的接触中，吸收了禅对生命，对自然，对山河大地万事万物那种超然、明净、空灵、穿透的智慧和精神境界。诗人在这种境界中，也就成了“诸法无我，明心见性，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禅者。

在唐代，已经有漂洋过海来华求道或经历千难万险去日本弘法的僧人，把禅宗从中国传人日本，但却并没有在日本社会造成普遍的影响。直到被尊为日本禅宗初祖的荣西禅师，在宋代时两次来到中国游方参学，于虚庵怀敞禅师处得受临济禅法的心印和衣具。荣西返日后，大力弘扬临济禅法，认为兴禅可以护国，因而得到镰仓幕府的信奉和护持，以致朝野尊崇。其著作《兴禅护国论》对日本禅宗的弘扬影响深远。荣西的再传弟子道元，在南宋时也来到中国，历访诸山禅门大德，在天童如净禅师处得受禅法心印。道元回日后，创立了日本曹洞宗，并创建永平寺作为曹洞宗的中心道场。

室町时代，禅宗也得到幕府的大力护持。禅宗一枝独秀地活跃在日本社会的各个阶层，并逐渐产生了浸润着禅宗精神的俳句、园林、茶道、花道、书道、剑道乃至武士道等。禅寺常是学问的中心，禅僧便是教授师。

江户时期，把持日本国家大权的德川幕府对佛教也基本上是保护的。中国明代黄檗山的高僧隐元禅师，应邀赴日本弘传禅法，受到幕府的尊崇和皈依。隐元在日本开创了黄檗山万福寺，弘扬黄檗禅风，并设坛传授佛法大戒，从者云聚。他被崇奉为日本黄檗禅宗的初祖。跟随隐元禅师赴日弘法的弟子性善、性莹、性机等禅僧，也都成为了当时日本的禅门名家。日本黄檗山的修学清规乃至起居饮食都是中国风范，下属的各个分寺，至今仍沿袭着中国古老禅林的作风。

日本的俳句，一般每首只有十七字，按五七五的句式排列，并受“季语”的限制。所谓“季语”，是指用以表示春、夏、秋、冬的时间用语，也就是显示季节的语句。这是因为日本的国土狭长而四季分明，又经常面对风暴、地震，以及火山爆发等与季节相关的自然灾害侵袭，所以这个民族对于季节的变化就细腻而敏感。

俳句与中国的古体诗、词一样，有着一套自己的格式和平仄音韵，不是可以随便填写的。比如中国的律诗和绝句，就设置有起承转合、平仄音韵的严格规定。还有宋代兴起的“词”，也要严格依照设置好的句式和平仄填写。即便是最短的“十六字令”，也不例外。从对比的角度看，日本的俳句更接近于中国从律诗发展而来的“宋词”，虽然在格式上呈现了便于谱曲吟唱的长短句，但依然不能像现代诗歌一样的自由随意，而是设置有音韵、句式和字数的种种限制，所以应该归入“格律诗”的范畴。

连歌开始于十五世纪，是由多人一起共同创作出来的古典日本诗。它的第一句为五七五句式的十七音，称为发句；胁句为七七句式的十四音；第三、第四句以后为前两种句式的轮流反复。最后一句以七七句式结束，称为结句。

俳谐和连歌一样，也由十七音和十四音的诗行组合而成。与所有的艺术发展一样，俳谐后来也在日本的不同历史时期，分化出许多不同的风格流派如“贞门俳谐”、“谈林俳谐”、“蕉风俳谐”等等。

松尾芭蕉（1644—1694），本名松尾宗房，别号桃青、泊船堂、钧月庵、风罗坊等，生于伊贺上野。是日本江户时候的俳谐诗人。芭蕉早年曾师从禅者北村季吟学习写作俳谐连歌，后又拜禅儒皆通的藤原惺窝为师。据说他在芭蕉庵居住时，也曾跟随佛顶法师参禅。在深川结庐隐居和后来的云游生涯中，他不顾生活的清苦，静心研究中日古典文学和禅师语录，并悉心于俳句之道，精益求精，渐臻炉火纯青之境。他在《虚栗》跋中言，他的俳句创作“尝李杜之心酒，啜寒山之法粥。”得益于李白和杜甫的诗，同时从寒山的禅诗中领悟到很深的禅机。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够将以滑稽搞笑为主、游戏色彩浓厚的俳谐诗，提高到严肃且追求禅意境界的美学风格上去。

1891年冬，他着手整理编辑历代俳谐的分类全集。1892年，他开始边整理边在报纸上刊载自己关于俳谐的编撰心得《獭祭屋俳话》，并由此提出了俳谐应该革新的主张。子规认为，俳谐、连歌已经不再具有文学的价值，应该使其中的“发句”独立成诗。于是，由他开始，将俳谐连歌中的五七五的发句独立出来，定名为“俳句”而沿袭至今。

