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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沈浩波:当代中国诗歌中的四种虚荣心

已有 371 次阅读2017-10-15 09:55

沈浩波:当代中国诗歌中的四种虚荣心



  我在这里所说的四种虚荣心,指的是当代中国诗歌中普遍存在的,渴望用某种姿态进入诗歌史的虚荣心。并且,中国当代诗人因不同的格格不入的虚荣心,构成了倾轧、分野,进而演变成不同的、故步自封的宗派。

  最有代表性的应该是以下四种:政治虚荣心、先锋虚荣心、文化虚荣心和技术虚荣心。

  我不认为有这些虚荣心是坏事,也不认为完全没有这些虚荣心的写作就是更纯粹的写作。相反,正因为拥有这样的虚荣心和由此带来的诗歌史野心,才使得一些诗人的写作,具备了强烈的文化意志和个人辨识度,使他们不仅仅成为一般意义上的好诗人,更成为特定历史阶段的重要诗人。我本人亦是如此。

  但虚荣心和野心带来的诗学偏执,很容易变成对诗歌的伤害。诗人们囿于自身的固执、狭隘和偏见,将虚荣心膨胀为写作的唯一真理,凡“非我族类”皆视为歧途,使得原本只是附着在诗歌上的虚荣心变成了执念。这种强烈的外在执念,压倒诗歌本身,形成负面吞噬,令有才华的诗人在写作上无法寸进,甚至不断倒退。

  同时,虚荣心背后的文化理念会产生“光晕”——一种强烈意志形成的吸附效应。每一个携带虚荣心的相对重要的诗人背后,都有大群意志薄弱的年轻或不年轻的追随者,造成越来越多的群体式诗歌对峙。这种对峙、争论、不服气,本身并非坏事,在初期,构成了理念的交锋式沟通,甚至构成了一种激进的繁荣。但对峙并非建筑于高水平的诗歌理念之上,而是建筑于低水平的偏狭执念之上,建筑于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荒谬立场之上,建筑于因为自身的文化欠缺而带来的文化自卑,又因为要掩饰文化自卑而一味拼命强化自身是唯一合法、唯一真理的内在动机上。久之,在低水平对峙中,每个群体都给自己罩上厚厚的乌龟壳,故步自封,坐井观天。

  近十多年来,这种状况对当代诗歌的发展损耗很大。汉语诗歌始终无法建立起正常的诗人与诗人交流和沟通的最低标准,无法建立起码的共识。不绝于耳的各种争吵,大部分与诗歌关联不大,吵的都是外在的主义。

  每一种虚荣,都有一条非常容易进入的歧途。

  政治虚荣心最大的歧途,便是使诗歌沦为意识形态对抗的工具。存天理,灭人性,用强大的政治、道德武装自己,而在事实上,放逐了诗歌本身。政治正确的嘴脸,由政治正确所带来的二元对立的嘴脸,以社会道德良知作为写作合法性的嘴脸,本就是诗歌的天敌。这种歧途,进一步导致诗人内心的干燥,越社会化就越取消自我,越正确就越偏离诗歌。

  政治虚荣心在中国诗人的内心中根植甚深,来源大致有三:

  一是中国人从小接受的诗歌教育本身就有这种倾向。对“诗言志”的理解,对批判现实主义的推崇等,都起到了某种心理暗示作用。中国的读者,喜欢要求诗人充当良知的代言者,充当意识形态反抗的主体,根源恐怕也在这里。

  二是中国当代诗歌发端的时代关系。当代诗歌发端于20世纪60~70年代,空气中都充斥着意识形态荷尔蒙的时代;发端于食指、北岛;发端于带有意识形态对抗意味的“朦胧诗”。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诗人充当了思想的先驱,诗歌天生就具备的独立、自由的意志,无意间迎合了整个时代的心理需求。这是一个浪漫的巧合,是诗歌与那个时代的必然,而不构成诗歌与所有时代的必然。“朦胧诗”的传奇效应,时代赋予诗歌的英雄主义色彩,诱惑了很多年轻的诗人,政治虚荣心甚至是很多人开始写作的唯一因素,意识形态对抗使得诗人凌驾于诗歌之上。这种畸形的英雄主义自我实现方式,这种渴望充当时代的喇叭、思想的吹鼓手的虚妄念头,被后来的很多诗人警惕和反抗,并逐渐形成共识。

