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成为你自己
金汝平
新诗内部存在着危机，在古典诗歌的参照下，新诗在形式等方面的不完善乃是事实，对此应有深刻的、严肃的反省。但新诗的方向是正确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新的经验，它需要诗人给予新的表达。如果我们活在唐朝，会像唐朝诗人那样写诗；如果唐朝诗人活在今天，他们也会像我们这样写诗。
对20世纪初诞生的中国新诗的攻击，一直伴随着新诗的发展。正是这些攻击，从另一方面证明了新诗的不容置疑的“革命性”及“独立性”。在对新诗的攻击中，活跃着两类人。一种是所谓“新诗的叛徒”，他们本来是新诗的鼓吹者和实践者，后来因为才华的枯竭或没有才华而反戈一击，对新诗一笔抹杀。更多的是诗歌上的复古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他们被唐诗宋词的光芒刺痛了眼睛，但看不到这光芒在明清之际的极度黯淡乃至熄灭，因此对新诗在历史和诗学的双重意义上都不能理解、不能认识，以一种非理性的、盲目的态度，一概地排斥、一概地仇恨、一概地咒骂，有人甚至哗众取宠地称新诗为“世纪之骗”，妄想拉中国诗歌回到根本无法回到的旧的轨道上去。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建立在无知的基础上，不具备理论的意义。
“成为你自己”，才是最高的目标。也是最困难重重的。否则,写上一辈子也是浪费生命。每种独特的生活都孕育着一种诗。或者说，这不同的生活乃是不同诗得以产生的深厚土壤。诗学上的矛盾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谁也不能主宰全部真理，谁也在“盲人摸象”，谁也不敢自诩为洞察了宇宙的奥秘。每个人，都可以为“生活”下定义。前提是：那是他的“一个人的生活”。除此之外，他就鞭长莫及了。你的眼睛，看不到我的眼睛看到的；你的耳朵听不到我的耳朵听到的。反过来也如此。每个人都在宿命的与生俱来的“局限性”中生存。对此，他只能叹息一声，不，叹息三声！语言的力量是微弱的，每个人都活在自己观念固若金汤的城堡中。圣人说服不了乞丐，烈士遭到叛徒的嘲弄，妓女会蔑视苏格拉底。一个诗人，他必然在美学的意义上同别的诗人构成强有力的对抗，否则他不能成为他自己。我们注意到不同诗人在精神上明显的继承关系、延伸关系，更应该看到他们之间更深刻、更剧烈、也更永恒的疏离、断裂以及叛逆关系。在中国诗歌史上，陶渊明对抗屈原，李白对抗陶渊明，李贺和韩愈又对抗李白。而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这种对抗精神更是激荡在当代诗人的心中。对抗李白、杜甫、苏东坡们的辉煌写作，是我们写作的背景,是我们写作的语境，是我们写作的前提。同时我们还得对抗来自西方的传统，我们之间也得互相对抗。
所谓“传统”本身就是不断更新、不断变异的结果。正是一个一代又一代的诗人们孜孜以求，探索着诗的广阔的可能性，我们才拥有了名篇叠出的中国古典诗歌的黄金时期。《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被屈原上天入地的浪漫主义激情突破，《古诗十九首》又将对人生和时间及痛苦的咏叹纳入到精致的五言形式，然后陶渊明慧眼发现了田园生活诗意，然后李白五杜甫各自以天才横流的诗篇登上了中国古典诗人的高峰……“传统是革命的同义词”，传统的旺盛的活力乃是潜伏在内部的自我演化之中。因此，“五四”时期中国新诗的孕育，表面上看来是胡适“登高一呼”令一批老朽不可思议的产物，其实乃是出于诗歌内部规律的驱使。胡适正是以一个敏锐的文学革命家的胆量和气魄，顺应于时代的潮流，顺应于历史的呼唤，然后才有了新诗与旧诗的所谓“断裂”，在这样一个过程中，西方诗歌的作用和影响是不可估量的。西方文学的各种观念也纷涌而至，直接或者间接地塑造着诗人的表达方式。但所谓的“新诗的全盘西化”却是一种极端片面的看法。它绝不是事实。我们不能不看到，在新诗运动中一批优秀诗人正是通过融汇民族影响及外来影响才取得令人刮目相看的成就，作品也深入人心，并在击破固有传统的同时，缔造了崭新的传统：郭沫若《女神》激荡着惠特曼和庄子的双重气息，闻一多的《死水》的民族特征异常明显，艾青诗歌的时代性、民族性更是他受到读者热烈欢迎的主要之一。可能除了象征主义的先驱李金发之外，我们的诗人都深深地置身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中，接受着也发扬光大着传统。随心所欲地指责新诗“全盘西化”，“跟着洋人的屁股走”，态度是极其粗暴的，思维是极其片面的。