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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夫：诗魔的“魔”是魔术的“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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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冬泰
时间:
2014-2-4 00:54
标题:
洛夫：诗魔的“魔”是魔术的“魔”
诗魔的“魔”是魔术的“魔”
南方都市报访谈洛夫
●他是台湾现代诗坛上最杰出的诗人之一，素有“诗魔”之称。
●他与张默、痖弦一起创办了《创世纪》，并成为这份诗刊任期最长的主编。
●台湾现代化浪潮最汹涌的时候，在他倡导下，《创世纪》彻底抛弃早期“新诗民族型”的主张，改立“超现实主义”的反理性大旗。
大家访谈【文化老人系列】
在广州天河北的一家湖南餐馆，满头银发的洛夫和妻子并肩走了进来。这个长期旅居温哥华的老诗人，至今仍每年要回国内一次，参加各种诗歌活动。这一次也是回来参加厦门的一个诗会，顺道到广州。
当了20多年军人的洛夫语声爽朗，精神奕奕，稍带湖南乡音。他一生都没有改掉自己的湖南口味，至今仍嗜辣，爱吃湖南菜。他笑称，夫人是厦门人，完全不吃辣的，自从嫁给他这个湖南人之后，现在已经学会了做湖南菜。席间洛夫细心地给夫人盛鸡汤，夹给她爱吃的菜，两人不时交头接耳，显得非常体贴恩爱。
“我就是在金门炮战时候认识我夫人的”，那段时间对洛夫意义重大，他不仅在战壕里顶着炮声写出了使他一举成名的《石室之死亡》，并且认识了当时在金门做小学老师的现夫人，从此结为终身恩爱伴侣。
洛夫的《边界望乡》和余光中的《乡愁》一样脍炙人口。虽然在台湾诗界，洛夫的名望甚至在余光中之上，但在大陆的名气却远不如余光中那样响亮。对此，洛夫笑着说，余光中的诗在大陆的小学语文课本里就有，他的诗却要到高中、大学的课本里才有，所以影响力自然不如。
晚年的洛夫夫妇在温哥华过着宁静的生活，在当地来往的人不多。每天散步，写诗，写书法，每年回一趟中国，与国内的诗人朋友们聚会谈诗，到大学演讲。
在那里洛夫还创作了新诗史上最长的诗《漂木》，一种漂泊无依的游子心态从诗名就能看出。无论从湖南到台湾，还是从台湾到温哥华，乡愁，总是这代诗人内心最难以消解的情结。
启蒙老师是“冰心”
1949年，20岁的洛夫离开亲人只身赴台，背囊里装着两本诗集，一本艾青的，一本冯至的。少年时代在湖南衡阳，年轻的洛夫已经开始发表诗作，小有名气。
南方都市报：你与诗歌结缘，有没有家庭的关系？
洛夫：我家里并没有搞文学的，但是湖南本身的气氛很是适合搞文学。去台湾之前，我在湖南很有名的岳云中学读书，这个学校的数理化、体育都非常有名，贺绿汀就是我同学。可是我的数理化成绩并不好，倒是喜欢看书。
南方都市报：那你最早接触诗歌是什么时候？
洛夫：是初中时候吧。记得初二的时候我读了冰心的《相思》，这也是我读的第一首诗，那应该是1946年。1947年我就开始写诗，到我读高二的时候，我就在我家乡的《衡阳力报》，也就是现在的《衡阳日报》上发表作品。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散文，叫《秋日的庭院》。
南方都市报：发表的诗多不多？
洛夫：两年之内就发表了有29首诗。我当时还做了一个剪贴本，把我发表的东西都贴起来，有诗有散文。还带到台湾去了，但是在台湾的基隆上岸的时候，当时很乱，有一件行李丢了，我的剪贴本也就不见了。
但是40年以后，我回到衡阳去了。居然还找到了我当年发表的那些诗和报纸。有一个当年报纸的老编辑啊，已经80多岁了，经过40年后他还认识我。所以他翻箱倒柜找到那一年的报纸，居然经过“文革”也没有被毁掉，还真的很不简单，这也算是我自己的出土文物吧。
