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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张德明访谈：诗人不能以时代代言人的口吻来书写他未曾感知的生活 [打印本页]

作者: 宫白云 时间: 2014-3-26 16:40
标题: 张德明访谈：诗人不能以时代代言人的口吻来书写他未曾感知的生活

在诗歌无法作为一种刀枪或杀虫剂来参与拯救社会的时代里，诗歌的仆人还在为诗歌的尊严打拼，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但诗歌的仆人需要呵护，张德明就是这么一个去给诗人以呵护的评论家。
　　2011年3月10日深夜，已经睡在床上，但突然想到什么东东在打扰着我，于是我立即起来，做了一件相当得意的事情。到底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在笔记本上写下这么一句话：“诗歌，是灵魂深处一场伟大的车祸。”我想，它将指引我走向光明和不朽。就是在这样的时期，我结识了诗歌评论家张德明，他给了我许多鼓励和认可。
　　作为评论家，张德明认为，只有不断阐释，仔细读解，诗歌的生命才可能被充分唤醒。很对。用女诗人安琪的话说，这是批评家富于良知的声音，也是批评家对优秀文本负责任的态度；如果每个批评家都能唤醒他们选中的文本，无疑是对中国诗歌的莫大贡献。（采访手记）
　　
　　——南往耶对话中国100位作家诗人学者系列访谈——
　　制约作家创作的最根本原因是内心的修为。
　　
　　采访人：南往耶，苗族
　　受访人：张德明，当代诗评家、广东湛江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时间：2011年12月12日
　　
　　
　　诗人不能以时代代言人的口吻来书写他未曾感知的生活。

　　南往耶：八十年代，文学和艺术的地位如日中天，诗人成了时代的神。而在当下，谁在向别人介绍说自己是诗人就会被笑话的。在您看来，是什么导致了这些？
　　张德明：确如你所言，九十年代以后，曾经如日中天的文学和艺术在社会中的地位急速下滑，尤其是诗歌的地位，很快从中心走向了边缘，八十年代，一个诗人可以凭借一首好诗获得社会地位的跃升，但九十年代以后，这种情形不再可能出现了。产生这一状况的原因，主要在于中国社会的经济和文化转型，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被市场经济所代替，随之而来，商业化氛围越来越浓厚，消费文化和娱乐文化渐渐取代了精英文化和高雅文化，小说、诗歌等纯文学形态的生存空间被不断减缩，通俗文化成了时代的主流文化形式。到了今天，诗人一定程度上变成一个并不雅观的称谓，这种现象是不太正常的。
　　
　　南往耶：虽然我相信有好诗，但不得不承认，当下的诗歌已经成为只要会写小学水平的作文的人最大的娱乐工具之一，那么，诗歌写作的意义在哪里？或者说什么样的诗人才是您心目中好的诗人？
　　张德明：古人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这就是说，诗歌表达着我们的情感和志向。我们内心有所感触，有所悸动，需要通过某种方式表达出来，形式短小、意蕴丰沛的诗歌因此诞生了。在中国古代，诗歌被称为是文学中的文学，诗人享有着为众人所敬仰和尊重的较高待遇。曹丕甚至将诗看作“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足见诗歌在古代社会中的崇高地位。正因为此，唐诗、宋词、元曲成了闪烁着奇异美学魅力的文学经典，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辛弃疾、李清照成了今人颂赞不尽、景仰不已的诗歌大师。然而，新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媒介的兴起，借助网络平台而出笼的许多分行文字，既无深刻的艺术内涵，也无典雅的语言文字，多是日常话语的分行排列，诗歌在一些人手里变成了“回车键艺术”，变成了大白话和口水铺排，这极大地损害了诗歌尤其是现代诗的艺术形象。这样的分行文字在我看来，是不够诗格的。
　　在我看来，诗歌创作虽然是诗人内在情感的个性化表达，但真正的诗歌总是个体与群体的完美结合，也就是说，好的诗歌应该既表达了个体的情感，也表达着社会的意愿和时代的心声。从这个意义上说，诗歌写作的意义就是用打上个人烙印的审美形式，表达一个特定的文化语境下诗人对时代、历史的独特发现和认知。因此，只是突出个人的梦呓般的思维碎片，或者只是站在一个居高临下的视点上以社会代言人的身份抒发某种公共情感，这两种诗歌表达模式都是不可取的，由此创作出的诗歌也注定是短命的。只有那些将个人化与群体化、将个人的心灵踪迹与时代的历史踪影有机结合在一起，才可能创造出彪炳千秋的好诗，把持这种艺术自觉的诗人才是值得人们期待的好诗人。
　　