  以政治虚荣心为写作依据的思潮,本来已经烟消云散,但在近年又有卷土重来之势。这种反复,根源是诗歌的边缘化。社会越来越功利,越来越以“实用”作为唯一标准,人们对诗歌的质疑和妖魔化就越剧烈。“写诗有什么用?”诗歌原本就不是以有用无用为标准,它是精神、生命、经验、意志、语言、美学等共同作用下的结晶体,追求的是永恒的价值。但这种价值无法清晰、简单地传达给大众。面对大众振振有词的一问,诗人只好摊开双手:是,没用,但我们愿意,可以吗?诗人放弃了阐释诗歌的机会,大众获得了评价诗歌的权力,对诗人提出了要求,要求诗人像他们接受过的诗歌教育里的样子,成为良知和道德的展现者,要求诗歌重新变得有用。在新世纪,互联网越发普及,中国人的表达欲望、言说欲望越来越强烈,对社会发言的“公共知识分子”身份满足着很多文人的英雄主义梦想,他们也确实备受关注。在互联网上,各种政治正确的坚定言论饱受追捧,摇滚歌手、媒体人、专栏作家、博客写手、大学教授、作家、商人……都摇身一变,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并且仿佛只要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就获得了某种文化上的道德优越感。对很多年轻时就胸怀英雄梦和时代先知梦的诗人来说,这构成了刺激。前一分钟他们被放逐,后一分钟他们上网,他们渴望重新回到焦点,重新变得有用。一方面是诗人被时代和大众放逐的焦虑,一方面是大众对诗人站出来鼓吹良知和成为道德代言人的浅薄需求。带着投机的欲望,不少诗人的政治虚荣心开始在写作中上升。

  我并不反对有限度的政治虚荣心,我自己也是一个愿意对时代和社会保持敏感、保持关注,乃至随时以写作介入的诗人。但在这样的写作中,诗歌应该大于政治虚荣心,政治虚荣心应该对诗歌起到正向作用。残酷的是,我看到很多诗人以取消诗歌本身的规律为代价,口干舌燥、声嘶力竭地杀了过去。空洞的良知,乏味的道德,假大空的政治正确,非此即彼的反抗,陈词滥调的嗫嚅,几乎取消了诗歌的一切幽微、敏感、湿润。

  先锋虚荣心的歧途在于,因自身的浅陋狭隘,一味把先锋置换成反文化,继而更鄙陋地置换成以没文化为荣,展示自己没文化。被刻意放大的没文化虚荣心和被刻意放大的文化虚荣心,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前者通常以流氓无产者的姿态出现,后者通常以饱学的文化贵族姿态出现,本质都是基于对文化的臣服和自卑。

  先锋虚荣心的另一种歧途,则是将先锋精神的一个维度——对人性幽暗复杂的挖掘和对人性真实的尊重,简单置换到“我口写我心”的粗浅层面,甚至达不到“我口写我心”,因为他们根本无法抵达心之微妙,只是停留在“我口写我最简单的动物性欲望”的层面。更有甚者,为了展露所谓的“先锋肌肉”,在写作中一味好勇斗狠,刻意追求粗鄙的表达方式,刻意炫耀流氓“无产者”的生活方式,用先锋标榜自己,以掩饰自卑。

  先锋虚荣心的第三种歧途,是宣称自己发明了某种唯一的诗歌真理。某些语言诗派(他们认为语言是诗歌的唯一真理)甚至为此炮制出了类似于宗教教义那样的真理条款。最近的某个真理条款宣称,一切修辞都是远离诗歌的。我不反对,甚至欣赏某些诗人个人化的极端语言实验。坚决,乃至极端,确实可以成就某些诗人,放大他们坚持的美学理想,拓宽审美的范围。但“唯一真理”、对其本人的诗歌创作故步自封,以及其影响力所及的其他诗人的诗歌创作,带来的危害已经清晰可见。

