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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哲人目光和母性慈怀——郑敏20世纪40年代诗歌的独特性 [打印本页]

作者: 邱景华 时间: 2016-6-17 20:02
标题: 哲人目光和母性慈怀——郑敏20世纪40年代诗歌的独特性

邱景华

诗人郑敏不仅独特，而且是奇特。像她这样充满女性感觉、想象和爱心，又具有玄学思维的女诗人，在20世纪新诗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长期以来，诗界流行观点认为：郑敏是师承冯至和里尔克诗歌与哲学相融合的艺术道路，达到形而上的高度。这样本质主义的概括，虽然没有错，但很难揭示郑敏诗作的独特性和丰富性。其实，40年代的郑敏诗歌的形成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哲人目光、母性慈怀，和充满女性感觉性的十四行体的融合。找到了这三者的结合，青年郑敏，就写出具有独特而鲜明的创作个性和艺术风格的佳作。
当然，这是一个艰难的艺术探索过程。最初成功融合的标志，是郑敏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所创作的《金黄的稻束》，但那只是哲人目光与母性慈怀的融合，还缺少十四行体。毕业后，郑敏从事国际时事翻译，职业的敏感，使她的哲人目光，具有更多的世界性的历史事件内容；她的母性慈怀，也不停止于抽象的母爱，而是发展为具有时代内涵的母爱，和更博大的人类之爱；她也尝试用自由体，但最终在十四行体，自如而娴熟地融入女性独特的感觉性和充满母爱的想象，从而相异于她所师承的作为男性诗人的冯至和里尔克。

