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文化心理特质的当代价值

——寻找文学的纯真积淀

摘要：在洪水般的西方文学思潮漫过之后，在看似花样翻新的新文学大潮涌动之后，文学道场逐渐向寻找理性纯真、高扬主流的新文学时代回归。那些往昔被忽略了的，甚至被无视和批判了的优秀的文学积淀，便自然地呈现于文学的台面再次被重新汲取、认识。柳青的文化人格及心理特质范式便是一例。那就是敏锐、深刻、稳定的心理素质；苦作、愚行、实为的文学家气质；豪气、正气、骨气的政治家风范。姑且称精神气质“三图式”。

关键词：文化人格；精神气质；文学纯真；回归寻找

 

当代作家柳青，他的文学思想、文学践行、心里特质以及文化人格，在经过了三十余年后的今天，依然有许多成功的、有效的、几乎是永恒的文学积淀和参照使作家们值得很好的解读。因为近百年来的文学，在纷纷扰扰，否定之否定的喧嚣中，文学难以把持自身的应有真理维度，作家们也难以定位自身的文学践行路径，以及难以控束应有的道场律规。于是，如同柳青这样的文学纯真，文学践行及文化人格的价值被浮躁喧嚣的浊气所遮蔽。当文学返璞归真，冷静体察寻找那些失去了的文学纯真时，千帆竟过其沉淀的依然是“柳青型”的文化人格和其心里特质范式的可贵、可用与可时。

那么，何为柳青的心理特质，他又是如何形成？笔者在研究柳青人格的情感表现时，领略到了柳青丰富的情感系脉的两极组合及洒脱坦荡的表现形态。它作为人格形成的心理基础，弥散在他的全部的社会化过程中，并且对其过程中的行为起到了启动、离合的情感互为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是情感的，人的一切社会行为无不是情感行为，因而人格的建构不能不以情感为基础。这是问题的一端。

从另一端看，情感作为人的一种互动的力，人格的一种“造器”，其熏陶培植之功能也是显而易见的。有什么样的情感，便能造就什么样的人的气质，培养什么样的人的精神。人们习惯于将“情感气质”或“精神气质”合一而说，便是这个道理。如此看来，精神，指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心理状态表现出来的活力。气质，指人的相当稳定的个体特点，是高级神经活动在人的行动上的表现，也称风格。可见，情感与气质都是作为人的一种心理基础，对人格的生成作用是是不容置疑的。前者作为内在的心理基础，重在作用内力，后者作为一种外在形态，是前者的外化，一种表象，二者合一，体现着人格本质的主要特质。所以说，精神气质不是指偶然表现在心理活动和行为方面的特点，而是一种典型的稳定的心理特点，它在人们所进行的一切活动中，总是显示着自己的特色，也就是说，都无不染上气质的色彩。

心理学范畴认为，气质是表现在心理活动的强度、速度和灵活性方面的典型的、稳定的心理特征。它的内在特质具有遗传而来的因素，表现出一个人一般的风度和速度的特点，它决定一个人对情境作出反应时所表现的能力强弱，速度快慢和情绪状况。从气质特质方面，可以推断出一个人是否激动的、温和的或持久的等等。因之，气质主要代表一个人的情绪性。由于气质的遗传性因素以及它依赖于生物组织而存在，所以它在人的生活进程中的变化，较之于人的兴趣、爱好等是缓慢的。俗话说“山水好移，秉性难改”大致指这个方面，这就指出了气质具有稳定不易改变的某些特点。但也应看到，人的这种遗传因素及依赖于生物组织而存在的气质精神情态，又是在整个社会生活进程中，伴随着全部的行为活动而不断发展的。因此，它并非是固定不变的。后天所获得的一系列因素，可以掩盖先天的神经系统之特性，并在长期影响、陶冶下促使其得到发展和改造。从这个角度说，人的精神气质也是在社会生活与教育条件影响下得到发展和改造的。因此，气质本身就其生物属性来说，并不能决定一个人活动的社会价值和成就的高低，它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并不起决定作用。任何一种气质类型的人，如“多血质型”、“胆汁质”、“粘液质型”、“抑郁质型”，以及巴甫洛夫从神经系统学说所划分的“不可遏制型”、“活泼型”、“安静型”、“弱型”，都能在后天社会化生活的进程中，在后天教育条件的影响下，在自身的不断进取、追求、完善中或有所作为，或有所创造，抑或自灭。由此看来，研究人的精神气质的表现形态，不能囿于遗传、生物学的范畴，而要将其置于后天的社会化生活进程中，着眼于人的精神气质的社会性，从而勾勒出如马克思所说的那种社会关系总和的人的本质来。

