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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文人有文人的风范---梁漱溟 [打印本页]

作者: 金川诗歌 时间: 2016-12-23 00:00
标题: 文人有文人的风范---梁漱溟
梁漱溟（1893.10.18-1988.6.23），蒙古族，原名焕鼎，字寿铭。曾用笔名寿名、瘦民、漱溟，后以漱溟行世。原籍广西桂林，生于北京。因系出元室梁王，故入籍河南开封。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国学大师、爱国民主人士，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之称[1] 。
梁漱溟受泰州学派的影响，在中国发起过乡村建设运动，并取得可以借鉴的经验。一生著述颇丰，存有《中国文化要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唯识述义》《中国人》《读书与做人》与《人心与人生》等。[2]

作者: 金川诗歌 时间: 2016-12-23 00:00
人物生平编辑
梁漱溟
梁漱溟
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梁漱溟生于北京，先祖为元世祖五子忽哥赤，故入籍河南开封。[3]  6岁，入中西小学堂。8岁后，先后就读于公立小学堂、蒙养学堂。13岁，考入地安门外顺天中学堂。
清宣统三年（1911年），加入同盟会京津支部，顺天中学毕业后任京津同盟会《民国报》[4]  编辑兼记者。
民国元年（1912年），任《民国报》编辑兼外勤记者。总编辑孙炳文为其拟“漱溟”作笔名。同年开始读佛典。
民国二年（1913年）正月，赴西安期间开始素食。年初，读幸得秋水《社会主义之神髓》，年末写出《社会主义粹言》。七月，向父兄表示志愿出家为沙门。
民国三年（1914年）二月，在《正谊》发表《谈佛》。
民国四年（1916年）九月，在《东方杂志》发表《究元决疑论》。蔡元培聘请先生到北京大学任教。
民国五年（1917年），欲往衡山出家为僧，未能成志。十二月五日到北京大学任教，为哲学门三年级讲授印度哲学概论。
民国六年（1918年）三月，在北大哲学门研究所开始讲授佛教哲学。十月，在研究所开设孔子研究。十一月，在北大出版部出版《印度哲学概论》。
民国七年（1919年）一月，与陈大齐等人在北大发起组织哲学研究会。五月，北京爆发学生运动，先生在《国民公报》发表《论学生事件》。六月，开始写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欲以此书为《孔家哲学》《唯识述义》两书之“引子”。
民国八年（1920年）一月，《唯识述义》第一册出版。本同年春，阅读《东崖语录》有感，遂放弃出家之念。暑假，访问金陵刻经处研究部，向欧阳竟无介绍熊十力。秋，在北京大学讲演《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讲演记录自十月始刊于《北京大学日刊》。
民国九年（1921年），暑假间应山东省教育厅邀请赴济南讲演《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十月，该讲演由北京财政部印刷局初版。本同年四、五月间决定过农家生活，年末与黄靖贤女士结婚。
民国十年（1922年），年初访太原，结识卫中并参观其所办学校。十二月，发表《曲阜大学发起和进行的情形并我所怀意见之略述》。
梁漱溟全家旧照
梁漱溟全家旧照
民国十一年（1923年）九月，在北京大学开设“孔家思想史”课程。
民国十二年（1924年），发表《重华书院简章》。秋，辞离北大，应邀前往山东菏泽任省立第六中学高中部主任。熊十力偕往。
民国十三年（1925年）春，返回北京。后与熊十力及山东六中部分学生住什刹海讲学。
民国十四年（1926年）一月，与师友迁居万寿山北大有庄同住共学。讲《人心与人生》。
民国十五年（1927年）一月，应邀为北京高校讲演《人心与人生》、《我对于心理学上见解的变迁》等。
民国十六年（1928年）春，访南京陶行知所办晓庄师范学校。七月，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校长。在广州期间，代李济深任广东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会主席。提出请办乡治讲习所建议案及试办计划大纲。9月，发表《请办乡治讲习所建议书》，并为广东地方警卫队编练委员会讲演乡治问题。
民国十七年（1929）二月，北大考察江苏、河北、山西等处的村政实验。秋，赴河南辉县参与筹办村治学院。十一月，发表《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
民国十八年（1930年）一月，河南村治学院开学，任教务长。六月，主编《村治》，于该刊发表《主编本刊之自白》《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等文。十一月，发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
民国十九年（1931年）一月，赴山东邹平筹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六月，该院成立，任研究部主任、院长，倡导乡村建设运动。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二月，教育部召开民众教育家会议，推选先生等五人起草民众教育在教育系统中的地位的草案，先生负责执笔，写成《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同时，被教育部聘为民众教育委员会委员。十月，接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院长。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三月，《乡村建设理论》出版。八月，作为国防参议员出席参议会。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十一月，与黄炎培等人发起“统一建国同志会”。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夏，参加发起“中国民主同盟”，任中央常务委员。在四川璧山来凤驿创办勉仁中学。
民国三十年（1941年）三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任常务委员，并代表民盟前往香港创办《光明报》并出任社长，途经桂林时在广西大学讲学两个月。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二月，赴桂林，开始写作《中国文化要义》。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五月，任民盟秘书长，以民盟秘书长身份，参与“第三方面”人士参与国共和谈。9月，勉仁国学专科学校在重庆北碚成立，后改为勉仁文学院。十一月，国共和谈破裂。先生回北碚，重新写作《中国文化要义》。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退出民盟后，创办勉仁文学院，从事讲学与著述。
1949年夏秋间，晋谒贡嗄上师，领取无上大手印，接受灌顶。自八月初至九月初，与罗庸、谢无量等在北碚缙云山上修习藏密功法。十一月，《中国文化要义》出版。
1950年9月，建议设置中国文化研究所。十月，写作《中国建国之路》。
1952年8月，向毛泽东提出去苏联作学术研究，未果。
1956年8月，居京西八大处习静。
1960年，开始写作《人心与人生》。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8月，先生被赶出居室，暂住小屋内。9月至11月写出《儒佛异同论》。
1974年1月，写作《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并在政协学习会上讲演。
1975年7月，完成《人心与人生》，重新写作《东方学术概观》。
期间，自1950年初应邀来北京，历任第一、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1955年后主要在家从事理论研究，发表了《人心与人生》《东方学术概观》《中国人》等著作。八十年代后期，以九十多岁高龄仍然著文、演讲，继续宣传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1980年后，相继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中国孔子研究会顾问，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国文化书院发展基金会主席等职。[3]
1984年，《人心与人生》出版。中国文化书院于北京成立，先生任院务委员会主席。
1985年3月，在中国文化书院第一届讲习班上讲演。
1986年11月，《东方学概观》出版。
1988年6月23日，在北京逝世。墓地在桂林市穿山公园。一部分骨灰埋在山东省邹平县小黄山。[5]
学术成就编辑
梁漱溟
梁漱溟
梁漱溟自称“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他把孔子、孟子、王阳明的儒家思想，佛教哲学和西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糅合在一起，把整个宇宙看成是人的生活、意欲不断得到满足的过程，提出以“意欲”为根本，又赋予中国传统哲学中“生生”概念以本体论和近代生物进化论的意义，认为“宇宙实成于生活之上，托乎生活而存者也”，“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在东西文化观上，把人类文化划分为西洋、印度和中国三种类型，称“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国其根本精神的”，与向前看和向后看的西方和印度文化有别。中国文化以孔子为代表，以儒家学说为根本，以伦理为本位，它是人类文化的理想归宿，比西洋文化要来得“高妙”，认定“世界未来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复兴”，认为只有以儒家思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生活，才能使人们尝到“人生的真味”。断定中国是一个“职业分途”、“伦理本位”的社会，缺乏“阶级的分野”（《中国文化要义》），因此反对阶级斗争的理论，以为应该通过恢复“法制礼俗”来巩固社会秩序，并“以农业引导工业的民族复兴”（《乡村建设理论》）。
其著作除以上所提到的之外，尚有：《印度哲学概论》《唯识述义》等，编有八卷本的《梁漱溟全集》。[6]
政治主张编辑
梁漱溟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他与同时代的志士仁人一样，为民族独立、为国家富强积极追求探索。他曾醉心于西方政治制度在中国的实现，先赞成“君主立宪”，随后又加入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后来他转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路向”。他认为中国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特殊社会形态，必须从乡村入手，以教育为手段来改造社会，并积极从事乡村建设的实践。但由于他认为中国缺乏阶级，不赞成用暴力革命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到头来他虽付出“一生心血、全副肝胆”的努力，仍没有也不可能实现他的宿愿。新中国建立后，他“醒悟”到自己走的是改良主义的道路，是行不通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梁漱溟坚决主张团结抗日，一致对外，提出“一多相容，透明政权”的主张。他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摩擦、挑起“党争”、破坏抗战，忧心如焚。为联合中间势力，形成政团力量，促进联合抗日，梁先生发起参与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又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1941年，在《光明报》发表民盟成立宣言和政治纲领，明确主张“实践民主精神，结束党治”，“厉行法治，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及身体之自由”。1943年，梁先生对国民党当局“民有痛痒务掩之，士有气节必摧之”的独裁专制极为不满，断然拒绝参加国民党一手操办的所谓“宪政实施协进会”。1946年梁先生任民盟秘书长，积极参加了当时的政治协商会议，同其他民主人士一道为争取国内和平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同年，梁先生受民盟总部委托赴昆明调查“李闻惨案”，发表《李闻案调查报告》、《李闻被杀真相》，旗帜鲜明，义正词严地痛斥国民党特务的暴行。解放前夕，梁漱溟拒绝参与国民党策划的假和谈，在重庆等待解放，1955年，他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呼吁“台湾同胞归来欢聚”，使“祖国统一达到完整无缺”。
梁漱溟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他同情并敬重中国共产党改造社会的精神和为之进行的努力。思想意识上的分歧并没有妨碍他在争取独立、民主的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朋友。梁先生曾两次访问延安，与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多次推心置腹地交换意见。全国解放后，为国家统一和经济发展的形势所鼓舞，庄严宣布：“我已经认定跟着共产党走了。”并对自己的政治主张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同时，他以“帮助共产党认识旧中国”为己任，对解放初期的政治运动提出意见和建议。1974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梁先生反对以非历史的观点评价孔子，反对把批判孔子与批判林彪相并提，并为刘少奇、彭德怀同志辩护。当受到围攻时，他傲然宣称，“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表现了一位爱国知识分子敢于坚持真理的高尚品格。[6]
人物轶事编辑
佛学修养
梁漱溟
梁漱溟
1916年，在其时的内阁司法部任秘书期间，梁漱溟曾经杜门研佛三年。梁漱溟终身不坐人力车，据他自己说是因为年轻时碰见一个老人拉着人力车，内心感到痛楚难忍。其后一年因为研究印度哲学被蔡元培延请到北大，中学毕业而荣登大学教授座席。在北大的七年时间，他发表了诸多影响深远的专著，1919年《印度哲学概论》问世，其后两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此书一度再版八次。
信佛的梁漱溟却也有自己的规矩，后来在抗战时梁漱溟曾带着学生深入前线，他写信给儿子梁培宽称“时人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此行盖践之以。”
尽管对佛学钻研很深，但1918年其父亲梁济沉潭自尽后，梁漱溟开始折入儒学，多年以后有人称梁漱溟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梁濑溟曾对学生说，他与哲学无缘。他不懂什么叫哲学。他就是这样，误打误撞地进了哲学的门。[6]
教育与实践
梁漱溟著乡村建设理论
梁漱溟著乡村建设理论
梁漱溟认为，东西方教育存在根本的差异，中国人传统的教育侧重“情意”教育，例如孝悌之教；而西方人侧重“知识”教育，例如自然科学之教。东西方教育各有得失，应该相互借鉴。但是，近代以来，中国备受列强欺凌。为了民族自救，中国人开始向西方学习，教育模式也全部西方化。对此，梁漱溟尖锐地批评说：“学校制度自从欧美流人中国社会以来，始终未见到何等的成功，倒贻给社会许多的病痛”，“现在学校教育，是使聪明的人变成愚钝，使有能力的人变为无能力的废物”。在二三十年代的众多演讲和文章之中，梁漱溟反复抨击西式现代教育的种种弊端。
