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及其抒情性
中国古诗与西方诗歌的区别存在于以下诸方面：就主旨而言，中国古诗推崇的是：“人之初，性本善。”西方则更多地表现为“人之初，性本恶。”推崇“性本善”表现为中国古诗与现实社会是和谐的，而非相互排斥的，进而产生了“诗教”之说。古中国不会像古希腊之柏拉图时代一样竟荒诞地认为诗歌使人耽于声色犬马，是洪水猛兽，导致理性的沦丧，甚而提出反诗歌的主张。中国古代更不会出现类似西方中世纪那样长时期的禁锢科学文化发展的禁欲主义思潮。借用一种经济学的术语，是否可以认为“性本善”是使得中国古诗能够在长达几千年历史之久的漫长历史时期里都能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就文字而言，中国古诗使用的是迥然不同的文言文。文言诗歌的特性在于它是一种十分精致的语言，其独特之魅力远非一夜之间便可以挖掘殆尽。譬如古希腊之《荷马史诗》，可谓西方世界第一史诗，但它作为开端已然是顶峰，虽然后世也诞生了不少史诗，但都无法超越之。这种状况对于中国古诗是不可想象的。譬如《诗经》虽然集各家之长，《离骚》虽然创一时之先河，曹植固然才高八斗，但中国古诗却是在历经千年流变与积淀之后的唐朝才空前繁荣成熟起来。宋词、元曲、清戏剧则在不断地开拓着诗歌的形式，丰富着诗歌的内涵。就创作方法而言，中国古诗创作方法之多种多样、摇曳多姿，令人叹为观止。中国古诗所以没有一如西方之史诗传统，这是与古人使用的是文言文息息相关的。史诗时代存在于人类文化之草创时期，不过在中国文化的草创时期，文言诗歌尚是相对不成熟的。不过如果据此认为中国古诗因为没有这古种诗传统就说中国诗歌低人一等，实在是十分荒谬的无知妄说。中国古诗有中国古诗的特点，早期的文言诗歌之不足只是相对于整个古诗的大环境而言的，古诗之抒情性重于叙事性，应该着眼于古诗的具体历史环境辩证地看待。
就创作方法来说，中国古诗有着其相对成熟与发达的一面。譬如中国古诗强调以景载情、触景生情、以景蕴情，虽然艺术手法不一，强调的都是以景事来写情事。通过以景事来写情事，使得古诗之抒情并不拘泥于单纯的抒情，使得诗歌描写对象更扩大化，天地间一切美好的事物都可以入诗，都可以藉以抒发情怀，极富艺术之魅力。相反西方抒情诗单纯地以情事来写情事，始终摆脱不了直抒胸臆的简单套路。在此不妨列举一首诗来说明，大家都熟悉里尔克的这样一首诗：
挖去眼睛，我仍能看到你；
失去耳朵，我仍能听到你；
没有脚，我也能来到你身旁；
没有嘴，我还是能向你祈求。
折断双臂，我仍能将你拥抱：
用我的心，像用手一样。
箝住我的心，我的脑子不会止息；
你放火烧我的脑子，
你仍将托负你，用我的心。
这首诗可谓表达了一种爱的极致。不过给人的感觉略嫌恐怖，仿佛一种吕后式的抒情方法。西汉之吕后，忌妒刘邦之专宠戚后，在刘死之后这位吕后竟残忍地：“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烷耳，饮喑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西方传统抒情诗的表达内涵相对来说是狭隘的，几千年前诗人习惯于用人的身体来比喻爱情，几千年之后仍旧不绝如缕，即使伟大如里尔克者仍旧摆脱不了这一窠臼，甚至于在里尔克晚年时会将他早期的许多抒情诗付诸一把火烧掉，“悔其少作。”究其根本原因不外乎西方式抒情存在着巨大的缺陷，西方式抒情已难以为继。
古诗之抒情绝不会如此简单而粗暴的，一者在于古诗之抒情内容十分广泛而丰富，一者在于创作方式多种多样，创作技巧高超、层出不穷。换言之，古诗之抒情突破了西方抒情诗的种种缺陷，譬如了陷入西方抒情诗的困境。追溯西方抒情诗之历史，可以说西方之浪漫主义是西方抒情诗歌之高潮。然而，西方浪漫主义也象荷马史诗一样在短时期内便形成一种极致，但很快便趋于没落，追究其原因就在于诗歌技巧过于单一，单纯地用激情来为诗歌代言。甚至于出现了这样一种怪现象，著名文豪雨果代表着法国浪漫主义之最高峰，其拥趸者如波德莱尔却从雨果的诗歌创作中看到了深刻的危机，苦心孤诣地推出了现代派诗歌。古诗之浪漫主义从屈原到毛泽东，历经几千年之流变却并没有穷尽之时，这是何因？我想只能归结于古诗内容之丰富，创作方法之多种多样。
