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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宋光明:清醒在精神病院自由的阳光里——兼谈诗人及其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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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龙刚
时间:
2014-2-10 19:34
标题:
宋光明:清醒在精神病院自由的阳光里——兼谈诗人及其自由
本帖最后由 李龙刚 于 2014-2-10 20:07 编辑
北京通州宋庄,被誉为中国乃至世界规模最大的当代艺术大本营。据说已有两万多书画、雕塑、观念艺术、新媒体艺术、摄影、独立制片人、音乐人、诗人、作家等各艺术门类人士在这里自由地从事创作和生活。走在宋庄艺术工厂区、合作社,甚至村落、街道,与你并肩或者迎面的随时有可能是来至各地的知名人物,其中不乏名家、大家。他们有的拥有着自己的馆、所或者四合院,有的租用着四合院或者仅仅一间小屋;他们有的相当成功并已居住多年,有的并未如愿而默默离去,也有离开后又再次“杀”了回来。住那里已多年的一位书法家朋友告诉我:宋庄艺术家群落围绕一个白塔向周边次第扩散,白塔旁边有一个精神病院,有的艺术家喜欢去里面住一住。因此,久未见面时多有“你进去了吗?”“什么时候出来的?”“我昨天填了表!”之类的寒暄。
宋庄这一现象,似乎很像当下汉语诗人的状况,数量众多而队伍并不整齐划一,贫富悬殊而好者乐此不疲。虽然我也属无辈分优势、无读者朋友优势、甚至于无银子优势之列,但这样说并不是要做诗人队伍标准的提案,更没有要“打土豪分田地”的倡导。不是经常有人说诗人是疯子吗?就顺便想起由宋庄住精神病院的艺术家来牵扯诗人的套路了。当然这种顺便绝非肯定和怂恿把诗人称为疯子的“非诗人”或“非疯子”,出于对诗歌和诗人的敬畏,我很有想把这个称谓痛恨地加在他们头上的强烈想法。还需声明的是,虽然提及精神病院,但我丝毫没有不尊重精神病患者的意思,如果借鉴去年为老年痴呆病人取一个叫“老小孩”的人性化名字的义举,我特别愿意从今往后把真正的精神病人称为“妙诗人”或者“爱诗人”,都是希腊神话与诗有关的神仙噢。
其实我倒是不很在乎别人称不称呼我为疯子,因为这个社会的神经病实在不少。灾难来临前,专家说目前不会发生类似灾难;股市要涨了,专家说很快要跌倒1200,这些专家不就是典型的精神?!连臭屁也有香的时候啊,比如许多“要员”的文章、讲话、发言,明明臭不可闻,更许多的精神病却教诲你那是香的!为了金钱名利神魂颠倒、良心丧失,硬要把“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痛苦经历当作生存经典,纯粹精神有问题嘛。更为可笑的是,这些病人不但不醒悟自己出了问题,还质问不投其所好同流合污者、不言听计从死党追随者是不是精神失了常。类似的“疯人”现象比比皆是,一度时期那是相当盛行而不自知,而今亦不可断绝。“精神病”怀疑正常人有精神病,正常人得去证明自己的无辜,又都是平等之人,都言出有衷、各有道理。这种现象的重复让我时有混乱的感觉,究竟谁是谁啊?我突然想起前些年与朋友关于兔子和草的清谈,大体内容是提示在尝试“兔子不吃窝边草”这个俗语时,先弄清楚你自己究竟是兔子还是草?谁是谁的问题还真有点难以分清兔子和草的模式。
诗人黑丰在去年《随笔》6期《一个献祭者的低语》中写到:“一个诗人(或者一个艺术家)其实就是那个始终走在危险的边缘上的人,始终走在死亡线上的人,始终走在午夜时间的临界点上的人,始终处在苦难中沉潜最深的人,始终将享受,将欢乐,将幸福,将荣誉,将一切光环抛弃在一边的人,始终背着自己的十字架的谦卑和虔诚的人,永远将寂寞、将漫漫长夜留给自己,将旭日东升将美好的一天留给别人的人。——在自己的黑关中完就个人精神的不朽和永生。”引用文章的整个首段,是因为我非常喜爱这段关于诗人的深刻而高尚的体验式论述。尽管可能因为我的修为原因不完全赞同献祭是诗人的完全(其实也没有底气、没有习惯对包括黑丰先生在内的所有诗人说三道四),但并不影响这段文字带来的效果:从未有过的震撼和对诗人敬重感。我似乎看到诗人悲怆的眼泪挂在眼角,既是幸福的又是酸楚的,因为对诗歌始终如一虔诚和敬畏的无悔的幸福,因为使命重负且饱含危机的酸楚。诗人,也有一种酸楚需要理解、宣泄和放松,他们在黑夜里呆得太久需要见到光明。精神病般的世风,无法被理解的顽疾,昂贵的房子、家庭、孩子,诗人在坚守一个纯净境界的同时又不得不深入其中,谁没有过那些纠缠的疙瘩?
