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王鹤（文）

有关萧红（1911—1942年）的故事，通常是这样开场的：她与未婚夫同居于哈尔滨一旅店，欠了巨额费用，后者逃离，旅店老板威胁要将已怀孕的萧红卖进妓院。危急中她给报社写信，萧军前往探望，两人互生好感，他奋力将她救出。文学史上遂有珠联璧合之“两萧”。

在这个简略版的英雄救美传奇里，萧红柔弱无依，萧军骁勇威猛，两个文学青年一见钟情。实情基本如此，只是，前因后果，头绪纷纭，说来话长。

季红真的《萧红全传》（现代出版社2011年版），将她遇险前后那段经历，梳理得非常清晰——

萧红与家庭抗争，得以离开呼兰到哈尔滨念中学。父亲将她许配给富商与小官僚之子、小学教员汪恩甲，她起初对他并无反感，两人经常通信。汪恩甲有富家子弟的没落气息，接触愈多她愈增不满，想退婚去北平念高中，父亲坚决反对。最疼爱她的祖父已经去世，父女关系僵冷、对立，萧红以抽烟、喝酒排遣苦闷，性情变得喜怒无常。那时她与表哥陆哲舜很投契，后者去了北平念大学，萧红遂离家出走，与表哥相聚，进入北平女师大附属女一中高中部。表哥早有家室，他俩在老家引起轩然大波，陆家、张家都拒绝寄生活费，除非他们返回。北平天冷、米贵，居大不易，陆哲舜渐生悔意，两人关系开始冷淡，1931年1月寒假回家。

萧红被父亲软禁。假期结束前，她与家人周旋，假装同意与汪恩甲结婚，要置办嫁妆，得以去往哈尔滨，随即再次抵达北平。待汪恩甲追往北平时，萧红已囊中羞涩，只得跟他回呼兰。家人将她安置在距离县城20多公里的乡下庄园，严密监视。直到10月初，她才伺机跑掉。

亲戚家不愿去，在姑母（陆哲舜之母）家又吃了闭门羹，她衣衫单薄，身无分文，暂时落脚同学家，也曾流落街头，险些冻馁而死。战乱令百业萧条，不但求学成为泡影，求职也渺无希望。1931年底，萧红无奈去找汪恩甲，但汪氏家族已对她深恶痛绝，他俩遂同居于哈尔滨东兴顺旅馆。她曾经那么嫌弃汪恩甲抽鸦片，如今已是心灰意冷，两人一起吞云吐雾。

哥哥强迫弟弟与萧红分手，汪恩甲的工资入不敷出，萧红却怀孕了。汪回家求援，反被家人扣住。萧红去找他，又遭汪兄等怒斥。她走投无路，回到继母的娘家，汪恩甲曾去找她。此后，她去法院告汪兄代弟休妻。法庭上，汪恩甲却临阵倒戈，表示自己选择离婚。法院当场判他们离婚，这结局大出意外，萧红怒不可遏冲上街头，无奈中只得又回旅馆。汪恩甲追来道歉、解释，两人最终和好。到1932年5月，他们在旅馆赊欠的食宿费已达400多元（一说600多元），汪恩甲回家取钱还债，这一走却从此失踪。

已有5个多月身孕的萧红陷入绝境，上天入地俱无门。旅馆老板将她赶到简陋、阴暗的储藏室，时时催逼，她曾经要过饭。7月上旬，听说旅馆老板已经找好妓院，要卖她抵债，萧红急中生智，投书《国际协报》求助，随即又去电话催促。她曾给该报投稿，虽未采用，副刊编辑裴馨园对她有印象，立刻与同事去旅馆探望，并警告旅店老板不得为非作歹。次日，萧红几次给裴馨园去电话，裴尚无救助之策，遂委托协助他处理稿件的萧军送几册书过去。

萧红恰好在读报上连载的萧军小说，两人一番晤谈，彼此倾心，火速堕入情网。萧红浸泡在从天而降的恋情里，写了几首陶醉的短诗《春曲》。萧军、裴馨园等始终筹不到解救她的巨款，恰逢洪水肆虐哈尔滨，旅馆一楼被淹，8月9日，一个老茶房提醒萧红，趁老板不在赶紧跑。她搭上一艘救生船，逃到裴馨园家。萧军设法去旅馆接她时，她已脱险。

……

即便用再俭省的文字，叙述萧红20岁左右的那番惊险，也要说上几大段。虽然隔了80年漫长时光，依然看得人心惊胆颤。

逃婚或私奔，有的是情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也有的属意气用事，欠深思熟虑。不管怎样，一旦奔逃，也就脱离了传统婚俗的轨迹。也许从此转危为安，身轻如燕；也许步履维艰，与无常相伴。

父亲的专制、冷酷，激发了萧红的反弹。冲动、任性的萧红，太像一匹脱缰野马，狂乱不羁。那一连串惊世骇俗之举，在因循保守的呼兰，在顾忌颜面的张家，无疑会被视为伤风败俗、有辱门楣，所以她被开除族籍。而大多数缺乏超强承受力的父母，但凡面对这么不循常轨、随心所欲的女儿，都会头疼欲裂吧。