譬如为避免创作方法过于单一，波德莱尔推出了象征主义：“穿越象征主义的森林。”这可以说是现代派诗歌的一种十分重要的创作方法，它避免了单调的直抒胸臆，在不同的事物之间建立起有机的联系。这也就是说象征主义直至十九世纪才作为一种重要的方法提了出来。不过中国古诗之象征手法却不绝如缕的，早于波德莱尔一千多年之杜牧的诗歌《早雁》就十分成功地运用了象征主义的创作方法：
金河秋半虏弦开，云外惊飞四散哀。
仙掌月明孤影过，长门灯暗数声来。
须知胡骑纷纷在，岂逐春风一一回？
莫厌潇湘少人处，水多菰米岸莓苔。
对西方诗歌来说象征主义之推出可谓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拯救西方诗歌于困境的一株救命稻草。不过对于古诗而言，所谓象征的艺术创作方法并不需要特别地拨高到主义的思想高度。因为古诗天然地就能够在不同事物之间建立起有机的联系，不一定非得借助于象征的艺术手法不可。我们常说的对联口诀即是：“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山花对海树，赤曰对苍穹。雷隐隐，雾蒙蒙。日下对天中。风高秋月白，雨霁晚霞红。牛女二星河左右，参商两曜斗西东。十月塞边，飒飒寒霜惊戍旅；三冬江上，漫漫朔雪冷渔翁。”这样的口诀还可以列举许多许多。可能许多读者会说这一类的口诀会不会太机械了，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说这一口诀不过是在强调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互转换与有机联系。我们所熟知的这样一首诗：“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头一句“白日依山尽”可谓眼前之景，下一句“黄河入海流”已然是千里之外的远景了。八极四荒，无不可以入诗，极尽想象力。表面上来说，诗歌不过暗合对仗的清规戒律，但是其发散式思维却是显而易见的。由山而至水，近景与远景之间的转换迅捷地便完成了。紧承而来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却又是在阐释一种深刻的哲理了。从写景到抒情，一气呵成，毫不凝滞，毫无违和感。其转换之自然、迅捷，幅度之深广是西方抒情诗歌所无法比拟的。
同样，西方现代派诗人所以推出意象派的创作方法，也是想通过写景来表达诗歌主旨。但显然西方诗人对这一创作方式有着一种基于西方式思维的排斥态度，意象派诗歌之路并没有走多远。令人匪夷所思的却是意象派诗歌之巨擘美国诗人庞德居然是出于对中国古诗的理解才提出这一创作方法的。然而，这是一个对中文完全没有了解的西方人。因此，他对中国古诗的理解恐怕只能以荒腔走板来形容。白话诗歌多少还是可以翻译的，文言诗歌却是不能翻译的，甚至于从古代汉语翻译成现代汉语都是行不通的，脱离了文言文这一环境，古诗的艺术魅力便荡然无存。庞德对古诗之理解多少是件值得怀疑的事情。不过，他对中国古诗的推崇却可以说明一个问题，借鉴古诗的因素多少可以避免西方诗歌的某种困境。
说到意象，古诗之意象派诗作比比皆是，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则将意象的呈现推到了一种极致：“枯腾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同象征的艺术手法一样，古诗人同样也不会单纯地强调意象的诗歌技巧。因为中国文字本身便是象形的，天然就具有浓烈的意象性，具有象征意味。
