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还剩下十六个批评家。其中七个批评家，并没有强烈的批评文体学自觉。文体学自觉，这似乎只是创作者——而不是批评家——的必要前提。对于批评家来说，要紧的，乃是“问题”而非“文体”。无论是创作者，还是批评家，大都心安理得地持有这种令人遗憾的观点。如果借来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术语，或许可以这样来表述：出色的诗人具有更强的“言语”（parole）能力，而批评家则具有更强的“语言”(langue)能力，故而前者跳脱而后者规矩，前者抽出了新芽而后者死守着朽根。批评家挑剔着某个诗人——或某个诗文本——的角度、节奏、语调或想象力，由此写出的批评文本，在角度、节奏、语调或想象力方面却泛善可陈。他们用青铜阐释着白银，用白银阐释着黄金。这青铜，这白银，居然一点儿也不脸红。已经输了几十年，批评家呢，依然顾盼自雄。诗人不再指望批评家，就如同，黄金不再指望白银而白银不再指望青铜。什么时候，不仅是在诗人这里，而且是在批评家这里，古字、白话、口语、方言、翻译体、甚或木屑竹头才能铸为合金？什么时候，诗人和批评家，诗文本和批评文本，才能展开你追我赶的竞赛或你死我活的热恋？是的，批评不是批评家对诗人的心服口服，也不是批评文本对诗文本的毫无自知之明的单相思。两者，全身心，都要投入这场竞赛或热恋。分不出雌雄，那才叫好看呢。
现在还剩下九个批评家。其中两个批评家，并没有必需的金钱。是的，金钱，你并没有听错。与任何批评门类相比，当代诗批评——乃至研究——都是投入最多收入最少的行当，换句话说，这是亏定了的买卖。为什么这样讲呢？批评或研究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托公共图书馆。但是，当这两个批评家坐了三小时大巴，两小时高铁，终于走进某个公共图书馆，他们就傻眼了，坐在大理石台阶上流下了热泪。从县立图书馆，到市立图书馆，从省立图书馆，到国立图书馆，从南京大学图书馆，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或许都藏有多个版本的余光中或舒婷，舍此而外，却只藏有少得可怜的当代诗文献。像商禽的讲座视频、哑默的自印文集、北岛的海外版诗集和散文集、骆一禾的日记（哪怕是复印件）、张枣的信札、钟鸣或蒋浩主编的民刊、沈浩波私刻的色情诗集，诸如此类的文献，尤其是非正式出版物，很难见诸公共图书馆。当代诗文献，就如博尔赫斯（Jorges Luis Borges）曾经谈及的来自比卡内尔的圣书，“没有首页，也没有末页”。你以为“大拇指几乎贴着食指”就可以揭开某页吗？不，对于这部无限之书来说，某页也就是无数页。这两个批评家后来得知，也许只有荷兰莱顿大学的汉学研究院，经柯雷（Maghiel van Crevel）先生多方采集，才藏有较为可观的中国当代诗文献。然则，大巴票，高铁票，还没地儿报销，又怎么买得起飞机票？这两个批评家，把拟好的文论大纲扔进了果皮箱。另外七个批评家，节衣缩食，呕心沥血，穷二十年之功，斥三十万之资，成八千册之藏，终于建成了一座志在当代诗文献的私立图书馆。可是，他们买不起别墅。这座私立图书馆，必将占用家里的客厅、卧室、过道甚至卫生间，为妻儿所怨，复为亲友所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