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命运

鲁迅先生曾说：“一切好诗都被唐人作完。”此话未免说得有些霸道，好象诗的宝藏已被唐人掘尽，后人只能在废墟中拾捡残碴似的。唐人果真如此幸运，后人是如此的不幸吗？换言之，诗的命运果真是如此的不幸吗?

我们自称为诗的国度，如依鲁迅先生之言，看来自唐以后，我们是在沾老祖宗的光——徒自戴着诗的桂冠而在炫耀于世人。惭愧啊，诗国的子民们!

虽说我们对鲁迅先生的断言很不服气，但就新诗目前的现状来说，可谓气息衰微，奄奄乎失去了人气，这又不得不使我们羞愧得无地可容。

新诗的发展之所以迈入了死胡同，究其原由，主要有三：其一，言非心声。诗言志，志者心声也。现在的一些诗人刻意在形式上追奇涉险，搞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看似色彩缤纷，实则空洞无物。其二，脱离民众。人民大众是一切艺术成长的沃土。现在的一些诗人闭门造车，凭着感觉走，看似天马行空，实则不知所云。其三，缺乏底蕴。厚实的文化底蕴是建造艺术殿堂的基石。现在的一些诗人不是静下心来认真研读古今中外一切有益的文学作品，而是到处拜师求艺，看似求知心切，实则徒劳无益。

如果诗人们都是这样在为新诗“苦苦劳作”的话，那么他们不是在建造诗之高塔，而是在挖掘诗之坟墓。

新诗的领地越来越小，有些稍有作为的诗人已经撤离了诗之阵地，有些虽在坚守，但也躲进了幽谷孤芳自赏。这是诗的悲哀吗？我想，诗不必学凤凰自焚而再生，它应是长青树，而不是落叶林。

诗是用生命感悟出来的，它的成长离不开生活。一切有作为的诗人应该走出幽谷，直面人生，深入社会，在民众的土壤中播撒诗之良种，以民族的智慧培育出新生林。当这些新生林郁郁葱葱，覆盖群山的时候，中国的新诗定会形成自己独特的气候。

“人定胜天。”我想，这句话不但适用于对自然的改造，也同样适用于对艺术的改造。当然，包括新诗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