1928年梁漱溟在河南进行过短期的村治实验，1931年又来到山东的邹平，进行了长达七年的乡村建设运动，后来实验区逐步扩大到全省十几个县，在海内外产生了深远影响。[7]
梁漱溟甚至把他的这种教育方法用到了自己的政治试验上。
1917年，梁漱溟出任北大讲师的时候完成了他的巨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他在这一时期显露出入世济人的心怀，称“吾辈不出如苍生何”。他把解决中国问题的重点，落实在社会改造上，他想出的办法是“乡治”。
在成功说服军阀韩复榘后，梁漱溟得以在河南、山东开始他的“乡村自治”试验。梁漱溟发起的这一运动因为抗战被迫中断了。[6]
与毛泽东
梁漱溟与毛泽东
梁漱溟与毛泽东
梁漱溟与毛泽东同岁。1918年，两人在杨昌济（杨开慧的父亲）先生的家里初识，当时梁漱溟是北大哲学系讲师，毛泽东则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20年后，梁漱溟到延安，在16天里与毛泽东有过多次交谈，有两次是通宵达旦。
1950年1月，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再三邀请下，梁漱溟由重庆来到北京，毛泽东请他到自己家里做客，还专门派车接他，招待吃饭，由于梁漱溟吃素，毛泽东大声嘱咐：“我们也统统吃素，因为今天是统一战线嘛！”当毛泽东得知他还借住在亲戚家里时，马上派人安排，让他住进颐和园内的一处小院里。
在这段时间里，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关系十分融洽，经常来往，两人之间有时谈得兴高采烈，有时又不欢而散。也许正是不分上下的朋友关系，使梁漱溟一时忘乎所以，才惹出1953年的那段公案。
在1953年9月召开的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后来转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周恩来总理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在小组讨论的时候，梁漱溟的发言掀起了一场巨大的风波。
梁漱溟认为，过去中国将近30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很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
对于梁漱溟的发言，毛泽东很不以为然，此后几天，会议对梁漱溟的言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梁漱溟震惊不已。他的牛脾气又犯了，不顾一切地要求发言，并与毛泽东激烈争吵，直到有人在会场上大喊“梁漱溟滚下台来！”这场惊心动魄的争吵才匆匆结束。
随后，毛泽东给梁漱溟的问题定下了基调：虽“反动”，但不算反革命；要批判，但也要给“出路”。
30年后，90岁高龄的梁漱溟谈及此事，意味深长地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指毛泽东）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没有什么。那件事后，我的政协委员照当，生活待遇照旧，也没有受到任何组织处理，我知道那是毛泽东的意思。他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6]
善于思考
梁漱溟
梁漱溟
梁漱溟在家里亦不苟言笑，爱好和人讨论，也爱好书法。但他最大的爱好却是思考问题。
梁漱溟一直认为自己是个有思想，而且本着自己的思想去行动的人。因为思考问题，梁漱溟经常失眠。脑子一开动起来，很难刹住车。后来到北大教书，因为失眠，他还向学校提出过辞职。每隔一段时间，梁漱溟会躲起来安静思考、潜心推究。
梁漱溟耗时最长的志业，在于沟通中西文化鸿沟。“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1955年7月，梁漱溟开始写《人心与人生》自序。梁培恕回忆，这年初夏，父子同游北海公园，先生说起他即要动手写的《人心与人生》，以平静而深沉的声音说，“这本书不写出来，我的心不死！”书完成以后，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今日可死而轻快地离去”。[6]
直言文革
与毛泽东争吵之后，梁漱溟开始深居简出，很少开口。1956年11月，在“大鸣大放”的高潮中，许多朋友认为梁漱溟应当出来说说话，出出气，但梁漱溟沉住气，决定旁观一段时间，结果，在随之而来的“反右”斗争中，那些朋友当中的许多人被戴上了“右派”帽子，而梁漱溟却侥幸躲过一劫。
1966年，“文革”浪潮席卷全国，梁漱溟也在劫难逃，他的家被抄，不得不栖身于北京鼓楼铸钟厂两间小破屋中，政治上更是莫名其妙地被补戴了一顶“右派”帽子。
1972年底，全国掀起“批林批孔运动”。梁漱溟参加政协组织学习近一个月，却一言不发。于是，有人说梁漱溟与孔子有着割不断的“阶级感情”。梁漱溟终于开口了，他花了两个半天时间，讲自己对“批林批孔”的意见。他说，我只批林，不批孔。批孔是从批林引起的，我看不出林彪与孔子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不批孔，至于批林，我认为林彪谈不上有什么政治路线，不过一心要搞政变夺权而已。
梁漱溟这番话一出口，政协学习组立即开始批判梁漱溟。从1974年2月到9月，先后6个月地分小组批判，然后是两个月的批判大会。然而，当组织者询问梁漱溟有何感想时，他却一字一句地回答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1976年，“四人帮”垮台，在“两个凡是”笼罩的气氛中，梁漱溟在政协会议上一针见血地说：“文革”搞糟了，“文革”的祸因是治国不靠法治而靠人治。此时，真理标准大讨论还没有开始，梁漱溟的话可谓先声夺人。
同时，在1978年的政协会上他又说道：“我国过去的成功和胜利，的确是靠毛主席的领导”。他还一再强调：“我并不因为说他，批评他，而否认他的成功”，“从一九四九年建国，二三十年来，中国国内的建设、国外的威望，没法不承认是了不起的成功”。[9]
1979年初，全国第五届政协会议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当选全国政协主席，梁漱溟当选为政协常委。升了“官”的梁漱溟在这次会议上再次向“文革”开了火，时年他已85岁。尽管一批老干部在私下场合对“文革”已经开始否定，对“两个凡是”也表示了不同意见，但公开讲话否定“文革”的还没有，梁漱溟是第一个。10个月之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梁漱溟担任了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10-11]
个人评价编辑
沈醉题词
沈醉题词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①为什么他又能当上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呢？中共为什么提他做这个委员呢？就是因为他还能欺骗一部分人，还有一点欺骗的作用。他就是凭这个骗人的资格，他就是有这个骗人的资格。②在梁漱溟看来，点头承认他是正确的，这就叫有“雅量”；不承认他是正确的，那就叫没有“雅量”。那样的“雅量”，我们大概不会有。但是，我们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你梁漱溟的政协委员还可以继续当下去。”[6]
美国五星上将马歇尔：在梁漱溟身上看见了甘地。[12]
著名学者林毓生认为：梁漱溟与鲁迅是20世纪中国最有创造力的思想家。梁漱溟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是构思宏大的社会改造试验，尝试将西方现代化的优点与中国文化的优点融合起来，为此进行了积极而可贵的探索。[12]
著名学者许纪霖：①现在的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是学者专家，为稻粱谋，有专业精神，但不再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中国社会仍然处在转型期，我们还需要梁漱溟式的人物。②放着北大教授不做，梁漱溟居然去进行乡村建设的尝试，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在他看来，儒家的义理不是在课堂谈谈就可以，而是要在生活中特别是乡村生活里去实践的。[6]
《人民日报》（1988年7月8日）：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8]
新华网、人民网《梁漱溟诞辰120周年：中国知识分子的操守与担当》：梁漱溟认定，尽管目前东方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迫，几有断绝之虞，但这却是暂时的，中国文化不仅仅不应该断绝、也不会断绝；不仅仅会在中国复兴，实现中国的富强，更是会走向世界——正如古希腊文化在近代西方的命运一般。[13-14]
个人著述编辑
专著
梁漱溟全集
梁漱溟全集
《究元决疑论》初刊于1916年《东方杂志》，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后收入《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印度哲学概论》1918年11月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转年12月始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收入《全集》第一卷。《唯识述义》（第一册）1920年1月由北京财政部印刷局印刷，北京大学出版部发行。后收入《全集》第一卷。《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年10月由北京财政部印刷局初版，1922年1月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收入《全集》第一卷。《乡村建设大意》1936年1月由山东邹平乡村书店初版。后收入《全集》第一卷。《乡村建设理论》1937年3月由山东邹平乡村书店初版。后收入《全集》第二卷。《答乡村建设批判》写成于1940年8月，1941年2月由重庆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后收入《全集》第二卷。《中国文化要义》写作于1942年至1949年。1949年11月由成都路明书店初版。1987年6月由上海学林出版社重印。后收入《全集》第三卷。《人心与人生》写作于1960年至1975年。1984年由上海学林出版社初版。后收入《全集》第三卷。《我的自学小史》1942年写成前十一节，连载于当年桂林《自学》月刊。1947年在上海出版单行本。1974年开始增写至十八节。全文首次发表于1987年出版的文集《我的努力与反省》。[15]
文集
《梁漱溟先生在晋讲演笔记》1922年2月由山西省教育会发行。《漱冥卅前文录》1923年12月商务印书馆出版。《漱冥卅后文录》1930年7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1932年北京村治月刊社出版。《乡村建设论文集》1934年8月由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出版股发行。此文集有两种文本，标有“第一集”者所收篇目为多。《梁漱溟先生教育文录》1935年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出版。《朝话》1937年6月由山东邹平乡村书店出版，1939年由重庆乡村书店出版增订版。另有40年代商务印书馆版和中国文化服务社版。1988年1月教育出版社本仍有增删。后收入《全集》第二卷。《梁漱溟教育论文集》1945年开明书店出版。《漱溟最近文录》1944年江西中华正气出版社出版。《梁漱溟先生近年言论集》1949年11月成都龙山书局出版。《东方学术概观》1986年11月由巴蜀书社出版。《我的努力与反省》1987年6月由漓江出版社出版。《忆往谈旧录》1987年12月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勉仁斋谈书录》1988年6月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15]
论文
梁漱溟文稿
梁漱溟文稿
《谈佛》原刊于1914年2月《正谊》，后收入《全集》第四卷。《东西人的教育之不同》原刊于1922年《教育杂志》，曾收入《漱冥卅前文录》。后收入《全集》第四卷。《办学意见述略》原刊1924年6月18日《北京大学日刊》，曾收入《漱冥卅后文录》。后收入《全集》第四卷。《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原刊于1929年11月《村治》，曾收入《漱冥卅前文录》。后收入《全集》第四卷。《主编本刊之自白》原刊于1930年6月《村治》，后收入《全集》第五卷。《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原刊1930年6月《村治》，后收入《全集》第五卷。《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原刊于1930年11月《村治》，后收入《全集》第五卷。《我们政治上的第一个不通的路》1930年7月起在《村治》连载，后收入《全集》第五卷。《我们政治上的第二个不通的路》1931年9月起在《村治》连载，后收入《全集》第五卷。《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初次刊登于1933年9月《乡村建设》，后收入《全集》第五卷。《村学乡学须知》原刊于1934年2月《乡村建设》，后收入《全集》第五卷。《精神陶炼要旨》原刊于1934年10月《乡村建设》，后收入《全集》第五卷。《儒佛异同论》写作于1966年，初刊于1986年11月出版的文集《东方学术概观》。后收入《全集》第七卷。《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写作于1974年，初刊于文集《东方学术概观》。后收入《全集》第七卷。《东方学术概观》写作于1975年，初刊于1986年文集《东方学术概观》。后收入《全集》第七卷。《礼记大学篇伍严两家解说合印叙》写作于1965年3月。《礼记大学篇伍严两家解说》一书出版于1988年12月，后收入《梁漱溟全集》第四卷。《自述早年思想之再转再变》写作于1969年，初刊于1979年《中国哲学》第一辑。后收入《梁漱溟全集》第七卷。[15]
家庭成员编辑
梁漱溟和儿子
梁漱溟和儿子
梁漱溟远祖为元朝宗室，父梁济（巨川）（1858-1918年），内阁侍读，著有《桂林梁先生遗书》。母张氏，大理人，白族。曾在北京女学传习所任教。兄焕鼐，日本明治大学商科毕业；妹焕诘、焕绅，均毕业于京师女子师范学堂。
梁漱溟原配夫人黄靖贤（1893—1935年），1921年与梁漱溟结婚。[16]  育有长子：梁培宽，次子：梁培恕。第二任妻子陈树芬。[6]
人物纪念编辑
山东梁漱溟纪念馆
梁漱溟纪念馆，始建于1993年梁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由山东邹平县一中、县政协、梁漱溟在京家属联合创办，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费孝通题写馆名。2013年，为纪念梁先生诞辰120周年，邹平一中又对纪念馆进行了扩建。该馆为全国唯一的梁漱溟纪念馆。新馆位于邹平一中务本楼七楼，建筑面积600平米，建有“生平馆”“乡建馆”“书画馆”三个展厅，共展出展板200多块，图片1000多幅，梁先生生前遗物、各种版本的图书、手稿、书画900多件。[17]
重庆漱溟馆
漱溟馆
漱溟馆
重庆勉仁中学位于嘉陵江畔缙云山下的金刚碑五指山11号。漱溟馆位于学校门口左边的一角，由梁漱溟半身雕像和一道扇型的回廊组成，石雕像的基座上有费孝通题写的“漱溟馆”三个大字，回廊里陈设着梁漱溟生平简介、在重庆时期的主要活动照片和各个时期的书法复印件。[18]
北京小铜井一号
梁漱溟在北京所居多处，但以西城积水潭畔小铜井一号居住最久。小铜井一号，原为其父梁济（字巨川）先生书斋。居所背倚古都城墙，左挽汇通古刹，右涟大小铜井，前俯净业湖水，住宅与西花园占地达一千多平方米。[19]
影视形象编辑
2003年电视剧《延安颂》：由立平饰演梁漱溟；
2011年电影《建党伟业》：赵宁宇饰演梁漱溟；
2016年电视剧《东方战场》：施大生饰演梁漱溟；
词条图册