   一、西南联大世界性教育、哲学智慧与国际时事翻译

作为诗友，青年唐湜于1949年5月写的《郑敏静夜的祈祷》，受到广泛好评。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唐湜在对郑敏艺术大加赞赏之后，在文章的结尾，却对其诗作的思想作了几乎是全盘的否定；只是说得很委婉含蓄，不认真细品和思索，很难察觉：
“我们虽然对诗人的虔诚的祈祷与真挚的思索，丰盈的思想和生动的意象，感到一种莫大的喜悦，有时感到一种沉重的压力，有时又感到一种快乐的解脱，而压力愈大，解脱中跃起的生机也就愈能蓬勃；但我们仍不能不说：这仅仅是过于绚烂过于成熟的现代欧洲人思想的移植，一种偶然的奇迹，一颗奇异的种子，却不是这时代的历史的声音！”〔1〕
以现在的眼光看来，唐湜对郑敏诗作思想的理解，明显是受到当时所处时代的影响和局限。所谓：“却不是这时代的历史的声音”，其实是一种委婉的说法，暗示郑敏诗作没有表现出20世纪40年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声音，只是“成熟的现代欧洲人思想的移植”。文中虽然也提到当年郑敏最有深度的二篇杰作：《战争的希望》和《最后的晚祷》，但只是蜻蜒点水，因为不理解，更遑论公正的评价？
郑敏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曾选修闻一多的《楚辞》。但由闻一多编选、1947年出版的《现代诗抄》，收入穆旦、杜运燮、王佐良、罗寄一等西南联大学生诗人的作品，却没有收入郑敏的诗。这也说明，当年闻一多的编选标准，也是受所处时代的影响，比如他对田间抗战诗歌的鼓吹，却忽视了郑敏的佳作。
确实，在郑敏四十年代的诗歌中，看不到艾青和田间那样群体性的抗战呼唤；也看不到抗战胜利后，如马凡陀那样对国民党腐败政权的讽刺和抨击。但二战前后，郑敏一直关注着人类的命运和未来，这在当时的中国诗界，受到普遍的误解。不仅激进的左翼人士强烈反对，就连闻一多和唐湜这样的师长和诗友，也难以理解和认同。
不过，唐湜的感觉是正确的，郑敏40年代诗的内涵确实不是对所处时代的概括；当然也不只是所谓“成熟的现代欧洲人思想的移植”，而是一种40年代中国新诗罕见的哲学目光和人类视野。这种超越时代的博大而深广的前瞻性，自然为同代人难以理解。
那么，郑敏早期诗歌中这种哲学目光和人类视野，是如何形成的？
晚年的郑敏说：“现在有人指责我们躲在远离炮火的昆明，写写诗歌毫不顾及国家民族的存在。其实，当时的西南联大与世界非常接近的，能感受到各种世界范围内的信息。我当时对战争的感觉是全人类的一场战争。在我当时的许多诗中都反映了战争，和人类命运的大问题。联大给我们的教育是世界性的，不了解这种情况的指责是不正确的。”〔2〕
西南联大是抗战的产物，郑敏是在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哲学系，大三开始诗歌创作。她深受冯至《十四行集》的影响，冯至这本诗集写于1941年，但超越了抗战的时代性，表现出深邃的哲理性。当代的研究者都关注到郑敏在冯至的引导下，走诗歌与哲学相融合的艺术道路；但很少有人注意到郑敏早期诗歌对二战前后重大世界历史事件的积极关注和回应，对人类命运的深度关切和思考——这是冯至诗歌所没有的。
不仅郑敏，西南联大“三星”，都有这种特点。因为同样受到西南联大的世界性教育，而且穆旦和杜运燮还参加缅甸远征军，有与盟军共同作战的经历。所以，晚年郑敏认为，二战以后，“穆旦和杜运燮是当时中国诗人中能用诗反映那个历史阶段人类关心的世界问题的诗人，使得中国新诗在艺术表达和内容能和当时世界诗歌前沿所关注的问题接轨。”〔3〕这段话，同样适用于郑敏的早期诗歌。而唐湜，之所以对郑敏诗作的内涵无法认同，这跟他是毕业于浙江大学外文系，而不在西南联大求学，有很大的关系。
正是西南联大哲学系冯友兰、汤用彤、郑昕诸大师的教导，和世界性教育，和使郑敏获得了深邃的的哲学目光。所谓“哲学目光”，就是能从哲学高度，观察和思考人生和现实，并且能超越所处的时代，关注世界，获得广阔的人类视野。所谓“母性的慈怀”，不是对自己子女的一已母爱，因为具备了人类视野，使一已母爱升华为人类之爱。这种人类视野和人类之爱的融合，就是世界性，具有普世的艺术价值。
1943年7月，西南联大毕业后，郑敏到重庆的中央通讯社任翻译。抗战胜利后，随中央通讯社迁回南京，一直工作到1948年去美国留学。她所从事的是英文的时事翻译，就是把上司选定的外国通讯社的新闻翻译出来。每天翻译半日，余下时间写诗。国际时事翻译，让郑敏与世界保持一种更密切的联系，能用哲学目光，观察和思索世界上所发展的重大历史事件。青年郑敏并不是整天在形而上的象牙之塔冥想，这与她的职业有重要的关系。
概言之，西南联大的世界性教育，哲学系诸多大师的哲学智慧，和中央通讯社的国际时事翻译：这三者的结合，使青年郑敏能从国际视野，关注二战而不仅仅是中国的抗战（这也是郑敏早期诗作常遭误解的原因之一）。在她的诗作里，有对二战前后所发生的世界大事的积极回应。如 1945年罗斯福逝世，她写了《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三日的死讯》；二战结束后，她创作了《战争的希望》；1948年甘地遇刺，她又有《最后的晚祷》。
不了解这些国际性的题材，我们对四十年代郑敏诗歌的独特性和丰富性，就无法全面理解和把握。

   二、国际题材与艺术题材

   美国佐治亚州时间1945年4月12日３时３５分，总统罗斯福在让人画像时猝死。５时４７分，全美三大通讯社向海内外发出罗斯福逝世的电讯。作为中国中央通讯社的时事翻译，郑敏是在中国时间4月13日看到这条电文。这个“惊人的哀耗”，让郑敏的心灵受到巨大的震憾……。
罗斯福的猝然去世，使全世界倍感震惊。因为1945年4月，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期，作为盟军的领袖，罗斯福的猝死，给正在走向胜利的二战时局，蒙上了浓重的阴影和不可预测的变数，全世界都处在悲痛之中。国统区的吊唁就不用说了，当时在延安的毛泽东和朱德也发了唁电。斯大林亲自到苏联的美国使馆吊唁，莫斯科红场下半旗致哀。只有轴心国的法西斯分子弹冠相庆，陷入意料的惊喜之中，幻想二战局势会发生有利于他们的大逆转。
作为一个英文时事翻译，郑敏迅速作出自己的回应，写了《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三日的死讯》。“死讯”道出了她作为时事翻译的职业敏感。这首诗发表时没有注明写作时间，大概是在罗斯福逝世不久后创作的。