人生仿佛行路、游山，寻常大道，安全平顺，风光尽在把握，却也平庸落套，少意外之喜；荒僻野径，有人所未知的美景、发现，也有峭壁深壑等险阻。所以，大多数好奇心、探险欲和能量都平凡的人，走了常规之路。

自由是多么绚丽的字眼呢，但它的光焰，有时也能射伤缺乏防护的眼睛。恰如葛浩文在《萧红评传》的《结论》里所说：

萧红就是这一代中为了所谓现代化，不惜付出任何代价的一大部分人中的典型人物。遗憾的是他们那些人往往在身心方面都欠缺面对新方式的准备。对女性而言，这新的变革和考验是非常艰辛的，唯有那些最坚强的人才能安然无恙地度过难关。

被新风尚激荡的新女性，不见得就能如愿以偿，遭逢理想的社会环境和男性群体，须得自己实力充足，比如，有一技傍身，不乏安身立命之本，性格又足够强韧，遇到意外，才不易伤筋动骨或撕心裂肺。

二：

萧红的《春曲》，专写热恋时的眉花眼笑、爱不释手。情到浓时，万般皆好，好得不讲道理。像捏了万花筒，怎么看都只觉欢喜：

只有爱的踟蹰美丽，

三郎，我并不是残忍，

        只喜欢看你立起来又坐下，

        坐下又立起，

        这其间，

        正有说不出的风月。

她对三郎（萧军）的迷恋，不仅因为他在困厄中给她希望，更因他俩迎面相逢，就撞得天晕地眩：“当他爱我的时候，我没有一点力量，连眼睛都张不开。”

两人起先吃住在裴馨园家，萧红戒了鸦片。因身无分文，她的住院、生产都有一番曲折艰难，女儿生下来几天，就送给了公园的临时看门人。出院后在裴家住久了，裴的妻、母渐生不满，萧军与裴妻激烈争吵，无奈搬出。

萧军未能再给裴馨园当助理编辑，失去每月20元固定收入，他俩穷愁潦倒，无家可归。后来终于谋到教武术的工作，学生家住商市街，同意提供住处，两人总算有了栖身之所。

萧红在家做家务，她并非巧妇，起初常把饭煮焦了，火烧熄了，还要日日发愁无米无柴。也需撂下面子，向同学、老师借钱。萧军终日奔波谋职，当杂七杂八的家教，八方借贷。借钱不易，往往只能借到3角5角，借到一元已很稀有，有时候5角钱必须省着用三天。有次在朋友家，见朋友吩咐佣人拿3角钱去买松子当零食，萧红在一旁暗自着急，对这无谓的奢侈，痛惜不已。

很少女作家有萧红那样深入骨髓的冻、饿经历，她的散文集《商市街》，对那段饥寒交迫的日子，有活灵活现的描写。《饿》写她半夜屡次想拿走别人挂在过道门上的“列巴圈”（面包），想到这便是偷，不免心跳耳热，一次次开门，又退回房内。腹中空虚，内心挣扎，整夜失眠。天亮了，萧军喝杯茶便出门做事，她饿到中午，四肢疲软，“肚子好像被踢打放了气的皮球。”“我拿什么来喂肚子呢？桌子可以吃吗？草褥子可以吃吗？”

学生的姐姐汪林是萧红的中学同学。汪林家的炸酱面，香味让人销魂蚀骨。她身着皮大衣，脚蹬高跟鞋，带着又饱又暖的慵懒，去看胡蝶的新片。她的红唇卷发、长身细腰，“完全是少女风度”，萧红自惭形秽，“假若有镜子让我照下，我一定惨败得比三十岁更老。”她才二十二岁，已觉得自己“只有饥寒，没有青春。”

好在，感情炽烈时，爱也可以充饥。“只要他在我身边，饿也不难忍了，肚痛也轻了。”（《搬家》）黑面包加盐，你咬一口，我吃一下，盐抹多了，还能开开玩笑：这样度蜜月，把人咸死了。偶尔在小饭馆奢侈一回，把馒头、小菜、丸子汤吃饱，再买两颗糖，一人一颗，真是惬意。

萧军回忆，他俩都有“流浪汉”式的性格，从不悲观愁苦，过得快活而有诗意，“甚至为某些人所羡慕”。有时，萧军拿着三角琴，萧红扎着短辫，两人衣履随意，在街头且弹且唱，别有一番潇洒。萧军带着她接触左翼文化人并开始写作。偶尔吵架了，两人抢着喝酒，他又醉又气，在地上打滚，让萧红心痛也自责。

时间一长，性格差异导致摩擦渐多。加之，萧军是主张“爱便爱，不爱便丢开”的，颇能东鳞西爪地留情。两人同居那五年多，他在感情上的旁逸斜出，每次都戳得萧红流血、颤栗。在上海期间，他们经常为此争吵，萧军脾气暴烈，有时竟将萧红打得鼻青脸肿。