  我本人的诗歌理想之一,就是坚持诗歌写作的先锋性。我密切关注当代汉语诗歌每一个维度上的先锋性尝试,我知道每一个行走在先锋道路上的诗人在想什么,想干什么。非常遗憾,我确实感到,很多诗人因先锋的执念,被先锋所困;因耽于先锋的虚荣心,写作变成了一种外在的虚荣性写作、标签化写作,不再与内心有关。

21世纪初,我和我的朋友们发起了一场“下半身诗歌运动”,形成了一种先锋性写作潮流。其后,中国诗歌洋溢着“向下”、“崇低”的写作思潮,与“无产者”的生活方式结合后,更是泛滥成灾。很多人当时无法理解,我为什么对这些“向下”、“崇低”批评居多。有人认为我想保持个人的先锋话语权,有人认为我无法进一步向下,丧失了进一步的先锋。殊不知,在我看来,再怎么先锋,也不能使先锋沦为标签和形式,不能令对先锋的追求外在于诗歌。

  我也曾因这种先锋的执念,有时剑走偏锋,好勇斗狠,不惜代价强行披挂先锋外衣。这样的写作尝试,与内心严重脱节,变成了一列脱轨的火车。如何将先锋性控制在与内心匹配的范围内,控制在诗歌写作内在逻辑的轨道上,是一个复杂的话题,绝非一味向下那么简单。

  最近在读小招的一本遗作,他在2010年自杀身亡。说实话,我读得有些难受。阿坚写的序言说,我是小招生前“方方面面都服气”的诗人。阿坚还开列了一份小招热爱的诗人名单,每一个都带有强烈的先锋标签。在小招的整本诗集中,我看到这些诗人的影子,包括我的影子在内。我依然要说,这不是一本我喜欢的诗集。

  在这本诗集中,小招几乎一一试穿了他喜欢的诗人的先锋外衣,每一件穿在身上都不合身。他对这种外在于内心的先锋性的追求,大于对诗歌本身的追求,他追逐着他们身上熠熠发光的先锋标签,像小孩收集阵亡战士的勋章,把勋章一一扎进皮肉,冲上想象中的诗歌战场,义无返顾。

  在最后的一些诗歌中,小招的天才开始体现,他开始找到自己的嗓音。这种嗓音,我认为是当代诗歌先锋性探索的最前沿的嗓音。他开始尝试将自己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生活方式、个人命运,较为天然地融入驾轻就熟的口语叙述,让其中的诗意自然呈现。可惜天不假年,这种开始走向成熟的写作戛然而止。

  但这部分诗歌,诗意更多还是体现在与主流社会世界观的对抗中。这种对抗,甚至是洋洋得意的。这不诚实,或者说,并没有体现出“诚实”的能力,也就失去了这种写作最大的张力和微妙的诗意。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世界观、生活方式,“无产者”的生命直觉和生存意志,是天然的诗意。但这种天然的诗意,会被刻意的洋洋得意的炫耀式对抗削弱,不能抵达其中包孕的内心优势。生活和命运带来尴尬、痛苦、苦闷、孤绝、无奈、焦虑,才是内心真正的黄金,才是“人”的力量所在。

