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之三：话语空间与思维方式
华文诗歌从诞生之日起至今，已历经了反反复复的痛苦折腾和煎熬，在艰难挺进中一直都在寻找一条回家的路。当我们有意识地关注当代华文诗歌的形式价值、审美趋势和发展动向，我们也许可以发觉，华文诗歌的每一次突围，尤其当代华文诗歌的进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作是现代化进程的一种表意形式，同时，因为对诗歌的评判尺度和标准的不同与变化以及诗歌发展方向的确立，总是处于一种不确定性的状态之中。可能出于对诗歌写作和诗歌批评的实践，让笔者在“静观万物”中有效地激发了对话语方式、表述方式和思维方式的特殊敏感，渐渐地总是期待着诗坛能闪烁旋舞优美的回声，总是冀望能读到自己心仪向往的理想境界的诗歌。当然，这种希望未必是自己有能力去达到的，惟有寄希望于整个华文诗坛。 在笔者看来，优秀的诗歌杰作的生产和制造应该是熔铸大的生命智慧大的语言创造等而形成的独特话语空间和思维结构。说时容易做时难。纵观多元语境中的当下华文诗歌，从某种意义上说，至今仍然没有在时间的隧道里，从焦虑紧张的状态中挣脱出来。80年代之初，当诗歌观念从十年浩劫的桎梏中松绑下来，许多怀着强烈使命感高扬自己艺术个性的诗人，尽管写出一批较好的作品，但社会责任感远大于对艺术自由的追求，于是在当代诗学的建构过程中，最终还是形成相对共同的知识背景和话语形式以及评价标准。之后当诗歌的浪潮进入奔涌的阶段，整个诗坛如八面来风，势不可挡，此时诗人们对艺术个性即艺术自由和心灵自由的追求大于或相等于使命感、责任感，并以其话语方式进入社会实践。近年来尤其是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华文诗歌已基本进入自觉的自我意识阶段，张扬自我和高涨的艺术个性，引发各种各样的思潮和倾向涌现，诗歌的生产力和艺术品位开始出现震荡和波动，诗歌的话语空间依然如风雨中飘忽的海市蜃楼。著名学者丁帆在《转型期的中国文学——“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文化语境的同步渗透》一文中说：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一个不易被人觉察的巨大描写空洞已形成——风景画面的逐渐消亡！它预示着人类在“现代性”的历史过程中忽略了它的延展性与成长性，在“后现代”的文化语境中，我们在将文学的重心一味地“向内转”时，全然舍弃了对于外部世界的关注，堵塞了人与自然的和谐沟通的逶迤天路。……如果稍加留意，你就会发现，不知何时我们的小说、散文、诗歌里已经很少再见景物与环境描写了，就连戏剧舞台的布景中，风景也多在被删除之列。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文学在物化的历史变迁中的症候性表现。③ 由此可见，要建立华文诗歌自身的话语空间，是一条艰苦的道路。而作为诗人的独立思考和审美趣味、心灵自由与艺术自由则至关重要。如今新诗仍然大有容纳新登场的诗人、诗作、诗派等空间，但诗人们不应急于崛起，动辄就打出先锋旗号，似乎不这样做就不算创新，也不要急于求成高喊口号，相互攻讦或PASS，而应用心专注于诗歌艺术本身的完善，探寻属于自己的话语方式，去深刻表达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内涵和审美特色，这样，华文诗歌才会有自己的灵魂、自己的生命，才会有独特的、足以在人类生命层面上的内在能量。没有对母语文化和精神的深刻感知和高度凝练，诗歌作品将失去真正的品格，这包括任何一个诗人自己的个性和话语方式。 创造性的思维是人类文明家园中竞放的鲜艳奇葩。中外古今人类所涉足的各种创造性领域，都存在着突破常态、超越常规、争奇斗艳的思维方式。因此，我在这里想以一种坚定从容的心情去呼吁华文诗歌的原创性。原创性是诗歌包括一切文学艺术创作与研究的生命，它标志着一种创造力和生命力，要获得这种原创性的精神与力量，重要的是必须继续更新我们的思维和思维方式。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者的家。