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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海:写长诗就像跑马拉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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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肖振中
时间:
2013-1-18 15:44
标题:
小海:写长诗就像跑马拉松
高 琪
小海,本名涂海燕。1965年生于江苏海安。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有个人诗集 《必须弯腰拔草到午后》、《村庄与田园》、《北凌河》、《大秦帝国》,对话录《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思洛与小海》(朵尔卡翻译,2002年5月)、《依兰·斯塔文斯与小海:关于文学的对话》(周春霞翻译),诗合集《夜航船》、《1999九人诗选》,主编有《
2013年1月4日,诗人小海在台湾高雄佛光山礼堂,接过了星云大师颁发给他的“天问诗人奖”。诗人、诗歌评论家唐晓渡宣读了授奖词:
小海的诗,朴素,亲切,温厚,深沉。这位乡下长大的早慧的诗人,他的生命扎根在土地的深处,他的灵魂是怀乡的、泥土质的。正是怀着对家乡的深情,他写出了《北凌河》这样辽阔而动人的诗篇。如果说他的早期写作是一种“地问”,即谦卑地叩问土地,从而把“村庄”拓宽成一个美丽而忧伤的抒情空间,那么,他近几年吟唱不止的《影子之歌》就是一种“心问”,即沉思地逼问自心,从而把个体生命的种种细节转化为一种活泼、辩证的禅悟之境。对他来说,写诗无疑是一种自我救赎。他以朴素的诗句来“参与这个世界的生死流变”,表达着对人间和万物的悲悯之情。基于“诗如其人,人本决定文本”的理念,谨将2012年度“天问诗人奖”授予诗人小海。
这是第四届“天问诗人奖”,由《读诗》《译诗》《评诗》等诗歌刊物主办。在这次两岸诗歌界共同组织的新诗峰会上,还举办了小海诗歌研讨会。
因为少年成名,小海被不少同龄诗人称为“老前辈”,他早期的诗歌至今仍然常常被提起。人到中年的小海更喜欢长诗,从2008年起,他先后创作了《大秦帝国》和《影子之歌》两部长诗。他以跑步来比喻诗歌写作:“写短诗就像短跑,写长诗就像跑马拉松。”事实上,小海也是一位马拉松爱好者,几乎每天要跑十公里,还常常和跑友一起到太湖边晨跑,迎接朝霞,和自己的影子赛跑。
两部长诗标志着小海诗歌艺术的嬗变。短诗需要灵感的爆发,而长诗是一位成熟的诗人综合实力的体现。小海说,现在的写作才能代表他的艺术水准,而且将来会比现在更好。
写短诗就像短跑,写长诗就像跑马拉松
苏周刊:您刚刚在台湾举办的两岸新诗峰会上获得“天问诗人奖”,您的新作、长达两三千行的长诗《影子之歌》,在《作家》、《诗刊》、《花城》以及一些诗歌选集中都以很大的篇幅推出,请谈谈这首诗。
小海:在20082009年完成了诗剧《大秦帝国》后,我开始创作《影子之歌》,初衷是力求使这部作品成为一个和我设想中的乌托邦文本一样,是动态的、创造性的、开放的体验系统,是关联性的关系总和。在《影子之歌》中,我有意将诗歌的日常经验泛化。而经验的本质必须也必然同它的判断(命题)对象相符合。
我在年轻的时候认为没有长诗这种东西,所谓的长诗都是短诗构成的。人到中年感觉不同了。写短诗就像短跑,写长诗像跑马拉松,短跑要求爆发力,对起跑、加速、冲刺各个阶段有不同的要求。短诗再短,哪怕仅仅是一句、几行,都要考虑到能量的聚集、发挥和句子的张力;数千行的长诗则要规划、经营,像跑马拉松,呼吸、心律等都必须调整到悠长的频率上,节奏和调整方式都会不同。一些我们能够看见的,比如长诗的总体结构、布局、骨架、形制、脉络、段落、句式等组成的是外在的形式规范,还有一种是内在的韵律、气息、呼吸、节奏,取决于诗人的个体禀赋和气质。我的想法是,“影子之歌”都是影子这个概念自身的练习曲,但不同于钢琴的,而是古琴的。我们知道,古琴是没有练习曲的,钢琴才有,古琴中的曲子由每个人的弹奏风格和节奏的把握来决定,演奏风格和弹奏时间各不相同。就是说,好的琴家每一次演奏都是一次再创造。