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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中国当代文学果然垃圾？ [打印本页]

作者: 妙手丹青 时间: 2013-4-6 16:58
标题: 中国当代文学果然垃圾？
□文/王研

顾彬是谁？德国人、学者、汉学家、翻译家、作家……如果用现在最时髦的头衔来形容，也可以称呼他是网络红人。若是完全没听说过这个非常中国化的名字，你还可以凭本版的照片，亲切而又简单地把他形容为：一位英俊的外国老头儿。

最近几年，各种媒体平台从不缺乏顾彬的消息。互联网上关于他的最新新闻，是3月29日一篇题为《顾彬喜欢喝“二锅头”》的报道，内容依然是围绕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这位来自德国的汉学家，是中国文化界最“红”的人物之一。不知是因为他的不断“炮轰”而引来一波又一波的争论，还是因为太多的争论才令他需要不断地表达自己的看法。一个循环往复的“怪圈”令舆论兴奋着也疲累着。究竟应该如何看待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和作家的种种指摘？究竟中国当代文学和作家是不是一无是处呢？为此，3月30日，记者专门采访了文艺评论家张学昕、赵慧平以及作家孙春平，希望透过他们的观察向人们提供一个客观检视“顾彬现象”的角度。或许我们在喧嚣的争论中错失和忽略了一些本应该珍视的经验。

“顾大炮台”中国“走红”

2006年年中，《南方人物周刊》推出了一期关于德国的特别策划报道，其中一章便是对顾彬的专访。文中这样写道：“沃尔夫

冈·顾彬（WolfgangKubin）教授，当今德

国最负盛名的汉学家、翻译家及诗人，

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翻译家、作家。翻译过鲁迅等大量中国知名作家的作品，把中国当代文学系统地介绍到了德国……这位勤奋的学者、高产的翻译家、忧郁的诗人，额间有抚不平的深刻皱纹。他穿斯文的灰色衬衫，极窄的领带，矜持稳重，语速缓慢，是一个典型的欧洲老派知识分子。那时，顾彬在中国的知名度大概还只限于文化界的范畴。

同一年的11月，顾彬在接受德国权威媒体“德国之声”的访问时，对中国当代文学谈了一些个人的看法。一个月后，他的发言被《重庆晨报》报道，标题为《德国汉学家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随即引起文化界、新闻媒体以及普通读者的广泛关注和争论。

此后数年之间，顾彬每次有关中国文学的发言都会成为关注的焦点，其中的部分内容被摘编、被强化、被加重，甚至被断章取义，诸如“中国作家太业余”、“中国作家盲目自信”、“中国文学评论家的作品我们都不看”、“鲁迅是我们的，不是你们的”等等颇为尖锐的评价次次刺激到中国社会的神经。

2008年年底，顾彬在南京讲学期间，再度炮轰中国当代作家“普遍缺乏思想的内在力量，他们的力量都去了哪儿？卖给了市场！ ”

于是，“顾大炮台”成了顾彬的中国式花名。

顾彬是他者我们才是主体

文艺评论家张学昕、赵慧平最近都在阅读顾彬的新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他们与顾彬同样关注着中国当代文学和作家的成长与发展。在他们的眼中，顾彬是来自国外的一个新视角，但也只是一个视角而已，他是他者，而中国人自己才是观察自己的主体。

“对于外面的人如何看待中国文学，我认为，应该抱持一个开放和包容的心态。无论他们的观点正确与否，我们应该意识到，外面有这样一种看法，这是事实。”不过，赵慧平也认为，顾彬对于中国当代作家的批评，其中的一些观点过于情绪化，是极端的、偏激的，而不是科学和理性的评述。他说：“顾彬在德国并不是主流作家，他所得到的关于中国的文学信息是存在视角上的局限的。而他的判断，也都是来自于他个人的文学经验、民族传统和文学传统。他是作为他者来观察中国文学的，而我们自己才是主体。我们应该以主体的姿态来看待他者。应该说，他的研究有值得借鉴的地方，但是，也要意识到，他的文本选择是存在局限性的，占有的资料非常有限。 ”

针对顾彬提出的“中国作家是业余的”这样的观点，张学昕说：“不知道顾彬所谓的业余指的是哪些方面呢？业余在什么地方？”他认为，顾彬是站在学者的角度来看作家。 “上世纪80年代，王蒙曾经提出过作家学者化的问题。王蒙认为，中国作家应该加强自身的文化修养和知识结构。这个观点对当时的作家来说，是比较恰当的。因为，在当时，有些作家并没有接受过太多的教育，作品缺乏底蕴。而当代文坛，基本是以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生人的作家为主。上世纪50年代生人的作家，如李锐、贾平凹、王安忆等等，他们都是知青一代，受过高等教育。上世纪60年代生人的，如苏童、格非、阿来、余华等，更是学院出身的一代作家，文化底蕴很深厚。其中很多人非常酷爱读书，我曾经去过苏童和阿来的书房，无论是藏书量还是藏书范围，都令人惊讶，他们是非常博学的。 ”

张学昕表示，顾彬在评价中国当代文学时，所用的是西方的标准，甚至包含着蔑视的眼光。而且，顾彬的阅读并不充分。他说：“我记得顾彬曾经批评过莫言是一个还在用章回体写小说的‘落后’作家，其实，顾彬并没有读懂，他不清楚莫言用的是叙述的技巧，是现代的章回体，与过去的章回体比较起来，已经存在着许多不同。中国作家对语言的感觉，其中包含的神韵，那种意境感，顾彬作为外国人，未必能够完全体会，可能只是看到了皮毛而已。 ”