作者: 金川诗歌 时间: 2016-12-23 00:01
梁漱溟说了什么让毛泽东如此愤怒

马勇 2013年3月4日 1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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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马勇
梁漱溟1953年秋天莫名其妙向毛泽东要“雅量”，激起了毛泽东极端愤怒。这不仅是梁漱溟政治生涯的结束，而且是共和国成立后最严重的政治事件，是执政党与知识人全面冲突的开始。那么，梁漱溟究竟在那之前说了什么，让毛泽东如此震怒呢？根据相关史料，尝试着略加解释：
1953年9月8日下午，全国政协第十九次常委会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国务院总理兼全国政协副主席周恩来作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陈云报告“本年财政经济状况及其问题和今后工作要点”，晚八时散会。
周恩来在报告中传达了毛泽东最近一段时间对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思考和规范，毛泽东说：“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接着，周恩来对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作了解释。他说：在过渡时期，要使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一天一天地增加，要把各种经济都纳入国家的总计划之中，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一天一天地加强，对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和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要有步聚地进行，以使各个方面都能全面地有配合地向前发展。周恩来强调：一方面我们反对把社会主义改造看成遥遥无期、停止前进。现在不动将来就要痛，现在向前将来就会愉快；另一方面，急操冒进，想一步登天，也是错误的。不难看出，毛泽东理想中的总路线，带有某种急躁情绪，但经过周恩来的解释，明显趋于缓和与可行。周恩来在作完报告后，嘱与会委员分几个小组讨论，然后由小组召集人于次日向大会提出报告。
作为住在北京的全国政协委员，梁漱溟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听取了周恩来的报告。在翌日上午的分组会上，梁漱溟在小组召集人章伯钧综合发言后，谈了自己对周恩来总路线报告的体会，其大意是这个总路线本于1949年建国时的《共同纲领》，当然拥护，不成问题。梁漱溟还详细解释道：
这一总路线原是人人意中所有的，章伯钧先生更发挥了周总理所讲的话，我于此深表赞同；没有什么新的意见可说。路线既不成问题，那么就看怎样去做了。要把事情做好，全靠人人关心这一事业，发现不论大小问题，随时反映给负责方面，以求减少工作上的错误。例如《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时常有人把他所见到的问题写信提出来，而党报收到来信亦马上能注意检查或交给主管机关部门去检查纠正，这就是最好、最好的。
梁漱溟认为，这样做一面看出人民能关心公家的事情，一面看出党和政府能够随时听取老百姓的意见解决问题。这种精神，在贯彻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时应该继续发扬。只有自始至终发扬民主，领导党又能听取意见，这建国运动才能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其效就能倍增。
9日下午，继续开常委扩大会，周恩来询问各组的讨论如何，要大家发言。梁漱溟此时与张治中、侯德榜三人共坐一长沙发上，恰近在主席台右手，周恩来目视梁漱溟。于是梁漱溟说，讨论的情况似可由各组召集人作报告，无需乎每个人重复其词。当然，个别人愿意再发言者仍可发言。周恩来点头，表示同意。各组召集人如章伯钧等即分别代表各该组叙述发言情况。周恩来于散会时特致意梁漱溟，希望他明日能够在大会上谈谈自己的想法，梁漱溟欣然答应。
10日上午的小组上，梁漱溟没有发言。下午在怀仁堂举行的大会上，发言者甚多，十分踊跃，有东北各省、上海、天津各市工商联负责人次第起立发言，表示接受和拥护公私合营改造工商业的政策。发言者踊跃相继而来，距离散会时间不远，梁漱溟即写一字条，亲自送交主持会议的周恩来，表示时间很紧，他可改用书面发言送来，不占用会议时间。不料周恩来在当天会议结束时宣布，为了让大家都能充分发表意见，会期要延长一天。周恩来在离开会场时又特别关照梁漱溟，务请梁在第二天的大会上也谈谈自己的意见。梁漱溟又高兴地答应下来。
既已应承第二天发言，梁漱溟回到家中便思索准备一番，并邀几位朋友到家里商量明日发言问题。他想，如果把小组会上的发言内容重复一遍，就没有多少意思，况且章伯钧在向大会汇报时已多少概括了自己的意思。同时，小会几乎都是非中共人士，他那天所讲的话主要是就党外情况言的。现在领导党的负责人要他在大会上讲话，他就应该说说对领导党有所贡献的话，因为毕竟是领导党要他讲话。或许他还因与毛泽东的特殊关系，为非中共人士带个好头，以期大家都能对中共有所帮助。
在上述思想指导下，梁漱溟连夜进行准备。到了第二天（11日）下午，梁漱溟根据自己的准备在大会上发言说：连日听报告，知道国家进入计划建设阶段，大家无不兴奋。前后已有多位发言，一致拥护。不过，各位或由于工作岗位不同，或由于历史背景不同而说话各有侧重了。
接着，梁漱溟从自己特殊经历与背景谈了几点意见。他说：
我曾多年梦想在中国能展开一个伟大的建国活动。四十多年前我曾追随过旧民主主义革命，那时只晓得政治改造，不晓得计划建国。然而我放弃旧民主主义革命已有三十年了。几十年来我一直怀抱计划建国的理想，虽不晓得新民主主义之说，但其理想和目标却大体相同。由于建国的计划必须方方面面相配合，我想除了政府已经给我们讲过的建设重工业和改造私营工商业方面之外，像轻工业、交通运输等等如何相应地发展，亦必有计划，希望也讲给我们听听，此其一。
又由于建国运动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来完成我们的计划，就使我想到群众工作问题。在建设工业上，我推想有工会组织可依靠就可以了，在改造私营工商业上，亦有店员工会、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在发展农业上，推想或者是要依靠农会。然而农会虽在土改中起了主要作用，土改后似已作用渐微。那么，现在只有依靠乡村的党政干部了。但据我所闻，乡村干部的作风，很有强迫命令、包办代替的，其质量上似乎都不大够。依我的理想，对于乡村的群众，尤其必须多下教育功夫，单单传达政令是不行的。我多年曾有纳社会运动于教育制度之中的想法，这里不及细说，但希望政府注意有更好的安排，此其二。
其三，是我想重点提出的。那就是农民问题或乡村问题。过去中国将近三十年的革命中，中国共产党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大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来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农民的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包括北京)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共产党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他们(似应为我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个问题望政府重视。
上述这些只是梁漱溟后来的回忆，但从他所作的准备草稿来看，梁漱溟所讲的远不止这些。他在发言中的第一个问题的语气即以“过来人”的资格教训道：
我个人曾是有这样一梦想的人：开展一大建国运动。虽然四十年前追从旧民主革命，只知政治改造而不知经济改造、社会改造，那是没有计划建国的。但对旧民主放弃已三十年，此因深追革命失败之故而觉悟。各位亦许知我作乡村建设运动，此即不单政治改造，而认经济政治分不开。改造社会我有这样的想法：中国政治改造一定随经济改造而完成；经济进一步，政治进一步，循环推进。而经济改造呢，亦不是盲目发达生产，等到发现问题，再来推行社会政策或社会主义革命，而应从生产合作化，经济生活社会化，使两面俱进。总起来：经济上社会主义、政治上民主主义同时完成。那时虽不晓得新民主主义，但我们要有计划地建国，不走欧美旧路则是千真万确。
如果梁漱溟的话仅仅说到此似乎还没有多大问题，似乎也不致于惹恼毛泽东。而他向政府索要他所提及的“有计划地建国”的所谓“计划”，便似乎已是从政府外面监督政府，是要求政务公开，这便自然惹恼毛泽东和周恩来。梁漱溟接着说：
由此思想背景，故我对报告有这样的问题：李富春的报告给发展重工业一点消息，周恩来的报告得知私营工商业改造一些方法步骤等等。但除此而外，如‘相应地培养……发展……’那许多亦已经有了计划呢？那么这些计划是不是亦交付讨论呢？同时要配合照应的、结合的、扣合的，那许多方面，属于经济的，或不属于经济的——政治，教育文化，如我设想应当整个一套，全面有系统（如李富春言），因为相互关系……。我推想必有整个计划，方方面面照顾无遗。是否亦给大家来参酌、来协商。
这显然就是后来毛泽东所说的梁漱溟向政府所要计划的事。毛泽东说：“梁先生要求多知道一些计划的内容。我也不赞成。相反，对于梁先生这种人，应当使他少知道一些机密，越少越好。”“梁漱溟这个人是不可信任的。可以让别人多知道一点机密，对你就不行。召集比较小型的民主党派的会议，也用不到你梁漱溟参加。”
关于第三个问题，梁漱溟的回忆与其准备的原稿也存在着相当的差异。其原稿写道：
过去二十年的革命全在于发动农民、依靠农民。依靠农民革命所以成功在此，而农民在革命中亦有成长，但进入城市后，工作重点转移到城市，成长起来的农民亦都随着到了城市。一切较好干部都来作城市工作，此无可奈何者。然而实在……，今建设重点在工业，精神所注更如此。生活之差，工人九天，农民九地。农民往城里跑，不许他跑。人才财力集中都市，虽不说遗弃吧，不说脱节吧，恐多少有点。然而农民就是人民，人民就是农民。对人民照顾不足，教育不足，安顿不好，建国如此？当初革命时农民受日本侵略者，受国民党反动派暴虐，与共产党亲切如一家人，近日已不存在此形势。
这种说法在毛泽东看来，当然是相当“恶毒”的攻击之词。梁漱溟后来也就此问题检讨道：“我就北京见闻所及，提请领导注意，指出城市工人工资生活为乡下农民所歆羡，充当一个临时小工每天工资可得一元乃至一元二角，因而纷纷涌向城市，市政当局又把他们推送回去。说此话时，我引用了某人所说工人农民生活九天九地之差的话，嫌于破坏工农联盟而不自知。工农联盟正是我们国家政权基础，这个错误非小。当时总理似未觉察，而在他后来向主席报告我的发言之时，主席却注意了。主席见罪，此亦一节。”
梁漱溟的这个解释或许对的，不过我个人更倾向于认为，假如梁漱溟发言时毛泽东在场，亲耳听见，情况或许不一样，口耳相传，添油加醋，梁漱溟的这些言论就与其本来的想法不一样了，这也是他后来觉得委屈的原因之一：理论上并没有错，只是错在时机、场合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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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金川诗歌 时间: 2016-12-23 00:02
大师梁漱溟的两度婚恋第一任夫人气度如同男子
2015-05-24 14:27:28 来源：趣历史责任编辑：zhaoxiaoyan 字号：T|T

