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诗歌：为何风光不再？

诗歌为什么会走到今天的地步？过去人们常常从写作者——诗人身上寻找原因，似乎是诗人自己不争气，造成了读者对诗歌的疏远和诗歌市场的萎缩。其实这是不公平的，诗人们对此也是难以接受的。我以为，导致诗歌退出中心、走向边缘，是一种强大的难以抗拒的社会力量。

时下，在一些场合，常常听到有人慨叹：“过去，一首诗可以使一个诗人一举成名，名满天下；而如今，这样的情形只能成为美好的回忆，而不会在现实中再发生了。”

是啊，我们不妨把目光暂且投向过去。古代的诗歌就不说了。从1919年郭沫若《女神》的诞生，到1989年《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作者海子的扑向死亡，整整70年的时光，从辉煌的诞生，到悲壮的衰落，崎岖的诗歌路径中难道隐含着一个宿命？前辈们仓促中命名的“新诗”（这一名称的无奈早已引起学界的注意），一路跌宕坎坷，一路慷慨放歌。几十年峥嵘岁月，产生了不少名篇佳作，涌现了许多诗人大家。关于一首诗与一个人，我们可以不费力地开列一份长长的名单：郭沫若的《凤凰涅槃》，冰心的《繁星》，闻一多的《死水》，朱湘的《采莲曲》，卞之琳的《断章》，艾青的《大堰河，我的褓姆》，戴望舒的《雨巷》，光未然的《五月的鲜花》，何其芳的《预言》，林徽因的《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田汉的《义勇军进行曲》，徐志摩的《再别康桥》，郑敏的《金黄的稻束》，穆旦的《赞美》，田间的《给战斗者》，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胡风的《时间开始了》，臧克家的《有的人》，冯至的《韩波砍柴》，阮章竞的《漳河水》，郭小川的《向困难进军》，贺敬之的《回延安》，胡昭的《军帽底下的眼睛》，未央的《祖国，我回来了》，公刘的《西盟的早晨》，邵燕祥的《到远方去》，张永枚的《骑马挂枪走天下》，蔡其矫的《船家姑娘》，雁翼的《在云彩上面》，闻捷的《吐鲁番情歌》，杜运燮的《解冻》，李瑛的《一月的哀思》，林希的《无名河》，白桦的《阳光，谁也不能垄断》，林子的《给他》，曾卓的《悬岩边的树》，牛汉的《汗血马》，食指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舒婷的《致橡树》，顾城的《一代人》，江河的《星星变奏曲》，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叶延滨的《干妈》，周涛的《神山》，梁小斌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李小雨的《红纱巾》，于坚的《罗家生》，伊蕾的《独身女人的卧室》，海子的《麦地与诗人》，等等。

读者翻阅一下资料即可知道，以上只是一份非常简约的、遗漏了很多名家名篇的名单。我开列以上这样一个名单，也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罗列，而是意在说明，在新诗发展演进的近百年时间长河中，有过多少闪闪发光的珍珠，曾经给了我们多少前进的力量、激动的泪水和审美的愉悦！对此，我想我们不该也不会忘却的。

再回到本文开头那句今非昔比的感慨。这论调虽不免伤感与悲观，却也击中了当下的诗歌之痛。今日诗歌，无论诗人们怎样努力，也难以再现昔日的辉煌；即使一首诗手法高妙令人叹赏，也很难再产生超出诗歌圈或文学界之外的影响。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诗的作者和受众骤减，诗歌的传播范围变得狭窄，诗的写作和阅读越来越成为寂寞的少数人的行为。这种局面迄今未发生大的改变。

诗歌为什么会走到今天的地步？过去人们常常从写作者——诗人身上寻找原因，似乎是诗人自己不争气，造成了读者对诗歌的疏远和诗歌市场的萎缩。其实这是不公平的，诗人们对此也是难以接受的。我以为，导致诗歌退出中心、走向边缘，是一种强大的难以抗拒的社会力量。