因为我们是活在一个这样的时代，
理性仰望着美丽的女神——情感
自她那神圣的面容上
寻得无量生命的启示 ;
情感信赖的注视着她的勇士——理性
扶着他强壮的手臂，自
人性的深谷步入真实的世界。

第一节并不是直奔主题，写对罗斯福的悲悼，而且写似乎是与此无关的情感与理性的关系，让人略感意外。但通读全篇就会明白：这首诗是写当恶耗传来，人类和世界应以理性的态度，来承受这个巨大的不幸，压制感情的悲痛。所以，第一节先写情感与理性的关系，引出后面所强调的要用人类理性，来平衡内心的悲痛和对二战局势的担忧，因为这是当年盟国民众们的普遍心理。

世界是在极大的哑静里
接受一个冷酷的试探
这是在问：
纵使在一个科学的时代
历史的因素中不仍是
存在一个不定形的“偶然”吗？
即使对于能计划未来的人类
不仍有一只外在的手
可以扭转他们的命运吗？

作为一个只有25岁，刚走出校园不久的女诗人，对世界风云突变的复杂局势，有着如此惊人的判断力和清醒的思考，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究其原因，是因为她是从哲学的高度，用“偶然”和“必然”来思考罗斯福之死。相信“偶然”的突变，不会改变二战必胜的历史大趋势，不会扭转人类的命运。诗的后面，作者把“人类”拟人化：“啊，我看见“沉思”停在／人类的额上”，“他用粗大的笔从／作品里将“偶然”涂去”。
这首诗的主题不仅仅是悼念罗斯福之死，而是强调如何用人类的理性，学会从情感的巨大悲痛的迷惑中走出来，突发的“偶然”因素，不会改变历史的“必然”。相信二战一定会胜利。历史也证明，青年郑敏的敏锐而超前的思考，和对二战前景乐观的预言，是正确的。
从这首诗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哲学对青年郑敏的影响，并不是使她不关心现实和时代，高居于形而上学之塔；恰恰相反，哲学使她超越了所处的时代，获得一种世界性的视野，关注人类的命运；并且能用哲学眼光，理性地思考突发性的世界大事，作出具有前瞻性的正确判断。这样的诗，在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诗坛上是罕见的。
但是，这首诗只有哲人目光，而没有女性的感觉和母性的慈怀；所采用的自由体，具有明显的说理和散文化倾向。在艺术上，显得稚嫩，不能表达出郑敏诗歌的特点。
作为一个迅速走向成熟的诗人，青年郑敏很快就意识到这首诗的局限和不足。她感悟到：十四行体比自由体更适合表现她那深沉凝炼的哲思。要娴熟地运用十四行体，就必须向冯至特别是里尔克，还有华兹华斯的经典之作学习，并在创作实践中细心领悟。此后，郑敏创作了一批十四行体。其中最主要的艺术探索，是如何在十四行体中表现出自己的女性感觉、想象和爱心。使十四行体具有新鲜的感觉性和思辨性。
青年郑敏酷爱艺术，喜爱以绘画、音乐、雕塑等作为题材。里尔克也喜欢写这类艺术题材的诗歌，受他的影响是自然的。不同的是，郑敏所选择的艺术题材，主要是喜欢原作所表达的女性内容。如《雷诺阿的少女画像》、《濯足》、《一瞥》，以及晚年的《戴项链的女人》和《云髻照春》。在这样的题材中，她更容易找到和表达自己独特女性感觉和想象，并且以哲人目光感悟画中女性的生命和命运。
其中的《雷诺阿的少女画像》，是当年十四行体的名篇：

追寻你的人，都从那半垂的眼睛走入你的深处，
它们虽然睁开却没有把光投射给外面的世界，
却像是灵魂的海洋的入口，从那里你的一切
思维又流返冷静的形体，像被地心吸回的海潮