传统主义之于西方诗歌创作是走到尽头了，西方现代派诗人想对西方诗歌进行突围，给西方诗歌解套，可谓使出百般解数。譬如说西方传统诗歌太过于直抒胸臆，那么现代派诗人提出象征主义应该可以避免过去的种种局限性了，其创新应该到头了吧。可是象征主义之在西方的提出并不能解决现代派的所有症结。因为现代派诗歌对“恶”这一理念是认同的，使得诗人不断地在诗歌创作中对各种善念进行切割，仿佛中国古神话小说《封神演义》中的哪吒三太子，非得要把自己的血肉全部剔下来还给自己的父母，切断同传统的血肉相连的关系：“哪吒便右手提剑，先去一擘，后自剖其腹，刳肠剔骨，散了三魂七魄，一命归泉。”好在这是神话，只要有精气神在仍旧能保全其性命。问题在于现代派诗歌的这种切割却使得现代派诗歌不断地压制各种“善”念，最终甚至走向事物的反面。最终这种恶念将无限制地膨胀开来，直至将诗人也将诗歌吞噬。譬如，中国之垃圾派诗歌，原本就不堪入目，不过垃圾派的诗人与其拥趸者们却会像打了鸡血一般兴奋，无端地高估其重大意义。其实说到底，这只能使得诗歌变得更臭不可闻而已。就创作方法而言，现代派诗歌会不断地推出各种创作方法，可谓五花八门，层出不穷，不过任何方法都不能解救现代派诗歌于穷途末路，诗歌写得越来越朦胧晦涩，让人无法卒读。最后当诗歌的庐山真面目越来越模糊，比雾霾都更让人摸头不知脑之后，现代派的诗人们似乎对各种现代派的技巧感到厌倦，感到身心疲惫，一切诚如聂鲁达在诗歌中所言：“每当我用疲惫的眼光回顾\世界并没有天翻地覆。”这时候的诗人干脆又写起了大白话诗歌。个中情形正如美国在过于朦胧晦涩的艾略特之后，会出现诸如弗罗斯特等一系列诗人。在中国继学院派诗歌之后则出现了口语诗人。
口语诗歌当然不能担负起拯救中国诗歌于水火之重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甚至还是中国诗歌的一大倒退，是逆历史潮流的。譬如西方早期的传统诗歌虽然足够直抒胸臆，不过尚且不会回避各种创作方法。口语诗歌一则是冷血的，一则极力地回避各种行之有效的创作方法，一言以蔽之，十足的“大白话”，真正是令人匪夷所思。这种诗歌主张之提出，根本不是诗歌之进步，相反倒是诗歌发展之瓶颈。“大白话”恐怕是谁都能说上几句的，网上一些专门写段子体的吐嘲之语都要比这些诗歌有文采得多，语言风格更鲜明得多。兹以佐证的是垃圾派诗歌，垃圾派诗歌也是一种口语体。徐乡愁在其《垃圾派宣言》中说得再清楚明白不过：“垃圾诗的语言是口语的，粗砺的，自由的，陌生化的，垃圾诗不但拒绝象征和隐喻，也拒绝一切诗歌技巧，必要时，诗人在写诗歌的时候可以现发明，并一次性把它消费完。垃圾诗还拒绝深度，凝练，精致和狗屁意境。”这段宣言充分暴露了垃圾派诗人不断在诗歌内容方面是作茧自缚的，在诗歌创作方面也是固步自封的。其诗歌创作有多少艺术性可言，实在是件值得怀疑的事情。然而就是这样的诗作在一些人眼里居然成了天才之作，我想这只能说明一个事实，现代派诗歌发展到今天不仅再无发展之可能性，甚至还会让一些人丧失对诗歌最起码的阅读与欣赏能力。对于垃圾派诗歌作品，恐怕还是汤胜林老师说得对，只要一个人有着彻底的恶心世界也恶心自己之意图，大约这样的诗歌是小学生也作得出的。垃圾派诗人行事之乖张，就仿佛诗坛之凤姐，虽然奇葩，终会有让人厌倦之时，在这种短暂的刺激之后，只是更深刻的失望与挫败感。
抒情之于诗歌原本不是问题，对于诸多现代派诗人来说却成了问题，诸多信奉现代派诗歌理念的人们就如同格林小说中的巫婆一样，但凡看到诗歌中流露出来的抒情性因素，便如坐针毡般坐立不安，必欲除之而后快。这也就是西方诗界在禁欲主义风潮几个世纪之后还是会故态重萌地祭起反抒情主义的大旗的深刻原因；同样也是那些亦步亦趋、言必称希腊的中国现代派诗人们的“必由之路”。或许是到了该对现代派诗歌作彻底清算的时候了，并且我深信抒情诗歌必将担负起对现代派诗歌进行彻底反思的革命军中马前卒的历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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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0-17 1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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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0-17 2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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