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杨立 于 2012-7-3 19:02 编辑
散文诗的诗性与反诗性 ■ 方文竹
诗性是一切事物的美学质素,具有广泛性、普适性。如山川诗性、村庄诗性、原型诗性、古典诗性、动物与人诗性、中国文化诗性等,具体到艺术形式,如音乐诗性、雕塑诗性、小说诗性、戏剧诗性、神话诗性等等。当然,也有无诗性即不具有审美质素的事物如杀人魔王(审丑意识另当别论)。按照庄子的看法,道无处不在,道即诗性。这样,诗性问题就复杂起来了。 对于散文诗来说,情形也不会简单。多年来,关于“散文诗”在“散文”与“诗”之间的纠结与争论即此种表现。我常想(甚至望文生义),为什么不叫“诗散文”,而叫“散文诗”呢?偏正词组说明了“诗”的主席位置。但是,决定了“诗”的主席位置并非决定了一章散文诗有无“诗性”,即“诗”与“诗性”是两回事,一篇很好的散文比一首很坏的诗更像诗。可见,“诗”只是一个名称或外在形式,而“诗性”则是特质、内骨。可见,近年关于散文诗定义的争论往往不得要领,只是浮在表层,而未深入内里,突出表现在对散文诗的诗性的忽略。既曰诗性无处不在,那么,散文诗诗性的个性特点是什么呢?我认为,是浓度。这是一种压缩了的诗性,既有内容上的,也有形式上的。内容:高度浓缩了的思想与情感,与之相关是选取角度,以少胜多;形式:介于诗与散文两者之间的文本间性,以短制为主,句式的排列更具建筑、音乐之美。 这样,散文诗的诗性就很清晰地标示出来了。甚至可以说,散文诗的诗性决定了散文诗的存在。换一句话说,什么是散文诗?就看它有无散文诗的诗性。有散文诗的诗性就是散文诗,否则就不是。 当然,这是理论上的说明。为了便于领会,现举一例:
这天地怎么了,从上到下,从里到外,没有一块是干的,暖的。要有,也就我这一块了,而我早已冷热不分。
对于这世道,这季节,我是一块静止的抵触,无声的反抗,是典型的不合作运动。我的幅度远远大于他物,我的反响来得更快捷和迅猛。
我用难熬表达我的承受,我用失态完成我的常态。
我被潇潇春雨裹着,被料峭寒风推着,在一成不变的节奏里,勾勒反复无常的轨迹。
我折射的色调,与草木不相上下;我发出的声响,与雨水混为一谈。 ——潘志远《我这一块》 它的内容和句式,高度浓缩且规整,理性有了温度,情感有了节制,抵得上一篇哲学论文、自供状和长篇抒情诗。这即是散文诗的魅力文本即诗性效应。 尽管有很多争论,事实上中国散文诗的诗性一直如此默认着且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它以美和意象为自己的气质内里、建筑材料和看家本领,造成了无数精彩华章的同时,也带来了千篇一律的文本批量化生产。其间,恐怕只有鲁迅等少数杰出者具有变异的笔法,试图突围而出。 我曾提出散文诗发展的“自律”与“它律”。“自律”当然是散文诗的“诗性”,仅此而已,散文诗就会固步自封;它在“自律”的同时必须讲究“它律”:吸收其它元素进来,进行自身的裂变与再造。换一句话说,散文诗在讲究“诗性”的同时,也可“反诗性”。拼贴、戏仿、平面化、戏剧场景、口语等后现代手法加入散文诗,丰富了表现手段,重新激发了文本创新的活力。请看拙作《花朵》: 长有耳朵的花朵,根本不叫花朵:她开放、吐香、枯萎时听从别人的。 长有耳朵的花朵,根本不叫好花朵:心不在蔫,三心二意,没有自己的个性和心性。 长有耳朵的花朵,往往开放成凄美的悲剧,比如一花开后百花杀,爱打小报告、一朵成为另一朵的叛徒,听到逆耳忠言时无精打采…… 可是漂亮的邻居女孩诺兰一直待业在家,人们说她亏在是一只没有长耳朵的花朵。
本来很“诗性”的“花朵”经过“反诗性”的处理后,非但没有降低它的诗性含量,反而获得了一种独特异样的主题表现。我们应该反思一下传统的观念和写法了,惯性写作、广场写作当然很省力,但对散文诗的发展无益。 当然,真正的散文诗应该是“自律”与“它律”的统一,也即“诗性”与“反诗性”的统一,相反相成。“反诗性”并未偏离散文诗本体,而是绕道而行“达罗马”,拓宽了其表现的边界。文学史上的每一次革命,都是对文本自身的革命。 目前散文诗的写作之所以滞后于诗歌和散文、小说,主要原因就在于过于强调“诗性”,而对于“反诗性”则抱有警惕甚至带有敌意。整个散文诗界难以接受新元素,缺乏一种创新的内在冲动,散文诗批评也大多抱着“诗性”沾沾自喜,如此一来,实验之作、突破之作则难见天日也。翻开目前报刊、选本等的散文诗,题材、用词、角度皆大同小异,软绵绵的雷同化,读之实在没有过瘾的感觉。 我认为,鲁迅的《野草》至今仍是创新的典范,难有超越。因此,《野草》精神必须继续发扬光大,我们应为散文诗的创新鼓与呼,同时建立新的价值批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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