现在我看见你的嘴唇，这样冷酷的紧闭，
使我想起岩岸封闭了一个深沉的自己
虽然丰稔的青春已经从你发光的长发泛出
但是你这样苍白，仍像一个暗澹的早春。

呵，你不是吐出光芒的星辰，也不是
散着芬芳的玫瑰，或是泛溢着成熟的果实
却是吐放前的紧闭，成熟前的苦涩

瞧，一个灵魂怎样紧紧把自己闭锁
而后才向世界展开，她苦苦地默思和聚炼自己
为了就将向一片充满了取予的爱的天地走去。

青年郑敏是以自己的女性心灵，去感悟雷诺阿笔下的少女，让她从画布上“复活”。或者说是借雷诺阿的名画，返观自己的内心世界，借她人写自己，也可以说是她的精神自画像。正因为如此，她开放自己的感觉和想象，使笔下的十四行体充满着青春气息的女性生命感，“虽然丰稔的青春已经从你发光的长发泛出／但是你这样苍白，仍像一个暗澹的早春。”这就使原本长于形而上哲思，容易僵硬的十四行体“软化”，充满着女性新鲜的感觉性。这是郑敏对十四行体艺术功能的一种开拓。
郑敏天性沉静、好思，经过哲学熏陶后，又增加了爱智和思辨。“瞧，一个灵魂怎样紧紧把自己闭锁／而后才向世界展开，她苦苦地默思和聚炼自己／为了就将向一片充满了取予的爱的天地走去”。这其实是郑敏在展示自己的心路历程。她在远离世俗喧嚣的“寂寞”中，把自己的灵魂紧紧闭锁，“苦苦地默思和聚炼自己”，培养自己超越现实和抽象思维的能力，即哲学眼光。而后她才能从一已哀乐，和现实的局限中跳跃出来，怀着爱心，以哲学眼光关注人类的命运。这样的诗人，是不会停留在《《雷诺阿的少女画像》这一类的艺术题材，她还要对世界性的主题，发出自己的声音。

   三、超验境界和母性想象

《战争的希望》没有注明写作时间，但收入《诗集1942—1947》，推测大约写于二战胜利前后，很可能是二战结束后所引发的思考。郑敏虽然没有穆旦和杜运燮参加远征军的战争经验，但诗人可以凭借自己的想象和女性的体验，化意念为形象，即“思想知觉化”，没有说教，但达到了杰作的广度和深度。

宁静突然到来，
世界从巨大的音乐里退出，
生命恢复他原始的脉搏，
在远远的巨岩下
无人力达到的海在翻腾，
从一切的深渊里涌出呼问。

自己的，和敌人的的身体，
比邻地卧在地上，
看他们搭着手臂，压着
肩膀，是何等的无知亲爱，
当那明亮的月光照下
他们是微弱的阖着眼睛
回到同一个母性的慈怀
再一次变成纯洁幼稚的小孩。