　　南往耶：在我看来，诗人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写别人的生活，且能够写出优美的分行文字的人，一种是写作者自己的生活，且也同样把分行文字写得很好的。我喜欢后者。因为前者是假慈悲，假怜悯，假真实，就相当于一个当官者去写打工人的生活。而实际上现在的很多人（自然说的是评论家）都认为前者是高档的，因为这些人认为他们在写人类而不是写个体的自己。我觉得这些理论和观点非常可笑。您也是这样认为的吗？
　　张德明：前面我已经谈到，真正优秀的诗歌应该是个体心灵与时代踪影的完美结合，也就是说，诗人首先应该从个体出发，写出反映个体的生命经验和心灵境遇的真实情状，同时也要将个体的生命感知与时代的精神状况有机统一在一起，让个体与群体、个人与社会之间发生必要的牵连和有力的摩擦，这样写出来的诗歌作品才是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的。那些摒弃自我，以时代代言人的口吻来书写他未曾感知、未曾经过心灵过滤的生活的诗人，注定是写不出富有生命力的优美诗章的。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当代诗人应该从五六十年代政治抒情诗的失败中，吸取一些教训，并从中领悟到诗歌创作的某些真谛。
　　
　　
　　质量低下的作品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南往耶：成全垃圾诗成长的是那些所谓前卫先锋的刊物，而不是诗人自己。那些刊物的编辑只要看到一首“与众不同”的分行文字就马上选用，而已经忽略了诗歌本来的意味，于是也就允许了当下太多伪诗人的“垃圾存在”。作为诗评家，您是如何看待这些现象的？
　　张德明：我认为，民间诗歌刊物的存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促进新世纪诗歌发展的作用。它可以为年轻诗人们提供诗歌发表的地盘，也对诗人的先锋探索和不断创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过，民刊总是良莠不齐的，有些民刊能坚守严肃的艺术宗旨，那里出现的诗歌是令人放心的，而有些诗刊由于主编的素质有限，办刊标准不严格，只是一味地唯“新”唯“怪”，这难免给那些劣质的诗歌产品的出现准备了条件。伪诗人的不断出现，垃圾诗歌的大量繁殖，是与某些不负责任的诗歌民刊的纵容有关的。当然，我们也不必为之担心，要相信那些质量低下的诗歌产品，是经不起时间的考验的，它们很快就将被历史所淘汰。
　　
　　南往耶：有时候我在想，文学这玩意多半是那些吃饱了没事做的人去干的行当，饿着肚子的人是没有这份闲心情去玩的，而文学却在穷人的手中。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很少有写出让人感动的作品的作家。在您看来，是这样吗？
　　张德明：我认为，文学的成败与否，与作家本人的经济状况似乎没有直接的关系。古人讲，诗穷而后工，意思是说，一个诗人由于生活上的窘迫而酿就了诗意盎然的文字。但这话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在古代，经济拮据的诗人如孟浩然可以写出优秀的诗歌，地位很高、经济殷实的张九龄、贺知章也能写出不俗的作品。在西方，一生都在为还债而拼命写作的巴尔扎克自然写出了很多不朽之作，但经济条件很好的夏绿蒂三姐妹，照样创作出了载入史册的文学作品。所以，制约作家创作的最根本原因，恐怕不是经济，而是一个人内心的修为。当然，一个作家既能拥有丰富的内心，又不为经济发愁，这会保证了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中国当代作家很难写出具有世界性意义的文学作品，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内心修炼上的欠缺肯定是最根本的原因。
　　
　　南往耶：作为诗歌评论家，您是怎样看待李白和杜甫的？
　　张德明：我认为，李白是天才型诗人，他的诗歌有着鬼斧神工之妙，正如杜甫称赞的：“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杜甫属于实力派诗人，他是通过自身的不断磨练，生活上的磨练，文字上的磨练，才达到最后的艺术造诣的。所以在我看来，李白的确令人惊叹，但他的诗歌是不可学的，杜甫的诗歌是可以习学的。文学创作需要天才，但天才毕竟太稀少，绝大多数人都是平平之辈，因此，杜甫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新红颜写作”的命名是有意义的。
　　南往耶：博客时代的女性写作，有的特意偏向于“生理”书写，并相当做作，您是怎么看的？
