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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黔东80后诗歌扫描 [打印本页]

作者: 非飞马 时间: 2014-8-4 08:33
标题: 黔东80后诗歌扫描
他们正走在成熟的途中
——黔东80后诗歌扫描

非飞马（贵州铜仁）

这是一个纷繁芜杂的时代，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为物质消费和文化消费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和环境；各种文学思潮、文学观念、文学流派风云激荡，众声喧哗，呈现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面热闹。和经济发展的飞速前进一样，文学产品层出不穷，诗歌的生产数量更是难以数计。据说，每一年我国的新诗数量，几乎超过全唐诗的数量。自网络的兴起，诗歌发表门槛的降低，写诗的人群每年都会呈“井喷”之势。以至于社会上有一种论调，说“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多”。这当然是不准确的，但至少也说明在这个时代，诗歌依然有着独特的魅力，依然有那么多人对她情有独钟,同时也说明在这个社会上还有理想主义的存在。尽管这些年诗歌界给人的感觉是一个接一个的“诗歌事件”，一场接一场的诗歌“嘴仗”，一波接一波的“诗歌流派”，一段接一段的诗歌戏说与“恶搞”，但毋庸置疑，诗歌始终在泥沙俱下的滚滚洪流中不断生长。
中国新诗自诞生以来，经历了近百年的沉淀与发展，正在逐步走向成熟。自朦胧诗以降，中国新诗开始逐渐摆脱政治意识形态的干扰，逐步变为对生命的关注，让诗歌回归大地和一个人的内心。经过后朦胧诗、第三代诗人和70后诗人一代接一代的努力，诗歌逐渐从一元走向多元，诗歌风格也逐步呈现出“百花争艳”、“百家争鸣”的态势。与老一代诗人相比，80后诗人从出生开始就具有先天的语言、文化优势和环境优势。尽管他们出生以后，诗歌不再像第三代诗人们所经历的80年代一样，处于诗歌启蒙的“黄金时代”。他们没有受到第三代诗人所享受的“明星”一样的礼遇，但时代让他们首先成为普通人然后才是诗人。他们一开始就接触网络，使得他们的写作从一开始就获得了全面的自由，没有了崇高感、神圣感，他们更能够沉入生命的内部，让诗歌更加服从于自己的内心，因而，他们的写作也更为自觉，更关乎心灵，更具有平民情怀和普世价值。
和全国80后诗人一样，黔东80后的成长空间和环境也离不开网络这个平台。尽管黔东地处边鄙之地，经济文化似乎不能与全国完全“接轨”，但黔东80后诗仍然是可以作为贵州乃至全国80后诗歌的一个缩影的。尽管因为地域局限，他们没有像外界发达地区一样“造势”，甚至没有出现一个所谓的诗歌“领军人物”，在全省全国影响力有限。他们最初的成长属于草根，但到了如诗年华，他们与全国80后诗人的学习和经历别无二致。他们在人生最诗意的年华也与全国80后一道沉浸于诗的海洋，汲取老一辈诗人所创造的“财富”，也曾在网络平台上“畅游”，与全国诗人开展学习交流，寻找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近年来，黔东80后诗歌已茁壮成长起来，成为黔东乃至贵州青年诗歌的主要力量并与全国接轨。他们的作品频频见诸《诗刊》、《诗选刊》、《民族文学》、《星星》、《诗潮》、《中国诗歌》等重要刊物和一些民间重要诗刊，其创作势头正劲且渐成气象。他们中，多数人已出版了自己的诗歌专集，很大部分诗人得到了省内外诗评家和读者的高度肯定，即使是还在高校学习的年轻人，也已有了很高的起点，成为引人注目的崭新风景。