我们这里所说的柳青的精神气质，主要是指社会性的范畴，即从社会学角度，来考察其精神气质特质，对柳青人格本质的密和、弥散之作用。依照我的理解，所谓柳青气质的社会性，是他对生活对象所表现出来的某种情绪，包括对人生信仰的态度；对阶级事业的态度；对人类阶级的和非阶级的情感态度；对人类生存环境所产生的一系列生活态度四个基本方面。任何一个个体人的精神气质，无不包括在这种无法超越的社会性范畴，只不过是以其所从事的职业、身份、地位的各异，所呈现的形态的侧重点不同而已。柳青自己对此也有一定的理论认识，他认为；“作家的气质更具有社会实践的性质，离开了社会实践，就很难评定‘作家的气质’了。社会冲突在作家、生活和创作的情绪和感情上，反映出来的速度、强度和深度，标志着作家气质的特征”。这是从作家的职业角度谈气质。柳青的职业首先是作家，是阶级的作家。从作家这一本体角度看，他的精神气质综合着一个阶级作家所具备的一切，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敏锐、深刻、稳定的心理素质；二是苦作、愚行、实为的文学家气质；三是豪气、正气、骨气的政治家风范。姑且称精神气质“三图式”。

把柳青的精神气质归纳为“三图式”，仅仅是从作家这一特殊职业而言，从他所从事的社会实践的相互关系中来界定的。不同职业的人，可根据其不同的相互关系、社会实践构成不同的“图式”。柳青气质“三图式”，实际上是呈现着这样相互关系的三个层面，即作家思维层面，作家把生活转化为形象的层面，作家阶级指向的层面。三图式并非孤立，而是一种通合与耗散状。

首先，敏锐、深刻、稳定的心理素质。 这是作家柳青潜在的主体心理素质，具备这种心理素质的作家，在他选定的生活领域内，他的思想总是深刻而精辟，洞察幽微，发人深省的。面对生活，他不习惯于接受一种现成的观念，欣赏以自己的眼光对生活的独立思考。人生的隐秘，社会的隐情，尤其是人的情感世界的微波，均很难逃脱他的眼光。对自己所处的情境的反应，表现出很强的能力，作出较快的决策，并带有较浓郁的情感色彩。从1978年间，柳青的这种心理素质比较稳定。譬如他第一次选定陕北米脂实践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第二次转辗数地后又选定了长安皇甫作为创作生活地，前后共定居落户十七年之久。其间对生活的认识，对人生的理解，对创作的执著，对政治的关生，对所处的各种人的感情的熟悉程度无不带有“柳青式”的敏锐，深刻特点，很少依赖现成的观念去看待鲜活的生活样态。他甚至常常视那些走马观花体验生活者为“赶场”、“打现成”，不以为鉴。在面对某些文界权威对他这种创作生活不以为然的看法时，柳青表现出对自己的做法固守的内在稳定心理，但又不失明智很快作出反应。他认为，这种方法只适合他，并不是唯一的人人都能采用的方法。这里，敏锐、深刻、稳定的心理素质，成为他一种很难被外界因素所同化的“图式”。这图式的稳定性越强，对生活的选择性越强，因而他思维中的不轻易相容流行观念的敏锐、深刻、稳定便构成了属于自己独特个性的“气质图式”。

其次，苦作、愚行、实为的文学家气质。文学家的工作是创造。当人们将人才的智能划分为再现型、发现型、创造型三种时，文学家自然属于创造型，而且是带着情感的创造型。这里的情感创造型，富有两层含义，一是作家可否情愿为之创造的情感，二是创造过程中怎样作用于客体的情感，我们主要论及前者。选择文学这个行当，柳青是情愿的，也就是说他情愿从事这种创造。他认为，既然要搞创作，就要苦搞，否则，何不做其它工作去。他提出的“文学事业是愚人的事业”，“六十年一个单元”等观点，都是表达这种思想的。古人曰：“书山有路勤为贵，学海无涯苦作舟”均讲这个道理。具体到柳青，所谓“苦作”，是指创作思维之苦”；所谓“愚行”，是指对生活的体察、参与的行为；所谓“实为”，是对生活的忠实、真诚热情关注的程度。倘若归结于一句话，那就是在生活中苦作舟，在生活中勤问路，摸爬滚打于生活之中，这便是文学家的气质。似乎每一个了解柳青的人，谁都明白，他对创作之苦，参与生活之愚是常人所不及的。苦于使笔下形象不失生活之原样，如为写好《创业史》中一个次要人物寡妇李翠娥，也不惜三次寻找相关原型攀谈；为写一张地主剥削农民的地契，更不惜十几里之遥去翻阅档案原件。真是斟酌一个字，捻断十根须。而他的参与生活之愚，自不待言，这两点都蒂结在对生活的忠实、真诚、热情、关注的“实为”上。在米脂三年的“转弯路上”（柳青语），他病倒于农民的土炕上；长安十四年，摸爬滚打于滈河两岸；文革中，仍念念不忘第二故乡皇甫；晚年于病榻之上，希翼“女儿待翁登栖楼”等等实为文学践行，这些铸就了一个文学家认定文学，舍命于文学，魂随文学而去的特有的“气质图式”。具备了这种独有的气质图式，才能滋补给文学创作以元气。从这一意义看，文学家气质的成并不在艺术才能，而贵在生活情感。柳青认为，每个时代最先进的世界观水平即最先进的政治觉悟水平，要求每一个时代最先进的作家气质是与群众同生活，同感受，同爱憎。所以，尽管作家在生活和创作中才能和气质都起很大的作用，但是仍然不能把文学才能和作家气质混为一谈。马克思说艺术家“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也用一切感觉在世界中肯定自己”。他把这称为艺术家的本质。高尔基称作家是阶级的感觉器官。毛泽东说“我们所说的文艺服务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所有这些说辞帮助我们分清楚革命作家和贵族作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中间的气质差别。”[1](p282) 可见，在气质、才能、风格三者中，气质更具其阶级属性，而柳青的苦作、愚行、实为的文学家气质，则更凝聚着阶级特征的“气质图式”。