《战争的希望》是一首十四行体，却是一种特殊的变式。据许霆、鲁德俊《十四行体在中国》的研究，这种六•八式的变式，冯至和里尔克都未采用过，是20年代初由清华大学生浦薛凤创造的。〔4〕
郑敏在西南联大所创作的诗，基本上是抒情自由体；毕业后则开始较多地采用十四行体，共有十几首，比如《歌德》、《献给贝多芬》等。这种诗体的转变，意味着冯至和里尔克的影响加大，反映出郑敏艺术思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作为一个迅速成熟的诗人，郑敏并不拘泥于冯至和里尔克的模式，能根据所写的题材，对十四行体进行更自由更独特的创造。比如《战争的希望》、《最后的晚祷》、《少女的画像》、《荷花》（观张大千氏画）等，表现出郑敏鲜明而独特的艺术个性和独特魅力。
《战争的希望》，为什么要采用这种特殊的六•八变式？当然是由这首诗的内容所决定的。十四行体最为常见的是彼特拉克创造的八•六式，分为前后两节，中间有停顿和发展。六•八式与此相似，也分为二节，节与节之间也有所停顿和发展；但不同的是行数相反，由上节八行，下节六行，变为上节六行，下节八行。《战争的希望》重点是在后面，所以需要采用特殊的六•八式。可见郑敏构思的精妙，能根据素材而选择十四行的各种变体，表现出强大的艺术创造力。
“宁静突然到来”，开篇就点出战争结束后，原本是炮火连天、震耳欲聋的战场，突然沉寂下来，这是表层的含义；深层的暗示是，只有战争结束后，狂热的世界，才会从战争的巨响中退出来，无数个体生命被战争所煽热的疯狂状态，才有可能平静下来。于是“生命恢复他原始的脉搏”。从战场上震耳欲聋的巨响，到生命脉搏的轻微跳动，这两个听觉意象的对比转变，写得多么细微入致。
至此，叙述者并没有继续写战争，而是诗笔忽然一转，把读者从战争引向另一个超验的世界。“远远的巨岩下”，这巨岩究竟有多远？原来是“无人力达到的海”，也就是说，这不是现实中的天涯海角，而是人力所无法到达的超验世界。这就是郑敏哲思的独特处，给她的想象力以强大的翅膀，能从现实的战争中超脱出来，上升到超验的层面思考战争。“从一切的深渊里涌出呼问”,这是上段的第三个听觉意象，是对战争残酷性和毁灭性的否定性的疑问和呼号。
这三个听觉意象是相联的：战争的巨响沉寂下来，人的原始脉博恢复了，意味着人类理性的恢复，于是随之响起的是对战争的质疑和呼问。通过这三个听觉意象的相互递进，写出人类心理与战争的多重复杂关系。这种精微的听觉和想象，真是独特而奇妙。
从结构上看，这一节，强调要从战争的狂热状态中冷静下来，才能获得一个超越现实的视角，进入超验境界，才会有形而上的思辨：战争的希望就是泯灭敌我对立，追求和平。
上一节六行，是从听觉写起，写一连串的听觉意象，从经验到超验。下一节八行，在获得超验的哲学目光后，再回到和观照现实的战场，从听觉转为视觉，写战场上的视觉意象：在明亮的月光照耀下，战场上的尸体交错重叠，惨不忍睹。但是，当诗人用“母性慈怀”观照战场上的遍地尸体，却发生了惊心动魄的艺术转换：
活着的时候，“敌”“我”双方拼命博杀，恨不得置之死地而后快；阵亡后，原本势不两立的敌我双方的尸体，却重叠在一起。“看他们搭着手臂，压着 / 肩膀，是何等的无知亲爱”。这是一种悖论的语言，按常理，“亲爱”本是一种生命的感觉，人死了就没有这种感觉。但在战场上，却恰恰相反，由于敌我双方的对峙，士兵们活着的时候，无法“亲爱”；只有等到战死后，已经“无知”——生命没有了知觉的敌我两方的士兵们，才表现出“亲爱”。“是何等的无知亲爱”，此句震憾心灵，在“反讽”中，充满着郑敏悲天悯人的博大情怀。
“当那明亮的月光照下”，这里所说的月亮，是复义。既有写实层面的天上月光，又暗喻来自天国的光辉。在天国光辉的照耀下，“他们是微弱的阖着眼睛”，士兵们虽然死去，但灵魂回归天国。所以是“微弱的阖着”，好像还有生命，还在沉睡。于是，才会有后面“回到同一个母性的慈怀”的联想，不会有突兀感。
不管是“敌”还是“我”的士兵们，他们出生时都是纯洁幼稚的小孩，长大后被各种政治集团、不同国家的意识形态，训练和打造成各种零件，组装到战争机器之中。只有在战争中阵亡后，他们才泯灭了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种种后天意识，“再一次变成纯洁幼稚的小孩”，回到“同一个”人类母亲的慈怀。他们是同属于人类母亲的孩子，在人类母亲的眼里，他们都是纯洁幼稚的可爱的孩子。
如果说，在郑敏的诗中，《金黄的稻束》中的哲学眼光，使现实中的母亲升华为抽象而永恒的母爱，这是哲学眼光和母爱的第一次融合，并结出艺术的硕果 ;那么，《战争的希望》则把早先的母爱，升华为母性的慈怀——一种更宽广博大的悲天悯人的大境界。其哲学眼光和母性慈怀的第二次的结合，产生杰作。哲学的眼光，使诗人超越时代和现实，产生强烈的反战意识；而圣母的情怀，则把这种反战意识提升到人类之爱的高度。
这样一首杰作，在四十年代的中国战争语境里，显得不合时宜，它长期被忽视和遮蔽，也是情理之中。