本次所选的16位80后诗人，写作风格多样、异彩纷呈，基本上涵盖了黔东80后诗写者。他们潜伏在生活的各个角落，以诗意的笔触打量世界，坚持发出心底最为真切的声音。他们中既有具有探索性的先锋诗歌，又有紧贴大地的乡土诗人，他们在继承老一辈诗人的财富的同时，又有自己独到的发现和实践。
朵孩、非飞马和蒲秀彪可以是先锋诗歌的典型代表，他们的诗歌具有典型的后现代特征。
朵孩出道相对较早，是黔东80后中最早上《诗刊》、《诗选刊》的诗人，朵孩一开始就高举“先锋”的旗帜，反对“诗言志”，提出“让诗歌回到诗歌本身”，并与非飞马等组织了首届贵州80后诗会，在贵州诗坛曾轰动一时。著名评论家霍俊明认为，“朵孩的诗歌已经比较成熟，他近期的诗歌呈现出一种回溯和前瞻视角相夹杂的倾向，而其诗歌的对话性和倾诉型特征也相当明显。这种双重的视角正凸显了时间的力量和虚无，而对话和倾诉也正印证了内心的孤独和追忆往日的艰辛与难度”（霍俊明《“80后”为中国诗坛提供了什么样的版图？》）。评论家赵卫峰也认为朵孩的创作是“自在的异端”。事实上，朵孩并不满足于既有的成就，不停地保持着创新的态势，他近期的诗歌尤其注重形式上的探索，从内容到形式都呈现出别具一格的特点，每一首诗都有一个长长的标题，颇有意思的是，每一个标题都可以独立成一首短诗，这些“诗标题”，有的是对正文的“解题”，有的是对正文的“破题”，有的与正文意味相近，而有的却与诗歌正文截然不同而又藕断丝连。他的诗歌关乎生命，表达生命的短暂、存在的荒诞和内心的孤独与荒凉感，这在其代表作《杨正敏死了》中可见一斑（该诗发表于贵州民刊《诗歌杂志》后，入选当年宗仁发主编的《2006年中国最佳诗歌》，并在序言中予以高度评价）。即使是写给尚未出生的孩子的诗歌，也呈现出一种对生命本质和生存状态的真实咏叹。比如《孩子，爸爸在敦煌的鸣沙山上想你》，诗人看到茫茫无际的沙漠，描写了叔叔阿姨们对见到沙漠时的兴奋感，表达了“多么希望我们一起来看沙漠／一起抓起黄沙撒向蓝天”的愿望，但紧接着，诗人却忍不住给孩子“说实话”，“告诉你这个世界／其实也没什么好／比如这个沙漠／人们都把它当做一道亮丽的风景／而此时此刻，它却更像爸爸／内心荒凉的孤独”。读来颇有几分生活的荒诞与凄楚之感。
如果说朵孩近期诗歌更注重形式感的探索，那么，非飞马和蒲秀彪则更注重对现实发声。在蒲秀彪和非飞马看来，诗歌就是个我最本真的声音，是个体对时代所发出的呐喊。或许是职业的原因，非飞马对诗歌有着一种接近本能的执着和轻微的叛逆感。理性的行政工作和繁重的公文写作让心灵空间日渐狭窄，但对文学异常执着的他总是小心翼翼的游离于主流意识形态与民间的空白地带。他的作品有些悲情气质和愤懑感，常常借助一些特定的意象对时代、对生活、对社会现象乃至对自我进行反思和冷嘲热讽，具有鲜明的后现代特点。比如早期他发表在《诗歌杂志》上的《我的墓志铭》（后入选宗仁发主编的《2007年中国最佳诗歌》），就是以墓志铭的形式对“我”进行深刻反思，从而折射出生活的艰辛和“人”的价值。在近期诗歌《天下之大》中，他虚构了一个隐居生活情境:“挖田，种地，除草/让满腔愁绪/化为汗水和劳顿/让汗水和劳顿/化为颗颗粮食/再养几只鸡，再养一头牛，再养一条狗/鸡用来研究哲学/蛋生鸡，鸡生蛋，蛋又生鸡，鸡又生蛋/无穷匮也。牛用来体验生活/铺开大地的稿子，犁铧就是手中的笔/狗用来养着，报仇雪恨”。在幽默的想象中对自我和生活进行调侃，让人捧腹的同时有一种心酸之感。蒲秀彪是80后中的民间诗人代表，曾一度入选《中国牛诗榜》，他先锋来自于自由和真实，他拒绝写体制内的诗和拒绝在体制内写诗，其诗歌自由自在，不拘一格，体现出灵魂的真实，具有极强的时代烙印。他的诗歌以口语的形式表达，一般采用白描的手法平铺直叙，在平凡的生活中发现诗意。他简明的几笔，往往紧扣生命的本真，时时能够抵达人性的真实。