再次，豪气、正气、骨气的政治家风范。大凡文学家必是思想家，而思想又无不是阶级的思想，不乏政治因素，因而可以说，文学家也是阶级的政治家。柳青作为一名党员作家，在解放区的氛围中，在延河边革命精英们的熏陶下成长，他一生为了阶级利益，忠实地奉献着一切，在几经曲折，几经危难中，表现出一个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豪气、正气、骨气。铸定了他精神气质上的又一可贵“图式”。

纵观柳青一生，其顺境与逆境结伴。以我的理解，于逆境之中的豪气、正气、骨气更为鲜明，更能体现其政治家的风范，体现它精神气质的高下。柳青一生确有过几次较大的逆境，出现过濒于绝境的精神危机。如青年疾劳早衰的危机—一米脂灵魂搏斗的危机——文革生死抉择的危机——晚年病困于身的危机。

青年疾劳早衰的危机。柳青的外在形象不属于那种魁梧敦实的大汉型，而是瘦弱体，加之他那特有的坦率机智，幽默风趣，当年故称“陕北的契柯夫”。然而，就是这位文弱的青年，在接触了先进的思想武器后，开始对社会、政治、人生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有了独立的见解。于是随着革命形势的高涨，他置身于抗战革命大潮之中。十几岁连字都不全认便啃《共产党宣言》，继而主办西安学联刊物常常累得大口咯血。他大哥担心疾劳出事，几次劝他，无一凑效，并气愤地说：“我看你非把这命送到这文字上不可！”[2](p86) 然而，柳青总是一笑置之。“笑”，是一种豪气，是青年柳青涉足社会，显示自身价值，其热情与豪情遮盖肉体之渐衰的必然情态。“笑”使他振作，毫无哀怨地跨过了青年早衰的危机，给他人生道路的施展增添了几分坚定的内补力。

米脂灵魂搏斗的危机。在陕北米脂三年生活实践中，柳青历经了有生第一次真正的精神危机。作为作家，乡下的生活关与老百姓的感情关如同佛门的剃度一样较难超越。出身于较富足家庭的知识分子柳青，初到不久，于生活与劳累之中病倒在乡民的土炕上，于是一场退回延安还是坚持的灵魂搏斗困扰着他。“我知道，假使我不能过这一关，我就无法过毛主席文艺方向的那一关，我就改行了。”在那漫长的日子里，他阅读了五大本《斯大林选集》，读了关于写善与恶的《悲惨世界》，目睹了乡村干部党员对革命的热忱，给他精神以极大的支持。于是“使我克制住一切邪念：享受，虚荣，发表欲，爱情要求，地位观念……把我在乡下稳住了。” [3](p88)青称这种变化为“转弯路上”。我以为这种转变，其结果有两个质变点，一是情感的归位，一是吃苦思想的确立。而转变的过程，便是灵魂搏斗，精神危机的自我调适过程。也就是柳青旧图式于危机中的瓦解，新图式在危机中的形成，其内在动力源是情感，蔑视困苦之豪气的直接推动所致。因而，他又较好地跨越了一次精神危机。

“文革”中生死抉择的危机。所谓“文革”，实际上是两个阶级，两种路线的政治决斗，是进步与愚昧，革命与反革命的大较量，文化只作为一种介质，变成了工具。那么处在文化之中的文学家柳青，不可免地卷入其间，历经着远远越出文学范畴的政治演示史。也正是在这一演示过程中，他的政治家的一派正气，一身骨气得到了极好的展示，形成了他人格本质中的重要的一翼。对文化大革命从理论上的认识，柳青是清醒的，他说：“这几年我想了很多，经过‘牛棚’一段考验，我观察了，分析了，我们党的老干部，绝大多数是不错的，这是我们党的财富。他们为真理不怕牺牲，敢于牺牲。他们有原则，不出卖原则，也不拿原则作交易。你想想，有这么一大批有威望，有影响，有号召力的老干部，能对眼前这样的现实袖手旁观吗？能不挺身而出吗？我国社会制度的建立，是千百万共产党人的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不是那么轻易就能变的！只要这个不破坏，就有希望。我始终相信，那些人的日子长不了。”[4] (p204)

