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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公木在写于1951年10月的一首诗歌《鞍山行》中写到：“是的，螺丝钉——无论摆放在什么部位，/ 都一定旋得紧紧的，牢固，坚实。/ 运转着的整部机器发出呼隆呼隆的声音，/ 都将给它以震荡，并引起金属的回应。”公木就是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一颗螺丝钉，无论拧到哪里，都要牢牢地钉在那里，在那里闪闪发光，和整部机器一起震荡。 公木在一生的革命生涯中，经历了大致三种角色的转换：以1945年的抗战胜利为界，前期由革命青年到文艺战士，后期则成为教育工作者。无论什么角色，他都饰演得惟妙惟肖。 1929年春天，在北师大读书的公木，为探索中国到底走什么样的道路，就和几个思想很接近的同学共同发起成立了“农村经济问题研究社”，从研究农村经济问题入手探讨中国社会出路与发展前途，以求条件成熟时在各地农村成立分社。1930年和1932年，因参加学生运动和抗日救亡运动，两次被捕，遭国民党反动派囚禁。1932年冬，公木与同学王志之、潘炳皋(病高)等以“左联”学生代表的名义，一同访问了鲁迅先生，邀请鲁迅先生到北师大进行了讲演。此后，公木与“左联”成员，同学谷万川、王志之、陈北鸥等筹办《文学杂志》。1933年春，由于被特务追踪，公木被迫离开北师大，到山东滋阳省立第四乡村师范教书。和该校教师中的教联盟员孙铁夫、段雪笙、熊渭滨、胡一若、钟鸣宇等共同发展并建立了华北左翼教师联盟支部，在鲁南几个县教师中撒下了革命种子。1937年芦沟桥一声炮响，抗战开始了。为了声援抗战的将士，公木和同学们曾走上北平街头进行募捐，并赴彰仪门外对将士进行慰问。此后北平沦陷，公木携妻将雏，追随北师大到达西安。后又毅然舍弃两岁的小女儿，夫妇一起轻装奔赴山西抗日战场。1938年8月，为了护送几位不适于在前方工作的女同志回后方，公木西渡黄河，到达延安。进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四个月后，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调到抗大政治部宣传科任时事政策教育干事。至此，公木终于由一个追求光明、勇于战斗、不惜牺牲的青年学生成长为一个思想进步、意志坚定的文艺战士。 公木参加革命之时，正是革命处于低潮的年代，反革命屠刀飞舞，革命者血流成河；公木舍弃亲生骨肉，奔赴抗战前线之时，正是抗日战争爆发，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年代，有的人明哲保身，有的人投身汉奸。在这样的背景下，公木投身民族救亡的伟大事业，不是革命洪流裹挟进来的，而是基于热爱祖国与热爱人民的思想感情，基于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做出的主动选择。正因为如此，公木一生，不追名，不逐利，就像一颗螺丝钉，始终拧在需要自己的位置上默默奉献。 在延安，公木与萧三、刘御等同志共同发起并成立“延安诗社”，开展街头诗和诗朗诵运动。当时，萧三希望他成为延安专业作家，公木却愿意—边工作，一边写作。1941年6月，公木被调到军委直属队政治部文艺室任主任。1942年9月，公木被调到鲁迅艺术文学院文学系任教。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被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践踏了14年的白山黑水，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但是蒋介石勾结美帝国主义，企图抢占东北，夺取胜利果实。于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先后从延安、华北、山东派遣部队和干部挺进东北，开展政治、军事斗争，发展文化教育，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这时，公木同志又接受了新任务——到东北开展革命工作，被任命为本溪市委宣传部长，做了短期的文艺宣传工作和党的地方工作。1946年元旦前后，受东北局指示，公木参与创办了东北公学，后改名为东北大学，公木任教育长。 东北大学正准备开学的时候， 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向东北进犯，学校被迫次第撤到安东(现在的丹东）、长春、哈尔滨、佳木斯，由南到北的大踏步撤迟，历时三个月，行程三干余里，边行军，边学习，边宣传，边招生，经历了干辛万苦，流血牺牲，但队伍日益壮大。这一段艰苦的工作，主要是由教育长公木组织领导的，他以出色的才干和无畏的革命精神为东北大学的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公木同从本溪、安东、长春等地陆续到校工作的张东川、吴锦、黄耘、许法、萧岩、李先民等同志，始终在第一线，和同学同甘苦、共忧患。全校师生表现出积极向上、追求真理、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坚决跟着共产党走的坚强意志，谱写下可歌可泣的战斗和学习的新篇章。 1951年，公木因为起草东北师范大学正规化管理办学方案，被指为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教育路线，因此给予留党察看一年、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并调离工作岗位的处分，并调往鞍山钢铁公司任鞍钢教育处处长。公木到任后，和上上下下配合默契，大家都对工作认真负责，形成了一种良好的学习风气。公木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积极倡导青年团办墙报《诗刊》，不仅自己抽时间带头写诗，还鼓励青年人拿起笔。