这是害怕自己是却可能被归类为精神病,也可能怀疑自己是精神病的复杂世界,与其在既无头绪又无结果的痛苦中交织,还不如学学宋庄的一些艺术家,先在精神病院里安顿下来再说。当自己的正常人,让病人说你是病人去吧!作自己的诗人,继续深刻体验你想体验的精神上的煎熬去吧!
诗人无法逃离社会和生活,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不完全赞同献祭是诗人的完全,也是因为事实如此。诗人首先是社会人、生活人,应当以做人为起点,在自身范围内履行对社会对生活的责任,只不过,诗人的的责任又比普通人多了精神层面的导引、艺术层面的贡献。这虽然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一些诗人们却并没有完全醒悟。例如,认为自己的自尊和教养程度、对社会、生活的领悟能力天生与普通人不同,对普通百姓缺乏关注和起码的悲悯感、同情感,需要先得到理解、尊重,然后才能从象牙塔里走出来释放亲近;与普通大众、与社会完全隔离,“志不同而不相谋”,对繁琐世俗中本来司空见惯的社会生存方式呲之以鼻,以显示自己的高雅,除了自己和圈子之外,再无心思去体谅大众、理解弱势苦衷;尚存的良知和付出的艰辛未被大众所认识、熟悉,因为虽然偶然也可能读到他们的作品,可能又因读不懂而被视为梦呓,因而也不被大众所理解和认同。这些问题都是诗人以高高在上的姿态俯视大众所产生的结果。诗人不贴近甚至排斥、不反映社会生活,其影响越来越小,赖以生存的刊物发行量越来越少,虽然与现代媒体、阅读习惯的发展变化有关,但作为当事人,诗人自然有逃不脱的干系。需要说明一点,诗人是社会人自然必须履行社会责任,这并不是说一定要扛起一面旗帜,带领大家去宣战、去占领一个阵地,重要的是对正义、对真善美的倡导和传播,而带领者是统治者和政治人的事情,诗人无法也不应该承担那种责任。不参乎政治自然为好,但政治已经影响到绝大多数人利益的时候,诗人也已经不再是自由的诗人了,这时,就应该站在大多数人一边,即使头破血流也战斗不息,这也是诗人的责任和血性。至于诗人对政治歌功颂德,那是个人的自由,借着政治的飞机实现诗人价值的提高,有那个能耐没什么不妥?但从古到今,既在政治舞台上左右逢源,又在诗歌领域真正德高望重的诗人数有几何?大多是顾此失彼,或者彼此皆失。一些前辈的教训已经够深刻的了,还是时常把杂念多清理一下为好。
自由是人类的共同期盼,更是诗人坚守的阵地。我所理解的自由,是除了丑化祖国和民族形象、特定政治因素之外的自由。一个人不尊重自己的祖国和民族,是最大的无知。而特定政治犹如身体上重要的器官,你可以伤害身体的外表,但除了器官自身丧失机能引起全身反抗外,这些部位敏感到不能接受任何伤害的威胁。诗人在充分享受自由的同时,应该尊重自己和他人的人格,不能附加给任何个人与实现自身自由相关的条件。比如说,你视诗歌为生命同诗歌共衰荣,以诗歌为荣誉为情侣,不能不允许他人以诗歌为自恋、自慰或者怡情;你视诗歌为精神,可能因为追求而陷入痛苦贫困之中,但并不从中释放物质的欲望和名利的贪求,不能不允许他人考虑国际国内称雄、提前进入小康,名垂千古、永世流芳。你虽是盟主版主、泰山北斗、一派领袖,也必须承认他人的无争无派无指标、无虑无忧。我坚持诗人对社会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汉语诗歌今天的尴尬状况与全体诗人有关,不赞同是你的自由,你同样可以继续享受诗人的快乐和敬仰。诗人的包容、善良、友爱情怀是自由中始终不应遗忘的一束玫瑰花,送与他人,手留余香。
既然我们已经沉重,为什么就不能创造一些快乐和轻松?
以赛亚•伯林在《俄国思想家》中说:“歌者因何而歌?只为了他唱完后为世人所记取,从而在乐趣中去寻觅往日记忆吗?不是!这是虚妄、愚昧且浅薄的人生观。歌者的目的在歌。”面对纷繁的世俗洪流,歌者,请清醒在精神病院自由的阳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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