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44年,周作人便在一篇论述自己思想渊源的长文中说过,一个男子“若能知哀妇人而为之代言,则已得圣王之心传,其贤当不下周公矣”〔1〕。这里,他将对女性命运的同情,提高到了“圣王”的境界。在当代的女权主义者(feminist,或译女性主义者)看来,这或许要被斥为男性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因为这无疑依然是将女性视为被同情、被怜悯的弱者,需要作为强者形象的男性来拯救;而在某些“激进女权主义者”(radical feminist)看来,女性不仅不是西蒙·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所谓次等的“第二性”,甚至是优越于男性的“第一性”。然而,面对历史和现实中确确实实存在的女性的非人苦难,任何一个有良知的男性,难道不应该、也不能致其一“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