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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辛波丝卡：我偏爱写诗的荒谬，胜过不写诗的荒谬 [打印本页]

作者: 肖振中 时间: 2012-5-15 00:17
标题: 辛波丝卡：我偏爱写诗的荒谬，胜过不写诗的荒谬
　1　　维斯瓦娃·辛波丝卡更愿意做个隐居者。这位199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正如同为波兰诗人的切斯瓦夫·米沃什所形容的那样，“害羞，谦虚，获诺奖对她是个负担。她在自己的诗里面静默，她不会把自己的生活写进诗里。”不过，辛波丝卡提前把墓志铭写进了诗里：“路人啊，请你从书包里拿出计算器，/为她的命运默哀一分钟。/一分钟就够。”2月1日，辛波丝卡在波兰古城克拉科夫于睡梦中去世，享年88岁。辛波丝卡的诗富有美感和音乐精神，因此被称为“诗坛莫扎特”。她是第三位获诺奖的女诗人，也是第四位获得诺奖的波兰作家。她的诗歌被译成36种文字，18个国家出版过她的诗歌单行本。她出版于1976年的诗集《巨大的数目》，第一次印刷1万本在一周内即告售罄，这在诗坛真算是“巨大的数目”。去年，波兰总统科莫洛夫斯基授予她波兰国家最高荣誉白鹰勋章，以表彰她对波兰文化的杰出贡献。对于诗人的去世，科莫洛夫斯基写道：“几十年来，她用乐观、对美和文字力量的信仰，鼓舞着波兰人。”他还表示，辛波丝卡是波兰精神的守护者。
　　不过，辛波丝卡在波兰境外知名度并不高。中国普通读者熟悉她，多是通过台湾漫画家幾米的漫画。在那部著名的作品《向左走，向右走》中，幾米引用了辛波丝卡《一见钟情》中的诗句：“他们两人都相信/是一股突发的热情让他俩交会。/这样的笃定是美丽的，/但变化无常更是美丽。”幾米多次坦言：“诗人辛波丝卡的诗总是给我创作的灵感。”很多中国读者，正是因为阅读幾米，爱上了辛波丝卡的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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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个更愿意安静生活的“隐居者”，辛波丝卡写过一首题为《隐居》的诗歌：“你以为隐士过的是隐居生活，/但他住在漂亮的小桦树林中/一间有花园的小木屋里。/距离高速公路十分钟，/在一条路标明显的小路上。”诗句显见地充满了反讽与隐喻。
　　这一特点也体现在诗人的写作生涯中。1923年，辛波丝卡出生于波兰科尼克，8岁移居克拉科夫，她在那里一直住到去世。在大学，辛波丝卡研究社会学和波兰文学，1945年3月，她在《波兰日报》的青年副刊《斗争》上发表了第一首诗歌《寻找词句》，随后她相继在波兰报刊上发表诗作，并立即受到波兰诗坛的注意。1948年，当她正打算出第一本诗集时，波兰政局生变，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主张文学当为社会政策而作，辛波丝卡于是对其作品风格及主题进行全面之修改。这部名为《我们为什么活着》的诗集，迟至1952年才得以出版。
　　诗集代表了她早期的创作特色，辛波丝卡也像二战后步人文坛的许多青年作家一样，充满了对法西斯战争的憎恨和对战后新生活的美好憧憬，诗作富于政治色彩。反对冷战，反对帝国主义等，都是她诗歌的主题。但与当时流行的标语口号式的政治诗歌不同，她的诗写得含蓄微妙，具有幽默讽刺的特点，因而深受读者的喜爱。但时过境迁，她这一时期的诗歌也成了他人贬低她早期创作成就的口实。1994年她曾被提名为波兰文学院院士候选人，在投票时却因为其在50年代曾写过具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内容的诗歌而被否决。