不顾客观事实而指手划脚，陶醉于主观幻象而大放厥词，一叶障目，不见泰山，除了证明对新诗的根深蒂固的偏见之外，又能证明什么？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渗透、文化冲突、文化融合才使诗越出地域的界限，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尤其是近代、现代和当代，躺在本民族的文化遗产中抱残守缺、固步自封是绝对狭隘的。鲁迅的“拿来主义”并不是崇洋媚外，对外国文化的学习和利用，更是壮大民族文化的必需。我们学习外国，外国的文化也在学习中国：鲁迅的小说受到尼采的启示，庞德对中国古典诗歌佩服得五体投地，博尔赫斯卡夫卡更把中国的传说、神话当作写作的素材，这又有何稀奇？而简单化、偏执地强调“民族化”，最起码视野是有限的，何况这些鼓吹“民族化”的人，对我国博大精深的文化有多少了解和认识，也是值得怀疑的。不过是会背诵几首教科书里的唐诗而已！
诗与生俱来的精神特质、美学特质及诗的先锋性、超越性、纯粹性，注定了诗是一种“少数人的艺术”，它必然高高凌驾于大众的平庸趣味上，不是大众抛弃了诗，而是诗抛弃了大众就读者而言，也有合格的读者、不合格的读者。前者不存在“懂与不懂”的问题，后者才迷惘地陷落于这个问题之中。由于他们不能进入诗的奇妙世界，只能在诗的门外茫茫然徘徊、游荡，然后发出了“我看不懂”的凄凉的喊声，并把责任归于诗人。有时我感到非常惊讶，不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那是我的愚昧；我也不懂高等数学、医学、天文学和地理学，这是我的无知；但一些人叫喊：“看不懂诗歌”的时候，何以这样理直气壮、咄咄逼人，好像是一种骄傲似的。我也常常被指责：“你的诗我看不懂”，我只能说：“看不懂不要看了，何必苦苦折磨自己，看一看武侠小说、言情小说、地摊小报，明星的艳照,名人的微博,这些东西大概还能看懂吧!”
每一个诗人在说“你”与“他”的时候，都是在说“我”。每一个诗人在论述某种诗学理念的时候，他都是潜意识下意识地为自我辩护。离不开自己的第三只眼看世界，离不开自己的耳朵听众声喧哗的万物之音。“代表全人类发言”，做不到也不必要做，它更多是政治骗子们的谎言。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个人主义者”，必把个人的“差异性”当成最珍贵的精神尺度和价值。把脚站在某个集团的立场上说话，对他是一种耻辱，更是一种坠落。同时也构成了对诗人形象的严重抹杀。“个人性”驱使他关注自己甚于关注他者，先于关注他者，他活着，他听着自己的心跳，呼吸，血的奔涌，一次疾病也导致他打开精神深处的一扇众妙之门，时代、社会、政治、历史，光怪陆离的大千世界，只有通过进入他的敏感体验才被他深刻理解，认知并赋予个人化的表达,客观外物与自我的相遇，自我的纠缠，制约着，支配着，决定着他的书写。他只能写下他的诗！或许，少数人从中获得感情的震荡，心灵的共鸣，但那依然是茫茫人世间和他类似但决不混同的少数人。
每一个诗人都在偏执地、激烈地、顽固地说着“我”，不同的“我”之间必互相对立、抗争，互相敌视、排斥、互相疏远互相漠视，互相误解互相怀疑，这正是哪怕是最伟大的诗人，也让许多人反感的内在原因。但丁的《神曲》不是让好多诗人转身而去吗？鲁迅《野草》，更有多少人恨不得咬牙切齿连根拔掉。当然，它必然拥有那些众多爱它爱得如痴如醉的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诗人，他最高的要求是用诗来充分表达自己。带着这最内在最强大的的欲望，一个诗人让自己潜伏进深不可测的精神之海。容纳口语但反对口语的狭隘单调平淡，容纳书面语但抵抗书面语的优雅光滑僵化与苍白，一切语言的形态构成诗人写作的资源，“语言杂交”才能孕育现代诗这伟大的怪胎。写诗,是一种不可阻挡的精神搏斗。在这惊心动魄的精神搏斗中，你能留下光芒四射的不朽之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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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2-28 2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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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2-28 2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