比如，他的《消逝》：“在老家／我指着院坝边／一块空空的土地／对儿子说／这儿曾有／一棵李树／那儿曾有／几棵桃树”。简单的几笔，表现出时光的流逝，生活的变换和命运的变迁。写这样的诗需要敏感，读这样的诗需要慧心。蒲秀彪的诗歌一般是在场的，他表面上看是个人化的写作，简单自然，自由自在，事实上紧贴文化根子和所处的这个时代命脉。他的《与父书》发现了“中国式父子／不见是牵挂／见面是孤独”，他的《莫名的愤怒》表现出了在这个物质富裕而精神空虚的时代，人们“不为衣食所愁”，却“有一把无名之火／不时在心头烧着”。著名诗人芦苇岸认为，非飞马和蒲秀彪的写作“初步具备了一种如罗兰?巴特所述的‘处于建立之中的节奏，自然从容，不大遵守文本的整体性’的气息。非飞马虚构的‘民间’永远都是在场的，仿佛邻居窗口飘出的‘传奇’，粗粝，本色；蒲秀彪轻描淡写的当下忧思与自我‘定力’的找寻一样地充满‘热度’。”（芦苇岸：《当下视域、文本在场，以及诗性真实的高原景观——阅评<21世纪贵州诗歌档案>》）。
罗艾宇、周兴、冰皑继承着朦胧诗和海子诗歌留下来的传统，讲究隐喻和象征，借助特定的意象来呈现生命和情感。罗艾宇的诗歌充满着年轻的激情与朝气，他总是试图从对生活的模写中抵达生命的真实，描摹出生活应有的厚度和质感。“每到一个高度／结果都会把过程／压弯一些／有些秘密没有人知道／比如／果实越是饱满／头就埋得越低”（《父亲．土地》）。有时候，他也冷静地提出了自己对生活的质疑，表现出对生活的批判精神。“皈依是黄金身上的标签／念经的人从来就是／只负责念”（《佛》）。周兴的诗歌充满着浓郁的忧伤与悲情气质，他的语言较为凝练，意象高度浓缩。他感觉自己的“知觉一天天退化／反手，接触一片空蒙／远方，成为梦想的殉葬”（《那些日子》），有时候，他敏感而悲伤地捕捉到，我们这一代人不过是那《砧板上的鱼》，向往着水与自由，然而，最终却摆脱不了被宰杀的命运，只能“瞪着眼睛”、“张着嘴巴”、“打着挺”，宿命般的将砧板作为最后的舞台。从周兴的诗里，我们看到了80后一代生存的艰辛，以及他们对自身存在的虚无感和焦虑感。与周兴的焦虑比起来，冰皑的诗歌则更多地表现出对生活的从容、对历史的追问，也彰显出更多的对生活理性的态度。在《台北故宫》一诗中，诗人看到“华夏祖先的遗物”后，概叹“历史的瑰宝，在广阔的大地重生／你用你的完美弥补了／炎黄子孙的遗憾”，诗人探寻历史、追问历史，并不是要生发出对远古的缅怀，而更多的感觉却是“走进历史，回家的路更加清晰”。
江易、王小松、苗裔、钱树国、左禹华等人都属于乡土诗人一族，他们立足乡土、表达乡土，具有典型的草根性特征。或许是漂泊在外的原因，江易的诗有着一股浓浓的游子情怀，故乡的一草一木对于他来说，更多的是“回忆的风景”。他的近作《那一季的雨水》就是一曲献给父亲的深情的“游子吟”。王小松的诗歌则更多的是对乡土风光的深情咏叹和由衷赞美。在他的笔下，无论是金色的稻浪、春天郊外盛开的鲜花还是山城的夜晚，都是一道道迷人的风景。他仿佛是一个画家，抑或是一个游人，他眼中的乡村，是诗化的乡村，是乡村中最为美好的部分。苗裔也是一位深情的乡村歌手，但他少了一种游览的心态，而是更像一个土生土长的故乡人，融入乡村的内部，以一种在场的姿态表达对乡村的深情礼赞。“我走向我的村庄／一栋木屋就是我的世界／黑色的瓦片是一个世界的封面／我站住里面什么都可以看得见”（《一座村庄的完整目录》），他的生活、他的世界、他的爱和忧伤都和乡村融为一体。同样是乡村，在钱树国和左禹华笔下，却更多表现的是对乡村生活的深情关注，无论是钱树国笔下苦荞和野菊一般的《乡下妇女》，还是左禹华笔下的《挖洋芋的女人》，都透露出更多朴素本真的人间烟火气息。他们的笔触，已经触摸到乡村的底部，一个充满生命气息的村庄，一个草根性的乡里人生活世界扑面而来。在钱树国和左禹华那里，我欣喜地看到，乡村在他们手中全面复活，尤其是左禹华的表达，让我的确有一种眼前一亮之感，我感觉到这样的诗歌是真正生长在大地上的诗歌。