  这几年,随着布考斯基的诗歌被翻译得越来越多,他成了中国先锋诗界很多人的新偶像。布考斯基的写作,几乎是先锋诗界各个流派过去十来年先锋美学追求的集大成。他看似随心所致、絮絮叨叨、流水账式的口语,轻松实现了语言诗派对于“无意义写作”的追求。他将个人生活的一切在叙述中直接呈现,使得诗歌充满了“身体感”、“直觉感”。他诗歌中呈现的人渣般的生活方式,与先锋诗界那些刻意强调与主流社会对抗的“无产者”生活方式天然一致。并且,作为一个沉迷酒色、早年穷困潦倒的诗人,布考斯基的活法,显得更加纯粹。我能理解先锋诗界这种如遇知己、如逢偶像的感觉,但同任何诗歌偶像一样,布考斯基为中国诗歌带来了更纯粹、更成熟的美学样本,但同时也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事实上,布考斯基的写作建基于天才般的对诗歌本质的认识,达到了写作的诚实,不夸大,不缩小,不胆怯,不回避、不刻意,诚实于自己的生存状态,诚实于自己的内心,没有刻意追求先锋,没有呈现任何对抗的姿态。生命之本真,自然就是诗。诗人所应追求的,不是任何一种生存状态,也不存在某种天然更接近诗歌的生存状态,而是每种生存状态与内心之间存在的微妙。此种微妙,即是诗。布考斯基的生命形态和生存状态,与内心之间更富有撞击的张力,诗意更容易被发现,在绝伦无匹的语言天才和叙述能力的激发下,成就了他的写作。中国的很多先锋诗人,既无如此天才,又无对诗歌和生命的诚实之心,刻意模仿,离本质越来越远,也伤害了先锋的本意。有的诗人,活得很人渣,内心也如人渣般猥琐,却不知布考斯基的内心中有永恒的赤子,有高贵,有对生命的真诚,有纯正的人的力量。

  先锋从来不是姿态,而是诗人的内心与语言在巨大的张力中融为一体,达到通往本真的深度与广度。相对传统的、已经形成的诗意,先锋是一种反动,进而形成或者发明新的诗意。若只追求反动的一面,以为越反动越先锋,偏离本质的诗意和诗意的本质,就会导致“先锋”与“诗歌”之间的南辕北辙。

  上文提到的政治虚荣心和先锋虚荣心,持有者大抵是诗歌写作中的激进派。文化虚荣心和技术虚荣心,持有者更像是诗歌写作中的保守派。

  在这四种虚荣心中,我最讨厌的是过度体现的文化虚荣心。我甚至觉得,它不仅仅是一种利用文化文饰诗歌的投机,而是站在了诗歌本质的对立面,站在文化的真实含义的对立面。

  古今中外,都有一些文化虚荣心在诗歌中体现的例子。中国古代诗人对典故的痴迷(以宋朝江西诗派为最盛),美国诗人庞德野心勃勃的《诗章》,20世纪80年代流行一时的史诗写作以及“整体主义”写作,都在此列,都已经湮没在历史中。时间证明,这种趣味从来不是诗歌的大道。

  最近几年,随着诗歌进一步边缘化,部分知名诗人的文化虚荣心应运而生,带着投机和讨好的意识,诗意不足文化补,恨不得把历史上的每条皱纹都搬到自己的诗歌里。“文而饰之”后的诗歌,长着吓人般煞有介事的,充斥着儒家、道家、佛教等文化国故的脸,骨子里却是没文化和对文化的无知。诗人跳起东方文化的大神,唬住了不少信众。这种伪造的东方文化诗歌,颇能与文史界所谓“新国学”之流形成呼应。

  事实上,文化是内在的血脉,是流淌、运动着的。我们每个人都置身在文化中,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不同背景的文化。每一首诗写出,就天然成为文化的一部分。本就在文化中,何必非要拿什么来“饰之”?何必非要从故纸堆中,拼凑出一些僵硬的典故、词汇,宣扬所谓东方文化,所谓“天人合一”,以此包装自我,糟蹋文化?

  诗人,岂能如此卑贱!