综观当代的华文诗歌，特别是大面积播种的朦胧诗虽然可以从中国古典诗词中找到许多线索，可是无论在形式技巧还是理论倾向上，都有西方现代派诗歌的影响痕迹，而“自从所谓后新潮诗产生以来，虽然也有新探索，但是所造成的混乱，似乎比取得的成绩更为突出，新诗的水平并没有全面的提高。”④即尚未能有所超越，更缺乏独创性和个性化。“艺术的本质就是不断的突破和颠覆，但是艺术的准则又同时是一种竞争和淘汰。裁判员并不是艺术家自己，而是时间，而时间的主人则是读者。最勇敢的拒绝是拒绝当下的庸俗趣味，”（孙绍振语）⑤写诗本身就是向一切平庸挑战。倘若一味在不断重复自己和别人，难以对自己进行必要的变化和革新，至少的没有具备一种原创性的更新思维方式。托尔斯泰说过，越是诗的，越是创造的。整体的华文诗歌（包括海外的）到目前为止，还很少看到和读到具有原创性的诗歌作品诞生，诚然，这是一种高难度的文本创造，它需要诗人富有勇于承担探索艺术和具有特立独行的精神。
思考之四：诗歌气味与难度写作
不同生活阅历、喜好、职业、身份、体验乃至知识积累的人，即便是生长于同一个年代或地域，他（她）们说话的方式也不尽相同。或者说，他们的表达方式和话语格调是迥然有别的，更不用说生活在不同历史年代或地域的人彼此间存在着的种种差异或区别。 诗歌（文学）写作，说到底就是作者在发言，向生活发言、向生命发言、向世界发言，这是一种特殊的言说方式，虽不动嘴巴而用语言文字。其实，写诗就好比在发言，在预言。那么如何更理想更有力地驱动文字，调动语词符号准确、生动而独到地表达呢？而且这种表达是诗性的、新奇的或与众不同的，是足以支撑起建构一首诗的重要元素。记得博尔赫斯说过，一个作者最重要的东西是作者自己的声音（大意）。是的，只有发出自己声音的“发言”，才有自己的气味（或者语调）。对于诗歌写作者而言，有自己的气味便意味着你的诗歌在场，就像每个人有自己的活法、自己的姿态、自己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关怀。如是，在某种程度上方能为读者提供一种新的可能、一种陌生化的效果、一种有意味的艺术方式，仿如一阵奇异的风蓦然迎面袭来，令人猝不及防又沉醉其中。诚然，不同的人气味是千差万别的，优秀的诗人亦然。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诗中读出“这一个”如何以独特的视角和话语向世界发言，倘若没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气味，就意味着没有独到的眼光，更谈不上独到的魅力。譬如，人们之所以喜欢李清照，是她诗词中那种特有的凄美气味；喜欢李白，是他诗词中充满奇特的浪漫气味；喜欢王维，是他诗中蕴含的禅意气味；同样的，人们之所以喜欢普希金、波德莱尔、泰戈尔、勃朗宁夫人、惠特曼、艾略特、金斯堡、阿赫玛托娃等大诗人，之所以喜欢艾青、徐志摩、戴望舒、穆旦乃至洛夫、余光中、北岛、舒婷、顾城等人的诗歌，正是他们的诗中具有自己独特而迷人的气味，或豪迈大气、或明净简洁、或凝重悲怆、或婉约沉静、或恬淡清雅、或深入浅出、或色彩奇妙……让人从中感受到不同的个性、格调和气味，并在进入他们所呈现的诗歌艺术世界里，获得某种感动、净化或启示。 置身于一个高度物质化包围的、充溢着喧嚣甚至浮躁的年代，多数人日益使自己成为可类聚、尺度化的“单向度”或“平面化”的生存者，更有甚者，热衷于追逐名利和实惠而变得面目可憎。试问能有多少人走向内心而保留一份天真烂漫或明净单纯呢？于是乎，在这个精彩而无奈的滚滚红尘中，又有多少人经过了种种周折变迁才能认识到回归生命本真的珍贵啦？！带着这样的追问，我依稀想起了艺术大师毕加索那句出语不凡的名言：“穷尽一生的时间，去学习像小孩子那样的图画。”何出此言？因为小孩子的心灵最是纯真。正是这份弥散童心的童趣气味和对于回归纯粹自由心境的渴望，让其画作渐进佳境。在我们的周围，好在还有一部分于内心坚守并牵挂着诗歌的追求者，或许，只有诗歌，才是承载心灵、保存记忆和跃动本真的唯一方式，尽管最终难以摆脱那种可能导致令人失望的企冀的命运。但无论如何，诗歌毕竟还能暂时抚慰疲惫或悬置的“生命中难以承受之轻”，滋养着我们沉重而孤独的灵魂。 这里，笔者想藉机谈谈有关诗歌如何进入“有难度”写作的问题。由于进入90年代之后，跨文体写作成为普遍的现象，诗歌在文体上的包容性以及在文体空间拓展上，相对于以往显示出种种的可能。然而，各种矛盾和存在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对口语的倡导以及日常生活化的取向，固然让诗歌在某种程度上还原了生活或语言的真实（原生态），却也产生了诗歌语言的庸俗化。