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诗意悟书魂

——诗人王爱红与他的书法艺术

                                      石延平

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有其内在的关联性，特别是汉代独尊儒学后，诗人与书法的关系似乎成为一种人生的修为方式。诗人与书法艺术的结合，其发展有两个因素在起着作用：第一，任何形式的艺术发展都有其自身的规律，就像诗歌经历了四言、五言、律诗、宋词等几个阶段，这为形式与内容的发展提供了手段，书法艺术与诗人的结合，毋庸说，善诗者必善书也，这里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社会的功用性。每一个时代都有其时代精神性，这一精神就影响了这一时代的政治、文化、经济的发展，它同时也渗透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情趣，以及做为社会人的一种文化的体现。

诗人与书法艺术的发展，从中国文化史的视角看，它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汉诗与书法长期以来的结合发展（因其汉字的书写性，作为诗的载体工具）。所以中国诗人在自我人格的修炼中，不泛以书法的抒情性来追求一种人生的崇高目标，以达到“修、养、平、治”的人生目标。二是诗歌与书法的双修，可以达到“助教化、成人伦”的诗教作用。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书也可情多怫郁、怡怿虚无、纵横争折。从中可以看出，诗与书在情与理上是一致的。这种人生修为的“双修”姿态，注定了中国诗人与书法艺术关系的亲密性，故而，有“善诗者必善书”也的说法。

据说，唐代大诗人李白，就是既善诗又善书的大书家，还有唐代草圣张旭，被时人称为“吴中四士”，四人之中，张旭、贺知章就很擅七绝，张旭的诗尤以清逸质朴见长。在古代大诗人兼为大书家的不胜枚举。近现代也是，如康有为、梁启超、于佑任、鲁迅，而林散之、高二适则是书名掩盖了诗名。从上所说，足以证明中国诗、书文化的内联性是由社会的功能性所决定的，中国文人以诗书双修的人生姿态呈现在历史面前，是由儒家的治国思想所导出的。此处不一细述。

当代著名诗人王爱红，早年以诗名世，后又搞文艺评论，在业界声誉卓著。近日小聚，他拿出他的行草书作品请余评点，余被他纵横奔放的笔意和才情四射的气势气吸引。爱红是齐鲁人，他的诗、书里注定流尚着儒家的血脉，这就是，在诗、书艺术的发展过程中，它们是受中国哲学精神影响的，特别是汉代以降，更偏于儒家思想的影响较多。就诗而言，所谓：“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大序》）因儒家思想社会致用的功效，人们把它称为“诗教”，也即功利主义文学观，它的精髓思想就是“文以载道”的人生观。而书法，则是被儒家当作“敦教化”的工具，书法的载体是汉文字，那么这个文字也就承担了“为政立教”的社会使命。它也要求书写者的书写要合于儒家的王权思想，如温柔敦厚，如笔笔中锋，如浩然正气等等，由此，在审美的检视中，形成了一种“字如其人”的审美观。这就是“诗言志”，诗有感而发，形成了一种互为印证的双向求证的结果。因此爱红的诗与书是合于儒家思想审美的最高准则的。作为诗人，他的诗句质朴无华，感情真挚，清丽逸远。作为书家，他的字有文质温良、敦雅儒气的一面，亦有龙盘蛇走、纵横捭阖，狂放不羁的一面。这些都体现出了他作为诗人书家的特质。有人评价沈鹏书法的特点，说他的字是诗人的字，追求个性的张扬，有时代的特征，坚持内外同修，把字内功与字外功相互融通，正如他写的诗那样：“五色令人目眩昏，我从诗意悟书魂。”这是对沈鹏艺术的评价，余想这又何尝不暗合了爱红的诗书艺术呢。

作为诗人的书法家王爱红，他在书法的抒写行进中似在有意地追寻着诗人的情怀；而作为书家的诗人，他在诗歌的创作中找寻着书法艺术中无往不复、无垂不缩的一些笔法，用以来创作出温厚敦实的人生美境。在当今的书法界，作为书协主席的张海，他的字是引人注目地，因其书写的个性化很强，形成了他特有的“张体”书艺，他的字是在个性，对个性的张扬，形成了他书法的特色。由此，余联想到爱红的书法艺术，他的书法同他的诗歌一样，充满了浓浓的诗情与美美的画意，这是他的至性与至情。他从诗歌的高度对书法创作进行了升华，诗中有书，书中有诗，诗意是他书法艺术的灵魂与姿态。在这点上，他跟张海主席一样，在书法的书写中张扬其个性，以达到体现自我书法风格的风貌和形式。真情于怀，诗意幽然，爱红也是像沈鹏那样，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我从诗意悟书魂”的。情之所至，意妙神游，古代的大诗人、大书家皆是如此的。诗歌与书法，是爱红同志为我们繁荣昌盛的这个时代再锦上又添的一朵奇葩。我们的时代需要任何形式的艺术创作，百花皆可放。祝爱红的创作与时代共进！是为序，岁在甲午霜降。

 

                             2014年11月11日

                             于北京居高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