作家孙春平则认为，顾彬的一些观点其实国内的评论家也曾经提出过，但是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他说：“文学有其自身生长的民族环境，我们自己应该懂得去判断，不能盲目地以外国人的观点作为唯一尺码。 ”

给中国作家提了个醒

尽管顾彬的观点有许多偏颇之处，但是，其中也有不少值得中国当代作家认真思考的地方。

“顾彬说，不要玩文学。我同意他这个观点。作为冷眼旁观的他者，顾彬给中国当代文学和中国当代作家提了一个醒。”当下，中国作家的写作状态受到一些非文学因素影响，对此，张学昕也感到十分忧虑。他说：“商业时代的到来，给作家的精神状态带来了浮躁之气，现实充满了诱惑，作家难以摆脱各种利益的引诱。中国一流的作家之所以面临瓶颈，并不在于写作的技术问题，而是缘于如何提升作品的境界。莫言、王安忆、苏童、阎连科等作家，他们的小说在写作技术方面都非常出色，甚至超前。王安忆曾经提出作家应该工匠化，从中可以看出，她对技术的追求有多高。 ”

但是，尽管中国每年年产1000多部长篇小说，中短篇更是不可计数，然而，每年能拿得出手的作品却超不过三五部，其中的原因就是作品的境界还达不到一定的层次。张学昕认为，中国作家需要大善大美的境界，应该多一些平和、朴素，少一些冲动、浮躁。 “这么说，并不是要求作家们去拒绝现代生活所提供的各种享受，而是希望他们也能够在精神上有所追求。作家自身的境界上不去，又何谈洞悉民族的心灵境界呢？ ”

赵慧平曾经提出现代汉语文学的创作问题，他认为，顾彬对于中国当代作家在语言能力方面的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他说：“中国的古典文学，语言的运用自成体系，反映了民族的性格、情感和审美精神。 ‘五四’时期，从西方引进了很多先进的思想，文学要与封建思想决裂，古汉语转变为了现代汉语。但是，现代汉语文学发展到今天，还没有形成一个可以充分反映民族审美经验的体系。一直以来，我们都在引进西方的理念和经验，引进强势文化。我们的现代汉语文学多大程度能反映自身的审美经验？这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一些作家的汉语文学经验缺乏，不太讲究语言的锤炼，语言功夫相当差，有些小说的用词甚至超不过2000个常用字。 ”

另一方面，赵慧平也认为，尽管中国当代小说中也出现了很多关于人生、人性的反思，但是，作家们确实依然缺乏更深层次的体验和思考，很多作品欠缺思想深度，作家们不会评价身边的生活，创作是盲目的、模仿性的。 “为什么许多作家一直写不出来，应该要引起警觉，究竟当代的作家可以为中国新时期的发展进程提供什么样的新的文学经验？ ”

身为作家，孙春平对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状态有着更切身的体会。他认为当代的小说创作确实存在着“垃圾”，“现在有一些写作者越来越媚俗，大众逐渐失去了对于文学的敬重。我坚持认为小说应该好看，好看绝对不是问题，但是，不能因为好看而放弃了小说的内涵。 ”

挞伐不如对话

“顾大炮台”每次来中国，总能引起不小的波澜，国内的文化名人几乎都曾经被记者追问过对于顾彬发言的态度，其中许多都是愤怒和挞伐的声音，不管是正面抑或是负面的反应，对于顾彬的争论似乎热得有些过了头。

赵慧平一再强调，应该平和地看待顾彬的出现，他说：“看到学界的各种反应，我认为，文化交流还是应该采取宽容的姿态。我们需要大的文化胸襟、开放的态度、对话的精神。同时，应该思考，顾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法。 ”

张学昕则十分认同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所说的：对待顾彬的观点，应该像渔网打鱼一样，不是看漏掉了什么，而是要看捞起了什么。要重视其中有启发性和警示性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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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沃尔夫冈·顾彬

沃尔夫冈·顾彬（WolfgangKubin），1945年12月17日出生于德国下萨克森州策勒市，1973年获波恩大学汉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为《论杜牧的抒情诗》。

1974年至1975年，顾彬在北京语言学院（今北京语言文化大学）进修汉语。 1977年至1985年间任柏林自由大学东亚学系讲师，教授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及艺术。 1981年在柏林自由大学获得汉学教授资格，其教授资格论文题目为《空山——中国文人的自然观》。1985年起任教于波恩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中文系，其间升为该学院主任教授；1995年任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

顾彬以德文、英文、中文出版专著、译著和编著达50多部，如《中国文学中自然观的演变》、《中国古典诗歌史》等。合编、主编或翻译的著作和文学作品有：茅盾的《子夜》、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和《百花齐放》、巴金的《家》和《寒夜》，以及《现代中国小说（1949—1979）》、《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的妇女与文学》、《中国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等。

文章来源: 辽宁日报

作者: 风铃雨 时间: 2013-4-11 13:00
但是，尽管中国每年年产1000多部长篇小说，中短篇更是不可计数，然而，每年能拿得出手的作品却超不过三五部，其中的原因就是作品的境界还达不到一定的层次。张学昕认为，中国作家需要大善大美的境界，应该多一些平和、朴素，少一些冲动、浮躁。 “这么说，并不是要求作家们去拒绝现代生活所提供的各种享受，而是希望他们也能够在精神上有所追求。作家自身的境界上不去，又何谈洞悉民族的心灵境界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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