俳句，这种由十七个音“五七五”三行式组合而成的诗歌结构，成为了世界上最短小的格律诗之一。俳句继承了日本民族传统和歌体察世间万物自然风情的细腻风格，并且很多俳句与禅的思想相关。正如铃木大拙所言：“要了解日本人，就意味着必须理解俳句；要理解俳句，就应体验禅宗的‘悟’。”如被尊为“俳句之祖”的山崎宗鉴，就是一位才华横溢、飘逸洒脱的禅僧。他热爱自然，认为俳句应达到自然与禅境的和谐不二。其著作《大筑波集》为日本最早的俳句集。

禅宗复兴的德川幕府时期，也是俳句写作的黄金时代。禅者创作俳句是这个时代的时尚，一些禅僧同时也是颇有名气的俳句诗人，如被铃木大拙誉为“伟大女诗人”的禅门比丘尼加贺之千代，参禅打坐之余，创作的俳句清秀纤细，富于幽深的禅意，为世人所赞叹。

在俳句创作方面成就显著的松尾芭蕉继承了平安时代以来的闲寂风雅风格和日本民族历史久远的“物哀”文学情绪，并把这一切与禅意很好地结合在一起。芭蕉认为，这种诗意的禅悟是“根于内而见于外者也”。又说：“自古以来，具风雅之情者，担负书箱，足磨草鞋，头戴破笠，不避霜露，宁心静志，洞见物情，故愉愉然。”他还认为“日月为百代之过客、行年之旅人。故浮生涯于扁舟，迎暮年于马上，羁旅度日”，因而“松之事习之于松，竹之事习之于竹。”

这位俳句大师的大半生，都是在自然山川和荒野僻径的跋涉中度过的。如他在《奥州小道》里写道：“早巳抛却红尘，怀着人生无常的观念，在偏僻之地旅行，若死于路上也是天命。”诗人在飘泊中获取不尽的诗意和丰富的想象力，在孤独寂寞中，反省着人生的意义，体味着空寂灵明的禅境，并把这些生命的体悟用俳句的形式优美地表现了出来。

美国诗人布莱茨（R·Blythe）如是形容俳句：“它是—扇半开的门，是一面擦拭干净的镜子，是一种回归自然的方式：是我们能与月亮为伴、与樱花相识、与落叶为伍的方式。它同时也是—段回归佛性的心路。”

禅与日本俳句的结合，使得俳句能够在有限的字句中，包涵着无限的内容。对此，正如铃木大拙所说：“感情达到最高潮时，人就会默不作声，因为任何语言都是不适当的，或许连十七字也过于多。无论在什么场合，多少受到禅的方法影响的日本艺术家们，为了表现自己的感情，产生了用最少的语言的倾向。如果十二分地表现了感情，就失去了暗示的余地，暗示力是日本艺术的秘诀。”

其实，当人类社会进入到近、现代的时候，地球上无论哪个民族哪个国家，当然也包括了中国和日本，谁也无法依然停留在历史的记忆中。这其实就是佛禅基本思想中“无常”理念的不断印证：枯败、繁荣、新生、死亡、革新、改变…，一切都被事物内部的隐秘规律所规定。

中国的格律诗也好，日本的俳句也好，以及欧美的诗歌艺术，当我们稍一回首，就会看到一条不断改变着的曲线，蜿蜒向前。中国的格律诗自中国的“白话文”运动以降，逐渐的被现代诗歌所代替。而日本的格律体俳句，也在其演变的过程中，出现了自由体的俳句——不再被“季语”和五七五的三行句式及平仄音韵的所限制。并且，现当代的日本诗人，很多也在欧美诗歌的影响下，开始了完全现代意义上的诗歌创作。但是，无论古典也好，现代也罢，有一样东西却始终贯穿其中没有失去，这就是禅。譬如日本的现代诗人三好达治（1900–1964），有一首诗题为《柔弱の花》：

诗人完全脱离了传统俳句或连歌的种种羁绊，运用现代语言进行诗歌的创作。但在整个诗的字里行间，却依然传达着浓浓的闲寂、物哀和禅意——无常和空性。无论牵牛花、旅花还是葫芦花，都旨在言表着生命的美丽、短暂与无常。也因而提示我们，要好好珍惜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世间所有生命。