　　年轻的梁漱溟一心向佛，无意于婚姻和家庭。直至其加入北大，开始在知识分子圈中活动，不免有了争强好胜的世俗心，出家为僧的想法越来越淡。于是其友人伍观淇就将自己的妻妹介绍给了梁漱溟。这就是梁漱溟第一位太太黄靖贤，他们结婚的时间是1921年11月13日，农历十月十四日。
　　黄靖贤原名黄婧婘，新婚时经梁漱溟提议改用黄靖贤，大概是因为原名中的两个字不太好认，所以取了相近的音。黄靖贤生于1894年，小梁漱溟一岁，旗人出身。黄靖贤给梁漱溟的最初印象是:衣履装饰极不合时样，气度像个男子，同她的姐姐伍夫人站在一起，虽然年龄小两岁，而面貌、体态、神情比姐姐反见老大。凡女子可以引动男子之点，在她可说全没有。暮年梁漱溟能记得黄靖贤的只是“刚爽”二字。
　　据闻黄靖贤年少之时，身体健壮，气概一如男儿，绝无女儿羞态，有“小山东”之称。黄靖贤后来也自述其平素夜晚就睡，或侧身向左而卧，或侧身向右而卧，其姿势直至次日晨起一无改动，从未有辗转反侧、夜不成寐。是殆其胸襟坦荡，无系着，无扰动之证。

黄靖贤
　　梁漱溟与黄靖贤的婚姻生活说不上甜蜜，但似乎也没有什么大的冲突。他们共同生活14年，生了两个儿子。根据梁漱溟自己的说法，婚后若干年关系一般，只是在最后两年，是他们关系最好的时候。1930年冬、1931年春，黄靖贤两度小产后，身体已相当亏弱，曾表示不愿再生产，梁漱溟亦表示同意，因此有三年多不曾怀孕。不料1933年身体渐好，未免大意。而梁漱溟亦曾戏言:“我们有两个男孩，本已满足;但我更希望得一小女儿，到我年老时侍候我。”于是黄靖贤再度怀孕，不幸“前置胎盘”，卒以不救，1935年8月20日病逝于邹平周村进德医院，年仅42岁。
　　怀着深深愧疚，梁漱溟在黄靖贤去世后发誓此后决不续娶。为了表达自己的哀思，梁漱溟还破天荒地写了一首别致的“悼亡诗”:
　　我和她结婚十多年，
　　我不认识她，
　　她也不认识我。
　　正因为我不认识她，
　　她不认识我，
　　使我可以多一些时间思索，
　　多一些时间工作。
　　现在她死了，
　　死了也好;
　　处在这样的国家，这样的社会，
　　她死了使我可以更多一些时间思索，
　　更多一些时间工作。
　　梁漱溟信守诺言一个人过了差不多十年时间。在这十年间，梁漱溟确实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充分利用亡妻留给他的机会和时间，忙于思考，忙于国事。十年过去，两个孩子渐渐长大:长子1925年出生，此时18岁;次子1928年出生，此时亦15岁;而梁漱溟本人亦年过半百，需要有人照顾。1943年夏，当有人为他介绍在桂林当教师的陈淑芬时，梁漱溟就没有再拒绝。

　　陈淑芬本名陈树棻，后别写为陈淑芬，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一直没有婚配，47岁，比梁漱溟稍年轻。梁漱溟生于1893年，此时为51周岁，52虚岁;由于他们两个人的年龄加起来差不多一百岁，所以这一段婚姻常被人称为“百年和好”。陈淑芬的生年一直没有查找到，然而凭习惯估计这个47岁应该是周岁，那么她的生年就应该是1897年(以1944年结婚时计算)，比梁漱溟小四岁。
　　陈淑芬人长得较漂亮，也会打扮，所以虽然年近半百，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十余岁。梁漱溟是桂林城的名人，两人相恋的消息传开，新闻记者天天跟踪采访，也就制造了一些八卦消息。
　　1944年1月23日下午，梁漱溟、陈淑芬的婚礼在桂林市区一家旅馆的宴会厅举行。桂林文化、学术界一百多人前来庆贺。婚礼由梁漱溟的老友李济深将军主持，他先向来宾宣布了婚礼的程序，接着由原广西大学校长、著名作家白鹏飞致词。白鹏飞的讲话声音宏亮又不乏幽默。他说:
　　梁先生原籍桂林，抗战开始后方归故里。但他在桂林并无家室，既无家室，何言回家?那么最好就是着手建立家庭。敞开的心扉自然容易被人占据。陈淑芬女士出阁甚晚，因为她一直要嫁给一位哲学家。于是梁漱溟因抗战而返回故里，陈淑芬女士就乘虚而入了。
　　白鹏飞的话引起满堂喝彩，然后由诗人柳亚子和戏剧家田汉先生宣读“贺婚诗”。田汉不愧为艺术大师，“贺婚诗”被他念得甚为动人，屡屡引起雷鸣般的掌声。梁漱溟接着说:“婚姻是人生中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要请教有着丰富生活经验、年高望重的龙积之先生。”

作者: 金川诗歌 时间: 2016-12-23 00:02
梁漱溟：三种人生态度

注：本文出自梁漱溟先生与同学们每天例行的“朝会”上的一次谈话，时间是1933年前后某一天的黎明时分，天色微明而周围一片寂静。这篇谈话来自于先生个人的生活感受，以及先生自己切身的体会，有别于浮泛空谈，且言简意赅。

“人生态度”是指人日常生活的倾向而言，向深里讲，即入了哲学范围；向粗浅里说，也不难明白。依中国分法，将人生态度分为“出世”与“入世”两种，但我嫌其笼统，不如三分法较为详尽适中。我们仔细分析：人生态度之深浅、曲折、偏正……各式各种都有，而各时代、各民族、各社会，亦皆有其各种不同之精神，故欲求不笼统，而究难免于笼统。我们现在所用之三分法，亦不过是比较适中的办法而已。　　
　　按三分法，第一种人生态度，可用“逐求”二字以表示之。此意即谓人于现实生活中逐求不已，如：饮食、宴安、名誉、声、色、货、利等，一面受趣味引诱，一面受问题刺激，颠倒迷离于苦乐中，与其他生物亦无所异；此第一种人生态度（逐求），能够彻底做到家，发挥至最高点者，即为近代之西洋人。他们纯为向外用力，两眼直向前看，逐求于物质享受，其征服自然之威力实甚伟大，最值得令人拍掌称赞。他们并且能将此第一种人生态度理智化，使之成为一套理论——哲学。其可为代表者，是美国杜威之实验主义，他很能细密地寻求出学理的基础来。
第二种人生态度为“厌离”的人生态度。第一种人生态度为人对于物的问题，第三种人生态度为人对于人的问题，此则为人对于自己本身的问题。人与其他动物不同，其他动物全走本能道路，而人则走理智道路，其理智作用特别发达。其最特殊之点，即在回转头来反看自己，此为一切生物之所不及于人者。当人转回头来冷静地观察其生活时，即感觉得人生太苦，一方面自己为饮食男女及一切欲望所纠缠，不能不有许多痛苦；而在另一方面，社会上又充满了无限的偏私、嫉忌、仇怨、计较，以及生离死别种种现象，更足使人感觉得人生太无意思。如是，乃产生一种厌离人世的人生态度，此态度为人人所同有。世俗之愚夫愚妇皆有此想，因愚夫愚妇亦能回头想，回头想时，便欲厌离。但此种人生态度虽为人人所同具，而所分别者即在程度上深浅之差，只看彻底不彻底，到家不到家而已。此种厌离的人生态度，为许多宗教之所由生。最能发挥到家者，厥为印度人。印度人最奇怪，其整个生活，完全为宗教生活。他们最彻底，最完全；其中最通透者为佛家。　　
　　第三种人生态度，可以用“郑重”二字以表示之。郑重态度，又可分为两层来说：其一，为不反观自己时——向外用力；其二，为回头看自家时——向内用力。在未曾回头看而自然有的郑重态度，即儿童之天真烂漫的生活。儿童对其生活，有天然之郑重，与天然之不忽略，故谓之天真。真者真切，天者天然，即顺从其生命之自然流行也。于此处我特别提出儿童来说者，因我在此所用之“郑重”一词似太严重。其实并不严重。我之所谓“郑重”，实即自觉地听其生命之自然流行，求其自然合理耳。“郑重”即是将全副精神照顾当下，如儿童之能将其生活放在当下，无前无后，一心一意，绝不知道回头反看，一味听从于生命之自然的发挥，几与向前逐求差不多少，但确有分别。此系言浅一层。　
　　更深而言之，从反回头来看生活而郑重生活，这才是真正的发挥郑重。这条路发挥得最到家的，即为中国之儒家。此种人生态度亦甚简单，主要意义即是教人“自觉的尽力量去生活”。此话虽平常，但一切儒家之道理尽包含在内，如后来儒家之“寡欲”、“节欲”、“窒欲”等说，都是要人清楚地自觉地尽力于当下的生活。儒家最反对仰赖于外力之催逼与外边趣味之引诱往前度生活。引诱向前生活，为被动的、逐求的，而非为自觉自主的。儒家之所以排斥欲望，即以欲望为逐求的、非自觉的，不是尽力量去生活。此话可以包含一切道理，如“正心诚意”、“慎独”、“仁义”、“忠恕”等，都是以自己自觉的力量去生活。再如普通所谓“仁至义尽”、“心情俱到”等，亦皆此意。　
　　此三种人生态度，每种态度皆有浅深。浅的厌离不能与深的逐求相比。逐求是世俗的路，郑重是道德的路，而厌离则为宗教的路。将此三者排列而为比较，当以逐求态度为较浅，以郑重与厌离二种态度相较，则郑重较难，从逐求态度进步转变到郑重态度自然也可能，但我觉得很不容易。普通都是由逐求态度折到厌离态度，从厌离态度再转入郑重态度，宋明之理学家大多如此，所谓出入儒释，都是经过厌离生活，然后重又归来尽力于当下之生活。即以我言，亦恰如此。在我十几岁时，极接近于实利主义，后转入于佛家，最后方归于儒家。厌离之情殊为深刻，由是转过来才能尽力于生活；否则便会落于逐求，落于假的尽力。故非心里极干净，无纤毫贪求之念，不能尽力生活。而真的尽力生活，又每在经过厌离之后。

