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诗歌存在的问题 - 中国诗歌流派网

一是意象杂沓，题材雷同。说其杂沓，是一些所谓的诗人，不管什么意象，是否适合所要表现的主题，总大抓几把，扔入一个筐内，像老太太的菜篮子，表面上看起来五颜六色，内容丰富，实质上诗歌的整体意象琐碎、平庸，零乱不堪，严重阻隔了情感与意绪的流通，读者百思而不得其解，如同猜谜。有些诗作，据说作者自己也说不清表达的究竟是什么。一味的文字游戏，谁还有时间跟你玩？老中医抓草药也讲个定份、定量，总不能半夏、忍冬、当归什么的胡乱撮几下就算一剂药。再一个就是题材雷同。今天大伙儿吆喝着一起割小麦，明天又去掰玉米，后天说不准要抢着钻高粱地。有人打趣说：一片树叶子，十个人写，九个人读。浮躁、浮泛、浮虚，这种艺术创作上的表现，是与芜杂、零乱、速变而又缺乏清晰规则的社会生活内容相印证的，这种印证，正说明了文化艺术面对现实的悲哀与沮丧。
二是散文化倾向不容忽视。突破格律诗平仄、韵脚的拘约，是诗歌的一大革命，它使得诗歌创作更加灵活多变，使得诗歌语言更贴近社会生活和大众语言本身。但过分自由散漫，势必导致结构的散松、句词的平泛、意蕴的迷乱与张狂。闻一多先生曾倡导过新格律诗，要求“带着镣铐跳舞”，虽说未必妥贴，总是对白话诗形式上有积极意义的探索。好的诗歌，应该注意音乐性，这是诗歌走向凝练走向美的重要途径。笔者并不主张每个写诗的人都仿效柯仲平抚琴找音调节奏，不必要求每首诗都适合谱曲，但留心诗的内在节奏和唾手可得的韵脚，终归不是一件坏事。诗歌具有音乐性，如同花朵有妙姿有芳香——有色有香，必然讨人喜欢。前不久，台湾的范光陵先生提出“新古诗”主张，近些年大陆旧体诗写作有所复苏，虽不能说中国自由诗将向古典回归，但这很有深长的文化意味。我们可以大胆臆测一下：自由诗在世纪之交，至少会在一定程度上向古典诗歌艺术作精神上的潜返。
三是现代诗歌中的主观意绪偏多。诗歌是心灵的雕塑，任何一首诗里总能找到创作者的心音。但一首诗里，总是作者喋喋不休地又是抒情，又是哲理，又是说教，话多得堆了起来，连一点空白都不留给读者，臃肿得像个八百磅的大胖子，哪有多少诗意呢？套用一句俗话说，谁比谁傻多少啊!由于人对语言的硬行操作过多，使诗歌作品的语言外壳貌似活跃而内核反生凝滞，背离了诗歌的本质。这种对语言的无理强暴，很大程度上破坏了语言原生态的个性特质和艺术底蕴，有些像强盗的图财害命。由于语言的无节制运用，使得人每每阅读这类诗歌作品时遭遇阻隔，语言相互碰撞，一个个语词鼻青脸肿，诗意塌垮如废旧场似的。对现今的中国诗歌创作需要疾呼的正是：消灭文字，让意义凸现出来！其实，稍稍留心一下中国诗歌艺术史，就会发现，真正的有口皆诵的好诗，总是那些意境完美者。我不禁要列出台湾女诗人罗任玲的《盲肠》一诗：
古道后面一条
　　　　小小盲肠
　　　　风起时
　　　　隐隐作痛
　　　　一截溃疡的乡愁
并不是说这首小诗完美无缺，但至少耐人寻味。
四是诗歌作品“私有化”过于严重。能够阅读诗歌的仅仅是国民中的一部分，能否读得懂又是一回事。近些年来，整个自由诗的受众范围呈逐渐缩小的趋势。一些诗歌作品晦涩难懂，使得诗歌爱好者望而生畏，只好弃置一旁。充分表现自我、凸显个性是诗歌返朴归真的一种良好趋向，但这个“自我”应是某个社会群落中的自我，或是大我与小我的融合体，而不是一味地小下去，小到以自己为圆心，个人私生活为半径画圆。诗歌创作是个体的，但同时应该是社会的，说到底这是诗歌创作最基础的技巧。一些诗歌作者把自己封闭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认为那是一亩三分自留地，想怎么种就怎么种，想怎么收就怎么收。如果仅仅是自己写着玩玩，然后放在箱子底，那确是私有财产。如果拿出来发表，给大家看，就是社会的，就应当为社会生活负责，就有责任用心灵来观照外部的世界。有首流行歌曲唱“从你的房子里面走出来”，诗人，是该从房子里面走出来，走向广阔的现实社会生活的时候了。
五是诗歌语言粗陋而平庸。白话诗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口语都可入诗。诗是美的，诗的基本构件——语言也应是美的。现代诗歌明显的缺陷就是语言苍白、粗陋、贫血，甚至庸俗得有些堕落，从而造成了诗歌意象零乱，意境平泛，缺乏深刻的内蕴和艺术表现力。不少所谓的诗歌，充其量不过是分行的文字，连一篇像样的散文也算不上。我们有过这样的体味：自然状态下成熟的西红柿，远比注过生长素带个小嘴的要可口得多。社会的变迁，必然引起艺术生态环境的变化，这是不争的事实。现今的艺术创作，受到了工业文明和市场化的熏染，出现程式化的加工和生产倾向，“艺术品”也批量而出，其内涵必然轻浅虚浮。那些挖空心思制造出来的“文字垃圾”，实际上是对文学艺术的严重污染。中国的方块汉字，有字母文字无法替代和沟通的独特的内在魅力，它的美应在诗歌中体现得最为充分。社会的快速发展，需要汉语言重新构建新的语境，这既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初衷，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
一个民族的文化，若长期不与外域交流，终归要走向衰亡，玛雅文化就是例证。但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屈从或依附于外来文化，其结局与前者亦无二致。开放、交流、兼容、吸纳不闭而又坚守本民族文化的土根，才是一个民族文化勃兴的真正途径。
　　中国现代诗歌，既有血脉上的传承与延接，又有历史性的断裂和错位，从萌芽、突破、省变到发展、繁荣，几经曲折，但毕竟是努力前进着，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在流变中日益丰富、强壮起来。八十多年的流程里，诸多五彩缤纷而又明明灭灭的诗歌流派和群体，构成了20世纪中国诗歌灿烂的星空，并将光彩闪射在充满野百合芬芳的世界艺术长廊里。新诗给我国的文学带来了新的生机，也给世界文学注入了鲜亮的活力。
　　回眸中国新诗，由于其淡弱于纵向汲取和传承，而注重横向的移植和掠虏，使得诗歌疲于形式演化上的奔命而忽略了诗歌命义的追求。有人说，目前的诗坛正在逐渐滋生“母语情结”。［15］其实，这种解释毕竟有些虚脱。因为，用什么语言创作，就从根本上带有那种语言的母性。诗歌，是人类精神生命的寄达之地。人类语言与人类生命是双向互融的流动，诗歌本真与生命意义都有着永无休止的探索意义。不是像海德格尔认为的“语言把握着人生存在的最高可能性”，而是人类永远会控制着语言的组合，语言在与人群生存状况组合后有意味地游离出来，尤其是诗歌的语言。发展中国新诗，在于重建现代汉语的诗歌语境，在继承和兼纳中变异，在变异中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