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时间跨度上来说,诗歌的现代主义运动应该起于五四运动,历经文革后的反思和改革开放三个阶段。内容以文本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兴起觉醒为特征。而第三代诗歌运动包括后两个阶段,以个人主义的觉醒为特征!
然而,不管中国诗人以何种方式呈现他们的行动,最终都因为文化土壤的浅薄,营养资源的匮乏而生命羸弱!
难道这就是现代主义横向移植的必然宿命?是当代中国诗人的必然宿命吗?
任何事物的发生、成长乃至茂盛,都有它自己的规律或逻辑 ――中国的诗人和世界对话――显然失去的是对话的文化基础,无论当代诗人如何努力踢腾,结果也不过留下几声哼哼的印痕,很快就会无果而终!
面对深厚和强大的极权力量、民族主义以及民族性格的挤压,当代诗人能够突围吗?答案肯定只有一个字:不!
“我们的诗歌所创造的世界形象依然是那么的矮化(乡土中国的国民性气息)、弱化、扭曲化。与世界的诗歌格局相比,我们的诗歌还处在胡同和某地的旮旯里,诗歌作为个人主义的产物而人的形象还没真正树立起来;与现代人可能建构和呈现人(生命)的可能性相去甚远,仿佛我们依然趴在泥土里仅为一日三餐的软虫。”
既然中国诗人无法逃脱“个人主义文化内涵的匮乏和民族性格中逃避冲突的生存策略,我们没有更有人类意义的文化来充实到我们的个人世界里面来,以及面对真实社会生存困境的勇气”的悲剧宿命,那么,当我们“面对着第三代诗歌运动以来的诗歌写作,面对着我们当下的文化资源、原生社会所塑造的人格心理,面对当下的历史生存”,还能够“建构具有人类意义的诗性世界和诗意世界”吗?
如果,把这种建构,作为“当代诗歌写作的最高追求”,是不是依然只是在一条狭小的胡同里打转转?
当代的诗人,真的能够继续把“个人觉醒作为当代诗歌写作的重要成就和写作方向”吗?即使我们方向明确,努力坚守,但在一种悲剧的文化土壤里,真的做到“守护、充实个人主义的文化内涵”和“在写作和自我建设方面”获得自由飞翔的翅膀,有没有这个可能?
恐怕,第三代诗歌运动到现在,诗人
们“对于背后制约他们思想和生活的社会不敢触及,而又在各自的小天地里各自五彩缤纷、自我喝彩;他们不敢也因为缺乏精神资源而没有能力提供更有张力的诗性以及更深邃的诗意”的状况还会继续!
既然“这个时代已看不到伟大的心灵,人人——包括诗人——只能也只敢承认是那个属于日常或者一点“文化”浸润的角色,而对于社会事务、人类事务以及文化的重大建构的角色却被彻底的、毫无意识地在自我的生命中被抽离了;他们——包括诗人们——羞于谈论伟大的心灵,伟大的生命可能;担当让位于凡琐,建构让位于自贱,反抗让位于消解,想象让位于实际。”
我们怎么敢或怎么想――想也白想:能够“在整个世界的诗歌写作格局里”让“诗歌的羸弱、匮乏和扭曲”有所改观?
因为“这些写作的人可能已经是我们时代、我们社会的最勇敢者了,也许也是最有影响的抚慰者和疗伤者”!
“对于诗歌要建构的世界,或者说我们可以看到的诗歌世界——那个有尊严的、宽阔的、充满勇气的、充满爱的、不屈不挠的、葆有力量和存在感的诗性世界——在我们当代的诗歌写作史中”出现,恐怕没有一场新的文化运动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要寄托这样虚妄的哪怕一点点的愿望!当然,我们需要“那个具有人类未来意义的、在文化上具有重新创造文明的、指向生命和文化最高可能的诗意世界”会在我们的幻觉里一闪,也就是一闪而已!
我们应该清醒:“我们的个体意识已经觉醒了,但才醒来一小半。生命的觉醒是能达到丰盈的程度——即超越匮乏、软弱,超越对周遭处境的盲视,超越某种点到为止的盲目乐观;生命的觉醒是一个心灵能够在方寸之间感知万事万物,能够体验外部世界的轻微悸动,并且能富有尊严地行动和表达”,“然而从第三代诗歌运动以来的诗歌写作,我们看到的具有这种表达力和行动力的诗歌和诗人,少之又少;如果有那么三两个,也处在公众和主流意识的遮蔽状态。”
我们即使可以“抱怨公众,”抱怨“被主流意识所塑造、规训和培育出来的”公众,但这又有什么作用呢?
我们都知道,“人是被塑造出来的……是被他生活的环境、种族,被社会的意识形态,被教育、家庭、周围的人际关系,以及他在自由的状态下阅读的书籍所塑造”出来的,“而且很少人能逃逸他的时代馈赠或者说强塞给他的文化,纵使他觉醒了,在匮乏的环境下,也没有多少资源能给予他滋养,能提供多少精神资源来给予他与他的时代对抗,来进行自我的建构和超越。”
更不要说那种非常尴尬并且难以言说的状况:“摆脱原生社会对个人造成的局限——譬如说你的原生家庭带给你的创伤,你在心理上修复了,或者伤害已经在你成长过程中成功地转移了,你在其他方面找到了替偿性的满足。虽然理性上你知道是个问题,但在心理上你已经不再对此耿耿于怀,这个病就这样潜藏在你的生命里。在我们的文化中,在我们的制度里,在诗人的写作中,这种状况非常普遍,就像肤浅、自贱、恐惧、逃避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并且振振有词地强调,在这样的时代、在这样的国度,就只能”是这种可笑的辩证法!
既然我们时代的诗人正深陷这个社会的逻辑里!没有几个人能够超越这种逻辑,那么,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出在文化和怯懦、犹疑的文化性格里!而且文化和性格又互为表里,互为催生,在一个巨大的历史、社会的空间里循环反复、生生不已。“如果拒绝外来基因,除非发生突变,不然无法更新。”而“现在最严重的问题还有:我们一再地消灭我们自身所涌现的具有活力的思想、心灵和那些带来希望的肉身个体,用冷漠、隔绝、压制和剔除”!
所以,悲剧的宿命,就是当代诗人最后的、最合乎逻辑的结局!
2018.10.6.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