作者: 金川诗歌 时间: 2016-12-23 00:10
重温梁漱溟：说到底人是个靠不住的东西
腾讯文化腾讯书院2013-10-28 14:33我要分享 63
[导读]梁先生说指望人的自觉和道德，终究是有指望而没有把握的事情，说到底人是一个靠不住的东西。中国文化的最大缺陷在于个人之永不被发现。

重温梁漱溟：说到底人是个靠不住的东西

图为腾讯书院活动现场

学者、哲学家、思想家、活动家、政治家。诸多称号后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梁漱溟？一直以来这都是政学两界人士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在国家图书馆里，博硕士论文以梁漱溟为研究对象的专著超过了数十种。

但梁漱溟在晚年曾自言，“人有今生、前生、来生，我前生是一个和尚。”这一说法梁漱溟从未和家人说过，也几乎不向朋友提及。

他做革命者，研究西方政治体系在中国应用，但却因人生之困两度自杀，曾拒婚、茹素，入迷佛学，一度想出家当和尚。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徘徊让他以后的人生经历充满传奇。

文革期间，梁先生曾与艾恺谈起夫妇俩十余年间遭受迫害，睡水泥地，被鞭挞，浑身血痕，却“当时心里有些不痛快，过后就好了。”最终笑对。以佛家出世对己，以儒家出世对人。此后，在哈佛就读汉学系博士的艾恺拟就博士论文《最后的儒家》。

梁先生生于1893年10月18日，卒于1988年。今年恰逢梁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艾恺教授将此文重新审定出版。梁漱溟一生混就儒学的中式思考、人生意趣，与多代人的叠加求解；他对时代使命的注视，如同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企图从西方政治学中攫取适用于中国的思考；他不断进行精神训练启蒙，并亲历种种社会公共事务；他充满胸臆的救世情怀与狂者精神，尤其是他临终发问“这个世界会好吗？”这一问，如同梁先生的父亲梁济在投湖自尽那一刹那，于水波中激起的涟漪。在中国世界的如今，这些问题会更悲观，还是更乐观？

如同许章润先生所言，今天我们讲中国问题是重温梁先生在120年前所已然思考的问题。而梁先生所思所虑，众题千古，司晨八方，古今上下而求索之，早已经将我们所想过的想过了，所以重温他的精神遗产今天解决中国问题依然是一座绕不过去的桥。

腾讯文化主办的大型学者讲座“腾讯书院”在2013年10月20日下午，邀约关心中国的各界同仁，与“梁漱溟研究第一人”艾恺教授、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梁漱溟最小的孙子梁钦宁一起，在这本包含80年代艾恺与梁漱溟的对话及思考的文本《这个世界会好吗？》中，从汉字天圆地方中触摸先生“心期填海力移山”的精神脉络。

艾恺先生年事已高并舟车劳顿，在腾讯书院讲座期间，边讲边起身走来走去，几乎走出镜头，他说，是怕自己睡着了。在会后给读者签名时，他用嘴不时吹干水笔写的字。面前这本80年代写就的学者传奇与这位花发老者遥相呼应，时空转换，那一代人的意趣与真情仍在。

要点提示：

【要点1】梁漱溟说，“我并非学者。但我承认自己是一个有思想的人，并且是本着自己的思想去实行实践的人”。他多次跟我说他没有资格当一个学者。他唯一的嗜好只是思考问题。

【要点2】我们中国人靠什么活着，难道我们仅仅是坚船炮厉吗？难道我们仅仅是靠钞票和粮票来过日子吗？中国的精神价值崩落，而新的义理和精神价值、生命意义还没有建立起来。

【要点3】梁先生是一流的法学家，梁先生是在中国问题与人生文化的大框架里面来思考法律问题。在梁先生看来法律是文化的一种，法律是一种生活方式，法律是民族的精神生活和实践生活，是历经数千年而形成的礼俗习惯。你以为立宪法就能改变中国，做不到。

【要点4】174年来，从1840年以后到今天，中国核心的历史主流意志和主流问题所围绕着的根本之处，不外乎一个是中国问题，一个是人生问题。

【要点5】梁先生说指望人的自觉和道德，终究是有指望而没有把握的事情，说到底人是一个靠不住的东西。梁先生说中国文化的最大缺陷在于个人之永不被发现。梁先生的悲悯情怀就是他的精神和现实主义态度融为一体。

【要点6】今天我们讲中国问题则是重温梁先生在120年前所已然思考的问题。而梁先生所思所虑，众题千古，司晨八方，古今上下而求索之，早已经将我们所想过的想过了，所以重温他的精神遗产今天解决中国问题依然是一座绕不过去的桥。

【要点7】梁先生这辈人所体现的那种君子人格，圣人情怀和儒绅的风骨，的确百年来几乎被摧残殆尽。

艾恺：梁漱溟如同甘地是“活动家”甚于“学者”

艾恺：作为历史学家，而今遇到梁漱溟先生120周年诞辰，我想稍微修正一下我原来对他的“鉴定“。

近几十年，我常向国外介绍梁漱溟时，给他冠以“哲学家”之头衔，因他以哲学闻名。不过此时我认为更应强调其“活动家”这一面。他就像印度的甘地。

他常说，我并非学者，我承认自己是一个有思想的人，并且是本着自己的思想去实行实践的人。他多次跟我说他没有资格当一个学者。他唯一的嗜好只是思考问题。

梁漱溟最后一次在公众场合露面，是在1987年11月，1988年6月他就去世了。当时他在中国文化书院开展的梁漱溟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上，他拍着桌子大声这么说。

我也承认，他的思想是有哲学的内容，他的目的也一直是为了解决问题，对社会、人类、中国所面临的问题而想办法解决。这和普通的学术学家完全不同。如同新儒学，现在国外研究这个题目，也并不把梁先生放在其中，因为他并非一个坐在书房看书写字的人。即使在北大教了7年书，也没有回到学术界。

艾恺：梁漱溟独立思想受父亲熏陶敢公然对抗毛泽东

艾恺：杜维明多次向我提出，你说梁先生是最后的儒家，那我算什么呢？英文的the last是引发强烈情感的词汇，带有浪漫意味。中文的“最后”一点也无。The last另一个意味是“最近的”。我将他做如此解释，与梁漱溟本身的思想并无关系。

梁漱溟与他的父亲梁济太接近，他们共同之处太多。比如两个口号，“独立思考，表里如一”，梁先生和他父亲一样，都是活动家，畅所欲竟然敢公然对抗毛泽东。梁济很早就有独立思考的观念，爱国之心不仅体现于在房间里看书，他还走出去行动，创办北京最早的报纸，编京剧宣传改革，成立慈善机构。梁漱溟早已受他父亲的这种标准儒家君子式的熏陶，1905年，他还是一个小孩子，就参加抵制美货运动了。清末，国家代表会召开，在北京开始讨论宪法于中国的可行性，梁漱溟也是十分年幼，也积极去参加旁听。后来他参加同盟会。民国成立后，他又立刻当记者跑去南京采访。

但那时他遇到严重的精神危机，两次自杀未遂，之后便回家关门潜心研究佛学。如此度日，有两年半。

此后他又积极活动起来。拒绝蔡元培聘请他任教北大之后，民国落败，张勋来京，他才接受北大职位，并带来一个小册子，《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这本册子，号召中国知识分子起身救世，团结国人，避免内战。当然，那时他已经不是一次采取这样的态度了。

1924年他离开北大，一直到1937年，他一直积极寻求中国出路，他企图保存中国传统精华，他的东西文化及哲学是唯一为中国文化辩护的书。他没有伙伴，孤身上路，如同他的父亲，充满独立思考的精神。最终他落实到公共事务，也就是乡村建设。

1931年到1937年，他到山东省邹平县办了一个实验县政府，也是一个乡村实验研究院。很快成为乡村建设运动的全国思想领袖，抗战爆发后，他又起身活动，参加政治参议会议，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民国政府也没有采取他的计划，比如改革征兵。

1938年，他去延安和毛泽东探讨问题，在延安呆了十几天，日夜切磋。毛泽东要强调中国与其他社会的共同点，而梁先生要强调它的特点。刚开始他们意见不一致，是毛泽东经过和他的讨论之后，才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我是老外，所以我敢说，毛泽东是受了他的影响。

40年代，梁漱溟发起民主同盟的前身组织。当然此前他已经创立过三个组织。譬如去香港创立的《光明报》，也就是现在的《光明日报》前身。在日占区，他担心内战频发中国分裂，一直在国共两党之间做中间人来调停。一直到1947年，他觉得黔驴技穷，有些失望，在四川北部成立了一所学校。

从幼到老，他一直在活动。所以我需要修正原先对他的称呼。我当然承认他是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甚至于学者。不过我认为，再过100年，到他220年诞辰之际，大家对他的称呼已然改变。