就当下诗歌现状而言，普遍存在着越写越轻、越写越粗的东西，令人未敢恭维和不愿卒读。况且，在后现代语境下，诗人可以“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样说诗便怎样做”，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对诗歌的理解自由地拉扯起某种旗号，肆意挥舞。如是，诗歌标准的失范，诗歌艺术内在规定性的丧失，使当下诗歌越来越沉醉于自我快感的发泄，陷落到某种不可理喻的怪圈中。因而，诸多面临的问题令人深思。譬如，过分地强调口语化是否会使诗歌语言出现新的单一性，或者造成诗歌生态的失衡，妨碍诗歌走向多元共生的格局和秩序？再如，诗歌在吸取其他文体特征时，是否会导致自身特质和文体标准的模糊，而刻意地运用叙事包括有意与抒情对立化，是否会造成诗的冷淡、枯燥与乏味，甚而使大量的口水诗或歪诗不堪入目，既造成平俗化、浅陋化、复制化、非诗化的倾向，也带来诗歌言说方式包括风格特征的单一化？又如，倘若自由体诗的分行排列乃是诗歌作为一种文体的先决条件，而且对于情思的表现、美感的形成、旋律节奏的律动和诗歌自身的意义皆是无庸置疑的，那么，取消分行，混淆了诗与文的界限，是否提醒我们应遵循诗歌文体自身的底线，使诗歌在开放的同时依然保持自身的特质呢？否则，诗歌又将陷入到命名的尴尬，即究竟何为诗？换言之，诗歌到底应是什么？ 当代诗歌理论界泰斗谢冕先生曾深有感触地说：“由于诗人对诗持刻意的非审美化的态度，以及对诗的口语化的偏激的提倡，诗流为最为平常的‘说话’，甚至向着粗鄙化陷落。传统的诗美或诗美的观念已经崩塌。不美之诗、缺乏抒情性的诗铺天盖地地占领和笼罩。”这堪称是为当下许多所谓的诗歌画下的“面谱”，同时向我们发出警惕性的信号：无论怎样，作为文学中的文学，诗歌不应丧失诗性，不应过分偏激，而应呼唤诗性自律和文体自觉。更为重要的是，诗歌除了应为读者提供生机勃发的内心图景，充分展示诗人自身的生命体验和具有穿透力和感染力的话语魅力外，诗人应大胆挑战自己和超越自己，让诗歌成为一种“有难度”的写作。 为何要特别提倡诗歌的难度写作呢？这除了针对当下诗歌写作现状，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诗歌写作一旦失去了难度，就会沦为平庸的复制，也会失去诗歌包括诗人自身的尊严和价值。因为无论是经验上的自我复制或精神上的变相重复，都说明这样写作既缺乏想象力也缺少创造性。重申诗歌写作的难度，依愚浅见，起码的应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艺术原创性的展开，二是精神向度上的展开，三是话语方式上的展开。 当然，要在诗歌艺术上展开原创性，就必须永远保持开放的眼光和姿态。原创总是陌生的，总是要求诗人首先要脑筋“急转弯”，也要求读者动点脑袋。如果只是为了迎合这个煸情的时代和时尚的风潮，定然会牺牲自己的尊严。也不是动辄就打着前卫、先锋、实验、探索，就能称之为原创性。说白了，只有在重新获得了对自我、对生活、对世界的认识之后，找到了崭新的观照、把握和表现它们的艺术审美方式，才称得上具有原创性。至于强调精神向度上的展开，如何使作品丰厚沉着，按著名作家贾平凹的话说：“又得强调另一句老话，就是要生活，要深切的生命体验。”因而，诗歌写作的“难”，不仅有艺术结构上的难，精神生活上的难，还有话语方式（言说方式）上的难。尤其是在文化趋于泛娱乐化，诗歌写得越来越随意即无难度可言的今天，重新认知传统的诗美，重新确立诗歌的审美原则，用独特的话语方式来发言来见证和表现一个时代，充分敬畏母语，重扬母语的诗性光芒，无论是对诗的纯净的维护，还是对汉语诗歌的发展，都有着现实的、创造未来的意义。归根到底，诗歌写作不能仅仅只停留于表表情、幻幻觉、流口水式地宣泄，从而回避更为真实的当代生活的复杂呈现。同样的，诗歌还需要书写人心世道，需要深入诗歌内部的广阔疆域，需要对生存境遇加以关注和追问，这就意味着诗人必须自觉地对心灵世界有着深入理解和独特发现，对艺术世界有着新颖观照和大胆开拓，并对一切事物予以新的命名。如是，诗歌就能以自身的精神谱系不断延续、创新和发展，并且成为一个民族创造精神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思考之五：标准失衡与发展可能