这又像是在运用一种奇特的对位法,把自然的影子和抽象的影子对等起来,表达出叠加、冲突、张力与和声的效果,有时我置换和嫁接它们,让历史的影子反照进现实,让影子为某种时刻、某个历史人物招魂、说话;而有时候就像是影子自己的变奏在起作用。“影子之歌”虽然有两三千行之多,但却可以从任何一个地方开始读,结构既是松散的,又是紧致的,可以循环,但又不是我们熟悉的古代回文诗。有时可以读其中一节也能代表全部,它们是彼此映照的,细节可以代表整体,是有全息意义的。我想营造一种场,一个影子的信息场,也可理解成影子大全、影子库、影子辞典,它解析、呈现、撕裂、组装、磨合,这是一个自在的影子世界、影子庄园、地上和地下的影子王国,永远向人们打开而不是屏障的。也可以说在“影子之歌”里,影子是我们存在的纯粹形式,这个影子也可以是超越主体的直观能力和理性意志的,是我诗歌的一个策略性文本,它却又是不可能被完全对象化和客体化的。影子不是生命,但貌似生命,是生命的运动和变化的抽象形式。
苏周刊:您现在更偏爱长诗?为什么?有不少人很推崇您早期的作品,您怎么看?
小海:人到中年之后,和以前的写作不太一样,总希望个人的精神阅历、生活经历和积累都能够在诗歌中表现出来。我的人生观、价值观、哲学思考都比过去更成熟了。长诗是考验一个诗人的综合实力的,它更复杂、更有难度,需要你对诗歌的架构、气势、节奏、起承转合,调控把握,和短诗完全不一样。《影子之歌》比《大秦帝国》难度更大一些,《大秦帝国》有历史人物、史实记录可以依托,还是有迹可循的,而《影子之歌》写的是抽象的、虚幻的东西,需要变无形为有形,从无中生有,这样的写作难度更大,对我来说也更有挑战性,有助于拓展我个人诗歌领域的精神版图和疆域。我少年时期的诗歌得到过不少肯定,确实至今还有不少人推崇我那时候的诗,但是现在看来,我个人并不太喜欢我那个时期的诗。当时可能由于偏于一隅,更容易凝神聚力,想象力无限扩张,另一重世界反而打开了,这可能是我个人作为诗人的一个优势。诗人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指称,我那时候可能就表现出了这种能力。但是一个少年的心智还没有完全成熟,当时视域、阅历都很贫乏,有没有过人的能力,还要经受时间的考验。少年成名对一个人是很大的考验,它像一个魔咒,甚至会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我编诗集的时候不可能把自己的过去抹掉,但是事实上,我是有点“悔少作”的。人的生理历程是不可逆的,但精神领域会继续扩展,我的各种可能性还在不断生发。我现在的写作才能代表我的艺术水准,而且将来会比现在更好。我对诗歌是抱有很大信心的。
我不迎合读者,也不拒绝读者
苏周刊:今天依然有人认为要进入当代诗歌的阅读有一些难度,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小海:读不懂的问题是个老问题。“朦胧诗”的产生就是由于当时的许多人说读不懂、太朦胧,在社会上和艺术评论界都有一些争论,所以就由所谓的读不懂的那部分大众命名了新时期的一个诗歌流派,这是文学史上一个有趣的社会学典型案例。但在今天,还有人说读不懂,我也并不奇怪。在一个场合曾碰到过有人问我:李白为什么会“朝如青丝暮成雪”?这也不奇怪,要允许理解力的差异。
作者和读者之间存在着双向选择,我不迎合读者,也不拒绝读者,读者和作者是两厢情愿的关系。有的读者说,面对诗歌我有点迷惑、犯难,其实我们在面对现实世界时不也常常困惑、迷茫甚至不适应吗?另一方面,诗歌无解,就是说对一首诗的理解见仁见智,没有标准答案,这也正是诗歌的美妙之处。苏珊·桑塔格早期在《反对阐释》中甚至认为阐释是智力对艺术的报复,败坏了人们对艺术的直接感受与体验。有的读者可能喜欢我过去的诗歌风格,但我不想从固化的经验出发,一味复制自己,世上没有一劳永逸的现成事。我还在探索各种可能性,以求突破,不断自我陌生化和寻求“他者”激荡,尽可能让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源泉不致枯竭。
高明的读者知道,好的诗人和诗歌是很特别的,常常是从不信赖对文学的所谓共识开始起步的。他们未知的创造力总是向着人性的释放和诗歌自身解放的方向发展。就像桑塔格《在文学就是自由》中所说“文学是进入一种更广大生活的护照,也即进入自由地带的护照。”
诗歌有先锋性、实验价值和启蒙意义
苏周刊:莫言得诺奖后,有人提出要重估中国当代文学。也有人指出新时期以来诗歌成就不高,也有人提出相反的观点,认为新诗的成就和价值甚至在小说之上。您怎么评价中国新诗的成就和问题?