   四、晚祷的庄严与人性的悖论

1948年1月30日，圣雄甘地在进入晚祷的会场遇刺身亡。全世界震惊，各国的知识界都在进行各种各样的悼念活动。中国诗人也发表悼念诗作：郑敏的《最后的晚祷》、穆旦的《甘地之死》、辛笛的《甘地的葬仪》等。
晚年郑敏回忆说：“甘地之死对于上世纪40年代全球知识分子的震动是今天一般人难以想象的。二战战后，甘的在印度似乎向全世界被歧视的民族宣布一个人类高尚的历史时代的到来。……但当我读到甘地遇刺的报导时，我的心灵受到无比之大的震动。当甘地举手祝福人类时，却在这个姿态被人类中的败类击毙。他的死充分说明人类是半个天使半个魔鬼的混合怪物。如果真有‘造物主’，他为什么要和人类开这样的开玩笑呢？”〔5〕
郑敏《最后的晚祷》发表在《中国新诗》第一集，出版于1948年6月。写作时间大约在1948年2月至5月之间。

人们被枪声惊醒，发现世界在重复它的愚蠢
那幅记载着爱与罪恶的画又在这绿草上复活，耶稣
这一次他没有分给面包，却将手举起
放大额上：宽恕，犹大，是他分得耶稣的最后宽恕

圣河与圣河汇合，然而我们的灵魂里却汇合着神性
与魔鬼，甘地，他的归属是两条圣水的交点，回忆
那漫长的奋斗，他的起点却是这样谦卑，在这里
就在你的脸上，那一片产生了约翰与犹大的国土上。

