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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诗人朱湘的爱情婚姻家庭悲剧三步曲 [打印本页]

作者: 夜航船 时间: 2014-4-29 17:55
标题: 诗人朱湘的爱情婚姻家庭悲剧三步曲
诗人朱湘投江是殉情还是对家绝望?
2014-04-28
朱湘(1904－1933)，字子沅，原籍安徽太湖，生于湖南沅陵。现代诗人、散文家，被鲁迅誉为“中国的济慈”。父母早逝。1920年入清华大学，参加文学社活动。1922年在《小说月报》上发表新诗，加入文学研究会。

与饶孟侃、孙大雨和杨世恩并称为“清华四子”。翌年被清华开除。1924年和刘霓君在南京举行婚礼。此后专心于诗歌创作和翻译。1925年出版第一本诗集《夏天》。同年回到北平，次年再入清华学习1年。自办刊物《新文》，但只发行两期。1927年出版第二本诗集《草莽集》。此年9月至1929年9月留学美国，先后在劳伦斯大学、芝加哥大学、俄亥俄大学学习英国文学等课程。回国后，应聘到安庆安徽大学任英国文学系主任。1932年夏天去职，飘泊辗转于北平、上海、长沙等地，以写诗卖文为生。因生活窘困，愤懑失望，于翌年12月5日晨在上海开往南京的船上投江自杀。

这是1928年朱湘在美国念大学时，给妻子刘霓君写的一封家书也是情书。看看他们当初夫妻是多么恩爱，思念是多么强烈！但又有谁知道，若干年后他们竟会因为家庭琐事，因为经济困难，闹得不可开交，甚至让这位“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天才诗人活不下去了，而要投江自绝，成了“三闾大夫第二”！
霓妹妹我的孟母：
正月初六的信同相片收到。我真说不出欢喜。你那封信写的真好。我以前要回国，并非为了对你疑心，你知道的，我向来不曾疑心过你。你信来的时候，我正写信给彭先生说你在上海怀着小东受了多大的苦，我如何的爱你敬你怜你。我自然要毕业才回国，博士大概不考了。我想年后夏天一定回来，刚好在外国三年，如今已过去半年多了。我回家后春夏天一定回来，刚好在外国三年，如今已过去半年多了。我回家后一家要好好的作些书，一方面地教书，让你面上光荣，让你同小沅小东过一辈子好日子。我如今对你同小沅小东的爱情实在是说不出的浓厚。我一定要竭力的叫你们享点福。我想在外国的这两年把英文操练好，翻译中文诗作英文诗，以后回中国也照旧作下去。这不单名誉极好，并能得到很大的稿费。将来运报好，说不定我要来美国大学教授，你真要来美国呢。（不必向别人说，怕的万一不成功，落人笑话。）你说你肯在梦中来陪伴我，这是再好不过的呀。你是要坐飞机呢，还是要坐轮船呢？都好。从前我听到一个笑话，说一个乡下人听到别人讲世上最快的东西要算电报，他说我的妻子在几千里外，我想看她，不如把我一电报送到她那里去罢。你要是肯由电报打来美国，那更快呀。还有一件事要小心，你哪一夜来美国要早些时候用无线电告诉我，我到了长沙，你来了芝加哥，那不是反来错过了吗？那张相片我看了说不出的欢喜。说来有趣，从前我是长头发，如今我的头发被剪头的不知道剪短了许多，你的头发变长了。这真是夫妇一对。你的面貌虽然极其正经，像教子的孟母，我看来你的脸还像一个女孩的，一点不显老。小沅那调皮的模样，将来长大一定聪明的。你看他那像是笑又不像是笑的嘴，抬起来的眉毛真是一个活泼精神的样子。将来小东你们三个一定要同照一相再寄给我。我回家后要好好教小沅小东读书。我决定自己作些书给他们念。小沅很胖，我很欢喜。小东你务必请奶妈，不然我不定不依。我本想早些回家看你同小沅小东，不过我在罗伦士学校白念了半年书，来芝加哥，因为是很大的大学，只插进了三年级，要两年毕业。不过我想自己译些中文诗作英文诗，只好等后年春夏再回家了。这两年半让我们多通些信，好容易过去些，你的信里可以多讲些你自己同小沅小东的事情，如若我们自己的房子这半年之内能够搬进去住，那是最好的。不然还是照法，我很想知道。我这就写信给稚庄。不过认内说不了多少什么话。要等你回信后，我才能详细的写信给他。住在亲戚家里，如若他们不肯收房租饭钱，那是决不可以的。另有给憩轩四兄同季眉妹夫的信。上海的钱你一收到就写信告诉我，省得我记挂。沅