　　张德明：博客时代的女性诗歌之所以能引起人们普遍的关注，其原因恐怕不完全在于诗歌，尽管诗歌无疑是最主要的方面。女性有自身的性别优势，她们的言行举止也许更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一些女诗人利用博客这一阵地，不仅张贴诗作，还把自己的私密照片传上去，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示给读者，这显然强化了人们对她们的关注程度。说到诗歌，我认为博客时代的女性写作是一种多元化的审美格局，各种风格的诗歌作品都有，自然也不乏注重“生理”的诗歌作品。我认为，这是正常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南往耶：提出并运行“新红颜写作”期间，最让您感动的事情是什么？这一命名会不会在将来被湮没或取缔？
　　张德明：“新红颜写作”这个诗学命名，是我和李少君在海口的一次对话中共同提出来的，我们提出这个命名的初衷，是希望以这种方式对当下诗歌创作中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加以归纳和总结，并借助这样的命名推助当代女诗人的迅速成长，不断成熟。不过，这个命名提出之后，受到了不少人的误解和非议，有些人甚至还无中生有地制造一些谣言，唯恐天下不乱。我们当时的想法是，那些骂人的话语和言论如果只是冲着我们，倒并不害怕，提出这个命名时我们已做好了被人辱骂的准备，但如果那些无聊的人要是往女诗人身上泼脏水，我们是坚决不能容忍的，就要立刻反击。因为不能因为这个命名而耽误了一些诗人的才华和诗歌前途。最令我感动的是，在提出并运行“新红颜写作”期间，有些女诗人尽管遭受到侮辱和谩骂，受了不少委屈，但她们对诗歌的钟爱矢志不移，坚持写作的热情不减，在冷嘲热讽中依然能提交优秀的诗歌作品。其实不管什么命名，命名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在这个命名的背后，有许多质量上乘的作品作为支撑。因为，我丝毫不担心这个命名将来是否会湮没或被取缔，只要有那些优秀的诗人和诗歌作品在，我们的命名就是有意义的。说到底，命名都是暂时的，作品才是永远的。
　　
　　
　　贵州的诗歌氛围依然是浓烈的。
　　南往耶：您所知道的贵州诗人有哪些？而在80后中，贵州的哪些诗人您比较看重？
　　张德明：贵州尽管地处西部，但诗歌的氛围还是浓烈的。我熟悉的贵州诗人有黄翔、李发模、南鸥、李寂荡、梦亦非、赵卫峰等，有些我熟悉的诗人可能祖籍也是贵州，但我无法将他们与自己的籍贯对号入座，因此在此不能妄谈。在80后诗人中，我比较看重的是熊焱，可能是因为我们曾在同一个大学（四川大学）呆过，我觉得他出道早，名气早已确立，而且还有很大上升空间。
　　
　　南往耶：据说贵州的民间刊物有近四十本，目前您所知道的有哪些？哪本值得让您期待？并谈谈民间刊物的存在意义？
　　张德明：贵州的民间刊物，我最了解的应该是赵卫峰主编的《诗歌杂志》，因为每期出版后，他都要寄给我。另外，我也听说过《崛起的一代》《当代诗风》《在路上》等几种民刊，不过这些民刊都没怎么见到过。要说我期待的民刊，我认为是南往耶的《雷公山诗刊》，理由是我对南往耶的美学理念比较信赖，我相信在南往耶的主持下，这个刊物肯定会不断出彩，在西部为中国文学垦拓出一片开阔的领地。
　　民间刊物是文学创作者自己开辟的一块文学疆土，它的存在，可以在等级森严的官刊之外，为文学爱好者和创作者赢得更大的生存空间，既给他们提供发表作品的园地，又可以促进文学信息的迅速传递，这是优化创作环境、培养文学新人的一种非常有效的载体。当然，民刊普遍存在低门槛和圈子化的弊端，这是所有民刊的主编和编辑们都应该保持高度警觉、不断加以反省的问题。
　　
　　南往耶：请就“南往耶对话中国100位作家诗人学者”的访谈系列提一提您的建议和意见。
　　张德明：应该说，这个系列做得是较为成功的，通过这个访谈系列，我们可以准确了解当代中国的思想、文化与文学现状，从而找到最佳的应对措施，以促进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的健康发展。我建议，访谈对象的选择应该更有针对性一些，首先考虑被访者是否具有代表性，其代表性体现在什么地方，其次问题的设计要可以更细致，有时不妨从小问题入手，以小问题带出大问题，做到“以小见大”，既显得具体、生动，又能高瞻远瞩。希望这个访谈不断出彩，也祝《贵州民族报》越办越好。
　　
　　
　　【张德明档案】
　　
　　张德明，1967年9月生，湖北天门人，汉族。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广东湛江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南方诗歌研究中心主任。曾获首届“名作欣赏杯”优秀论文奖，广东省首届青年文学奖。在国内重要刊物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已出版《现代性及其不满》、《网络诗歌研究》、《当代艺术思潮论》（合著）、《诗歌读本：三十二首》（合著）等多部学术著作，主编《中国当代文学专题教程》、《新红颜写作及其争鸣》、《新红颜写作诗歌档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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