南方都市报：那你当时在衡阳也该小有名气了？
洛夫：那时在社会上还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在学校已经算小有名气了。当时的文学活动没有现在这么兴盛。那时候我经常去报馆领稿费，有一次领了一个银元的稿费，那时候一个银元还是很值钱的。领到以后，我就花了五毛买了一本俄国的诗集，剩下的一半就被我买零食吃掉了。(笑)
南方都市报：那时候哪个诗人或作家对你影响最大？
洛夫：最早的时候，冰心的作品对我影响很大，她也算是我的启蒙老师。我记得她的一本书《寄小读者》，里面写了她当海军的父亲经常把她带到船上去，在碧海上面飘荡，那种自由的气氛让我非常向往，想有机会我也可以出去多好，结果就真的漂洋过海到了台湾，这也确实是促使我去台湾的原因之一，这一去就是几十年。
南方都市报：我看到你曾经说过不喜欢徐志摩的诗？
洛夫：哈哈，那是后来长大后的事了，年轻时候还是喜欢的。等我去了台湾，60年代的时候，我已经长大成熟了，自己也开始创作以后，就不是很喜欢他的诗了，觉得太过于浪漫主义、唯美主义，虽然很美，但和现实没什么关系。也没有诗歌的语言及深度，也很少人生哲理在里面。而且我从那时已经开始受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所以就更加不喜欢他那种语言。
与艾青“分道扬镳”
年轻的洛夫曾经是艾青的“粉丝”，在去台湾的背囊里背着艾青的诗集。在以后的岁月里还曾几次与艾青碰面。然而在60年代以后，接触到了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洛夫深受影响，从此与艾青“分道扬镳”。
南方都市报：艾青的诗好像对你也有过影响？
洛夫：年轻的时候我算是他的粉丝了，我喜欢他那种很有中国味道的语言。我去台湾的时候背包里背着两本诗集，一本艾青的，一本冯至的。后来因为台湾当局禁止这种大陆过去的、左派的诗。只能偷偷藏起来，偷偷地看，后来就不见了，丢掉了。后来慢慢政策放开了，1979年的时候，大陆的一些诗歌就慢慢流向了台湾，1988年之后就完全开放了，大陆的诗集在台湾基本上都可以买到了。
后来到了台湾，60年代我受到了西方现代派的影响，诗的语言、诗歌表现技巧都受到了很大影响，这些手法跟艾青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从此以后我和艾青就分道扬镳了。
南方都市报：你后来还认识了艾青是吧？
洛夫：认识，见过好几次。六几年的时候，在新加坡召开的“世界华人文艺营”，大陆派过去的代表是艾青、萧军、萧乾。台湾的代表就是我，还有另外一个女诗人叫蓉子的。那是我和艾青第一次见面，但大家彼此都不太说话。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
洛夫：(笑)那时两岸还没有开放，开始一两天的时候，我们在电梯里遇见什么的都还是相互板着脸。开会我和艾青刚好就坐在面对面，只好彼此大眼瞪小眼，很不好意思。后来慢慢地一起吃饭啊，开会座谈啊，照相啊什么的，渐渐我们的交谈就多了起来。
当然他是我的前辈了，我对他比较尊重。当时有人在上面发言，我就在底下写诗，写了一首《致艾青》。内容我记不清了，大致意思就是我们像雕像一样坐在彼此对面，不能讲话，我们沟通的唯一方式就是鲜花一样的微笑。这个诗一直都没有发表，不过他应该是看到了。
南方都市报：后来还见过吗？
洛夫：第二次就是1988年，我第一次回湖南探亲。探完亲就和朋友一起到北京、上海、杭州一带访问。在北京又见到了艾青、臧克家、绿原……反正上一辈的老诗人都见到了。一见面他还是认识我的，还特意把我拉到他旁边一起吃饭，也没有很多深谈。
艾青是知道我对他的崇拜的，因为我去台湾的时候行囊里就有他的诗集嘛。后来，就是1990年的时候我编了一本《中国当代诗选》，其中也有艾青的，年代跨度很远。当时每个诗人选了几首诗，有一百美金的稿费，这在当时是非常高的。
创办《创世纪》