爱情婚姻家庭悲剧三部曲（上）
那是1933年12月5日，一个初冬的清晨，大概是6时许，从上海开到南京的客船“吉和”号，就在船快要入港（采石矶附近江面）时，一个穿着简陋、清瘦憔悴的青年男子，年仅29岁的青年诗人朱湘，伫立在甲板的边沿，一边饮酒，一边吟诗；猝然间，他往前一跳，投入滔滔长江，当即亡命浪底，尸骨无存。据目击者说，他自杀前还在朗诵德国诗人海涅的诗作。在他身后，留下苦命的年轻的妻子，与一对可怜的幼小的儿女。
据说，他的那张三等舱的船票，是亲戚接济的；而他手头的那瓶酒，是妻子打工所得。
一个诗人死了，这本不是什么大新闻。然而，这位被鲁迅誉为“中国的济慈”的诗人，是在生活潦倒、爱情无望的境况下，手持海涅诗集和自己的诗作投湖自尽的。而他的那些牵扯人间烟火的诗歌，在冬日的清晨里也变得冰凉了尽管满是爱情的味道。
《广州日报》上有一篇幻影的文章说：
朱湘是位才子，在清华年纪轻轻的他便已文华了得，《晨报》、《小说月报》等知名刊物上都有他的作品出现。18岁的年纪，却有着与年纪相反的情绪，这也许是每一个诗人的命中注定。“蜻蜓红的绿的小的大的；都好看，都有掠微波的薄翼。荷叶半卷的全开的；都可爱，都是蜻蜓的小绿伞。”小时候的那句诗歌，还历历在目、恍如昨日。一个大男人讲起话来，居然如此细细碎碎、柔情似水，怎能不吸引女孩子的注意和倾羡呢？
新文学自诞生至今已历90余年，而新诗作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功绩尤不可没。而在新诗诞生初期数十位可圈可点的诗人当中，有人认为有4人是缺一不可的，他们是郭沫若、徐志摩、闻一多和朱湘。就诗的风格而言，郭沫若的诗如不羁的烈火（但精品极少，且大都限于早期），徐志摩的诗若璀璨的宝石，闻一多是澎湃的江河，朱湘则好比无暇的美玉。还有人说，朱湘是上世纪20年代清华园的4个学生诗人之一，与饶孟侃、孙大雨和杨世恩并称为“清华四子”，后来与其他三子成为中国现代诗坛上的重要诗人。这些观点虽然还可以商榷，但也足以说明朱湘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与地位。
朱湘曾经慨叹过人生有3件大事：“朋友、性、文章”。但由于他抑郁、孤傲和乖戾、偏狭的性格，友情和爱情都最终成了镜中之花。最后留给朱湘短短29年人生历程的，就只有了诗。朱湘对诗的钟情，可以说已经到了全身心地痴迷而无以复加的地步，早在清华时就忘却了一切。后来赴美留学，为了诗更是全无顾恋；甚至连学位也不屑一顾，毅然决然提前回国。朱湘说：“博士学位任何人经过努力都可拿到，但诗非朱湘不能写。”
朱湘在清华的同学梁实秋说他是个“神经错乱”的人，性格孤傲、偏激、敏感。不过，就他写给妻子的106封书信来看，却没有半点自负和萧瑟之感。且不说文字的清丽、幽雅，就是这丈夫对妻子的款款深情，亦足以使人常常潸然泪下。可以想像，假如没有爱情的惠泽，那他真的是灵魂飘散，没了自我。而现实，恰恰印证了“假如”。
朱湘2岁那年，母亲因病离开了他；10岁那年，父亲也跟着离开了人世。他是由哥哥养大的，却因为彼此年纪相差太大，有些隔阂和代沟。可想而知，他的童年该是多么的孤寂，更别谈凡人享有的慈母父爱了。后来，他便开始写诗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并渐渐在当地文坛有了些名气。这时，一位女子的出现，搅乱了朱湘平静的读书生活，她便是两年后成了朱湘妻子的刘霓君（她原来不叫这名字，挺土气的，后来与朱湘结婚后给她改的）。
