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俊明:模糊的面孔：新世纪以来的诗歌印象 - 中国诗歌流派网

新世纪以来也就是2000年以来，中国诗歌的发展我只能谈谈个人的观感，梳理起来也可能会很凌乱。那么我这个简单发言也只想给大家提供一些互相讨论当下诗歌现象和问题的一个机会。接触诗歌的机会有的人可能很多，有的人可能比较少，并且很大一部分人接触诗歌的机会又是通过当下极其发达的新媒体，比如电影、电视、网络平台、手机等。我曾经注意到一个现象，中国有一些诗人，他们经典化的过程中有一部分是通过娱乐化和消费化的方式出现的。比如说，在我单位图书馆有一个工作人员，他有一次跟我谈起了海子，我感到有些吃惊。我说你是怎么知道海子这个诗人的？他说他知道海子这个诗人以及《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首诗是在看电影《西风烈》的时候。我曾经统计过一下，国内有四五个电影里面都是以方言或者是极其搞笑的方式演绎了海子那首非常经典化的诗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比如《大笑江湖》、《西风烈》等。当然电影和诗歌的关系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但是因为这不是我今天要讲的一个关键问题，我们还是暂且搁置。但是我觉得它确实是一个重要现象，我们接触到的诗歌，往往在与我们印象里面很严肃的、很端正的面孔是不相同的。

那么，我先对2000年以来的诗歌说一下我的观感。我记得张承志曾经在《心灵模式》中提出诗歌四种元素性写作，他认为最低级也就是最基本的就是“水”，那么我们作为一个读者来阅读诗歌，人和水的这个需求显然是最基本的，而这往往在小时代的语境下发生。此外，还有“奶”、“蜜”和“酒”的三种元素性诗歌。显然，其中最高的层次是酒。我想张承志可能说的并不完全符合诗歌和我们当下的诗歌阅读的关系，当然我也觉得他说出了一部分事实。在当下中国这么庞大的国度里，诗人与我们每一个读者是否发生了关系？发生怎么样的关系？这个是需要我们来反思和讨论的。

实际上我对新世纪以来十多年中国诗歌的面孔是非常模糊的，这可能出乎大家的意料。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有这样的印象，或者说大家可能认为当下中国的诗歌活动很多，也很热闹，各种各样的诗人在各种媒体平台上演绎着自己所谓诗人的各色形象。但是在整体性的层面上，如果有人来问我十年来中国诗歌是什么一个样状况，我个人觉得可能会无言以对。我不知道中国诗歌的目前真相到底是怎么样的，尽管你可以说有很多诗人写出了当下中国敏感的社会问题，比如打工诗歌，底层诗歌、农村诗歌、高铁诗歌等等，甚至还有前不久被炒得很热的所谓“新红颜写作”，还有几年前的“梨花体”和“羊羔体”等等。是的，这些都是新世纪以来的诗歌现象，但是它们说明了什么呢？这就是十年多的中国诗歌吗？显然不是。

那么，为什么中国诗歌的面孔是模糊的呢？我觉得中国当下的诗人写作处于一种很含混的状态，一种没有方向或方向太多的状态。那么这个含混状态如果说通过西方文学话语来阐释的话并不一定完全准确，但是有一定的道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问题，我们多年来一直都在谈。而我觉得当下中国现代性的问题，套用一个时髦的词汇就是混搭（含混）的现代性，既有前现代性的遗留，还有进行中的现代性，还有一个含混的后现代性。这三者融合在一起，就构成了当下中国诗歌的文化背景，而几乎当下中国所有诗人的写作都离不开这三个层次。