许章润：面临历史上的西方打压中国暴露文明缺陷

许章润：今天但凡梁先生所思考的问题，所为之焦虑而奔走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梁先生一生夫子之道而言，亦是中国问题，亦是人生问题。

174年来，从1840年以后到今天，中国核心的历史主流意志和主流问题所围绕着的根本之处，不外乎一个是中国问题，一个是人生问题。因为中国近代面临西方的打压，暴露了文明在制度、理念各个方面存在的各种缺陷。因此，174年来，中国要进行现代化强行军，以全民勒紧裤腰带，把脑袋吊在裤腰带上来实现从传统的帝制朝代国家向现代立宪民主，人民共和的转型，从农耕社会向工商立国、法治民主的社会转型。这样一个174年来，数代人前仆後继的大业，至今仍在努力。今天我们讲中国问题则是重温梁先生在120年前所已然思考的问题。而梁先生所思所虑，众题千古，司晨八方，古今上下而求索之，早已经将我们所想过的想过了，所以重温他的精神遗产今天解决中国问题依然是一座绕不过去的桥。

梁先生关心的第二个问题是人生问题，刚才艾恺教授讲得很好，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仁。梁先生一生不以学问见长，却以认真思考人生，以一己之行动见于其思考结果而见长。我们常常说立德、立功、立言构成三不朽，则梁先生尤其以立德而构成三不朽之核心。梁先生感到，满尽西学东来，中国传统的儒家义理一派独悌，我们中国人的灵魂往何处安放，故有的儒家义理，包括它的生命意义的解说，五伦关系的解说究竟还有没有用？如果没有用的话，我们中国人靠什么活着，难道我们仅仅是坚船炮厉吗？难道我们仅仅是靠钞票和粮票来过日子吗？中国的精神价值崩落，而新的义理和精神价值、生命意义还没有建立起来。

各位想想梁先生去世，从1988年到现在已然二三十年，梁先生写《究元决疑论》和《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已然将近百年。这些问题没有解决，所以我们今天谈论梁先生，是因为梁先生的这些问题依然存在。逼迫着我们不得不去重温老人家百年前的教诲，而为当下的困苦、困惑找到出路。我想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我觉得梁先生这辈人所体现的那种君子人格，圣人情怀和儒绅的风骨，的确百年来几乎被摧残殆尽。而中国问题的解决，人生问题的追求，不能不有这样的读书人的担当和追求，不能不返身回顾体现、重温君子人格、圣人情怀和儒绅风骨。

梁先生的一生特立独行，以自己一己之力奔走大地，为文明、家国天下而于公尽瘁。各位想想1953年毛梁的冲突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因为1953年中国开始批判两个人，一个是胡适之先生，一个是梁漱溟先生。为什么？为什么？以梁先生作为封建地主阶级思想和儒家孔孟之道的代表，而以胡适之先生作为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和买办资产阶级思想代表，双管齐下，批倒、批臭之。各位，所为何来，不外乎此。则梁先生作为传统中国读书人的那种君子风格，圣人情怀和儒绅风骨正说明，为今天的中国所缺、所需、所求。这是我们今天讲的为什么要梁先生的第二原因。

许章润：梁漱溟一生出世入世受尽屈辱不失心智

许章润：今天我们谈梁先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梁先生一生以佛家的态度对待自己，而以儒家出世的态度来对待社会。于己则淡泊名利，一生吃素，于社会则鞠躬尽瘁，奔走于华夏大地，用则行之，不用则藏之。所以1953年之后20多年里面梁先生尽避其锋芒，但不失其心智。昨天我们在北大开会纪念梁先生120年诞辰，我和钦宁兄谈到来祖的事迹，感慨一件事情。我在看来梁先生日记里面看到几条，1957年红卫兵和造反派到梁家抄家，将梁先生先生和夫人罚跪在地、鞭打。当着他们的面要将家传的字画烧毁，老人家跪在地下默默忍受，而梁夫人挨打血透衬衣，从背上露出了鲜血。中国的读书人在此十年受尽屈辱，最后忍受这种羞辱，最后以一种坚定的意志熬过它，笑在最后。担当起读书人的救世情怀和书生事业。不想这样一种儒佛一体的心智和心性，为今天中国之所缺，可能也是千古绝唱。所以艾恺先生说他是最后一个儒家。我很赞同，今天说儒家的人是吃儒家饭的，并不是真儒家。所以这是对梁先生先生的心向往之，虽不能至的原因所在。

许章润：梁漱溟是毛选中的反动文人是曾经活着的孔子是一流的法学家

许章润：我个人余生也晚，1977年15岁读高一，可能钦东兄、钦宁兄都有体会，那一年华国锋主任出版了《毛选第五卷》，我们每天下午中学生必须要读毛选，以便写读后感一篇。当年《毛选第五卷》收了一篇文章《批判反动文人梁漱溟》，以下有一个注释，梁漱溟，男，反动文人。

有时候想想生命和生活中充满了巧遇和奇迹。像我这样一个懵懂的灵魂，这样一个愚笨的人在穷乡僻壤，原不知道中国有孔子和梁漱溟。幸亏1972年、1973年批林批孔让我知道两千多年前有一个民间教师叫做孔子，从此吾国文教之松如此地质朴而博大。1977年幸亏有毛选五卷罚我们读，才让我知道有一个当今活着的孔子。如牟宗三先生所说，梁先生把孔子的生命活化了，他是一个生命化了的孔子。从此以后凡是梁先生的书找到就读，一晃至今也有40多年，真理的声音常常借助魔鬼的翅膀而翱翔，用在孔、梁身上及我们晚辈追随其心思、模仿其人生、研究其思想的努力来说，我想也很恰当。

我的本业是法律，我本人写的梁先生的文章，都与梁先生的法律思想有关。梁先生不是法学家，他也不想做法学家，法学家很无聊、无知，有些法学家很无耻。梁先生是在什么意义上研究法律呢？我通读他最早的著作到第八卷的日记，一个字不落，包括《东西文化》、《乡村建设》、《人生与人心》，也包括30年代所写的文章，我感觉到梁先生是高人，是一流的法学家。为什么？因为梁先生是在中国问题与人生文化的大框架里面来思考法律问题。在梁先生看来法律是文化的一种，法律是一种生活方式，法律是民族的精神生活和实践生活，是历经数千年而形成的礼俗习惯。礼俗习惯变了，法律随之而变。当下你以为立点宪法就能改变中国，做不到。

许章润：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是建设新中国的最初实践

许章润：梁先生说你们这些立法者，以为中国社会和人生像软绵糖一样，随你揉捏，染苍则苍，染黄则黄。行吗？不行。所以梁先生说要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的生活态度、生活方式。如何去改变？我们一般的读书人只能限于作文发稿，梁先生说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它的文化之根在广大的农村，所以梁先生身体力行到农村去搞乡村建设运动，实际上是一个建设新中国的最初实践。有人说梁先生是一个失败者，我要说梁先生是一个成功者。虽然其乡村建设运动随着抗战爆发而偃旗息鼓。但是各位想想中国百年以来的建国、立国何尝不是这样。直到今天经过了急风暴雨式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之后，乡村的问题没有解决则中国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还是要回到中国乡村，回到中国文化的根。梁先生不仅在这个角度上思考中国法律的问题，梁先生是思考中国宪政最深刻的思想家。

梁先生在1977年刚刚露出毛泽东独裁专制晚年衰象的前夕，率先思考这个问题。而且最早在毛本人死亡之前的1975年，老人家居然在家里面思考英国为什么有宪政，英国宪政的奥妙何在，所以七十岁的人奋笔疾书，当夜写下“《英国宪政之妙》就在于限制王权”。1975年说这个话，其矛头所向，其困苦所由来，其他所寄托的目标不是一目了然吗？限制谁？就是要限制像毛这种大救星，一个独裁者的权力。所以后来梁先生在此之后多次发言，重述这个主题。

许章润：梁漱溟说“说到底人是一个靠不住的东西”

许章润：梁先生在30年代开始所写的关于宪政的诸多文章，十分之精妙。他指出在中国要宪政，必须要有道理和力量，所谓的理和力两方面的力量才行。梁先生关于宪政的思考是今天中国宪法学家们还没有超越的最高深的理论。梁先生早年并不主张法治，但是经过了1949年的生活，越到晚年越强调法治的重要性。梁先生说指望人的自觉和道德，终究是有指望而没有把握的事情，说到底人是一个靠不住的东西。

各位由此可以看到，梁先生的悲悯情怀就是他的精神和现实主义态度融为一体。梁先生说中国文化的最大缺陷在于个人之永不被发现。一个儒者讲这样的话是多么沉痛。中国之尊重个人、发现个人、保护个人是一件多重要的事情。我觉得梁先生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导师，也是我们这个文明的法律导师。所以我个人研究梁先生，拜读梁先生的著作，深感我们对他思想和精神的领会还远远不够。纪念之，咏叹之，而怀想之，继承之，起步是我等诸辈以及比我更年轻的，坐在台下的青春的面庞，和满腔跳动着、涌流着红色热血的新一代所当完成的任务吗？

梁钦宁：梁漱溟的读者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

梁钦宁：祖父诞辰120周年，辞世也是25周年了。他的著书读者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想来他的思想是鲜活的，深刻的，引人反思的。我下面给大家念一段他93年前的一段话。这个话就在他的成名之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最后。

“我相信，凡是人都会自己去走对路的。所有的不对，都在我一定要怎样怎样。这就是说，有些人想借某种权力去压别人的意思，推行自己的意见，只信任自己，不信任大家。我以为，我们有什么意思尽可以陈述，都不应该强众从我。因为大家本来都是自己能走对路的。如果真要靠我一个人去纠正大家，既是已足表明此事已无甚希望。不信任人是最不对的，人在知觉上自然会找到对的上去，所以知识上、人格上的错处、坏处都是一时的，结果终究是要对的。用强力干涉固然错误，忧愁这世界愈忧愈患也是错。我信人都是好的，没有坏的，最好是任听大家自己去走，自然走对。因此，我全无悲观。总觉得无论如何都对，我从来未曾反对过谁的说话，同我极不对的话，都任凭去说，说了有好处的，因为经过了这一步，便可以顺次走下一步，人都是要求善、求真，并且它都有求得善和真的可能。”

这是我祖父在93年前的一段话。这句话放在当下，也有着它的作用。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像章润兄说的，当下有很多东西都没有变，依然是那个样子。所以他的思想就有他存在的意义。今天我看到德国大师戏剧大师布莱希特讲过一段话，让我很有思考。“真理是时间的孩子，不是权威的孩子”，我有次自己今天写了一段话，“真相是时间的孩子，不是权力的孩子”，终将有一天一切会穿越疑雾走到我们面前。

由于我跟梁漱溟先生有这种亲缘关系，所以生活中他的一些情况，我介绍给大家。

首先，我祖父不用说教的方式教育我们，举一个很小的例子。我年轻的时候吃的比较咸，跟他一起吃饭的时候，他经常看我加酱油，他没有批评我，而是找到一本科普的书，他拿红笔把题目勾勒出来，让我看。那天我在客厅做俯卧撑。他说钦宁你抽空把这个看一看。现在这个题目我依旧清晰的记得，就是《吃盐过多等于慢性自杀》。我看完文章之后自然去学懂它的道理，我就会改变我的这种生活习惯。