说起来，他俩只是由双方家长指腹为婚，按理并没有什么感情基础可言。朱湘从懂事起，便极力想摆脱掉这场包办婚姻。父亲去世以后，他才在去清华上学的空挡躲过这次“劫难”。在北平，大哥前来探望他，兄弟两人就一阵客套地寒暄起来。突然，他竟发现了站在角落里的刘霓君。刘霓君大胆地望着朱湘，诉说着她在报纸上读到的朱湘的诗歌，言语中流露出崇拜和爱意。但是朱湘打断了她的话。因为，她已经惹怒了他。
冲动的朱湘断然离去，只留下旅馆里的刘霓君，独自伤心哭泣。他回到学校后，把摆脱这桩包办婚姻的希望就寄托在赴美留学上。他认为，离家远了，时间长了，刘家便会自行解约的。但就在这个时候，他竟见清华学堂里贴出了开除自己的布告，而此时距离留美仅剩半年时间。他因为抵制学校早点名制度多达27次，受到这一处分（此前已被记了3次大过），也是当时轰动一时的新闻。
后来，有同窗好友试图为他游说，但朱湘自己拒绝了。他说：
“清华的生活是非人的，人生是奋斗的，而清华只钻分数；人生是变换的，而清华只有单调；人生是热辣辣的，而清华只有隔靴搔痒。至于清华中最高尚的生活，都逃不脱一个假，矫揉！”
在1923年冬日的寒风中，他离开了清华园，离开了北平，只身来到上海，开始将大部分精力倾注在新诗的创作上。
朱湘刚到上海不久，便在大哥的口中得知刘霓君也来到了上海。大哥告诉朱湘，刘霓君的父亲不久前去世，兄长独占了家产，她只能一个人跑到上海来找工作，希望自己能养活自己。这个情况激发了朱湘的同情心，他觉得不管婚事成与否，去看望一下刘霓君，也应该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1923年冬日的某天，在外滩高大的西式建筑群的映衬下，整个浦东显得破旧衰败。朱湘穿过由几间旧房构成的厂区，来到离房不远的一排工棚区这是纱厂的洗衣房。他一看刘霓君在这个洗衣房洗衣，还有低矮的厂房和各种气体冒出来，心理开始发生变化。两人见面，却是长久的沉默。最后，刘霓君冷淡地对朱湘说了声：“谢谢你来看我。”但朱湘却一个劲地摇头，她只好慢慢转过身去，低着头走回洗衣房，消失在白腾腾的雾气里。
这一刻，在与刘霓君的婚姻问题上，朱湘开始动摇。黄浦江的江水在寒风中静静地流淌，朱湘冲动地赶去向刘霓君表示，他愿意接受这份由旧式婚姻演变而来的爱情。他在安慰刘霓君以后，又快步拉着她离开纱厂宿舍，并决定与对方马上结婚（一说他们是在南京举行婚礼）。从厌恶到同情，从同情到相爱，朱湘的情感世界发生了彻底的逆转，以至于爱到至深。
这是1924年初，年轻的夫妇俩住在上海宝山。有一个说法是，婚后不久，由于两人性格、文化的差异，一封书信曾引起刘霓君的猜忌，两人的感情过出现裂痕。
翌年他们来到北平。1926年朱湘再入母校清华学习1年，拿到了毕业文凭。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非常器重朱湘，说他“绝顶聪明”。所以尽管过去开除了他，但现在又给了他一次机会。
在此前后，刘霓君为朱湘生下了一对儿女，女儿叫小东，儿子叫小沅。
然而，这场戏剧式的婚姻，在若干年之后，因为生活的贫困而遭遇到巨大的挫折。
结婚后，朱湘进入诗歌创作的高峰期，创作了大量优秀诗歌，不久后又出版了他第二部也是最成熟的一部诗集《草莽集》；并与闻一多、徐志摩等人一起在《晨报副刊》上创办《诗镌》，发表诗文，成为“新月派”代表诗人之一。其实，他的思想气质、文学风格，与“新月派”其他人是迥乎不同的。
1927年9月，朱湘留学美国。但脆弱而敏感的他，因为无法忍受外国人对自己的歧视戏弄，激发了其民族自尊心和爱国热情，他频频转学，先后在威斯康辛州劳伦斯大学芝加哥大学和俄亥俄大学学习英国文学等课程。他幻想回国后开“作者书店”，使一班文人可以“更丰富更快乐的创作”。