那么比如说前现代性，很多人认为1989年的海子自杀之后，中国的前现代性基本上结束了，也就是说农业社会农耕文明是在海子之后就结束了。我们也知道在此之后中国这种城市化的进程是极其加速度的，这一切迅速改变了中国传统农耕文明诗歌写作方式，所以有人认为海子是中国农业社会最后一位农耕文明的晚歌写作者，也是是最后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当下很多诗人，包括60后、70后，甚至是80后，他们实际上都程度不同地经受过乡村生活和农耕教育的洗礼。他们诗歌仍然有着这种前现代性的文化情结和个人经验在里面的，但是他们又赶上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当下生活，包括全球化的语境。这样他们不能不是尴尬甚至分裂的、游离的。那么这三个现代性掺杂在一起就导致了中国诗人的声音非常含糊，形象也很模糊，当然这只是我个人一个整体上印象。

当然我们也知道中国这个社会以前曾经有过政治极权的时代，尽管政治极权时代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们又发现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在诗歌批评界甚至文化界的整体上的缺失。当然我觉得在座的李云雷应该得算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但是我肯定不是了。为什么公众知识分子在中国是缺失的呢？首先有一个传统问题，当代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本来就少得可怜。再有，我们尽管生活在现代性城市里面，但是公共话语空间仍然受到大量的挤压和消减，这是不对等的。尽管现在已经不是一个纯意识形态化的社会，但是有时候，我发现很多批评者他们在表达对社会的看法甚至是对社会现象不满的时候，往往不是在公开场所发言的，往往是在酒桌上，茶馆里，或者搓麻将、喝小酒的时候说到这些话。这难道不是一种中国特色的讽刺和悖论吗？所以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形象问题仍然是值得关注的问题。而到了全球化的语境下，诗歌写作的问题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了，包括我们现在看到极其庞大的网络话语的或者说流行的多媒体写作、微写作等等。

接下来，我还是想谈谈新世纪以来中国诗歌的本土化问题。中国诗歌本土化仍然是进行时的，仍然是没有完成的。大家知道在上世纪末中国发生了一场极其激烈的诗歌论战，也就是所谓的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一个博弈，甚至说这是一场战斗也不为过。那么后来程光炜老师，也是我最尊敬批评家，他后来编了一本影响非常大一本书叫《岁月的遗照》。我在前不久重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发现，尽管这个诗选里面收录了中国当时非常优秀的诗歌写作者，但是我发现非常有趣的是这些诗人背后都站立着一个或几个伟大的诗人。但是他们并不是中国古代某一个诗人，不是李白、杜甫，也不是陶渊明，而站立的是西方的一个个大师，比如说，艾略特、庞德、海德格尔、布罗茨基，或者希尼等人。那么，为什么是这些异域诗人站在当时每一个中国诗人的背后并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影响？那么，中国诗人借这些人在表达他们对中国看法，其合理性在哪里？当然，我觉得这种西方诗歌写作资源和互文方式在当时可能是有其必要性和有效性的。但是今天再看看当下的中国诗歌，中国诗人本土化仍然是没有完成的状态。

那么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包括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很多人说到西方诗歌在20世纪对整个中国汉语诗歌影响的时候，谈论的都是西方大师，但是我们却没有注意到伟大的汉语诗歌尤其是古代诗歌对西方诗歌的巨大影响。我觉得这个不对等的状态是极其不正常的。而后来我在梳理西方诗歌的时候发现几乎西方很多诗歌大师都受到了唐诗的影响，包括我们知道的庞德，艾略特，弗洛斯特，包括加里·施奈德等等。他们都是受到了中国和东方诗歌与文化的影响，甚至包括禅宗。所以我觉得中国诗歌目前一定程度上仍然处于西方话语这个庞大影响之下，这个本土化到今天仍然是没有完全完成的。

再有一个，大家都有同感的，当下新世纪的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不知道大家对此是什么样的感受？我个人觉得中国已经进入到了寓言国的阶段，就是伊索寓言那个寓言。大家知道我们每天读到各种各样的出人意料的新闻，这些新闻已经超出了我们每一个人对这个社会的极限认知能力，比如河南性奴案，刚刚发生的临沂的女版药家鑫。我们的富人是越来越多了，但是刚刚看到的温家宝总理在接受访谈时候说，中国现在还有一亿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还有一位华中科技大学在读医学博士，为了响应湖北成立一个什么精子库之类，在捐献精子的时候意外猝死。他爸就说，学校只赔了8.88万元我不能接受，我们老家一头牛如果卖的话，也能够卖10万块钱，难道我的儿子作为一个博士他只值8.88万元？那么这种类似现象它也提供一个非常大的认识当下的切口，提供了我们对于中国形象认知。而我们的诗歌是否提供了相应的当下中国的形象呢？