梁钦宁：文革抄家梁漱溟“不生气”

梁钦宁：他对人、对事物都是非常包容。80年代我上大学的时候，大概是1984年、1985年时期，西方舞蹈刚刚进入中国，我们父辈这个年龄的人都很反感，但是年轻人就喜欢这个，挡不住，我在学校也学了一些招式。我是最小的孙子，胆子比较大，回到家中，我就给爷爷表演看。表演完了就问：爷爷你喜欢吗？我记得当时，他扶扶了眼睛，莞尔一笑，说：“你喜欢就好。”对这些事物他不是干涉别人，而是包容，是尊重每一个人个体的选择。

刚才讲到文革抄家，那个时候我年龄比较小，才两岁。没有什么印象。但是从父辈、亲戚朋友中知道我们家的一些情形。等到年龄长的一些跟祖父问询，“爷爷，文革抄咱家您生气吗？”当时他回答了三个字，简简单单，“不生气”。我当时就很奇怪，立刻追问到“为什么？”他说，“他们都是十五六岁的孩子，跟他们生什么气。”他对这些事情看得很淡。

这是教育我们的孙辈，我父亲也讲过他的一个小事情，我父亲在小时候有一次考试，考得不及格。补考通知书寄到我祖父这里，我祖父看了看，就直接交到我父亲手里，一句话没有说。我父亲看过这个之后，很有愧，提前结束假期回到学校去补考。而且考了很高的分数。回来我父亲告诉我，这一科以后的学习是他最擅长、最好的一门科目，就是地理。

许章润：梁漱溟是中国两千年儒绅史上最辉煌的典范

许章润：中国自古以来以读书人作为一极，而以皇帝和官僚作为另外一极。读书人代表道德，而皇帝和官僚代表权势。强调读书人要以德抗位，从道而不从势。换而言之这种独立人格、批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从来是中国文明，也是现代西方自由主义的政治脉络。

在这一点上，梁先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典范，也是整个中国两千年的儒绅历史上最辉煌的典范之一。

钦宁兄读了梁先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后面所补充的这一段话，我也读过很多遍，刚才读完以后，我有四点感想。我想即兴与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点，梁先生第一句话就讲“人要作主”，换言之，人要对自己有自主性，但是这种自主性不要把自己看得过高，不能有执，用佛家的语言来说就是要“无执”，在梁先生心中人生是开放多元的自我求索的过程。

第二点，在梁先生的心目中，人生也好，社会也好，政治法律制度也好，应该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刚才梁钦宁讲到，你跳舞，他告诉你喜欢就好。这说明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问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困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解决方案，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方式，你尊重它，顺其自然就是最好的人生态度。所以梁先生在书里说“不强众从我”，这是一种民主的精神，是一个开放的精神，是一个多元的精神。所以梁先生在去世以前回答一个台湾记者的采访的时候留下了两句话，这两句话可以称之为时代的箴言，是一个圣人在临终之际对一个民族的嘱托。我今天重复出来，我相信大家一定有观感。台湾记者问梁先生，“你有什么话要交代的？”梁先生说，“这么说吧，尊重传统文化，顺应世界潮流。”我每每想到这两句话，我内心不无激动。圣人就是圣人，他言简意赅讲出了这个时代的道路，我们今天所要做的不就是这样嘛，尊重传统文化、顺应世界潮流。什么是世界潮流？民主、自由、法治、人权、博爱、平等、性爱、契约，这就是时代潮流，不得违抗。

第三点，梁先生讲到一条“要相信人，信任人。”换而言之，在梁先生看来人性本身具有一种求真、求善的故有的良知，因此梁先生说“不能和别人打交道一开始就怀疑人家。”其实梁先生这句话在《朝话》里面也讲过，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里面应讲过，在后来的《乡村建设论文集》里面也讲过。梁先生说“现在的西方这种多党政治，首先是把你当作坏人，这样还怎么共事呢？”因此梁先生说，“中国文明最优秀的特点就在于彼此之间相遇之情厚，相待之宽厚”，我想这是一种儒家精神，是一个儒者的生活态度光明正大的反应。

另一方面，梁先生也感慨人是管不住自己的，所以他在人性这一面弘扬光明，在另一面又时刻提醒一不小心可能要滑向邪恶。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通透的，也是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相结合的一种人生态度。

许章润：终极之问梁漱溟的回答“未来的世界会好”

许章润：还有一条是梁先生在话里面说到“未来的世界会好，我不对人生的未来持悲观态度”，这一点太重要了。为什么？要论受苦，梁先生一辈子一生好多时候是受苦的。文革的时候住在小井胡同，梁先生每天早上被罚扫马路、扫厕所。但梁先生说，劳动锻炼身体。梁先生天天起来扫，扫得很高兴，一边扫还一边悠然自得。扫完之后到护国寺的华清池先去泡个澡，完了以后到北海公园打一趟拳，然后回家该干嘛就干嘛，这叫圣人。所以梁先生说，世界一定会好的，原话是说全无悲观。那就是说他对这个世界和人性抱有一种正大光明心态。

今天这个世界尔虞我诈，鸡零狗碎。梁先生这种光明正大的心态尤为可贵。你刚才说真理是时间的孩子。达芬奇说过这句话，他说真理是时间的女儿。所以我们说真理是时间的孩子，但是女儿好像能够表达真理的清纯与可爱。我情愿用真理是时间的女儿。所以梁先生的所思所想是真理，任何批判、诋毁、涂炭，不能抵挡他的光辉。

梁钦东：梁漱溟主张全面拥抱西方先进文化

梁钦东：我祖父的书我基本上也都看过了，应该说有一些体会，我个人有这么几点想法。

第一，大家看他的书可能还要看得更仔细一点，外面也有很多评论，有很多说法，我想通过看他的书来甄别这些看法和说法。比如说大家评论比较多的，称他为所谓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虽然看上去他讲的是孔孟之学，是儒家的一些观点，听上去好像是比较守旧。但实际上他是一个非常西化的人，他是主张全面拥抱西方先进文化的人，是主张拥抱民主科学的人。特别是在五四时代，他在那个时代感觉比较另类，一方面体现了他的所谓特立独行，他的独立思考。同时，他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里面，一再提到我们现在这个阶段就是要全盘西化，就是要全面拥抱西方先进的东西。

第二，许老师一直说祖父在法治、宪法的研究上有一些独特的见解和想法，我也特别强调一下。看上去他所研究、践行、实践的东西跟法学无关，但是实际上他在宪法、法律和怎么作一个公民方面，有着清醒的认识。

我曾看到他的一篇文章提到他对五四运动的看法，五四运动后期，发生学生火烧赵家楼事件，把人也打了，政府抓了学生。他一方面觉得应该支持这样的爱国运动，同时也提到这些学生无论出发点是什么，还是犯法了。在法院判定某个人有罪之前他就是无辜的，你不能把自己的主张强加到别人身上，你更不能去打他，这一点他非常清楚。同时他也说，我们这么多年来都是在各种革命的名义之下，以大的名号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即便是我们要争民主，或者是为了反抗西方列强，无论是在何种名义之下，也不可以侵犯人权。他在法律思想上是非常清楚的。那个时候在舆论上，多数学者要求政府尽快释放这些学生，以支持学生的爱国举动。但是祖父认为，我们不应该在爱国的名号之下，做自己任意想做的事情，这是不对的。他提到，我宁愿这些学生去自首，去蹲他的监牢，如果政府可以特赦当然更好，但是他说，如果我是这些学生，我宁愿真的坐这个牢，因为我确实犯了错。

梁钦东：梁漱溟公开质疑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宪法称完全违背法律精神

梁钦东： 1970年，祖父看到宪法里面提到关于未来的接班人的事情，对于把林彪作为接班人放到宪法里面，他有非常大的疑问，而且他的这个疑问是公开提出来。宪法应该是限制权力，在宪法中把接班人都指定出来，这完全违背了宪法精神。在那个年代敢于做这样的思考，并且公开提出来，说明他自己对宪法本质有非常清楚的认识。事实上，他对于宪法有关问题的思考一直没有中断，一直到1977年华国锋上台之后，依旧继续。后来他作为新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委员，开了很多次会，但是在那个时候，所谓的开会只是形式，他本人的意见也不见得能够真正得到发挥。这是第二个我想请大家注意的。

钦宁提到的不贪这个事情，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在八几年的时候，他岁数非常大了，大概是90岁以后了，在那个阶段我们几个孙子辈，包括儿子辈的，包括我父亲和伯父，基本会轮流陪伴他住，我们有各自的家庭，但是大家像值班一样每天都去陪他。有一次恰好是我去陪他住，他通常休息比较早，大概9点钟就休息了。我看书看到了两三点以后，第二天早晨他就跟我说，“人就是不要贪，即便是看书也不要贪”。按照我们一般的看法，小孩爱看书是好事，应该多鼓励，他愿意熬夜就熬夜。但是对他来说熬夜看书不是生命可持续的一种方式，可持续发展的生命方式是该休息要休息，该看书要看书，即便是看书也不要贪。这给我也是很大的启迪。

艾恺：城镇化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刚好相反中国已变成陌生人的社会

网友提问：这个问题我想问艾恺先生，我们知道梁漱溟先生花大量的精力在乡村建设的研究上，您在书的中文序言上对这一问题也有所涉及，我知道您除了研究梁漱溟以外，也写了关于南京的乡村建设的书。我想知道您对这个乡村建设的问题是怎么看的？

艾恺：我很同意许教授说的，有人说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是失败了。不过，事实上，并没有失败。在当时，要解决乡村问题用梁漱溟的这个办法最好。在当代中国，也有一个城镇化的计划。基本上可以说，与梁漱溟先生搞的乡村建设相反。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有两个目的，一个就是把城市的好处、现代化的技术等等带到乡下去，与乡下人分享。第二个目的是保存中国固有的文化系统、价值判断的标准。因此我觉得他的这个运动在那个时代算是很成功的。而当今城镇化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希望当局者想办法保存中国固有的道德系统，也把它弄到城市来。因为中国现在最近二三十年来，其实不止这三十年，已经变成了一个陌生人的社会，很难再找到真正的社区，大家都住在高楼里，连对门的邻居都不知道、都不认识了。

所以我希望梁漱溟先生乡村建设运动的第二个目的也可以达到。

网友提问：您除了研究梁漱溟的为人，你自己也会投入到亲身中国乡村建设的研究当中，您为什么也会对中国的乡村建设感兴趣呢？

艾恺：很简单的，梁漱溟先生搞乡村建设运动，所以我就感兴趣。（笑）

最近二十多年我在搞两个地方的研究，一个是在山东省邹平县，还有一个是在河南省南阳的几个县，我为什么偏偏在这些地方搞地方研究，就是因为梁先生的关系。

网友提问：中国现在不断搞乡村建设，很多知识分子，包括像立人图书馆、还有碧山项目，好像不断地因为城市化的爆炸，都想回归到乡村，但是不知道他们现在搞的这条路跟以前梁先生提出的有什么相同之处？

