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冰 发表于 2013-3-9 15:44
翟永明胖了，更有风韵了。
女性意识与成长
“一个人要走多远才能成为一个女人？”我借鲍勃·迪伦的一句歌词，问她们这个问题。因为女性意识的成长，具有水一般的流动性，不分地域和年龄。
早已知天命的翟永明用这样一个回答概括了几十年的道路，她说“我走了很多步才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
翟永明1986年成名，1984年就以组诗《女人》中独特语言与惊世骇俗的女性立场震撼文坛。生活的巨大变化和职业选择的不自由，令她被迫直视内心的黑暗，写下“我，一个狂想，充满深渊般的魅力”这样的句子。国外的游历和白夜酒吧的开张介入了她的生命，她在自我觉醒中看到了自己的改变，从激烈对抗变成了接纳慈悲，在《十四首素诗》中，她借探讨母女关系，表露出了一种生命的成长性，从和年长女性的对话中，她看到了自己的未来。“于是谈到诗时 不再动摇/——就如推动冰块/在酒杯四壁赤脚跳跃/就如铙钹撞击它自己的两面/伤害 玻璃般的痛苦——/词、花容、和走投无路的爱”。
跨界的艺术生活也是变因之一，有一张翟永明的自拍照令人印象深刻，黑白灰的层次感，抓拍下的女人、阴影和瞬间……80年代初期起，她始终对艺术抱有广泛的兴趣。这也令她不再畏惧女性意识里的黑暗，而视其为一种可以改变的自然存在。甚至在镜头下直视这些东西。她认为，诗歌与影像之间，也许互为镜子。
翟永明把女性意识扩展到更多领域，她密切关注现实民生中的不公正和女性内心中的怯弱，这些都化为长长短短的诗句。她认为，女性主义虽然在中国不讨好，但还是要面对它，不能忽视或者畏惧。用她新诗集中的一句诗歌表示“干净的更干净，黑暗的更黑暗”。那些纯粹而不妥协的部分像一个惊叹号凸现在她的生命里，只是，她再也不怕了。
同样，高中退学，书写叛逆和残酷青春，写书、写诗、玩摇滚、旅游都不耽误的春树，一度被评论界认为“拥有狂放恣肆的女性觉醒意识”，也走到了自己成长的转折点。
即将三十而立的春树认为，“一个真正的女人是酷的”。朋克少女曾经害怕过长大，以为会摇滚而愤怒地过一生。现在她意识到“只是当时因为没有意识到长大不但是年龄的变化，也包括内心的成长”。
2012年，她走入了婚姻。尽管这个已婚的小妇人在口头表达上，仍保有《北京娃娃》时代的青春生猛。她说，我并不会因为婚姻改变我自己。但她承认，已经开始接受这个世界的不完美，以及自己的不完美。
【对话】
翟永明：用诗歌去表达成长后的敞亮
新京报：在你早年的诗句中，比如“我，一个狂想，充满深渊的魅力/偶然被你诞生。泥土和天空/二者合一，你把我叫做女人/并强化了我的身体/”。关于女性意识的觉醒一度启发了很多女性文艺创作者，这种意识是否随着时间推移增加了？你怎么看女性主义？
翟永明：这些年里，不管我对中国社会现实的认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但根本核心不会变，比如对女性主义和女性意识的认识。这本诗集里，有一些诗是与古代女性的对话，而《十四首素歌》中也有和母亲一代的女性的对话，也就是说，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我的写作中一直保留着对女性意识的追问。到今天，这种意识没有变淡，反而在加强。中国现在还是男权主导，性别歧视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而且被忽视和遮蔽。
在中国，女性主义长期被妖魔化了，大部分人将之等同于男女二元对立，其实女性主义是一种方法论，是认识世界的另一重视角。这些年，很多女性不愿也不敢再谈女性主义，大家也不真正关心性别问题。
新京报：一直有评论者在研究您诗歌中女性意识的黑暗，女性意识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干净的更干净，黑暗的更黑暗”这样的诗句，是一种道法自然，还是对纯粹事物的坚持？
翟永明：现在很多女作家爱申明：“我不是一个女性主义者”，我有时就想为什么女作家们会有这么强烈的不安全感。我个人对女性意识的认识也有一个变化过程：80年代中期我也曾避免强调自己是女诗人。总说自己首先是个作家，然后才是女作家。因为在中国，女性主义是不讨好的，不管男女性都不认可它。我们都会怕归类到不被认可的群体。事实上我们越这样说，越证明我们是女作家、女艺术家。我们越说得振振有词越暴露出我们对自我身份的焦虑。因为男性不会也不必这样说。所以现在我无所谓了，觉得女性主义也是一种思考的视点。