为什么我把它评价为寓言国的阶段，大家可以读一下中国当下诗歌，起码很多优秀诗歌在我看来都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都具有寓言化的征候。那么这个寓言化涉及到了当下诗歌如何处理你所面对的庞大现实和个体的精神现实。我记得在2009年的时候，著名艺术家徐冰在通州做了两大巨大的雕塑，就是凤凰的雕塑。而这两大庞大的成吨的飞升的凤凰，却是用时代的“剩余物”来完成的。那么这个剩余物是什么？比如说，机器零件，包括一些废旧用品，包括垃圾，包括一些无用和破败的东西，把它拼成两只凤凰的“光辉”形象。当时我在一个朋友的陪同下看到这两个庞然大物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镇震惊。这两个很新鲜的非常中国化的形象，它背后的那个东西是被我们忽略的。我觉得这恰恰又是应该被予以关注和反思的重要事实。所以，我觉得当下中国好的诗歌它所处理的材料和最终展示出来的应该是一个我们既熟悉又非常陌生的一个东西，我觉得这是当下中国诗歌必须要完成的一个过程。

那么说到诗歌和现实的关系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举一个现象，这是80后有一个女诗人，她在中国当下的影响是很大的，她就是广东的郑小琼。郑小琼在去年有一组诗歌叫《女工记》，今年的一些刊物也仍然在发表。她在刚刚写完之后就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了我，后来在《人民文学》等刊物发表。在发表的时候这组诗歌是以“非虚构”的方式出现的，这组诗歌里面所写到的女工应该是涉及到了当下很多敏感的社会现象。大家知道现在很流行一个词，就是非虚构的写作。郑小琼的《女工记》是由两个文本组成的，一部分是诗歌，她在每一个诗里面描述一个女工，比如说，洗脚的，包括工厂打工的，包括三陪女等等，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女工的形象；那么在诗歌文本后面她又插入了另一个文本，即散文化的部分。那么我第一次读到这组诗的时候，我确实觉得这个文本它的优点呈现了这个女工特殊的群体生活和精神状态。当然我给郑小琼回复邮件的时候，我也有一些担忧。或者说有一点不满足在于这样的女工在我们中国新闻体系里面我们已经看到已经很多了，那么当它进入文学和诗歌话语的时候，你如何完成一个提升的和陌生化的过程。

新世纪以来这个“寓言国”形象的出现在于媒体的开放性，确实随着主流之外媒体的一定程度的放开或者说不同声音的的补充让我们对社会有了相对清晰的一些认识。我们已经看到很多的以前不能公开发表的敏感文学和诗歌已经进入我们视野里边来。如果以“70后”诗歌为例，我觉得1970年代出生的人诗歌写作，出现了很多的层次，包括在座的杨典兄，包括其他的诗人。他们每一个人写作带有极强的个人性，那么同时在这种个人化背后，又出现了很多能够处理中国最为敏感的问题一些写作者，包括江非、沈浩波、朵渔、江雪。那么大家认识沈浩波，觉得他是中国民营书商一个成功的典范，当然他的诗歌写作确实也代表了一部分真实的声音。包括很多年前，他写过一组诗《文楼村纪事》，就是写的河南的有名的那个艾滋病村。沈浩波这组诗让我看到了现实和历史之间的复杂关联，这与后来《人民日报》包括中央电视台所播出的文楼村形象是有一定的差异的。那么沈浩波所体现的“文楼村”，既一个现实的文楼村，又是一个历史化和想象化的文楼村。那么由这个文楼村，我想提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当下诗歌所处理乡土和农业社会这个问题，实际上括写当下中国写农村题材的人是非常多的。后来我统计过，在70后和80后诗人里面起码有五分之二甚至是更多人都在处理乡土中国的经验。但是我发现在这个题材上写得好的人非常人少。这方面做得好的诗人都是带有这种历史化倾向的，他们处理这个乡村不止是个人意义上的张家村或者是李家村，而是在村庄里面能看一到中国的历史缩影和当代命运，包括很多纠缠的困境。