在此期间，朱湘给妻子刘霓君写了106封情意绵绵的书信，寄托自己的异国相思之苦，成为朱湘与刘霓君亲密而又有点苦涩的情感生活的重要见证。其实，这些信除了称谓略显亲热，并没有多少甜言蜜语，并没有卿卿我我，有的只是日常生活的关照叮咛，夫妻间的体贴呵护，至今读来仍使人倍感温暖和亲切。
爱情婚姻家庭悲剧三部曲（下）
留学生活进入第三年后，因为经济拮据，考虑到家庭负担太重，朱湘未能完成学业、拿到学位，便提前于1929年9月回国，先是来到安庆担任安徽大学英国文学系主任这是他一生中有的一段富足生活。但不久后，因为校方拖欠薪水及对学校的一些现象不满而被迫辞职。这时候，朱湘与刘霓君生下了两人的第三个孩子，取名再沅。由于失业，一家人的生活陷入困境。
诗歌创作，对于此时的朱湘来说，不要说闲情逸致，连养家糊口都勉强，完全是过分的奢侈。有一次在武汉大学，朋友邀请其参观图书馆，问是否有新作出版。只见诗人脸上露出悲凉的表情：“新著诗稿数种在长沙妻子身边，还没有接洽到出版社。”
“贫贱夫妻百事哀”。不久，他们的小儿子夭折（再沅未满周岁，就因为没有奶吃，哭了7天后活活饿死这很像“诗圣”杜甫诗中描述自己生活的悲惨情景。），刘霓君开始怨恨丈夫的无能，夫妻关系逐渐恶化，婚姻已近崩溃，爱情亦杳杳远去。
他们时常发生口角，甚至打架，把家具、摆设砸碎，待和好后再去买一套新的回来。家庭不睦，反复无常，缺少温情，无法给心灵一直流浪的朱湘提供稳定和安宁的归宿。
之后，朱湘辗转飘泊于北平、上海、长沙、武汉、天津、杭州等地谋职求薪，由于性情孤傲，得罪了不少人，四处碰壁，只能依靠写诗卖文为生；可最后，连诗稿的发表都越来越困难。此时他罹患了脑充血病，加上事业和离家的精神折磨，文思已大不如前之敏锐精进。各报刊又大都是刊出文稿后才支付稿酬，往往杯水车薪，远水不解近渴。到1933年冬天，暂居上海的朱湘，穷困到只剩了一堆书籍和自己亲手写下的那些诗稿，近似乞讨，而内心却越来越充满愤懑与失望。
这位曾经穿着笔挺西服、深情高傲的“海归派”大学教授，后一度住在黑暗狭小的码头饭店里，穿着旧棉袍，有时竟闹到身无分文、受尽侮辱的地步，被茶房扣留行李，押着腆颜去找友人，低声下气地借钱以还旅馆欠账。这对于清高孤傲的诗人来说，是多么沉重的嘲弄和打击！
见丈夫整天守着诗稿无事可做、坐吃山空，刘霓君便托朋友帮他找了一份工厂里的临时工作。但遭到“生无媚骨”、不肯接受嗟来之食的朱湘的拒绝。只会写诗作文的朱湘，因为把诗歌看得与生命一样重要，因而与曾经患难与共的妻子之间矛盾越来越深。
朱湘根据我国古代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创作的长诗《王娇》里写道：
“他还历历记得那时的妻：/一阵红潮上来，忽睁眼皮，/接着喉咙里发响声，沉寂--颤摇的影子在墙上面移。/三十年的夫妻终得分开，在冷雨凄风里就此葬埋；/爱随她埋起了，苦却没有，/苦随了春寒依旧每年来。”“妻子去了，女儿也已归阴，/我在人世上从此是孤零，/这样生活着有什么滋味？/等着罢，等我与你们同行！”
这简直就是他本人与妻子的悲剧故事的“翻版”！
在离开人世的前一晚，朱湘用口袋中仅有的一些钱（这些钱据说还是亲戚接济与刘霓君打工所得），拿出一部分买了去南京的船票和一瓶酒，剩下的则买了一包妻子平日里最爱吃的饴糖。
江上的雾气已经消散，但寒风依旧。面对滚滚东逝的长江，朱湘纵身跃过船舷，淹没在冰冷刺骨的江水中。这一年，他还只有29岁，风华正茂。
朱湘自杀后，不少人反映其妻刘霓君不久便削发为尼（其出家之庵是在长沙市图书馆旁边号称“平地一声雷”的一条小巷内的“斗姥阁”），遁入空门，从此再无音讯；一双儿女则被迫送了别人（一说是被送入了南京的贫儿院）。