是我们的爱哺育了他，是我们的恨击倒了他，
同一块土地哺育了慈悲，又孕育了仇恨，孕育了圆寂
又孕育了斗争，呵，最光辉最黑暗的印度，人性的象征。

她先加给我们光荣，又掷给我们耻辱，暴力终于使
一座顽强的火山沉寂了，纵然死去，他是农夫早已
在心灵的泥土里布下种子，那总有长成绿苗的一日。

郑敏的哲人目光，在这首诗中，表现为一种诗性的悖论：主张非暴力的甘地，却被暴力所杀害。整首诗围绕着这个悖论展开想象和思辨。诗的第一节，是从感觉和想象写起：“人们被枪声惊醒”，这是从听觉上放大暴徒杀死甘地的枪声——全世界都被这枪声惊醒！用放大的枪声开篇，产生一种惊心动魄的效果。但接下来，并没有写甘地遇刺的场景，而是把笔一转：“发现世界在重复它的愚蠢”，由此联想到同样是提倡非暴力、宽恕和博爱，却同样死于暴力的耶稣。
这一非凡的想象，大大拓展了这首诗的时空：甘地之死并不是偶然、孤立的现象，而是历史的“愚蠢”重复，具有不寻常的意义。叙述者想到达•芬奇的著名油画《最后的晚餐》：“耶稣 / 这一次他没有分给面包，却将手举起 / 放大额上：宽恕”。这就是主张博爱、宽恕和非暴力耶稣的最后形象。虽然遭犹大出卖，但耶稣还是宽恕他。所以诗中特别强调：“犹大，是他分得耶稣的最后宽恕”。因为，“爱你们的仇敌”，是耶稣的教义。这三行，实写耶稣，虚写甘地，因为耶稣的教义，是甘地思想的主要来源之一。这是从人类历史的高度，把甘地之死与耶稣之死连在一起。换言之，主张非暴力的圣者虽然被暴力所杀害，但这种人类之爱，是不会因为圣者被杀而消亡，反而会在全世界传播开来。
在这首诗中，晚祷的祝福和暗杀的枪声交响着，构成相互冲突的不和谐的旋律。诗中巨大的艺术张力，呈现了两个圣者为人类之爱而献身的艰难和伟大，整首诗充满着庄严的气氛。
耐人寻味的是，穆旦的《甘地之死》，与郑敏的《最后的晚祷》同期发表在《中国新诗》第一集上，但排在郑诗后面。穆旦的《甘地之死》，只是一般性的悼念，不如他1945年写的《甘地》有深度。《甘地之死》与《最后的晚祷》相比，缺少从甘地到耶稣的非凡联想，缺少从悖论的角度，探究和追问主张非暴力的人，为什么会不断被暴力所杀的原因和意义，所以达不到《最后的晚祷》的大境界。（辛笛《甘地的葬仪》亦如此。）
第二节，继承悖论的思辨。叙述者用两个“汇合”作比较：人类的灵魂汇合着神性和魔鬼，甘的的起点，和我们每个人一样。但他通过漫长的奋斗，却能超越了人性中的魔鬼，达到“圣河与圣河汇合”。“甘地，他的归属是两条圣水的交点”。甘地的思想直接师承耶稣，是以印度教为主，吸收了基督教，以及托尔斯泰、梭罗等人的思想。甘地的不合作非暴力思想，是人类多元文化的“汇合”，这是圣雄的伟大之处。但之所以会出现：主张非暴力的圣者，被暴力所害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人性中的魔鬼。出卖耶稣的门徒犹大，是因为贪婪；而刺杀甘地的凶手，原本也是甘地的追随者，后来却成为一个狂热的印度教徒。
郑敏的哲人目光，表现为对人性恶有清醒的认识。这首诗的深刻在于，并不只是批判出卖耶稣的犹大，和刺杀甘地的凶手；而是对人性不断进行自我反省：“然而我们的灵魂里却汇合着神性/与魔鬼”，“在这里 / 就在你的脸上，那一片产生了约翰与犹大的国土上。”正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都存在着天使和魔鬼，所以要自我反省和忏悔。
意体十四行在结构安排上有一个特点，第三节是一个回旋，必须转回原意。郑敏充分利用这个特点，继续强调产生悖论的原因：因为人性是神性与魔鬼并存，所以印度的土地上不断上演爱与恨，慈悲与仇恨、圆寂与斗争。诗人把印度称为最光辉和最黑暗并存的国度，是“人性的象征”。
第四节，虽然从耶稣到甘地，主张非暴力的却被暴力所杀的现象，成为无法解决的悖论；但耶稣和甘地的死，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唤醒了人类对自身人性中神性和魔鬼并存的认识和反省，提醒人们要走出狭窄的宗教意识，认识到隐藏在人性中魔鬼的可怕，要加以自我约束和禁固。以暴力对抗暴力，永远没有尽头，永远没有出路。而甘地所提倡的不合作非暴力的思想，把耶稣的教义，变成一种政治理想，以自我牺牲的实践，走出一条新路，虽然这条新路坎坷而漫长……
谢冕对这首诗的艺术，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女诗人提供我们的是一座辉煌的立体的宫殿，而她却吝啬的只肯付出十四行的篇幅。”〔6〕换言之，青年郑敏对十四行体的驾驭，迅速成熟了。《战争的希望》是六、八式，而《最后的晚祷》是意体的十四行：四、四、三、三，有更多的层次和变化。《最后的晚祷》没有说教，理念是通过感觉、想象、思辨和激情表现出来，用谢冕的话来说是“结构完整而充满庄严气氛”。〔7〕
这首诗的特点是悖论思辨，所以采用长句式表现悖论，两个矛盾句同时出现，常常是将二句合成一行，每一行长达十多字，最长达二十多字。悖论的尖锐性和复杂性，只有用这种的长句式，才能表现。诗中还大量采用跨行，十四行中有八行是跨行。跨行，不仅可以把长句式连成一体，而且还造成一种情感上的跌宕起伏。《最后的晚祷》内含强烈的情感，因甘地被暗杀，而引起的震惊、愤怒、悲痛、紧张、思考等交织成一种激情，在不断的跨行中，诗人起伏跳荡的情感，得到富有韵律的表现。
《最后的晚祷》的传播，却充满着艰辛。因为20世纪40年代是革命和战争的年代，是用暴力推翻暴力创造崭新未来的实践。29岁的唐湜，深受这种主流思想的影响，他在《郑敏静夜里的祈祷》，虽然注意到《最后的晚祷》，但是对甘地的思想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其实，甘地是托尔斯泰后的一个不合时宜的存在，与后者同是古代型的先知，也同是糊涂的政治家：东方古典文化与西方原始基督教的混合物。”〔8〕青年唐湜无法理解甘地非暴力不合作思想的深远意义，自然也就无法理解《最后的晚祷》超越时代的世界性，和对人类命运深切的关注，更无法理解是郑敏的哲人眼光和母性慈怀，使她超越所处的时代，并且认同甘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