1954年，洛夫、张默和痖弦三个军中年轻诗人一起创办了《创世纪》诗刊，从这时起洛夫开始投入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研究和创作。1958年他创作了640行的第一首长诗《石室之死亡》，就是受到西方超现实主义的影响。
南方都市报：你们是怎么想到创办《创世纪》诗刊的？
洛夫：那时我们三个年轻人，张默、痖弦和我，都在海军里当初级军官。后来我们在一起聊天，都喜欢诗，那不如自己办个诗刊来看看吧。后来我们就办了一个，开始只是很小本的，很薄很简陋的小报刊，只有三四页。到今年已经53年了，现在还在发行。现在不一样，很漂亮了。
所以我们觉得很有意思，我们三个小诗人，办了一个小诗刊，办了50多年，现在还在发行。大陆的诗刊《北京诗刊》(1958年创，第一期主编艾青)跟我们年纪差不多，还在办，但他们后面有团体在支持。
南方都市报：那时怎么都去当兵呢？
洛夫：那时在台湾，大概90％的年轻人都会去当兵。我刚到台湾的时候，举目无亲，要生活，也要吃饭啊，所以就跑到军队去了。我们三个人都是这样的，都是海军。后来《创世纪》的很多诗人也都是当兵出身的，海军的、陆军的都有了。《创世纪》初期的10年，是以军中诗人为主的，当时有很多人叫我们草莽派，知识分子叫学院派。后来又有学院派、知识分子的诗人加入了我们。
南方都市报：那你们办诗刊的钱从哪里来？
洛夫：我们是“同人”诗刊，前十几年的时候，我们都是二十几个人每人掏钱来办刊。后来也找到了一些外援，近十几年台湾“政府”也给了一部分资助，不够的部分还是每个人再出钱。在台湾有这样一个好处，就是它给你补助，但它并不干涉你办刊，办刊的自主性很大。台湾大部分的诗人都在《创世纪》上发表过诗，当然一些政治意识比较强的诗人不在我们这里发表诗歌，他们有自己的刊物《笠》。
南方都市报：《创世纪》一开始就倡导超现实主义吗？
洛夫：事实上是痖弦和我两个人比较接近超现实主义。但我们也不完全是根据法国超现实主义那个理论来写诗，而是边修正边创作，形成有中国化的超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并没有成为《创世纪》的理论基础。80年代初以后我们就倡导将西方现代主义和中国传统美学结合的路子了。
南方都市报：你是《创世纪》任期最长的主编？
洛夫：《创世纪》刚办的时候是张默做主编，因为首先是他提出创办，而且有一定经验，有十年左右。后来就我做主编也做了二十年，现在又是张默在做主编，因为我们一起办刊的几个人都到海外去了，就他一个人在台湾。
我做主编的时候把关比较严，要上《创世纪》不容易。我也并非只要现代派的诗，只要是我个人觉得比较好，有诗的趣味，很有创意的诗就会登。开始我几乎把《创世纪》当作是一个实验场一样，什么样风格的诗歌都有。有一个时期，我曾经免费给内地的二十几个大学的中文系寄我们的诗刊。从我当主编开始政府就有一点津贴给我们，后来就更多了。
写诗上了黑名单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台湾现代化浪潮最汹涌的时候。1953年2月，纪弦创办《现代诗》刊，后宣布成立“现代派”。1954年3月，由覃子豪、钟鼎文、余光中等发起成立“蓝星”诗社。1954年10月，台湾南部的军中诗人，在张默、洛夫、痖弦等倡导下，创立“创世纪”诗社。到五十年代末，“现代派”和“蓝星”已过全盛时期，“创世纪”则革新扩版，彻底抛弃早期“新诗民族型”的主张，改立“超现实主义”的反理性大旗。
南方都市报：当时台湾的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好像很多。
洛夫：主要是三个流派。最早的是现代诗社，第二个是蓝星诗社，第三个就是我们创世纪。其实创建的时间不过隔了一年，现代诗社比我们早一年，蓝星比我们早几个月。当时就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可是后来渐渐他们就停刊了，或有一期没一期的，不很规范，但《创世纪》就一直坚持了下来。发行的虽然不是很多，但读者群很广。