理性思维是一个人生命中的较高意识层，这种意识层愈明晰，其行为指向便愈执着愈坚定，愈能规范其行为。文革中的柳青，保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应有气节。当辛苦创建的长安皇甫村生活创作家园被捣毁，他起初除愤然外，仍以解剖自己，接受教育和考验的正确态度为前提。当罪名升级，批斗升温，连累一大批老干部时，柳青激怒了，矢口否认《创业史》是毒草，公开宣称自己是“正在受审的共产党员！”在所谓革命转折时，造反派企图结合他“入伙”，他对此不值一顾，蔑视地说：“外革命的怎么能和反革命的在一达！”于是，柳青第二次被打倒．好心人劝他：“别那么倔了，承认一下，少吃些苦，识时务。”柳青大眼圆睁说：“我是共产党员嘛，要有坚持原则的骨气，不能作软骨头。”“要坚持实事求是，有时剩下一个人了，也要坚持，不动摇，甚至要牺牲生命。识时务为俊杰这句话，在我看来，不符合实事求是，是带有市侩哲学气息的。凡是实事求是，凡是不惜一切坚持真理的人，就不能有投机心理。投机心理有大有小，是由个人主义产生的一种精神状态。两千年以前诗人屈原，是封建社会的，他敢于坚持一种信念。鲁迅在当时上海的文艺界中，他坚持真理，他是完全为人民和革命的，我也是一个文艺工作者，我觉得，像在泥泞道路上走着一样，要一步一个脚印，要经得起一切考验。”[3](p88)柳青如此坚定明白的政治信仰和态度，换来的是“特务”、“现行反革命”、“里通外国分子”等等罪名的叠加。妻子马葳不堪忍受这种屈辱，更不堪目睹对丈夫柳青的残酷折磨，以死抗暴，含恨而去。此时，柳青悲痛万分，欲望窒息，精神处于极度危机之中。“那时，我确实想自杀，这是我唯一能采取的反抗和自卫的形式。我在触电时，心里很坦然，很从容，很清楚，电把我的手心击黑了，烧焦了，我昏死了过去，什么也不知道了。……尽管我主动采取自己处置自己的手段，但我可以告诉你，我对自己的信仰没有动摇，我的精神支柱没有垮！” [3](p95)不难看出，在生与死，荣与辱的关键时刻，柳青信念犹存，精神不倒，宁死不屈。一种抗争邪恶之正气、骨气、豪气，保证了他人格本质中最光辉的一面。

晚年病因于身的危机。多灾多难与柳青的壮行结伴而来。诚如他的女儿刘可风所讲：“一生瘦弱多病，十四岁就患了肺结核，开始吐血，以后，每遇过劳和过苦，就咯血不止。他的一生和文学并蒂而生，也和病魔有着不解之缘。”[3](p95)“四人帮”粉碎后，柳青劫后余生，剩下了什么呢？是病弱的身子，一群无人照料的孩子，以及无法倒流的宝贵光阴。这些旧恨新愁都给他急于工作，争夺时间，完成《创业史》全卷带来了极大的困难。然而面对这些心理危机与压力，他总是处在一种良好的精神状态中。病稍见好，希望女儿扶他去看望乡亲，并一再恳求大夫让他再活两年，把《创业史》写完。他对友人说：“一部出书也不忙，人已老，不思腾达。只求死前留一定稿，足矣。从炉口看，火已灭，但炉内燃烧正旺。眼看着夕阳西下，赶路心急，可惜诸事不宜……虽如此，心志不灰……你怕此事对我的身体有影响，应该理解我的心情吧！精神境界绝不局限于个人一时的利害得失。”[3]（p95）是的，生命的垂危，个人一时一刻利害得失，在柳青的一生中微乎其微，除了事业，没有别的。

以上四次危机，四次蜕变，四次超越，其间虽不乏悲情伤感，但最终却以豪气、正气、骨气而奠定，柳青文化人格的崇高也正是来自于这些蜕变与超越。

参考文献：

[1] 柳青.典型·才能·气质[A].柳青纪念文集[C].人文辑刊杂志[J].1986(2).

[2]柳青专集[C].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

[3]王维玲.柳青的最后十年[A].大写的人[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

[4]李须东.和柳青谈戏[A].大写的人[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

本文刊于《山西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  中文核心期刊  冯肖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