众所周知，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失去公共标准意识之后，诗歌的公共标准被逐渐颠覆或者因失去公共标准而陷入混乱状态，导致了当下诗歌生态的严重失衡。由是，写诗似乎变得如同一边流口水一边呀呀学语的儿童在说话。任何人有他自己的一套标准，许多像“脱口秀”一样写出来的分行甚至不分行的文字，都可以自诩为诗，这种胡涂乱抹、任意而为的所谓诗歌，粗俗滥制，不堪入目，让诗歌读者变得无所适从，优劣难分，真伪难辨。这种标准的阙如使那些胡谄乱造的顺口溜、打油诗、口水诗、“梨花体”之类的东西大行其道，甚或连散文都写得不伦不类的人也混入了诗人的队伍。网络时代的到来，人人都可以化个名儿在网上“亮相”，这固然是一种生存权利也是一种写作尝试，然而，人人都可以明目张胆地认为只有自己的或本圈内的诗才是诗才是好诗，其评判诗歌的水准和依据由诗歌艺术本身滑向了种种外在的因素，从而导致诗歌难以进入更多人的视野，诗意空间日益逼仄，标准的丧失致使大量的诗歌垃圾甚嚣尘上。诗歌在失去基本精神和公共标准的节制和召唤的同时，必然面临自身的困惑。对于自90年代以来诗歌的这种本质性流弊或病症，笔者归结一下起码表现在五个方面：1.静观式审美气质的缺失；2.陌生化创新思维的匮乏；3.琐碎性书写方式的泛滥；4.浮躁状使历史承担失却； 5.伪先锋使人文关怀迷失。 鉴于以上种种，尽管并非当下诗歌的全部，但其症候对于当代诗歌造成的负面影响却不能小视。因为，诗作为诗人建构内心生活的符号，是打通与外部世界交流的箭镞。作为诗人，必须站在一定的制高点上，才能有的放矢地展开自我旅行的深邃思考，给予事物全新的命名。诗人的目力所及应探向诗的不同向度，让诗意的触摸在现实脉搏的跃动中和解释生活表象下生发出种种可能，并在不断的超越中尊重诗性主体的回归，还原诗歌固有的审美趋向和张力。因此，如何最大限度地摆脱功利的诱惑，最大可能地不为世俗、时尚和流弊所局囿，既回到诗歌自身的真实位置，又让诗歌与诗人发生的联系更为直接和本真，或许，才是当下华文诗歌从困惑中突围的前提和必由之路。诗坛上的各种大小喧嚣终究会逐渐消逝，后现代因素的冲击却能砥砺出诗人们坚韧的创造。诗歌只有在清醒意识到流弊的横行和精神备受折磨之后，在混乱时代、在碎片式的后现代语境中，凝结出一种更为本真的诗意，超越性地指向内在世界，呈现出自身的文体风格、形式规范和审美品质，才能使诗歌纳入到更深和更为宽阔的强大话语辐射力和穿透力。 至此，让我们以2007年度有关诗歌奖项、活动等诗事动态为例作一简单描述，除了“华语文学传媒大奖”、“鲁迅文学奖”、“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茅台杯”人民文学奖等大型奖项专设诗歌奖外，专门性诗歌奖尚有“中坤国际诗歌奖”、“星星年度诗人奖”、“叶红女性诗歌奖”等，其他各省市的诗歌（文学）奖、包括各种各样名堂不一的大小诗歌征文赛，在一个年度中堪称令人目不遐接。频繁的来自于民间或主流的各种诗歌活动等诗事更是让人目炫，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从两岸三地延伸到海外，举不胜举。而以地理为核心集结亮相的诗歌群体，尤其是诗歌民刊和校园诗刊的涌现，可谓层出不穷。譬如大都市上海，除了以同仁为主体的《新城市》，又诞生了《上海诗人》；在大开放的广东，则有《中西诗歌》、《诗歌与人》和《五月诗刊》等；在特区厦门，又冒出《陆诗歌》，在西部有《芙蓉锦江》……即便在监狱系统，也有诞生于东北黑土地的《丑石》诗刊、《大墙诗教》等刊物，至于每年一度出版的诗集、举办的诗学研讨会、诗歌讲座和沙龙性质的聚会，着实叫人眼花瞭乱。这些已构成为当下诗坛一个异常重要的现象。就我所知，单2007年度，就有多家文学期刊如《人民文学》《青年文学》《厦门文学》等隆重推出诗歌专号，个别青年类综合性期刊如《青春潮》则定期开辟“新生代诗人”栏目……以上列举的事实，说明诗歌写作的势头和诗歌潮流总是无时无刻地涌动在我们的生活中，这种“在场”至少让我们找到或感受业已丧失的对于诗歌的自信。更遑论现在也有不少的学者、官员在各样的场合以饱满的热情在亲近诗歌、褒奖诗歌、推广诗歌。倘若让我们来预测华语诗歌发展的可能性，要谈及的话题肯定不少。这里，我只想提出一个问题，在高度商品化的时代，当全球范围内掀起“汉语热”和“华文潮”时，我们的诗歌能否持续发展呢？ 