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维廉(Wai—LimYip)，1937年生于广东中山，先后在中国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取得英国文学学士、硕士学位。1963年赴美，1964年获爱荷华大学美学硕士。1967年自普林斯顿大学完成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后，一直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任教至退休，曾任比较文学系主任几十年，并曾协助台湾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北京大学发展比较文学学科。叶维廉是活跃在中美两国与台港大陆三地的双语诗人、翻译家、诗学美学理论家，著作四十余种。诗集有《赋格》、《愁渡》、《醒之边缘》、《野花的故事》、《花开的声音》、《松鸟的传说》、《惊驰》、《三十年诗》、《留不住的航渡》、《移向成熟的年龄》、《叶维廉诗选》(杨匡汉编)、《冰河的超越》、《雨的味道》等；散文集有《万里风烟》、《一个中国的海》、《欧罗巴的芦笛》、《寻索：艺术与人生》、《红叶的追寻》、《幽悠细味普罗旺斯》等；翻译有《荒原》、《众树歌唱》、Modem Chinese Poetry,1955—1965、Hiding the Universe：Poems of Wang Wei、Chinese Poetry Major Modes and Genres、Lyrics from Shelters：Modern Chinese Poetry 1930—1950等；批评和理论著作有Ezra Pound’s Cathay、Diffusion of Distances：Dialogu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Poetics、《饮之太和》、《秩序的生长》、《比较诗学》、《历史·传释·美学》、《与当代艺术家对话》、《解读现代后现代》、《中国诗学》、《道家美学与西方文化》、《庞德与潇湘八景》等多种。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陆续出版九卷本的《叶维廉文集》。
为什么我们讲西方现代主义，举的例子多是唐朝的诗?因为唐诗代表了中国语言艺术的高峰。西方接受中国诗，比如说阿瑟·韦利(Arthur Waley)，他是一个相当不错的翻译者，他最早的翻译也有单字直译的试验，可是他翻译出来以后，就抛掉了，因为他觉得像电报一样，是不可以的。他并没有了解到我提出的问题。另外他翻译最多的是白居易，他也翻译李白，可是杜甫和王维他都没有碰。白居易是比较接近西方的一个模子，白居易最接近叙述性；李白，我们不愿称他“romantic”，可是有一点个人情感奔放、爆发那个意思，所以他们两个在西方很快就被接受过去。王维就碰都不能碰，不是没有人翻译，西方人多不能理解王维在说什么。王维当然也有人翻过，但都被套上西方的演绎语法，几乎是到我的翻译《藏天下于天下：王维诗选并论》(Hiding the Universe：Poems of Wang Wei)出来才有了转变，可是西方汉学家也一直都没有真正肯定我的译本，但相当多的现代美国诗人却非常肯定。
叶维廉 我一直有一门课“Chinese Poetry and American Imagination”，就是谈美国的诗人在中国诗里找到什么东西去解决西方困境，我的《道家美学与西方文化》主要讲这个。我还有一些相关的英文文章没出版，我应该改写出来。其中，我有一篇关于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的比较长的文章。史蒂文斯所有写的东西不仅是诗而已，他所有写的东西都是美学的问题。比如他有一首诗The Snow Man，其中有句“One must have a mind of winter／to regard frost and boughs”(我们必须要有雪的心才能了解雪是什么)，史蒂文斯提出问题来了，这个问题就是：诗人在创作前感知／触及的是现象本身，所以他思考如何能让其中的物不经知性的破坏而照它本来的样子出现，史蒂文斯常努力想“成为事物的本身”而完成这种表现的方式，可是他用英文一直办不到。他时常在写“变为事物的过程中”，在读者与事物之间加上许多的解说，他最后一首诗of Mere Being(1955)，中间加很多分析性的部分。意思是说，他已经了解“不是关于事物的概念而是事物本身”，这是他另一首诗的标题，但是他还是要解说。