而据赵景深、柳无忌、罗念生等人的说法，是她并未出家，但日子过得非常艰难，“只好靠缝纫和刺绣来维持生活”。后来，她的女儿小东“嫁给陕西一位共产党员刘文德，就由他来赡养霓君一家”。小东截肢后，到上海安装假肢，还曾在赵家住过。小东和刘文德生了一双子女，名叫刘健林、刘健兰。小沅的长子朱细毛也由刘文德抚养。“小沅于四川某高中毕业，在一个小县的村学教书，难以糊口。”但是“后来刘霓君与女婿闹翻，她到云南昆明去住。大约小沅本来是中学语文教师，被四人帮打到矿山去工作。刘霓君仍以缝衣和刺绣为生。她很想在昆明公园附近建立朱湘的衣冠冢和纪念碑，愿望没有实现。”到1982年，“小沅已去世，他的儿子有白血病。刘霓君也去世几年了。朱细毛写过回忆录”。
为纪念朱湘，1934年12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了朱湘致刘霓君的106封情书，书名定为《海外寄霓君》（200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孤高的真情朱湘书信集》）。在中国新文学史上，鲁迅致许广平的《两地书》、徐志摩致陆小曼的《爱眉小札》、郁达夫致王映霞的《达夫书简》、沈从文致张兆和的《湘行书简》等，都被视为现代情书文学的经典。虽然作者的风格各异，鲁迅的冷静、徐志摩的缠绵、郁达夫的热烈、沈从文的深沉，均各擅胜场。而朱湘的这些书信，足可与他们媲美。朱湘生前并不打算公开这些情书，因此，我们今天“偷窥”之下，一个真实的不加伪饰的朱湘，便活现于眼前。时至今日，这种委婉动人的古典式加西方式的情书，已成绝唱！
浅析诗人自杀之谜
一个人自杀轻生，总有他一种情势的急切逼迫，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尤其是一个诗人的自杀。当他作出这个最激烈的行动时，我们要考虑到这并非疯狂下的错乱，而是一种深思熟虑，一种诗人的预谋。中国自古是诗的国度，但两千多年前，屈子自沉汨罗后，整个古典时代少有诗人采取如此激烈的形式。相反，从近世以来，诗人自戕倒不绝如缕，王国维、朱湘、海子、顾城等相继自杀。作为一种诗人的自杀，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现代现象。流亡诗人布罗茨基在评论曼德尔施塔姆时说过：由于一种奇怪的原因，“诗人之死”这一说法听起来总是比“诗人之生”更为具体些。
现在谁也无法明了，朱湘在投江自沉时领取的，是何种秘密。如同王国维之殁，朱湘之死多少给中国现代精神史投下了一道难解的阴影。越是那种难以言明的、晦暗的、极端个人的、不合常理的现象，就越难以被我们所接受、认知。朱湘因而成了一种见不得光的怪癖，不是让人可怜就是让人可笑，总之就是不能被理解。
朱湘和他的死（诗），仿佛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精神的诸面相：既有慈悲者，也有刻薄者；既有叹“苦命”的，也有说“严肃的狂妄”的，甚至诬其为“神经病”。此外，怀才不遇、愤世嫉俗、社会打击、家庭失衡、生活艰难种种说法都有。
清华老同学梁实秋猜测是因为他性格怪癖，“朱先生的脾气似乎太孤高了一点，太怪僻了一点，所以和社会不能调谐。”“应由他自己的神经错乱负大部分责任，社会上冷酷负小部分责任。”看来，连同是才子的他，亦未必真正理解朱湘“孤高的真情”。
同是清华老同学的闻一多感叹：“子沅的末路实在太惨，谁知道他若继续活着不比死去更痛苦呢！”
好友、学者柳无忌称朱湘是“诗人的诗人”；并认为，不为写文章，“也许子沅不会这样悲伤的绝命”。
女作家、湖南老乡谢冰莹断定，朱湘自杀“是为穷”！确实，朱湘自杀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长期的经济窘困。但这是主要甚至唯一原因吗？