可以肯定的是，历史和文明尽管尚未能为华语诗歌带来最夺目的辉煌，却让诗歌在或起或落中生生不息地延续下来，同时在整个文学发展过程中带来了无数的争议或斡旋。回眸走过90年里程的现代新诗，所经历的阵痛何止万千。姑且不论现代文学史上的各种大小论争，单就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中国诗坛，有关诗的形式问题（1953至1954年）的争论、新民歌运动的大讨论（1958年）、尤其是“朦胧诗”的大论争（1980年之初），乃至之后的“非非主义”“口语诗”、“下半身”、“后现代”、“80后”及所谓“梨花体”等等，可谓众说纷纭，此起彼伏，仿佛都成为一场“无言的结局”。但有一点足以表明，诗歌永远涌动着不息的生命“磁场”，诗歌并没有“停滞不前”，也没有“死亡的危险”，而是以多元化的生存方式穿行在路上，并且在承续、探求和革新中不断沿着自身的路向艰难而美丽地行进着…… 那么，面对当下呈现的诗歌现状和势态，诗歌终究能走多远？ 诚如当下中国的产业结构内外失衡的经济状态一样，诗歌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同样在复杂而动荡之中承受着社会重压以及市场经济冲击而遭遇创伤，不断地走向边缘化境地。然而，任何事物都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正如新诗在中国的诞生是一种必然，新诗的最终走向定然会在其已有的基础上向前迈进，而从低谷回升，则是一种趋势。一方面，当新诗以具有锐不可挡的生命力、复活力和穿透力，与支撑诗歌艺术所处的时代语境的社会构想发生的流变同步并行时；另一方面，当诗歌（文学）能够学会为自由的精神而逃逸，能够为民族的气质而定位，并在世俗关怀和社会变革的基础背景及精神源泉中获得可靠的文化支撑点。那时，诗歌自然会获得新的质感和亮度，以昂然的姿态叮咚作响，以自身具备的优势缤纷出场，让人看到诗歌在时空间上纵横驰骋、灿然绵延的滚动以及渐行渐远的步伐和真实生动的表情。相信那时诗歌会因此而带上母语自尊的优美、底蕴和积淀拥有健康而独特的表达路径，越走越远，越走越长……
诗人众多的民族其文化定然是最有希望的。美国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认为：“每一间教室也应该放一个诗人，一个教室里同时有一个诗人，还有一台电脑，让他们共存。……我们确实非常有必要使两者保持平衡：高技术与高格调。我们的技术变得越技术，我们就越需要诗人。”⑥尽管诗歌边缘化了，华文诗人的队伍却有增无减，也许这就是诗歌表现出的繁荣与展示的充分价值，无论怎样，我们仍然看到许多坚忍于阵地的诗歌勇士，以罗丹的“思想者”的姿态，于沉寂中坚守着神圣的诗歌领地。而一切历史的发展，包括华文诗歌历史的发展，都必然要遵循人类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的需求，尤其要符合人性的准则，既折射出诗人对自身存在境遇的深切察悟，又真切地传达出诗人对人性品质的深度追问。从这个角度看，只要我们建立在人性人道的基础上，对华文（汉语）诗歌从观念到写作进行一次创造性的更本质更真实的革新，力图张扬汉语的诗性光芒，就能为华文诗歌提供一条可能的出路和走向，相信华文诗歌会迎迓自己美好的明天。
注释：
①王家新：《没有英雄的诗——王家新诗学论文随笔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6月版。 ②参见郑敏：《新诗百年探索与后新诗潮》，民刊《诗歌参考》2002年第2期。 ③丁帆：《转型期的中国文学——“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文化语境的同步渗透》，见宁亦文编《多元语境中的精神图景——九十年代文学评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11月版，第54页。 ④⑤孙绍振：《后新潮诗的反思》，《诗刊》1998年第1期。 ⑥（美）约翰·奈斯比特：《我们将进入一个什么时代》，《新华文摘》2003年第10期。 | 
发表于 2012-9-17 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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