作为艺术家，假定照他的理论，他诗里那些分析性的话都要被去掉，我就曾重写了那首诗。对我的重写，美国几个教授非常地愤怒，有人质问：“你有什么资格来重写大诗人的诗?”我说：“我不是要重写他，而是要表现一种美学的可能性，这种美学的可能性，在他的文章里出现了，但是他的诗没有做到。”我还找到史蒂文斯早期的一个剧，他里面基本上认为宇宙万物就是我们的“text”，比如说，你看一个风景，风景与风景之间，有什么关联?他的诗受画家的影响很大，他用画家的眼睛来看。为什么这么讲他为什么没有“belief”?没有上帝?他不要上帝，“no belief”。那物与物之间怎么连接?那就通过自然的旋律，风吹啦、自然的声音啦，来连接，他的整本诗都是这样的。他是一个大保险公司的老总，他死的时候，报纸登出来他的双重身份，他的同事很震惊，不知道他也是一位诗人。
开始时我只是带学生去户外做种种活动，后来变成一门课，就是诗生活／生活诗／体验诗，有时用“诗与演出”(Poetry and Performance)这个题目，先去体验，回来再讨论理论。但是我所有的课，都这样上，学校体制上那就不大允许。虽然我写诗也教人写诗，可是学校方面要我做的就是“packaging”，将知识包装成货物交出去。所以很多年来，我的升级跟我写的诗完全没有关系。那我首先要证明我是一个可以包装知识的学者，学校才让我去做这些东西。这个课没有停过。这几年我年纪大了，就不常做了。学生对这个课非常欢迎。一般一门课，一定要写报告，那我这门课是一个创作的报告，选课者必须创作一个活动，大家可以共同参与。换句话讲，这也是我的诗歌的一种。
叶维廉 其实是有不少，见诸文字，都要去找。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我的中文写作，我写得最好的这部分，目前还是中文的。英文部分，Michael Kelly编《美学百科全书》里面的“道家美学”是我写的，那是因为他们看了我的Diffusion of Distances Dialogu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Poetics(1993)，就写信来让我写。我另外发表的道家美学文章都是在学报上，一般人不大愿意看。很多人看到我的东西是通过我的翻译Chinese Poetry Major Modes and Genres(1976)，Hiding the Universe：Poems of Wang Wei(1972)和Diffusion of Distances Dialogu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Poetics(1993)，这些书的反响一直不错，但是是两极的：汉学家不喜欢，诗人非常喜欢。我的东西，尤其是我的翻译部分，汉学家觉得我的语言不合乎英文的惯用语法，他们说“你的书一看就是不完整的句子”等等，他们都不大了解语言的可能性。可是诗人基本都了解，而且非常喜欢我的东西，到现在都是这样，他们说：“你提供了我们追求的一种东西，就是我们怎么打破语言的界限。”
在这里有几点很重要：第一，现代主义里面主要是“lyric”这一个形式的诗，叙述性、演绎性、解说性的内容都尽量去掉；第二，文字是一种雕塑。所以说“the carving of language”，这个想法贴近我们“文心雕龙”的“雕”字。事实上这种凝练的过程我们中国一向都在做，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这个想法影响了30、40年代的诗，我个人有机会把它衔接。
我的书，像《比较诗学》，结构跟西方不一样，跟大陆—般学者写的也不一样。大陆都是先列好题目，一点、两点、三点、四点，连贯性的写法。但我的文章都基本独立，但文章跟文章之间有对话，秘响旁通，而不仅仅是论文集。更准确一点讲，我写单篇文章时，跟一般人的写法是一样的，一个层次接着一个层次延续下来。但我的很多文章都是交叉的，这给研究者一些麻烦。我的Diffusion of Distances Dialogu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Poetics，很多人把它看成是《比较诗学》的英文版，但并不完全一样。那里面有一个序，我还没有把它整体写成中文，我讲了一个故事，有人说从这点到那点是一条直线，可是也有人不走直线，东看看西看看，更全面。我们从中国小说的翻译里面，可以看出西方人怎么用那一套推理性的东西去处理中国小说的复杂结构。如《红楼梦》，最早出来的翻译把前面所有的神话去掉，把里面的诗的对话全删掉，只是单线去讲。这个就是因为西方定向定位的固定思维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