小海:不管人们对莫言获诺奖如何评判,这至少说明世界视野中的中国和中国作家持续在场,不可或缺;包括浮出水面和潜在水下的一批中国作家作品,其实早已有实力比肩世界文学。
新诗有近百年历史,这一百年,中国社会都处在前所未有之大变局中,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的生活形态、文化结构都被打破,遑论诗歌的传承了。胡适那一代创造的新诗,至少从形式上看,一开始就是拿来主义的。因为传统的中国古典诗歌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已自成体系,其文言文形式、抒写内容、思维心理、艺术规范等已十分自足、成熟、圆满,甚至可以说形成了一些定式,使用白话诗、口语诗进行创作的新体诗人们普遍认为不必再“戴着镣铐跳舞”,白话体新诗的产生就是为了摆脱和杜绝文言文程式化的“陈言滥调”,力求轻装上阵,“言文合一”,恢复语言最初的言说功能。新诗创作必须另起炉灶、另辟蹊径,可谓筚路蓝缕。百年实践和沉淀,尤其是新诗这三十年来的发展,一代一代的诗人们,广泛吸收外来营养,锤炼和丰富自身,诗歌视野日益开阔,确立了诗歌自身的主体地位,形成了多姿多彩的诗歌语言风范。胡适一代提出的“我手写我心”,在新一代诗人这里是真正做到了,成就毋庸置疑。我们也看到,当今社会和文学的大气候变了,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不再是时代的宠儿,新诗备受冷落,这不是诗人的问题或者过错,而是这个时代价值观的转向造成的。在这个物质的时代,诗歌成为了另一种意义上的精神奢侈品。
持中国当代诗歌的成就高于小说之说的并不止德国汉学家顾彬一人。我的想法是,今天的中国诗歌首先是贡献了一批可以拿得出手的优秀诗人;其次是在诗学理论上的贡献,虽然理论还落后于当前诗歌创作实践。更重要的还有当代诗歌对其他领域的影响。因为诗歌有先锋性、实验价值和启蒙意义。这种影响,有显性的,也有隐性的,无论是大的方面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意识形态,还是具体到对小说、散文、建筑、戏剧、电影、电视、美术、音乐。我仅仅举“他们诗群”为例。韩东、鲁羊、吴晨骏、刘立杆是优秀的诗人也是小说家;于坚是诗人,也是大散文写作的代表,同时是社会思想文化领域的批评重镇;丁当除了诗人身份,还是国内保险业的巨子;朱文、于小韦、李冯、金海曙也是优秀的小说家、导演和编剧,于小韦的建筑设计也为人称道;吕德安、任辉还是优秀的画家,陈寅是国内新闻传媒界的精英,杜骏飞、贺奕、张生、李森除了分别是诗人、小说家外,还是学者和批评家,等等。这就是诗歌独特的“溢出效应”。
苏周刊:当代重商社会的背景下,诗歌的价值与出路何在?
