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秋菊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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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对生活彻底绝望的人能够选择的唯一解脱方式只有自杀，更何况是顾城，一个时常与死亡交流的诗人。在遗书里顾城写道：“我现在无奈了，英走了也罢，烨也私下与别人好，在岛上和一个XXX，在德国和一个叫陈X的人，现在正在分家，离婚。她说要跟陈X生个娃娃。”“烨有许多事瞒着我，她好心，合理，亦有计划的毁灭我的生活……她和陈X就盼着我死……如此，我只有走了。”彻底无奈和绝望的灵魂显得平静了，诗人在自杀前已被长期的焦灼和忧虑折磨得有些病态。善恶是非已经开始退出诗人内心的价值体系，无助的孤独感和绝望的挣扎占据了他的心灵。很快，诗人失去了心灵最后一块领地。他杀了谢烨，极其残忍的用斧头砍死了与自己相濡以沫多年的妻子，然后他自杀了。
那个用“黑夜”赐予自己的黑色眼睛寻找光明的诗人永远陷入了黑暗中。
对于顾城杀妻自尽，到到底应该看作诗人用后现代手法创作的“行为艺术”还是毫无疑问只是一场由其精心策划的血腥谋杀？也许，只有深入到诗人灵魂深处才能得到答案。遗憾的是，活着的人不能完全体会自杀者的心理状态，如同生者不能真正理解死亡一样。前不久在网上看到一篇关于自杀者心理状态的文章，其中写道：“想自杀的人共同的心理特征是孤独，认为谁也理解不了自己，谁也帮助不了自己……但实际上，想自杀的人心情很矛盾，想死的同时渴望获得帮助。”文章将自杀者心理状态特征分为矛盾心态、偏差认知、冲动行为、关系失调和死亡概念模糊五种类型。顾城自杀前的心理状态无疑比较接近前四种，而以矛盾心态和偏差认知最为突出。矛盾心态表现为自杀者认为死亡是既可怕又有吸引力的事。顾城在失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两个女人后，对于生的意义和价值已经产生深刻怀疑。一般情况下，年轻人很容易在爱情受到打击后便全面否定人生，于是出现了忧郁的人大多是涉世未深的青年而非饱经沧桑的老者，而后者通常表现出的心态要么是迟暮已近的安详、平静，要么是返老还童似的天真。然而人们却毫不怀疑这些鹤发童颜的老人也曾经历过已深具忧郁气质的青年们同样的爱情挫折。他们已经走过这段人生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超脱”出来了。而诗人因其独有的敏感细腻且脆弱的心灵很容易在爱情遭受挫折以后陷入彻底的虚无和绝望。于是，死亡以从未有过的巨大魅力吸引着顾城，诗人渴望以此解脱；偏差认知的定义是：“企图自杀者的知觉因情绪影响而变得歪曲，表现为‘绝对化’或‘概念化’或两者交替。”诗人在发现妻子谢烨与陈X私通后，固执的认定谢烨与陈X一定盼着他自杀，而杀妻自尽则是摆脱这种困境的唯一办法。诗人临死前的病态心理集中显露出偏差认知的种种迹象。
作家李锐在论及顾城之死时认为“顾城可以说是典型的自恋型精神撒娇者”，作者在《精神撒娇者的病历分析》一文中指出：顾城生前的行为包括杀妻自尽都说明诗人的精神撒娇症状十分明显。而且表现为自恋倾向。自恋必然伴随着自私，甚至是极端自私。“顾城极有天赋，这天赋在他那儿先是变成了诗，渐渐的，膨胀成一种自我神话。”这种“自我神话”具体反映在顾城身上便是以自我为中心，我行我素，以诗人特有的浪漫气质和桀骜不逊的天性屏弃道德的束缚和压制，将生活艺术化、诗化，从而实现诗人心目中完美的人生。这种精神特点在顾城的感情生活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诗人将情人英儿接到威赫克岛，再叫妻子“让贤”，由两个痴男怨女在岛上翻云覆雨，末了，还“渴望爱慕他的两个女子也互相爱慕”。诗人的一生始终追求着某种理想化生活，而在现实残酷地打碎他的梦境时，诗人已别无选择了。由自恋引起的精神撒娇进而造成的生活和价值体系的混乱。顾城的悲剧不为别的，就因为他是个多么有天赋却脆弱得不堪一击的诗人。
现代哲学之父尼采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指控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精神根源。包括他的哲学后裔海德格尔对纳粹及其发动的法西斯战争始终持肯定态度，并且战后一直拒绝忏悔。中国的周作人当年不也成了“汉奸”、“卖国贼”吗。对于这些思想泰斗的行为，一般意义上的道德批判是无力的，唯一的解释也许只是在他们灵魂深处当世俗的道德原则与终极意义上的审美原则发生冲突时，他们非凡的灵魂其实选择了后者。唯意志论的尼采崇尚暴力审美观。其过于理想化、审美化的思想与过于迷狂的“超人意志”确是迎合了后来的法西斯独裁分子们。同样可以理解的是，顾城杀妻自尽也许是对诗化和理想化生活的守卫或是对尼采精神的追随（恰巧，诗人生活创作的黄金年代正直尼采走红中国大陆）？恐怕绝大多数人无法接受这一观点。然而，却不能排除此种可能性。对于诗人来说，注重精神和审美本身甚于世俗道德是有可能的，形而上的追寻是诗人共同的特征。
站在二十一世纪的门槛上，回首十几年前那场诗人自杀热，不禁让人感慨万千：海子卧轨自杀，骆一禾遂然病逝，戈麦溺水而亡直至九三年顾城杀妻自尽。这是中国诗坛最灰暗的时期。一切关于生命真谛的理解顷刻间被彻底颠覆了，人们在惶恐和徘徊中艰难行进。那段岁月已长久的融入历史长河里，留给后来者凭吊和追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