   四、诗人是预言家

晚年郑敏，一再引用雪莱的名言：诗人是预言家。因为诗人最敏感，对人类的共同命运极度关注，并用诗歌表达人类新的希望。七十多年过去了，郑敏40年代诗歌中，对世界文明进程的希冀，而发出的预言，不断得到历史的证实。
   比如，她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三日的死讯》中，认为罗斯福的突然去世，是偶然的因素，不会改变二战盟军“必然”胜利的进程，要用人类的理性平衡悲痛情感。
又如，2009年6月6日，是二战盟军诺曼底登陆65周年纪念日，法、美、英等国在诺曼底举行盛大的纪念仪式。当年郑敏在《战争的希望》所写的愿望，竟然在纪念仪式上看到了。65年过去了，当时的敌我双方，都已回到“生命恢复他原始的脉搏”的理性状态，已经彼此能理解当时作为战争机器的炮灰们的无奈，和相同的悲剧命运。具有象征意义的是，一个美国的二战老兵，与一个德国老兵相互握手，象征着“相逢一笑泯恩仇”。如今，诺曼底不仅有盟军的墓地，而且还有德国士兵的墓地：当年敌我双方的墓地，现在遥遥相对，似乎在诉说着历史的遗恨，又好象是一同回到大地母亲的慈怀。可以说，65年后的诺曼底纪念仪式，似乎是对郑敏《战争的希望》的最好解读：那就是战争的希望，不是消灭对方，而是希望和平，世界和平！
再如，郑敏《最后的晚祷》认为：甘地“纵然死去，他是农夫早已 / 在心灵的泥土里布下种子，那总有长成绿苗的一日。”这个预言非常准确，甘地死后，他的不合作非暴力思想，迅速在全世界传开了。美国民权主义者马丁路德•金说：“基督给我们目标而圣雄甘地给我们战术。” 马丁路德•金接受了甘地的不合作非暴力思想，虽然最后也被暴力所杀。南非的曼德拉，也是甘地思想的认同者和实践者……。2007年，第61届联大通过决议，把甘地诞辰10月2日，定为“国际非暴力日”。
   概言之，郑敏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注，对于世界文明进程的希冀，是她成为“诗人预言家”的主要原因。

参考文献：
〔1〕唐湜.郑敏静夜里的祈祷〔M〕.新意度集.北京：三联书店，1986：155.
〔2〕郑敏,刘福春.四十年代的诗歌〔DB／OL〕，http://www.cssm.gov.cn/view.php?id=2262〔2000--07--10〕.
〔3〕郑敏.再读穆旦〔M〕.诗探索.理论卷，2006年(3).
〔4〕许霆,鲁德俊.十四行体在中国〔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5:123.
〔5〕郑敏.再读穆旦〔M〕.诗探索.理论卷，2006年(3).
〔6〕谢冕.新世纪的太阳〔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242.
〔7〕谢冕.新世纪的太阳〔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242.
〔8〕唐湜.郑敏静夜里的祈祷〔M〕.新意度集.北京：三联书店，1986：156.

作者: 张无为 时间: 2016-6-18 12:04
欢迎，解读郑敏20世纪40年代诗歌特性。

作者: 张无为 时间: 2016-6-18 12:05
欢迎，解读郑敏20世纪40年代诗歌特性。

作者: 张无为 时间: 2016-6-18 12:06
欢迎，解读郑敏20世纪40年代诗歌特性。

作者: 汤胜林 时间: 2016-6-19 06:03
此诗人的诗，第一次听闻。

作者: 邱景华 时间: 2016-6-19 20:56

张无为发表于 2016-6-18 12:06
欢迎，解读郑敏20世纪40年代诗歌特性。

谢谢无为兄，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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