小海:重商社会处在消费时代,人们选择多元化了,许多人被社会潮流牵引着,是靠本能、靠欲望在活着。人是可以像动物一样生活的,但是长期不行,因为人还同时是精神的动物。当今,电影、电视、网络多媒体、手机占据了过去时代人们用在阅读纸质文学作品上的时间,而且信息量巨大,技术发展使得文学阅读更加便利和快捷,在此基础上,经过沉淀、过滤、筛选之后,也会有一部分读者有摆脱信息污染而进入深阅读的要求。当然,在重商社会谈诗歌像谈精神奢侈品。我认为诗歌不会消失、消亡,虽然从实际的生存论上有些无法解释,说诗歌不是必须的,但诗歌又是客观地存在着,而且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审美习惯几千年都被诗歌影响着,诗歌的秘密的命运,诗歌中表达出来的东西已经成为我们对宇宙、人生一种特殊的理解方式,那种超越了计算和控制范围的一种艺术和审美的力量,让我们平添生活的勇气和对未来的信心。中国诗歌理应有更灿烂的前景。
“五四”以来的优秀诗歌 还不足以成为诗人成熟的参照系
苏周刊:您认为当前诗歌创作需要做哪些方面的创新?语言的?形式的?抑或题材的?
小海:说到创新,对一个有追求的诗人来说,是综合的、整体上的创新,肯定包括语言的、形式的、抑或题材的创新。但创新也不一定是要天天念叨、时时牢记的口号,它是诗人自然的、水到渠成的一种本质要求。
苏周刊:您理想中的诗歌的参照系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您认为“五四”以来的优秀诗歌是否可以构成一个相对来说较为成熟的参照系?
小海:“五四”以来的优秀诗歌还不足以成为诗人成熟的参照系,那常常是一个出发点,一个近景,这个参照系不管诗人愿不愿意说,诗人们怎么去说,其实至少是古今中外一切诗人创造的成果作为参照系,甚至这些都不足以成为诗人的参照系。诗人们是杂食的,也有各自神奇的参照系,我想一定是超出了诗歌范畴本身的。
苏周刊:现有诗歌中哪些因素你认为是陈腐而必须去掉的?
小海:没有一种因素是陈腐的,只有陈腐的诗人。优秀诗人的一个创造特质就是:化腐朽为神奇。
苏周刊:最终决定诗歌方向的是诗人的精神。近年来,当代诗歌在精神层面有着平民化、娱乐化的倾向。您认为今天的诗人更需要秉持怎样的精神?
小海:中国当代诗歌要在大众中广泛传播可能还需要启蒙、普及,但不是说要朝向平民化、娱乐化的目标行进,那样诗歌就成为了一个可笑的后缀,比如快板诗歌、二人转诗歌、脱口秀诗歌等等。说到诗歌的精神,我举经典的《诗经》为例,其作者那么广泛,来源那么鲜活,形式和内容那么有机统一,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宋代大儒程颐的解读是:“思无邪者,诚也。”也就是说诗人们都是要有真性情的。李泽厚先生的翻译是:“《诗经》三百首,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不虚假。”孔子又说“不学诗,无以言”,就是说诗不仅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精神和文学符号,诗歌本身还可以确立为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标准。
苏周刊:近年来,新诗要不要向古典诗歌学习,以及如何学习、学习什么成为争论的热点问题。这反映出诗歌审美的不同取向,即有人希望通过直接与传统贯通气脉,而为新诗“补气、补血”,而有人坚持新诗就是“革命、创新”的先锋,拒绝走回头路。您认为当下诗歌最需要加强的是“传统性”,还是“先锋性”?
小海:这不是“命”和“脉”的关系,更不可断裂了看。先锋何尝不是为了“补气、补血”呢,即使是坐拥古典诗歌的宝山,也还是会气、血不足,奄奄一息,前一阵子有论者开始怀疑新诗主体性是很荒谬的,好像历史倒退了百年。古典诗歌对我们非常重要,当然要不断学习,从中汲取养分,但绝不能走“复辟”的回头路,我的态度,可以借用李义山的这一句诗:留得残荷听雨声。
苏周刊:诗人的写作常常要灵感,都带有某种神秘性,您写作时考虑到需要读者和知音吗?
小海:我写作是为了获得知音知己,为着不知道的或者无法确定的人,甚至为着遥远的、未来的读者,为了他的喜悦、信任和爱。这回音落在何时、何地并不要紧,但一定会有。诗人总在向未知的领域进军,需要勇气和鼓励,但这不是必要条件。写作是心灵的事业、寂寞的事业。我作品的第一读者常常是家人和少数朋友,然后才是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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