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奥登是继T.S.艾略特之后，本世纪英美诗坛上的一位重要诗人，三十年代的英国诗坛就有 “奥登一代”之称。1938年春，奥登同小说家衣修武德访问了中国，并写下了不朽的十四行组诗《战时在中国作》。其实，在他访华之前，他的诗名就已经在中国传开了，威廉.燕卜荪先生来华讲学，为中国学子带来了英美现代诗歌，也带来了奥登的诗歌。因此西南联大的校园早有一批学生“完全为奥登所倾倒，以至于学他译他”。卞之琳的《慰劳信集》的语调几乎同奥登如出一辙，穆旦、杜运燮、辛笛、杭约赫等人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其影响。奥登充满现代性的诗歌语言，轻松幽默而又暗含讥讽的艺术风格，戏剧化的表现技巧，甚至激进的人生观都在他们的诗歌创作中得到展现。
在西方学术界，奥登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十分丰富的成果，爱德华•门德尔森编辑整理并出版了《奥登诗选》、《早期的奥登》这都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基本的素材。其他专门研究奥登的专家及著作也颇多，有Humphrey Carpenter 的W.H.Auden A Biography，John.G.Blair的 The Poetic Art of W.H.Auden 等等。然而，关于奥登在中国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虽有涉及却远远不够深入。
我国对奥登的研究是伴随对这些中国现代主义诗人的研究而展开的，这大至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四十年代，奥登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其在中国的影响与显在的价值被“边缘化”，《诗创造》和《时与潮文艺》中刊载了一些研究奥登诗歌及其理论的专论，比如李旦翻译的《史彭德论奥登与“三十年代”诗人》旁征博引来阐释奥登的诗艺，杨周翰的《奥登――诗坛的顽童》介绍的是奥登的诗歌技巧，《明日文艺》的“海外专栏”中也曾专章介绍奥登等等，但是这类文章在当时并不多见。较为普遍的是把奥登视为一个整体的英美现代主义诗歌的代表来接受、介绍和传播，《诗创造》中陈敬容译的《近代英国诗一瞥》、唐湜的《诗的新生代》，《大公报》刊载的《现代世界文学》一文，还有袁可嘉在当时的几大文学杂志和报纸中发表的《新诗戏剧化》、《现代英诗的特质》、《从分析到综合》、《诗与晦涩》等文章，诸如此类的文章都是从英美现代派诗歌这个大一统的范畴中来介绍分析奥登的诗艺，其独特的诗歌魅力并没有完全凸显出来。然而，中国诗歌研究迅速发展了几十年后，奥登的研究在中国仍然处于蛮荒之地，虽然翻开任何一本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论都可以找到奥登的印记；虽然诸如朱寿桐主编的《现代文学史》，张英伦等编《外国名作家大词典》，陈旭光的《中西诗学的会通：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主义诗学研究》，游有基的《九叶诗派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7）等只要涉及到现代主义诗歌和外国诗人的影响的各种著作都会提及奥登及欧美现代派在中国的影响；虽然袁可嘉继续发表《西方现代派与九叶诗人》、《诗的新方向》等文章来系统地分析了奥登的幽默诗风和奇特比喻对中国新诗现代化的借鉴意义，但是，这些论著都主要是在探讨中国诗学的发生和发展，或者是就中西文化交流作一个宏观的概括，对奥登的刻画还是少而简单，有时不过是一笔带过。虽然其中不乏深刻和精辟之处，但仍未能对奥登在中国的接受进行系统的整合，较之艾略特诗学在中国的发展，奥登在中国的研究还有待开掘。真正将奥登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来研究，并深度挖掘奥登的诗学魅力及对四十年代中国诗人的深刻影响是近几年才开始的。客观的说，一方面是由于学术界对四十年代诗人的研究一下子转为研究的中心，而这些诗人的诸多传记回忆中多有提及奥登，比如杜运燮等人编的纪念穆旦的著作《一个民族已经起来》、《丰富和丰富的痛苦》，袁可嘉的《半个世纪的脚印- 袁可嘉诗文选》，还有《王佐良文集》、《周钰良文集》等等，这些著作中透露的信息为奥登在中国的影响研究提供了一种可能。因此，对奥登在中国的影响研究首先表现为奥登与中国现代主义诗人的比较研究，赵文书在《外国文学评论》1999年第2期上发表了《奥登与九叶诗派》，紧接着又在《当代外国文学》1999年4期上发表了《W.H.奥登与中国的抗日战争》。前者突出论述了奥登的诗歌语言、艺术风格对九叶诗人中穆旦、杜运燮和辛笛三人的影响，后者从具体的文本分析中挖掘《战时》组诗的深刻意蕴，认为它在记录中国抗战和审视人类文明中有卓著的贡献，这两篇文章可谓首开先河将奥登对中国的影响作为个案呈现于世人眼前，然而九叶诗人中袁可嘉和杭约赫也深受奥登的影响，而且九叶诗人在“十四行诗体”、“诗歌戏剧化”等方面都对奥登有不同程度的借鉴。赵先生并没有对这些问题加以阐述，这也是本文亟待探索的要旨所在。随后的几年都相继有研究奥登的文章出现，而且拓宽了研究奥登的范围，内容涉及到奥登的爱情诗、散文诗，如罗达十的《漫谈W.H.奥登的爱情诗》（《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朱涛的《一种使命.两类信徒－我眼中的奥登》（《外国文学》1999年第5期）等等；体裁也有赏析的、评论的，比如何功杰发表在《名作欣赏》2002年第1期的《这样的现代人是否自由？是否幸福？---赏析奥登的<无名的市民>》，傅浩的《苦难的位置--<美术馆>和<给奥登先生的备忘录，29/8/66>的对比阅读》（《外国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江弱水的《伪奥登风与非中国性：重估穆旦》（《外国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另外，江弱水在《卞之琳诗艺研究》一书中，论述外国诗人对卞之琳的影响时，也一改以前将奥顿（即奥登）笼统地介绍的局面，而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对象列出专章来论述他对卞之琳的影响。这些文章论著无疑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材料。另一方面是由于一批诗人出于对诗歌的爱好，他们直接闯入了奥登诗歌的王国，问鼎其中的神髓，于是翻译介绍奥登，自从一九八三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卞之琳翻译的《英国诗选》以来，奥登诗歌的中文译文也逐渐增多。同年出版的杨宪益译的《近代英国诗钞》选译了奥登的三首诗，一九八五年诗人穆旦译的《英国现代诗选》中就翻译了奥登的五十五首诗，并且首次将《战时在中国作》及《诗解释》作了完整的翻译。近几年出版的英国现代诗选译本中，也都不同程度选录了奥登的诗歌。2004年第5期的《世界文学》还作了一个奥登的专辑，刊载了青年诗人北塔译著的《奥登诗八首》。奥登诗歌风格的多变，以及他自身的知识分子气息成了许多喜爱诗歌、爱写诗歌的诗人们的偏爱，这本身也促进了奥登研究在中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