南方都市报：不同流派间是不是分歧很大？你和余光中就有一场有名的笔战。
洛夫：开始的时候意见很分歧，就像现在中国大陆一样流派很多，后来慢慢才统一起来。那个时候笔战非常厉害，辩论诗歌的观念啊、理论啊之类的东西。说起我和余光中的笔战，他写了一首长诗叫《天南星》，那个时候他刚从美国留学回来，是打着非常现代主义的旗号来写这首诗的，但是写诗的手法又比较旧。我就说，你既然要搞现代，那么思想语言方面都要现代，所以我就写了非常长的一篇文章来批判。这件事当时也引起了非常大的影响，现在我们要谈到台湾的诗歌史肯定要提到这个事件的。
南方都市报：那你们之间的关系会不会因此受到一些影响？
洛夫：见了面还是会打一下招呼的，但深谈是不可能了，谈得太深，意见分歧就不好了。去年台湾有一个台湾十大诗人选举，由两百多个诗人来评选。这些诗人都是至少出版过一本诗集的。评出来的结果我就得了第一名，余光中是第二名。余光中在大陆很红，当时也有报纸出来评论这个事情。我们的诗都选入过大陆的语文课本，不过我的一般收录在高中和大学的课本，他的诗在小学初中课本就有了，所以了解他的人会比较多一点。
南方都市报：在现代主义诗派潮流那些年，有没有受到政府的一些干预？
洛夫：在我们开始办刊的十几年，台湾“政府”还是有一点干涉的，但并不是很明显，也没有抓人去审问啊什么的。报纸、诗刊当时自由讨论的氛围已经形成了。后来据我们了解，他们还是列出来黑名单了，我们也在名单上。因为我们当时是自由写作，我们中的一些诗人，办的一些诗刊不符合当时政府的政治目标，但是没有被查封过。
用望远镜看深圳
因为诗的风格反理性，形式又变幻多端，洛夫被冠以“诗魔”的称号。但从80年代开始，洛夫开始向传统回归。结合西方现代主义与中国古典美学，成为他后期创作的追求方向。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你被叫做“诗魔”？“魔”似乎是比较可怕的一个词。
洛夫：呵呵，这里的“魔”是魔术的“魔”，不是魔鬼、妖魔的“魔”。主要是因为早年我受到超现实主义的影响，写诗有强烈的反理性风格，反传统、反世俗规范都体现在了诗歌里面。因为我的诗在形式方面变化比较多，仿佛语言的“魔术师”，所以有了“诗魔”这个称号。
法国诗人波德莱尔曾经说“每个诗人心里都有一个魔”，我自己的理解就是每一个诗人都会有反叛心理。我在台湾有一本诗集叫《魔歌》算是我转型的一个标志，后来被评选为台湾的文学经典之一。
南方都市报：但是你到了后来又回归古典了？
洛夫：80年代初期，我开始转向古典主义，把西方的现代主义与中国古典诗歌的美学结合起来，这种方式现在已经成了台湾诗歌的主流。这也是我自己追求的方向，我觉得这是中国现代诗必须要走的一个路径。我们既不能摒弃中国传统文化也不能无视西方文化，我们要把它们结合起来才可以创作出好诗。
一个诗人没有民族文化的根基，是不可能写成博大精深的作品。一个完整的现代诗人，应该具有三个特点，一是要具有现代精神，也就是知性精神，对现实有一种批判反思的能力。第二是要对传统美学和西方现代美学做出选择性的有机性的吸收和融会。第三是对语言和表现的技巧要追求一种创新和突破，不能总停留在某种层次。
南方都市报：与你那时追求诗歌形式的变化相比，现在很多诗人是追求口语诗。
洛夫：诗歌也需要交流，完全的非理性语言想要表现自己的思想是不可能的。只能表现，不能传达就很难让人接受。这是我们后来反思的结果：还是要用可以沟通的语言来创作诗歌。
现在大陆的年轻诗人写诗追求口语化，但是问题是，他们搞不清楚，口语并不是诗，它只是一个载体。诗歌的语言，应该使口语和书面语言要融合起来使用，我觉得这样会使诗歌活泼起来，有那种既古典又活泼的感觉，如果完全口语的话就会丧失美感，没有意义了。
南方都市报：你的军人身份对你的诗歌创作有没有影响？