  更不堪者,则将东方的各种典章,儒释道、唐宋元,打碎,揉巴一下,填充进诗中,再发一些悲悯之感叹,一位“大师”俨然诞生了。对很多不懂得什么叫“原创能力”,对“原创”缺乏基本审美的读者来说,它们简直就是香甜的奶酪。故纸堆里的僵尸文化,故作端庄的语言,小关节处的悲悯抒情,添加一点政治正确的普世价值,几样东西一拼凑,蒙住一批自以为有文化追求的读者。作者和读者,这群自以为热爱文化的文盲,任何东西只要显得足够有“文化”,立即便如同泥人儿涂上油彩,被他们抬着轿子搬进庙里。此类诗人,大抵就是跳大神。此类诗人的拥趸,大抵就是巫婆神汉的信奉者。

  文化虚荣心本身就是歧途,技术虚荣心则是诗人在对技术的高度迷恋过程中,逐渐失去控制,形成歧途。

  在学院派诗歌写作中,陷身于这种状态的诗人为数不少。这也算是一种“玩物丧志”,一旦陷入,无力自拔。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诗人无不孜孜以求更有技术含量的语言表达,古代诗人即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技术自觉,技术甚至是写诗者从业余迈进专业的门槛。现在的问题是,当门槛变成“学问”,当技术成为诗人追求的唯一诗学,它们对诗歌本身的覆盖和反噬就开始了。

  我有一位诗人朋友,深受学院派诗歌影响,我常常怀疑,学院派诗歌是他关心的诗歌的全部。他对我的诗歌有一些了解的兴趣,集中读了一批诗后,发短信给我:“你的诗歌不是文学,是人学,你是个框框之外的人,算你狠。”

  我觉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你这是表扬呢?还是批评呢?”

  “表扬,高度表扬。”

  他的表扬,以及他所说的“人学”,应该是指我的诗歌中对人性的尽可能呈现。但他同时又本能地有一种“不文学”的感觉,有一种“框框之外”的感觉。也就是说,对诗歌的文学性,他有一把尺子,一个框框,必须在框框之内,才能成为评价体系的一部分。这个框框是技术。技术成为尺子,成为体系,成为标准,我的写作没有进入这种学院派的技术体系,自然就成了“框框之外的人”。只是因为我够“狠”,直接杀到“人学”,才令他惊讶。

  他的短信也令我惊讶。我自觉深知诗歌界不同思潮之间的隔膜,但没想到隔膜深到这种程度。学院派诗人中的一部分,垒起了一堵汉语诗歌的技术高墙,将自己围在墙中,构筑自己的技术诗学的小世界,乐在其中,精研修辞学,精研词语与词语之间的关系,精研每一个诗句最与众不同的、最曲折、最生僻的表达。在他们的写作中,技术成为学问,技术的层层垒叠,遮蔽了诗歌。然后,为了证明自身追求的有效,他们用连篇累牍的论文,企图证明诗歌即技术。他们陷入无法逆转的迷途。

  有一位前几年因病去世的著名诗人,我在读他的诗集时,不禁喟叹:技术的迷途对诗人的耽误实在太狠了。他早年的诗歌以轻灵见长,颇有天才。后期的诗歌,我每读一句,都要咬嚼半天。几乎在每一句中,他都竭尽全力精心体现技术,极尽复杂之能事,确实别开一番生面,也拓宽了语词的使用宽度。但诗歌整体抵达的情感、意识,并未因此加深,所呈现的空间,反被衬得逼仄、狭窄。精心雕琢了每一个词和每一种修辞后,诗句如混凝土般结实垒砌,“诗”困裹在内,挣扎难出。这样的诗歌,在学院派体系中备受推崇,我想,这是对其践行“技术诗学”的犒赏,但代价未免太大。

  有人将这种对技术的极度推崇,理解为对诗歌写作的文本追求。但诗歌文本与“诗”之间,从来不是画等号的,诗歌是语言、技术、生命、情感、意志、个性错综难辨的结合体。以强调文本之名,用对技术的单一追求取代对“诗”的追求,是最大程度的因小失大。

  政治虚荣心、先锋虚荣心、文化虚荣心、技术虚荣心的膨胀与泛滥,是我目力所及的中国当代诗人最容易陷入的写作歧途。我看到很多才华横溢的诗人,一旦陷入,立刻获得合法性、道德优势或诗歌的政治正确,固执无比,再也不能返身,不能单纯而本质的面对诗歌。这样的情况,对我的写作是极大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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