那么就时下流行的农业题材我觉得有一个缺失，就是中国青年写诗歌作者在新世纪以来缺乏对城市化真正的书写。我们知道当年波德莱尔作为西方的城市化的波西米亚的一个代表，一个精神漫游者，已经成为世界范围的经典之作。当然三四十年代中国曾经出现过一个短暂的城市化写作一个高潮，但是我们知道从1942年开始，随着农民文化，包括战时文化这种强大影响，尤其是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几乎没有真正合格城市化的写作者，包括后来的“第三代”诗歌。1980年代的“第三代”诗歌里面也出现一个群体，就是城市诗，但是它确实是很小一个声音。而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城市化写作和打工诗歌是不是能够相互替代呢？实际上我们忽视了一点，很多人觉得打工文学是一个苦难的伦理的痛苦写作，我后来曾经尖锐批评这个写作，我觉得用眼泪来写打工诗歌，可能在社会学来说是它合法的，但是从文学本体性它又是非常缺失的。应该注意到打工群体的内部分层也是非常复杂的，不是我们简单看到的痛苦，还有很多更为复杂的东西，而这在我们相应的诗歌中没有被充分体现出来。

再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多生活在城市，生活在更为庞大的一个国家首都里，那么城市给我们每一个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这在新世纪十多年来诗歌里面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这值得我们去思考。为什么我们仍然缺乏处理最为真实的城市化的经验，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个传统，还是我们因为很多的诗人面对这个城市的时候缺少这个发言的能力。

还有我想说一下诗歌的地方性。大家知道在上世纪60、70年代，中国“地下”诗歌写作曾经焕发出非常庞大的生机，当然它是以被压抑的方式出现的。大家知道后来被翻检出来的“地下”诗歌的声音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北京，那么至于其他的地方，比如贵州，在庞大的北京照耀下，它们是非常暗淡的。所以后来我听到很多南方的诗人（比如钟鸣、杨黎）对北京抱有强烈的不满。西南的成都，在“第三代”诗歌里面曾经焕发出巨大的生机，但是它们仍然处于北方话语影响之下，包括北岛对他们的影响。后来我统计过，北岛最早去南方是在60年代，那么后来在不同的时期，北岛在每一次南下都受到了南方诗人的热烈欢迎，他们处于北方诗歌庞大阴影之下。我觉得这很有意思，李亚伟也好，柏桦也好，包括已经逝世的张枣，他们诗歌写作都非常棒，但是为什么要产生一种北方文学形象的压抑？而真正的诗歌“地方性”的出现是从“第三代”诗歌开始的。而北岛一代人他们可能并没有完全自觉意识到北京给他们诗歌带来了文化上的形象。那么到“第三代”诗歌这种地方性以爆炸式方式出现的时候，南方诗歌对北方诗歌的挑战就成了必然。当然我后来一直说南方和北方这种对立体系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可能存在着一种集体的幻觉，但是它确实在不同诗人那里有了得到了呈现。而上个世纪末到新世纪，我觉得这种地方写作在诗人群体性写作里边表现差异非常大，比如地方性写作在某些区域里面表现得很普遍，比如说山东。山东的70后和80后的诗人，起码有多一半都离开了山东，在全国各个地方写作和生存，但是他们诗歌里面所体现那种集体性对山东的记忆是非常明显的。而这种地方性在其他的省份诗歌里面就不是那么充分，比如说河北。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河北和山东同样作为北方，但是它的表现得却并不一样，是不是河北的诗歌受到的北京的压抑更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