具体说来，应是如下几个方面的因素使得今日诗歌风光不再：

（一）诗歌是一种与农耕文明相联系的文学艺术形式，它的发展繁荣和一定的历史阶段联系在一起。

诗人这一行当，与田园牧歌相联系，与山水边塞相适应，与徒步舟马相协调。中国之所以是一个诗的国度，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国农耕文明的历史悠久而又漫长。诗的最高境界便在于表现出人与自然、人与宇宙之间的亲和而神秘的关系。中国古代大量的优秀诗篇已经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西方诸多杰出诗人如歌德、普希金、惠特曼、泰戈尔、聂鲁达等人的作品也证明了这一点。工业文明的发展，一旦走到取代农耕文明的地步，势必对诗人和诗歌造成极大的冲击。诗人也往往能够很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点。如波德莱尔、马拉美等西方诗人脆弱的神经都对此作出了反应。而中国的社会转型发展到世纪末的时候，也曾使不少诗人感到茫然与失落。诗人以固执的姿态，表达着自己的留恋与抗拒：“我祈祷，新世纪里的我不要丧失步行的能力和激情/兄弟，大地如此辽阔/足以供我们像一条河流那样把梦境完整地/从黄昏持续到天亮，自夏至搬运入春分/带着指南针、雨衣、火柴、水壶、口琴以及诗集出发吧，姐妹/我们的双腿是两条最长的旱路和水路——/旱路马嘶，水路桨响”（汗漫《初春之书：祈祷》）。

（二）诗歌的衰落是娱乐方式多元化冲击的结果。

伴随着科技的发展、物质的丰富，如今的文化娱乐形式也是越来越缤纷多样，如电视剧、流行音乐、时尚画册、网络等，它们在给人快乐、满足人的欲望方面，更加快捷方便，也有着更大的刺激性和吸引力，比诗歌有着强得多的优势。人天生是寻求快乐的动物，既然有更好的文娱方式，可以使人迅即消除烦恼，得到快感和精神享受，那么何必还要阅读诗歌？只有一些俗世高人，或那些在精神上有更高追求的人，他们在空暇之日或夜阑人静之时，或许会悄悄打开诗集，去聆听诗人梦幻般的自言自语，分享诗人心灵的孤独。

（三）诗歌在过去某些阶段的风光和辉煌，是与当时的政治背景和意识形态因素有密切关系的。

就是说，诗歌某些时候的轰动，实际上是借了政治的力量，沾了意识形态的光。而今日的情况大不相同了。随着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诗的“载道”功能和教化作用日益削弱。诗的意识形态功能淡化后，诗人的主体性充分释放，在写作上空前自由，可以更多地考虑文本价值和艺术价值；与此同时，诗歌与社会拉开了距离，和大众的关系也越来越疏远了。

（四）社会的转变带来人们价值评判观念的变化，实用主义和物质至上观念弥漫，遮蔽了诗歌的精神光芒。

在今日消费时代，诗歌因缺乏市场效应而显得一无用处。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与物质利益相关的社会成功人士受到广泛关注和青睐，各类明星受到追捧。诗歌相形见绌。许多诗人逃离写作现场。诗歌阅读在普通人那里成为可有可无的事情。诗歌已不再是社会的热点，不再为大众所瞩目。

由于上述原因，尽管今天依然有许多诗人孜孜以求，在创作上显示了才华和创造性，写出了优异的诗歌作品，却很难再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多在业内受到关注而已。对此，诗人们也早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社会氛围，对诗人其实也是一种考验。有志于诗歌艺术的人，自然可以静下心来写作。在温饱问题解决后，阅读和写作诗歌没有什么不好。超越名利，本是一种很高的诗的境界。更何况，名与不名也是相对的。在人的价值追求中，还存在着眼前效应与长远效应的关系问题。

在各种各样的文学体裁中，诗常被誉为最精粹的艺术形式，诗人也常常被称为民族的代言人。每当一个民族迫切需要发出心声时，诗就出现了。因此，一个国家，可以少一些官员，但不能没有代表民族形象的诗人；可以没有华丽的宫殿，但不能没有铸造民族魂灵的诗篇。作为一种长期伴随人类生活的古老的歌吟形式，在今后的岁月里，诗歌依然会陪伴我们继续走下去，慰藉我们的心灵，激励我们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