曾是安大同事的女作家苏雪林发出这样的疑问：一个人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幸福一下子捣得粉碎？为什么要脱离安适的环境，走上饥饿、寒冷而又耻辱的道路？对此，朱湘自己的解释是“向失望宣战”。只是，宣战的结果是输得一塌糊涂。
朱湘死后被鲁迅称为中国的济慈。其同窗好友罗念生说：“英国的济慈是不死的，中国的济慈也是不死的。”
余伟文认为，朱湘自杀“完全是受社会的逼迫”，“正是现代社会不能尊重文人的表现”。
何家槐认为，混乱的社会“使他没有生活下去的勇气，使他不得不用自杀来解决内心的苦闷”。
罗皑岚不明白：“朱湘虽不是见面向人问好的交际大家，难道竟无一个朋友？”
还有人说，五四时代是一个自传的时代。朱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又一零余者、多余人、失败者，是诗人钟鸣所说的那种“旁观者”。他之死，是死于一个渐趋圆滑、势利、浮纨的“强人时代”。
朱湘之死，开了中国现代新诗人自杀的先河，引起当时文坛的深切悼念和一场大讨论（先倒是热闹了一阵子，但不日便忘记了他，大家仍各去经营自己的）。诗人自尽被赋予了多重含义，一时间成为文学专栏的头条。较多的说法是《申报》提出的“黑暗对知识分子的戕害”。作家陈鹤祥甚至著文呼吁，朱湘之死，应给所有不愿向恶势力妥协的人以警策，“那就是要更加顽强地活下去”。也有人赞叹他是用生命谱写诗歌。苏雪林就曾说：“生命于我们虽然宝贵，比起艺术却又不值什么我仿佛看见诗人悬崖撒手之顷，顶上晕着一道金色灿烂的圣者的圆光，有说不出的庄严，说不出的瑰丽。”她还认为，他的3本薄薄的诗集，是拿性命兑换来的。
如此讨论来讨论去，反倒是他的诗作被人忽视了。以至于后人周良沛在编纂《朱湘诗集》时不得不建议，与其讨论朱湘是新月诗人，还是爱国诗人，不如先读读他的全部诗作。
如果不是死后《石门集》的出版，几乎无人了解朱湘内心的苦闷。“我弃了世界，世界也弃了我给我诗，鼓我的气，替我消忧。”在诗作《我的诗神》中，他这样写道。对于朱湘来说，没有了爱情，灵魂将无处安放。这颗敏感、脆弱和不成熟的心灵，只好寻找一种方式来永远解脱。
当然，孤僻、脆弱、阴柔、决绝、敏感、狂狷、清高、刚正这些是诗人典型的性格。这样的天才，在哪个时代都很难被接受，从屈原到朱湘，诗人的命运大抵如此。可是，如果一个国家与时代，把异端的思想家、另类的诗人、狂傲的艺术家全逼到无法生存的地步，那么，这个国家与时代也就要完蛋了。
不过，这世界并不是绝对的精神世界，诗人有权选择失望、落寞、死去，正像活着的人有权利追求幸福。这是人生的太仪两极。
但更可惜的是，诗人所在的时代，今天已不复存在。按照当代诗人西川的说法，写诗不再是一种生活方式，特别是在消费主义、流行文化、商品经济、物欲功利泛滥的时代。而走在朱湘年少时曾与其他文学青年畅谈诗作的清华园，人们不再看到手捧诗集的学生；他们大多在背英文单词、“国考”试题，为考GRE和托福或国家公务员而努力。打开“水木清华”BBS的诗歌版面，搜索朱湘、清华四子也毫无结果，倒是一个请网友帮孩子取名的帖子十分热门。大半个世纪前，这所园子里萌生的诗人、诗派和诗意，似乎已随诗人的离去而渐远渐淡。

作者: 筷子 时间: 2014-4-29 18:14
写诗不再是一种生活方式

作者: 夜航船 时间: 2014-4-30 15:16

筷子发表于 2014-4-29 18:14
写诗不再是一种生活方式

容纳不下诗人的时代一定不那么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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