艾恺：这个我不熟悉了，我比较了解的是廖晓义的乡村建设。廖晓义女士是北京地球村的创立者，在环保方面她算是一个名人。在国外也有好多人认识她。她算是梁漱溟的先生的门徒。我亲自参观过她的建设，在乡下原来的社区快没有了，她主要活动是要重新建设社区，让一个村子的人觉得他们是一体，是一个社区的。

现在中国农村存在的问题，其实也是工业化、都市化的问题。她认为现在中国农村还有一个和当年很不一样的地方，这也是现在人类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自然环境被不断破坏，所以她就加上绿色这两个字，叫绿色乡村建设。在四川巫溪县，有一个村子的一条小溪脏得不得了，县政府已经答应要替他们解决这个问题，治理这个小溪的污染。不过他们村民拒绝了，他说这是我们这个村子的人的问题，我们村民对这个有责任，结果是他们自愿地处理这个问题。我们同舟共济，我们村子的问题就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有责任去解决这个问题。原来中国的乡下是有很强的社区感受，现在越来越弱了。

许章润：梁漱溟的《朝话》是二十世纪的《论语》

网友提问：我想问一个知易行难的问题，我觉得有两个宿命论，有的人命定就有那么高的层次，比如梁老师20多岁就能够写出《究元决疑论》深度的文章。而我们，这些普通人，年轻的时候还会思考一些国家的问题，人生的问题。但是毕业以后获得了一些权利，处在高位上的时候，很多正确的道路上也都放弃了，请问各位老师是如何看这个问题，如何在当下建立这种梁漱溟式的儒者风骨的？

梁钦宁：其实这个问题在我祖父的一本书中已经有解答，就是《朝话》。他说“古人云，智者不能自见其面，勇者不能自举其身。”我们要亲师取友，找到自己去学习的对象，去接近他，去提高自己。大家可以去读这本书，我个人觉得我祖父的这本书对当下甚至以后的年轻人都有很深的教育意义。

许章润：您的问题牵扯到哲学的知行问题，就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我又不懂，那就没有办法多说。如果说多了，就有点心灵鸡汤的味道，可是与今天的场合不符，梁先生什么时候说这些心灵鸡汤呢，梁先生不管这些事，那是于丹要做的事情。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有人说知易行难，有人说知难行易。这些话各有其理，各有其智。我完全同意钦宁兄所讲的，梁先生终其一生光荣典范是在于树立了知行的标杆，知其所知，行之所行，知其所当知，而行其所必行，这是梁先生所树立的标本。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我们每个人虽然说都秉有普遍的人性，但是我们的确是有贤愚之别、有高下之别，这是不能否认的。在这种情况下心智和心性是有差别的，所谓心性是指趋向于善还是恶，趋向于豁达还是郁闷，趋向于幽默诙谐，还是趋向于呆板沉闷。所谓心智是指一个人智商、情商的高低。比如说两个人智商一般高，但是有人擅长研究科学，有人擅长艺术，这是讲的常人。比方说我1977年、1978年、1979年三年连考三年美院就是考不上，所以叫“美院落榜生”，那就说明我在心智上未必不适合，可是在心性上的确不是搞美术的料子。所以现在搞法学还小有斩获，说明我是一个普通的人，只能做这种无聊、无畏，甚至有时候无耻的事情。

但是有一类人横空出世，不能以常人来衡量，梁先生就是这种人。梁先生一再讲从小没有对《四书》、《五经》下过功夫，所以梁先生成年以后对儒家典籍，口不能成诵。什么意思？从小没背过，因为梁先生从小在顺天府中学英文，接受现代教育，这也是梁济老先生的安排。后来梁先生再反过来读这个书，一读就通，通过了以后就生命化了。终其一生像孔子一样行事。比如说刚才钦宁兄所引用的《朝话》里面的句子，不就跟《论语》一样嘛，不就是二十世纪的论语嘛，那这种情况下你说他是怎么学习来的？我觉得高山仰止，别在那儿瞎琢磨，咱们达不到，心向往之就行了。

许章润：儒家可以为中国宪政提供基础

腾讯网友提问：我想提一个问题给许章润教授，想请您评论一下学界关于儒家宪政问题的探索和探讨，进而请教您自己对未来宪政的可能性，以及宪政跟儒家的结合的可能性？

许章润：昨天和今天上午，我都和倡导儒家宪政的秋风，姚中秋先生在一起开会，我们也是好朋友，来之前我们还在一起吃饭。现在自由主义一脉认为宪政只有一种，就是由地中海文明和大西洋文明而来的自由主义脉络里面的宪政民主。但是问题在于，究竟这样一种与各种权利之间的相互制衡，以对最高权利的加以限制，特别是民间力量对最高权利的限制所实现的制衡，而达到的自由民主意义上的宪政，在何种文化土壤上才能生根发芽？比如说中国，中国人追求宪政超过100年了，但是目前为止我们仍然没有宪政，我们甚至连法治也没有做到家。现在有民主宪政、有法治吗？我认为没有，至少暂时没有。那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说明这套自由主义的叙事必定要在中国文化里面找到根，所以我们应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儒家关于人性的看法。

比如说刚才梁钦宁所读的梁先生的一段话，人既要相信又不要太指望，可以为我们宪政民主提供人性论基础。比方说儒家基此人性论而来的对于政治正当性的论述，“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而非一人一姓之天下”。我们今天可以加上一句：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而非一人一姓一党之天下，这个也可以为我们的宪政提供基础啊，提供一种佐证。艾恺先生一再感慨中国文明的根本不能断，这是外人的看法，其实我们也是内部人的看法。在这个意义上我建议你读梁先生的书，你会豁然开朗，听我们二道贩子讲没有什么意思。

艾恺：梁漱溟之父粱济是投湖自杀是在殉中国文化

腾讯网友提问：我想问一下艾恺老师和梁钦宁先生，关于梁济先生投敬业湖，也就是今天的积水潭自杀这件事，当时他投积水潭之后，当时的一些学者如胡适等人认为他是为殉情而死的，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有的人认为他是死于对共和体制的失望，就是罗志田教授最近几年发表的一篇文章。还有人认为他死亡是因为当时他创办的报纸《京话日报》办报失败导致的自杀。我想问一下艾恺教最近研究梁济之死有没有心得？

艾恺：你提的这两篇文章我没有看到，我认为他们都错了。他是殉中国文化。胡适当年也没有看过他写的东西，他不太了解梁济，不太懂当时梁济先生的环境，也不太懂他的性格。我敢说，他一定是殉文化，不是殉情，也不是因为他的报纸失败。他几之前年就已经决定自杀了，而不是那个时候才决定的，跟他的报纸没有关系，跟辛亥革命有关系。

腾讯网友提问：抗战以前梁漱溟进行乡村建设运动，抗战时期他与毛泽东在延安进行中国前途的讨论。1945年到了北京以后随政协参加各地土改，参加了土改他认为乡村建设可能是失败的，以及共产党走的方式可能也是失败的，我想听一下您的意见？

艾恺：我跟梁先生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也跟我说过他去视察土地改革的经验。他并没有把这两种运动放在一起，乡村建设运动和土地改革是两码事。他当然要说，土地改革好，他不得不这么说。不过他也跟我说，实际上土地改革不是按照原来的规矩实行的。当年他和邓小平在四川，邓小平是负责土地改革，他和邓小平在那个时候就有冲突的，他对邓说“你不是按照规矩而实行土地改革”，就是这样评定的。

梁钦宁：他提了意见，说土改无法无天，乱棍乱拳也不用审判就打死人。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总之我祖父对土改评价不是特别高。可能就是这个原因他跟邓小平从此结下了梁子。后来，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70年代，邓的统治期间，《北京晚报》有一个记者，在头版写了一个人物专访。他写了有一个刚直不阿的老人，就是记梁漱溟先生，然后配上我爷爷一张照片。邓看到了，据说当时邓说，“刚直不阿对谁，对共产党吗？”《北京晚报》原来是独立的，后来被并入《北京日报》。这是事实。或许跟在土改那个时候，我祖父跟毛反应对土改的一些看法有关系。

艾恺：我补充一句，我头一次去访问他的时候，他刚刚把他最后一本书《人性与人生》写成了，书稿放在那边。我问他：“您现在是准备出版吗？”“是啊，我已经把一本稿子给政协”，他回答。因为他的单位是政协，而政协那个时候是邓小平管的，后来那个稿子被弄丢了，莫名其妙地不见了。所以他对这个就有点不太高兴了。

腾讯网友提问：我看到您写的书，梁先生一直关注两个问题，一个是人生，还有一个是中国社会的问题。我之前看到您也去过山东，就是梁先生做的乡村实验的地方。您去考察的地方，还能否找到梁先生的影子？

艾恺：我在邹平差不多访问了400多个老年人，每一个人我都问他们关于当年乡村建设的情况，也问他们你们家有什么反应？每一家都是赞美他的。邹平县从原来的贫困县，变成现在全国排名十三的中国百强县，跟梁先生当年的乡村建设多多少少也是有关系的。

现在的邹平跟当年的邹平不一样了，原来的祁东县没有了，它大部分和邹平县合并，东边的常山县一大部分也跟邹平合并，邹平最北边的那块也纳入进来。所以现在的邹平要比当年的邹平大三倍，现在只有邹平的核心部分是当年受了乡村建设的运动的影响。我觉得一定是留下良好的影响，不然很难说明为什么邹平县没有特别的长处还发展得这么快。

腾讯网友提问：我想了解一下。在我们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同时，在台湾蒋介石也在进行戒严运动，梁漱溟先生有没有什么看法？

梁钦宁：其实那个时候信息不畅通，我祖父根本不知晓。1972年艾恺曾经来过大陆，那一阵子他想去见我的祖父，被拒绝了。那时候信息是被封闭的，跟现在不一样。他肯定是不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腾讯网友提问：现在社会上所谈儒学，更多是把儒学定义为一种思想，但是有一些社会学家把儒学看作是一个上下阶层沟通的教化体系，称之为儒教，是一种偏政治性的教化体系，但是随着近代社会的变迁，很多承担教化体系的阶层，像士绅，宗族等等这些都在消失，您怎么看待在现代社会中作为一种教化体系的儒学，它如何发挥作用？

艾恺：现在所谓的儒学，你说是一种思想，当然是一种思想了。不过梁先生他写《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时候，他就把儒学、儒家代表中国文化。为什么？因为所谓的儒学跟中国主流的文化、主流的思想是一个东西。儒教那是根本没有的东西，这个观念的提出是因为当年康有为觉得，你们外国人常常有自己的国教，那我们也应该有，所以就发明了儒教，事实上根本没有这个东西的。

儒家的本质是什么都可以包括在里面，就是跟中国文化一样的，可以包容很多在表面上有矛盾的东西，中国文化总是会想办法把这些矛盾融合起来。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要想彻底回答要讲好几个小时。我对这个问题是很有意见的，不过没有时间了。返回腾讯网首页>>

作者: 夏花 时间: 2016-12-26 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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