公木在鞍钢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和教育处的同事们一起把鞍钢办成了一座规模宏大、内容丰富的综合性钢铁冶金学校，开创了全国企业教育事业的先河。不但保证了鞍钢生产的恢复和大规模建设的需要，而且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还向全国冶金科研、设计、地质、基建战线和新建的大中型企业支援了5万多名各级领导干部和技术骨干。 从公木的工作经历可以看出，他确实就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哪里需要，就拧到那里。拧到哪里，就在那里闪闪发光。 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公木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教育事业，仅在大学就度过了三十多个春秋。即使到晚年八十高龄时，仍负责培养中国古典文学和文艺理论两个专业的研究生。他给研究生精心指导、授课，审改他们写出的论文。他一生都在教授学生，一生都在进行学术研究，一生都在著书立说。1933年到山东滋阳省立第四乡村师范教书，讲授国文及文字学，1935年成书《中国文字学概论》(北平新亚印书局)。1946年就任东北大学教育长后，为中文系讲授《历代诗选》、《诗经》。1954年调入中国作协，编写《中国文学史讲义》、《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开始《先秦寓言》的译释与老庄著作的研究。1960年代初，转吉林大学任教，开设《中国文学史》、《诗经》、《先秦寓言》、《古典诗论》、《毛泽东诗词》五门课。1981年出版《老子校读》(后修订为《老子说解》)。1983年初，在吉林大学中文系主持编写《中国诗史》。1985年专著《中国诗歌史论》出版，分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辽金、元明清、近代七部分。1992年底，公木主编的《中国诗歌史论丛书》(1987年被列为“国家七五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科研项目)，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扩充为九卷，达280万字。 几十年来，公木不仅桃李满天下，而且著作等身。不追名，不逐利。认认真真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成绩。这不正是公木所代表的中国几代知识分子共同拥有的高尚品德么？
五 公木是世界知名诗人，他在诗歌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也令人难以望其项背。虽然他不是专业诗人，诗人并非他的正式职业。公木晚年回顾往事，曾这样说：“我的一生应该说是一个教员，写诗都是业余的。”而这业余的诗，公木竟写了一生，公木是用生命来写诗的。他写诗，不单单只为抒情言志，而是歌颂真善美，鞭挞假丑恶；探究自然规律，张扬民族正气，为民族精神注入正能量。正因为如此，他的诗，唱响在中华大地的上空，经久不衰；他的哲思，启迪中华儿女的神智，寥邃深远。一九九四年，深圳中国现代格律诗学会在北京雅园宾馆召开首届年会，公木参会并赠言题字：“以诗开慧，以爱塑魂”。这其实正是他奉行一生的对于诗的社会功用的最好注解。 《孟子》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句话成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公木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知识分子，也以救国治世为己任。把作诗作为自己参与社会变革，实现爱国理想的有力工具。他的诗以忧民、爱国、哲思的诗歌内容为总基调被载入史册。 1933年，公木发表了《时事打牙牌》和《父与子》等新诗。《时事打牙牌》是利用民间流行曲曲调，宣传红军土地革命及东北义军抗战斗争的诗。《父与子》却鲜明地表现了农民的反抗意识，描写了农民的觉醒，反映了三十年代农民的新特点。 1938年5月，公木创作长篇叙事诗《岢岚谣》，是诗人运用民歌的形式写叙事诗的最初尝试。这首诗塑造了一位与日本侵略者进行顽强的斗争，最后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农民抗日英雄娄德明的形象，诗人热情地歌颂了人民群众抗日救国的献身精神。 1938年冬，公木创作的《八路军军歌》、《八路军进行曲》、《快乐的八路军》、《炮兵歌》、《骑兵歌》、《冲锋歌》、《军民—家》，《子夜岗兵颂》共八支歌的歌词，被郑律成谱曲，总称为《八路军大合唱》，唱遍延安，唱遍陕甘宁边区，唱遍各根据地，极大地鼓舞了战士们的抗战热情，凝聚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意志。《八路军进行曲》后被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1988年“八一”前夕，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正式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确定为《中国入民解放军军歌》，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魂。 公木创作的电影《白毛女》、《英雄儿女》的主题曲，参与修订的歌曲《东方红》歌词，都因为内容与社会同呼吸，与时代共命运，反映出在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复兴、人民幸福的历程中华儿女共同心声，张扬了民族正气，受到全中国人民的喜爱，这歌声在中华大地的上空飘荡，经久不衰。 