开白夜(酒吧)之前，我确实是一个很抑郁内向的人，一个人如果在很封闭的情况下，就容易往内走，所以很多人觉得我的写作中有女性意识的黑暗。开白夜的十五年确实改变很大，我必须要接触人，要做活动，所以性格和对外部世界的看法都变得比以前敞亮。不过，我至今不太善于口头表达，所以我选择了诗歌这种方式。
你所提到的诗句，代表我内心不能妥协的一部分；不管诗歌曾经多么边缘，被一些人耻笑，我不会觉得因为这个时代政治、经济、科学貌似更重要、更主流，就会影响我对诗歌的态度。这是一种个人感情。
新京报：我就想知道，你现在是这样一个成熟的女人，一个人要走多少路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
翟永明：我想说我是走了很多步才成为一个成熟的女人。我遇到的很多困难你们根本无法想象。80年代我从国家机关出来，不当工程师了，像一个异类，发现自己无路可走。当时我们那一代人没有自由选择生活和职业的可能性。而你们这一代人则是路太多了，不知该怎么选择。如果说内心能有一些成长，那是和对外部的反抗和妥协联系在一块的。
春树：现在我早就不怕长大了 新京报：从你的《北京娃娃》至今，十几年过去了，回顾当初的叛逆残酷，心境有无改变？不知你有无看过《只是孩子》的这本书，总有一部分人的青春期非常漫长，“有一句话不用讲，战士就该上战场。”怎么理解这句话？ 春树：这本书的大陆版、台湾版和英文版我都买了，它真的太棒了，对爱和友情的包容性，对艺术的热情的追求，都让我受到启发。回顾当初我自己的叛逆残酷，我发现我的内心也在成长，但仍然有着热血和叛逆。 新京报：有一种普遍的说法，越长大，越容易和这个世界和解。你依然信奉存在主义吗？婚后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你是否已经在和这个世界和解的路上？ 春树：我还是喜欢存在主义，但没把它当信仰。婚后的生活状态与婚前没有太大区别，我不会因结了婚就变成另外一个人。我与这个世界的关系没那么复杂，不是仇人，谈不上和解。 新京报：美国人说过你是新激进分子，但这些年你在行走或停留的途中，常常呈现安静自省的状态，你觉得这些年在国外的生活和一个人的旅行带给你了什么？ 春树：有句话我很喜欢，叫一日朋克，终生操蛋。以后我也不会变成中年雅痞，我讨厌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近些年来我会对个人生活和创作出来的世界之间画一道线，希望保持一些不被人知的个人感受，不想过多曝光。 新京报：诗集中有一句话，“我不该长这么大，知道得这么多，我应该缓慢成长，用十年长一岁的速度。”你怎样看待一个女孩的成长？你觉得女性意识对写作来说是不是足够明显？ 春树：女性意识对我写作来说是好是坏还不一定，首先是要有“人”的意识。事实上我越来越觉得“众生平等”，动物也需要关心和爱护。关于女性意识，我认为作家写作时应抛弃这种性别观念。人在思考时不分男女。我一直是追求自由的，女性的确受到的社会束缚更多，我尽量让自己不受束缚。所以要超越性别，首先要尊重自己的性别，其次别太当回事。 新京报：你曾经说过自己一度不想长大，害怕那种平淡的柴米油盐的生活。为什么选择走入了婚姻？你认为“一个人走多远的路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 春树：是说过不想长大，怕长大后变成一俗人，家长里短、没有个人空间和爱好。2005年认识了一个德国男朋友，发现那边的社会尊重的是女人，而不是没长大的女孩。因为女人可以为自己负责，自由也包括为自己做决定并负责。之前害怕长大是因为没有意识到长大不但是年龄的变化，也包括内心的成长。我希望自己做个心智成熟的大人。现在我早就不怕长大了。一个真正的女人是酷的，她明白自己是谁，知道自己能改变什么不能改变什么。
大梦如戏
当光涌入黑暗
如散场时人们纷纷离席
意识从每一折绝望里
栩栩地活过来
翟永明，2010年
——选自《行间距:诗集2008—2012》
急需存在主义
以外的哲学拯救
也许对于所有的人
都应该原谅
也许应该
原谅所有的人
也许应该
就连所有没有发生过的罪孽
一起打包原谅
边原谅边遗忘
才能轻装前进
但我无法一个人做到这些
我需要哲学的拯救
存在主义就像我用过的药渣
已经不管用了
春树，2006年6月3日
——选自《春树的诗》
乐冰 发表于 2013-3-9 15:44
翟永明胖了，更有风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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