洛夫：我在海军呆了20年才退役。开始是在军中电台做编辑工作，后来上了军官外语学校之后就做和美军联系时的翻译工作。军中生活还是对我有一定的影响，比如说我在金门炮战的时候，因为我是翻译官，上面还在打炮弹，我就在坑道里面写了《石室之死亡》。当时一个炮弹就炸在我们头顶上，我对面有一个上尉就吓得躲在了桌子底下，可我还是面不改色地趴在那边写，因为如果真的炮弹来了的话，躲也躲不过嘛。并不是炮弹来了就会有灵感，但是人在真正面对死亡的时候，感受会非常强烈，就容易写出诗来。
南方都市报：你也写过一些乡愁的诗，这是台湾诗人共通的一个情结。
洛夫：乡愁有两种，一种是血缘、血亲的乡愁，另一种是文化的乡愁。我第一次回来探亲的时候，就去游览了长城、长江三峡，到山西看黄河……这些都是让人非常感动的。这种感动不仅仅是地域上的感动，还是一种文化上的感动。
88年我第一次回来探亲，因为是台湾来的，还要人在旁边监视着，等我走了之后，内地的公安人员还把我访问过的亲戚一个个审问，看我们都谈了什么。
我的乡愁诗第一首是《湖南大雪》，当时我和长沙的评论家李元洛通电话，当时两地还没有开放，正是过年的时候，我就问他湖南现在怎么样啊，他说在下雪，我就说那我就写一首《湖南大雪》送给你吧。还有是写我亲人的，比如说《大哥》，还有一首是我母亲去世时我写了一篇长诗《血的再版》，当时两岸还没有开放，我不能回来，所以很痛苦，那种难过无法用语言来表述。
南方都市报：著名的《边界望乡》中写道：“望远镜中扩大数十倍的乡愁／乱如风中的散发／当距离调整到令人心跳的程度／一座远山迎面飞来／把我撞成了／严重的内伤”。这诗是在什么情况下写的？
洛夫：1979年3月中旬我应邀到香港访问。那时大陆还没有开放，然而到了香港，离家越近，乡愁越浓。那时余光中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他开车带我去参观落马洲的界河，在小山头上用望远镜看深圳。这是我离开大陆40年后，第一次看到故乡的土地。当时有轻雾，望远镜中的故国山河隐约可见，而耳边正响起数十年未闻的鹧鸪声，那种浓郁的乡愁和“近乡情怯”的感觉，大概就是当时的心境吧。
海外漂泊的浪子心态
2000年，72岁的洛夫花了一年的时间，在温哥华写成了3000多行的长诗《漂木》。它堪称中国新诗史上最长的一首，洛夫将这首诗视为自己心灵的史诗。
南方都市报：你的创作力一直不减，直到几年前还创作了长诗《漂木》。据说这是最长的一首新诗？
洛夫：这不仅是我最长的一篇长诗，而且从严格意义上说也是新文学史上最长的诗。这首诗主要是表现我对生命的感悟，这其中有我的诗歌的美学、我的终极的关怀、对宗教悲悯的情怀，可以说是我的心灵的史诗。我写完之后，在台湾的一个报纸上连载了3个月，然后出书，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已经有很多的博士、硕士论文专门研究这部诗。它的英译版在6月底在美国波士顿出版，简体本也将在8月份在深圳出版。
南方都市报：当时创作这首诗的初衷是什么？
洛夫：我很早的时候就很想写一部总结我个人诗歌美学和生命哲学的诗，但在台湾要创作这么一部长诗，它嘈杂的环境是不适合的。所以我到了温哥华4年之后才写，也就是说我花了将近半生的时间来酝酿这部诗。
我开始的构想是写我在海外漂泊的一个浪子的心态。我称移民到温哥华是第二次流放，第一次流放是1949年从大陆到台湾。这两次的性质并不很一样，第一次是因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斗争，是在这么一种政治情形下被迫流放，不完全是自由选择。第二次流放的意味就不是很强烈，那个时候台湾的政治气氛非常不好，我很讨厌那样的政治气氛；人文环境也不是很好，空气污染、自然环境都不是很好。到了晚年之后，我希望可以找一个安静的环境来继续写作，写一些可以令自己更加满意的作品出来。第二次流放的自我选择比第一次要强烈一些。
南方都市报：写的过程是怎么样的？