战争年代，公木以诗为器，拯救民族危难，鼓舞民族正气；和平年代，公木以诗为镜，洞鉴虚假丑陋，思考自然人生。 发表在《北京文艺》1980年五月号上的《申请》，以及未曾公开发表的《关于申请的申请》，是在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于1980年2月中旬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讲到《战国策》的邹忌讽齐王纳谏的故事，告诫社会主义文艺家和一切工作人员不要拒绝人民的批评之后，公木受到启发而写的长诗。诗的主旨在于以诗为镜，洞鉴我们的干部队伍中存在着官僚主义，某些方面缺少民主，有些做法不太正常，这些不利于党风、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不利于‘四化”建设。因此，他以一位普通党员的身份，和胡耀邦总书记讨论端正党风、廉政建设的话题，表现出了诗人敏锐的触觉、耿直的性格、坦荡的襟怀。 1981年6月，公木倾听了党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广播后，于病榻之上，写成了诗歌《真实万岁》，用诗的语言阐释了党的优良传统——实事求是，抒发了一代知识分子经过十年动乱的思索后得出的共同心声。 公木晚年创作的《人类万岁》是一首哲理性很强的长诗，实际上是公木《第三自然界》学说的诗意的、形象化的表述，彰显了公木对人生、宇宙、精神的思考。 很多人对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诗与政治的关系持否定态度。纵观公木的诗歌创作，他的诗与社会、时代、政治的结合如此紧密，却仍为人民大众所认可，为人民大众所喜爱。这说明，只要符合时代主流，反映人民心声，具有完美的艺术形式，是完全能够成为人民喜闻乐见的经典之作的。 爱国主义精神、民族主义精神、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科学求真精神是公木诗歌内容的灵魂。 公木自三十年代步入诗坛时，就主张创作大众化的诗歌，并强调新诗歌的内容和形式，都应以民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为标准。1933年7月，他在《文学杂志》三、四期合刊上发表了《新诗歌的内容与形式》一文，在文章中就形成了明确的看法。他认为“在今日的中国，在新诗的现阶段中，我们主张：新诗的创作，一方面要尽可能地利用活在大众中的旧形式；一方面要极力创造能够被大众所了解，至少能够被大众的前卫所了解的新形式。” 公木在发表于1980年《文学评论》第6期的《歌诗与诵诗——兼论诗歌与音乐的关系》一文中，提出并阐述了歌诗与诵诗的理论主张。他认为在全部诗歌流变史中，诵诗是主流，歌诗是主导。歌诗与诵诗都是语言的艺术，二者是平等的。每首歌诗，不论是乐歌，更不论徒歌，同时部是诵诗。不过，诵诗既是从歌诗中分化出来的，因此它还往住具有一定的音乐性。本文从诗歌的历史发展演变的角度，将歌词视为新诗中和诵诗平行发展的一支，客观地梳理了诗歌与音乐的血脉关系，既确立了歌词（音乐文学）在新诗中的地位，也揭示了诵诗中的音乐性的本质特征，这篇文章也将成为新诗格律化的理论经典之作。 在公木主编的《新诗鉴赏辞典•序言》里，公木阐述了自己的新诗艺术观：诗歌体裁属于艺术形式范畴，形式决定于内容，又反馈于内容。新诗体裁形式，可以探索提出三种主要类型，即：自由体、格律体、民歌体。千变万化，大多是以这样三种类型为基础的。新诗首先应该肯定自由诗，但新诗中的格律体与自由体实质上是孪生兄弟，应该与自由体并行发展。传统格律体，即所谓“现代诗词”或“当代诗词”的出路在于革新与创造。必须充实当代意识，扩充题材领域，促进语言变化，探求声韵改革，以力求风格意境的更新和格律形式的多样。 对于自由诗和格律诗的发展现状，公木说：“中国新文学史上，留下了一个遗憾，那就是现代汉语格律诗，没有获得正常的发育。”（公木《致学会建雄、黄淮、张朔诸同志的信》）因此，公木晚年特别关注现代格律诗的创作与发展。 公木曾经于1987年为现代格律诗下过一个定义。公木道： “便是在现代口语的基础上，于句行结构、节奏、音韵都要有一定的规律，即各节诗行的句式大体均匀，相应诗行的顿数大体整齐，有规律地押韵” (《现代诗歌体裁简说》)。 公木不仅于1994年在北京雅园宾馆以八十多岁高龄主持了深圳中国现代格律诗学会首届年会，还出任深圳中国现代格律诗学会名誉会长，为新诗格律化运动摇旗呐喊。他在宏观审视了现代格律诗的发展现状后，提出了深圳中国现代格律诗学会所推动的现代格律诗运动“第三次浪潮”之说：“从闻一多到何其芳，大约三十多年，从何其芳到你们又三十多年，算起来你们是第三次‘浪潮’吧。”（公木《致学会建雄、黄淮、张朔诸同志的信》1995、2、25） 公木大力关注并鼎力支持新诗格律化不是偶然的一时冲动，而是他集一生的诗学创作与研究后深层次的思考与探索，是建立在一生的新诗艺术化的理论思考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一生的新诗创作的成败得失经验之上的。他在《我爱——公木自选集•后记》中写道：“至于形式，在观念上仍以自由体为新诗正宗，它是‘五四’新诗歌即现代诗歌的新创造。这是在早年就认定了的；但动手写起来，却不知不觉渐趋整齐，避朦胧而求明朗，且以‘破缺’为戒，有熔古典、民歌、新诗于一炉的意思。” 老来渐于诗律细。艺术规律是任何人都违背不得的。可贵的是，公木在耄耋之年对新诗格律化的鼎力支持、摇旗呐喊的切实行动。 新诗内容的爱国主义与形式的唯美主义的完美结合，是公木一生的诗学主张与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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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7-9 2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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