弦河是一个漂泊在外的诗人，漂泊的打工生活，一方面增进了他的阅历，磨砺了他的意志；另一方面，他笔耕不辍，诗技随着人生阅历的丰富而不断走向成熟。“他的诗有自己的个性思考，有独到的语言技法，已逐步形成个人风格。他的诗在抒情中蕴含日常的哲理，在朴实的叙述里增加清明畅亮的戏剧性事象，口语与书面语交替运用，有自己的语感和方向。”（白炳安《这把刀疼出了什么歉意——解读弦河组诗＜致歉书＞》）近年来，他频频亮相于《诗刊》、《民族文学》等重量级刊物，还一度入选宗仁发主编的《2011中国最佳诗歌》并在当年诗歌综述中予以点评。今年，弦河还在打工之余抽出时间编辑民刊《佛顶山诗刊》，在圈内引起了较好的反响，该刊作品入选《中国诗歌——2012年民刊诗选》。诗歌是弦河的心灵地图和灵魂秘语。在他的笔下，似乎万物都具有灵性。“我坐下来的时候／风已经享受了安静／剩下的是风的余温，我开始懂得／风也会疲倦／／我停下来的时候，风已经远去／留下的是树叶在挥手，我开始懂得／风也会孤单／／我走进去的时候，风已经回头／留下的是尽头，我开始懂得／风也会走错路”，这首《风也会走错路》在弦河的诗歌中颇具代表性，它灵性、自然、生动、机趣，风带着人的复杂多变的情态，像一个诗意的精灵。诗人与风融为一体，丰富多彩而不分彼此。他写诗，似乎并不是为了告诉我们什么，而是在呈现出一种生活体验和灵魂的漫游。
曾南雨、文毅、石彦彪和陈凌属于广义的校园诗人，他们从校园到校园，从一个学校到另一个学校，身份从学生变老师。或许，校园的单纯生活成就了他们的抒情气质。曾南雨的以诗歌对“那个被我深深感激的人”以美好祝福，石彦彪以一只鸟儿拍打翅膀自喻，也都有较强的可读性。文毅通过对“正在被制成木偶戏角色的木偶们”的描写，写出了鲜明的地方特色，亦颇具感染力。89年出生的陈凌（或许归类为准90后更恰切些）还是个在校大学生，但他的诗歌已经有了较高的起点和不俗的表现。他的梯子岩系列组诗采用童真的视角、草根的情怀、传说与现实的交合、记忆与现实的融汇，使得诗歌有着生活的厚度和表现的力度。
总体来看，黔东80后诗人正走向成熟的途中。都说诗歌是年轻的事业，黔东80后诗人都还很年轻，最大的也不过30出头，最小的也进入了高校读书，拥有良好的成长和发展环境。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在逐步成熟，并陆续成家立业、娶妻生子，生活的重担在逐步地压在肩头。30岁的人生，应该是色彩斑斓的人生，应该是诗一般的厚重、丰赡、美丽,充满着种种可能，蕴含着无限的希冀。孔子说，三十而立，我想，作为正在走向成熟的80后，他们应该逐渐明白，自己的人生需要“立”些什么，自己的诗歌又应该“立”些什么。
黔东80后诗人已经有了较好的起点和势头，甚至比外界诗人更有一些环境上的优势。因为地处边鄙，他们更能沉浸在自己的小空间里，他们的目光向下，看到的不只是时代的泡沫，而更多的是真实与朴素的生活本身，因为没有工业化、城市化的浮躁气息，他们或许可以更多地停下双脚饱览生活中那些美好生动的风景，可以更多地沉浸在生活的底部，让双脚紧贴大地，从而成为紧贴大地的诗写者。因而，我们有更多的理由期待他们在今后的岁月里会更加成熟，写出更加成熟大气的诗篇。

作者: 子青悠然 时间: 2014-8-4 11:43
评后单独附几首黔东80后诗人代表作，或者更清晰明朗一些

虽然评文中已有

作者: 风之子 时间: 2014-8-6 11:03
80后已成为诗坛的中坚力量，70后已经感受到了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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