这里更值得一提的是，禅在中国自唐代六祖慧能大师之后，无论修行方式或思想理念都与以往的印度禅不再相同，从而成为了以“顿悟”为特色的“中国禅”。中国禅在宋代之后，正式进入日本，并在那里生根、开花，结果，影响到日本民族文学艺术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上世纪初，日本临济宗禅者铃木大拙（1870-1966）将汉译的禅宗经论如《大乘起信论》、《楞伽经》等翻译成英文在美国及英国出版，开启了禅向欧美地区的传播之门。之后，铃木前后在美、英等国生活和工作长达25年，直接用英文在各大学演讲，并出版英文著作《大乘佛教概论》、《禅论集》、《佛教与基督教》等，使欧美诸国对禅文化开始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和接受过程。二战之后，禅在美国的哲学和文学艺术界，特别是诗歌界更是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热潮”，且涌现出一批重要的现代禅意诗人，如肯尼思•瑞克斯洛斯、加里•斯奈德、詹姆士•赖特、W•S•默温、庞德等等。他们从接受并倾心禅宗思想入门，也开始翻译中国古典禅诗诗人如王维、白居易等的诗歌。日本的俳句，因为深契佛法禅理，又短小精辟，意象丰满，更是成为庞德等意象派诗人创作灵感的不尽源泉。

当然，上个世纪向欧美诸国传播禅文化的，并不仅仅铃木大拙一人，如铃木俊隆禅师，在此方面也居功甚伟。但铃木大拙无疑是具有开创之意从而最为重要的一个。

在现代禅诗的探索和形成过程中，台湾诗人走在了现代汉语诗歌的前列。台湾诗界的“苦行者”周梦蝶，不但用诗传递佛旨禅意，更是一个头陀式的修行人。而有“诗魔”之称的洛夫，是台湾“现代派诗歌”的倡导者和成就者。但他晚年归禅，自称要回归到《金刚经》“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禅意境界里面去。

中国大陆的情况比较特殊。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在文化和宗教方面，不但与欧美及日本等诸多国家或地区在横的借鉴方面曾被长期隔离，在纵的继承方面也曾被生硬的割断。中国人重新认识儒、道及佛禅诸家思想，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的事情了，有很多还是“出口转内销”的。譬如禅文化，我们就是在看到其在日本和美国的巨大影响后，才开始关注和重视的。尽管如此，我们毕竟又一次接通了这条贯穿华夏民族几千年的文化血脉。

在现代诗歌方面，中国诗人在摆脱了意识形态的禁锢之后，开始了对于各种思想和语言方式的探索。现代禅诗，就是自上世纪末以来开始形成的一个现代诗歌写作流派。

1997年，南北的《现代禅诗一瞥》发表，正式揭开中国大陆现代禅诗写作实践和理论探索的帷幕。在接下来的21世纪之初，伴随着互联网络的普及，《现代禅诗探索》BBS论坛在2005年创立，使原本散落辽阔土地各处、具有禅心的诗人聚集一处，发表作品，相互交流，激励前行。

2007年夏，依然是依托网络论坛为交流平台的“现代禅诗研究会”在皖南黄山的太平湖畔宣告成立。2009年末，现代禅诗研究会的会刊《现代禅诗探索》创刊，成为了BBS论坛之外，又一个重要的现代禅诗同人聚集和交流平台。

在现代禅诗的理论探索方面，南北完成了30多篇共计5万多字的《现代禅诗系列理论随笔》，初步奠定了现代禅诗作为一个新生诗歌流派的理论基础。其他如碧青的《中国现代禅诗的重大美学贡献》，张黎的《现代禅诗是中国汉语新诗发展的终极走向》，樵野的《不着禅语，尽得风流》等，都从不同角度丰富了现代禅诗的理论库藏。

现代禅诗研究会的成立，以及基本理论的形成，吸引了国内外有此禅意写作倾向的诗人聚集一起，逐渐形成一股清新的诗歌力量。他们提出了一个十六字的“现代禅诗基本理念”：

在诗歌的具体写作中，现代禅诗流派同人坚持禅的通透和简朴原则，不但借鉴学习台湾、日本及欧美的优秀现代禅意诗，而且对于中国古代禅诗和日本的俳句作品，更是重视有加。

俳句的丰富意象，凝练语言，以及开阔的禅意境界，都成为现代禅诗研究会诗人们积极借鉴的对象。也由此，现代禅诗诗人中俳句式的短诗写作，也成为了不断探索中的写作方向之一，相对于一般现代汉诗的写作，具有清新独立的审美旨趣。

这是现代禅诗研究会同人何兮的一首短诗，深得俳句之韵味。而另外更有将中国唐诗宋词以及日本俳句进行融合后进行的现代禅诗探索，也令现代汉语诗坛为之瞻目。

毫无疑问的是，我们是现代人，我们呼吸着现代社会的空气。因而，我们不能不去正视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一切。我们要像一棵倔强的树那样，吸收身下土地和辽远空间的所有养料和水分，我们要努力成为一棵健康愉悦的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