洛夫：当我下定决心要写的时候，我就推掉所有的应酬，一般上午写，下午就去我周围的社区散步构思，因为诗是需要灵感的，有时候一天可能就只能写上一两句，也有可能一天就写上七八十句。而且我从一开始就已经在脑袋里有一个诗的蓝图，打算要将它写成一部很长的作品。我有两部草稿，一本是最初的草稿，一本是边写边修正。那部3000多行的草稿存在北京现代文学馆，在那边有我的一个展位，余光中也有一个。
南方都市报：对这部长诗，你自己满意吗？
洛夫：满不满意很难说，因为一个创作者永远认为他没有写出最满意的作品，最满意的作品可能就是没写出的东西。我也尽了我最大的努力完成了这么一部作品，这是我个人创作里程碑上比较有特色的一个东西。这部诗比较艰深，不是一般读者可以接受的，可能对诗歌有一定的阅读经验或热爱诗歌的读者会比较喜欢。在加拿大我还写一些“禅诗”。当然这并非诗宗教的“禅”，只是我个人对生命的一些感悟，是现代人一种“禅趣”。
南方都市报：你现在写诗还是用纸和笔吗？
洛夫：我是最落伍的现代诗人，没有电脑，没有手机，连相机我都用带胶卷的。我一直到现在都是手写，纸和笔摩擦的沙沙声让人很舒服。我也曾经想过要去学电脑，但是我想它对我的价值并不是很高，并不是没有电脑我就写不出诗来，也不是没有电脑我的诗就不好了，所以说没有什么必要。
南方都市报：现在讲求经济的时代，你认为诗歌的生存空间在哪里？
洛夫：很多人都说，今天不是一个诗歌的时代，诗歌已经被市场经济和大众文化逼向边缘化，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多得多。但我觉得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诗歌本身就不可能大众化，就不必要走大众化的路线。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推广方式去做，但是诗歌本身必须是诗，不能变成宣传品或广告来推广。现在网络诗歌比较发达，任何诗歌都可以在网络上看到，这是诗歌推广的一个手段，但这并不能作为诗歌创作的一个平台，还是应该先把诗歌创作好了再走向这个平台。
诗人并不是职业，不能拿来当饭吃。但诗歌写作是非常个人的事情，只要你有信心，把诗歌当作是非常有价值的创作，这都是很神圣、很灵性的工作。
南方都市报：能不能谈谈自己的家庭生活？
洛夫：一个太太，没有换过，哈哈。还有两个孩子一儿一女，都在台湾。儿子叫莫凡，曾经是一个歌手，近几年也有在大陆做节目，自己做唱片公司。
我有一首诗《因为风的缘故》，是二十年前写给太太的，因为当时太太看到别的诗人都给妻子写诗嘛，她也要。有一次我过生日前，她就说，你不给我写一首诗，我就不给你过生日。当时已经请了朋友，她说，不写就不办生日了。我只好苦苦在书房酝酿。这时突然停电了，我把书房的窗子打开，忽然有一阵风吹了进来，就有了灵感，就写了一首诗出来。我就给她朗诵了，她很惊讶，也很开心。后来儿子还把它谱了曲出来，做得很好听。
洛夫小传
洛夫，本名莫洛夫，1928年5月生于湖南衡阳县。1949年赴台，1973年毕业于私立淡江大学英文系，现旅居加拿大温哥华。
洛夫是台湾现代诗坛上最杰出的诗人之一，素有“诗魔”之称。1954年他与张默、痖弦等共同创办《创世纪》诗刊，并任总编辑，对台湾现代诗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和深远影响。洛夫的创作，早期受存在主义与超现实主义的启迪，后期重新肯定传统的价值，将中国诗学与西方诗学相融合。著有诗集《灵河》、《石室之死亡》、《无岸之河》、《漂木》等28部；诗论集《诗人之境》等4部；散文集《一朵午荷》、《落叶在火中沉思》等4部。
撰文：
本报记者田志凌
实习生杨怡之
摄影：
本报记者李辉斐
作者:
肖振中
时间:
2014-2-4 12:05
洛夫回过衡阳很多次。我只是在媒体上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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