　　事实上，对于早期这段创作经历，辛波丝卡之后显然有无限的失望和憎厌。在1970年出版的全集中，她未收录其中任何一首诗作。后来，她对诗人和批评家爱德华·贺希说：“在我创作初期，我热爱人性。我想为人类做些什么。很快我意识到，我也做不到。”1957年，她与早期政治信仰和诗歌创作告别，活跃于团结工会一系列运动中，但这并没有影响到她诗歌的创作和发表，她总是小心翼翼地处理政治主题，甚至有意让诗歌远离政治。1954年出版的诗集《询问自己》多了爱情和传统抒情的内容。到了1957年出版的《呼唤叶提》，她真正找到了自己的声音，触及人与社会，人与历史，人与爱情的关系。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辛波丝卡不再关心政治。在一首题为《时代的孩子》的诗里，她控诉了被卷入政治的日常生活：“我们都是时代的孩子，/这是个政治化的时代。/整日、彻夜，/一切事——你们的、我们的、他们的——/都是政治化的事件。”但严格地说，辛波丝卡称不上是“积极介入政治”的政治诗人——也因此她的书能逃过官方检查制度的大剪，得以完整的面貌问世——但隐含的政治意涵在她诗中到处可见。在诗歌里，她多半以日常生活经验为元素，透过独特的叙述手法，多样的诗风，锤炼出生命的共相，直指现实之荒谬、局限，人性之愚昧、妥协。
　　此后，辛波丝卡连续出版了诗集《盐》、《一百个笑声》、《只因为恩典》等。但在任何意义上，她都算不上是多产的诗人。在早期30年的创作生涯中，她只出版诗歌180首。据诗人自己说，她的诗之所以数量少，是由于“她房间里有字纸篓”，晚上写的诗，第二天早上一看不行便扔掉了。春天写的诗，往往躲不过秋天的考验。因此她的诗虽不能说字字珠玑，但多为精品。在《巨大的数目》之后，她有整整10年没有出版作品，直到1986年的《桥上的人们》，诗集里只有22首诗，然而篇篇佳构，各具特色，可说是她诗艺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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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仿若辛波丝卡关心政治却不介入政治，她的作品对世界既全力投入，又保持适当距离。她关心妇女的命运，但不强调女性自身问题，她同情人们的不幸遭遇，但不过于渲染社会的不幸。她是个抒情女诗人，但爱情诗在她的整个诗歌创作中所占的比重不到十分之一，而且写得有别其他的女诗人，缺少热烈缠绵的情感，更具理性。正如瑞典学院在给予她的授奖辞中提到的，在辛波丝卡眼里，“看似单纯的问题，其实最富有意义。”由此，“她的诗意往往展现出一种特色形式上力求琢磨挑剔，视野上却又变化多端，开阔无垠。”
　　辛波丝卡的诗艺看似单纯，却是千锤百炼的结果。因为，她清楚地知道，写诗注定是一趟永无终止的冒险。困难和挫败绝对压不扁诗人的好奇心，一大堆新的疑问会自他们解决过的问题中产生。不论灵感是什么，它衍生自接连不断的“我不知道”。在辛波丝卡看来，诗人，真正的诗人──也必须不断地说“我不知道”。“每一首诗都可视为响应这句话所做的努力，但是他在纸页上才刚写下最后一个句点，便开始犹豫，开始体悟到眼前这个答复是绝对不完满而可被摒弃的纯代用品。于是诗人继续尝试，他们这份对自我的不满所发展出来的一连串的成果，迟早会被文学史家用巨大的纸夹夹放在一起，命名为他们的‘作品全集’。”
　　辛波丝卡自觉这并不是一个诗的时代。“诗人们公然坦承走上写诗一途情非得已，仿佛对自己的身份有几分羞愧。在填写问卷或与陌生人聊天时，他们也较喜欢使用笼统的名称‘作家’，或者以写作之外所从事的任何工作的名称来代替‘诗人’。”但“存在的理由是不假外求的”。在《种种可能》一诗中，辛波丝卡对自己的价值观、生活品味、生命认知做了坦率的表白，她向世人宣告生命之多样美好以及自在生存的权利。因此，在不是诗的时代里，人们依旧写诗、读诗，诗依旧存活着，并且给我们快乐，安慰。辛波丝卡是懂得诗和生命的况味的，当她这样说：“我偏爱写诗的荒谬╱胜过不写诗的荒谬。”（余扬）
来源：文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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