1936年，萧军的新恋情令萧红满腹愁郁，她有诗《苦杯》，“写给我悲哀的心”。他给新欢写情诗，“像三年前写给我的一样。也许人人都是一样！也许情诗再过三年，他又写给另一个姑娘！”他对那鲜艳的新人抒情，“有谁不爱个鸟儿似的姑娘！有谁忍拒绝少女红唇的苦！”萧红黯然自伤：“我不是少女，我没有红唇了。我穿的是从厨房带来的油污的衣裳。”

《苦杯》之四、五写道：

已经不爱我了吧！

尚与我日日争吵，

我的心潮破碎了，

他分明知道，

他又在我浸着毒液一般痛苦的心上

时时踢打。

往日的爱人，

为我遮蔽暴风雨，

而今他变成暴风雨了！

让我怎样来抵抗？

敌人的攻击，

爱人的伤悼。

萧红无奈地哀叹，“我幼时有个暴虐的父亲，他和我的父亲一样了！”《苦杯》结尾，爱情破灭，梦冷心灰，欲哭而“没有一个适当的地方”，“人间对我都是无情了。”

两萧到上海后，在鲁迅关怀下，已在文坛站稳，不再忧心衣食。1935年底出版的《生死场》，更是让萧红被赞誉包围，也收获了许多朋友。但为情所困时，只能独咽凄酸。她有时徘徊街头，也常去鲁迅家，身体很差，早生华发。胡风的妻子梅志在《爱的悲剧——忆萧红里》说，她在鲁迅家见到的萧红，有点心不在焉，“形容憔悴，脸都像拉长了。颜色也苍白得发青。”鲁迅身体衰弱，许广平家事繁多，有一次忍不住向梅志诉苦：“她天天来一坐就是半天，我哪有时间陪她，只好叫海婴去陪她。我知道，她也苦恼得很……她痛苦，她寂寞。没地方去就跑到这儿来，我能向她表示不高兴，不欢迎吗？唉！真没办法。”许广平的《追忆萧红》提起，有一次为陪萧红，没顾上给鲁迅关窗，致使他感冒发烧。她由此感慨：“一个人生活的失调，直接马上会影响到周围朋友的生活也失了步骤，社会上的人就是如此关联着的。”

萧红才刚刚走到平顺处，又遇崎岖。不过，谁都不轻松呢，她也亲眼看到鲁迅病危时，许广平的忧心如焚、劳碌忙乱。一个人走得踉跄时，固然需要朋友扶持、慰藉，但情感的包包块块，最终还得靠自己慢慢掰细、揉化，旁人难以越俎代庖。萧红与许广平固然亲密，当她徘徊于一己哀伤、顾影自怜时，却忽略了对方的感受，甚至干扰到别人的生活而不觉察。不难看出，萧红在人际交往里一直没有克服情绪化与幼稚化倾向。

1936年7月，萧红、萧军决定暂时分开一年。她去日本后，孤寂无聊，几番生病，又抽上香烟。写给萧军的信仍充满思念，常牵挂他的健康、起居。随后，萧军与她初到日本时同住的好友许粤华之间，恋情疯长。许粤华是两萧的朋友黄源之妻，因经济原因提前回上海。1937年元月初，萧红写下《沙粒》，照例有说不出的落寞绝望，却又似乎已经被类似重创，打击得有些麻木：“我的胸中积满了沙石，”“烦恼相同原野上的青草，生遍我的全身了。”

萧军回忆，他和许粤华清楚，因为“道义上”的原因他们没有结合的可能，所以都同意请萧红回来“结束这种‘无结果’的恋爱。”1937年初，萧红启程回上海。但感情创痕已深，矛盾依旧，她心绪恶劣。萧军则觉得，萧红“如今很少能够不带醋味说话了”，为着吃醋，“她可以毁灭了一切的同情！”他也幻灭，觉得萧红跟寻常女人，到底并无两样。

1937年秋，两萧在武汉认识端木蕻良，后者因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颇受文坛瞩目。好友蒋锡金回忆，他们四人曾像兄弟姐妹般亲密，端木起初没有住处，还曾跟萧红夫妇同床挤了一晚。端木蕻良曾就读清华历史系，他的斯文秀气，跟萧军的粗犷豪放，迥异其趣。他不像萧军那样经常贬抑萧红，对她还不乏仰慕。她对端木渐生好感，曾在他桌上写下“恨不相逢未嫁时”，并几次念给他听。

1938年初，两萧与端木蕻良等作家前往临汾，又到西安，萧红发现自己怀孕了，仍坚决与萧军分手。她对聂绀弩倾诉：自己依然爱萧军，但做他的妻子太痛苦了，忍受屈辱太久，“我不知道你们男子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妻子做出气包，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妻子不忠实！”

葛浩文的《萧红评传》认为：“多年做了他（萧军）的佣人、姘妇、密友以及‘出气包’，”萧红理所当然想中断这种关系，她曾经优柔寡断，此时如此坚决，“主要可能是因为端木的关系。”

萧军帮助萧红脱险并涉足写作，此后他俩被鲁迅提携，一举成名。萧红命运的重大转折和她一生最持久的痛楚，都来自萧军，可谓成也萧军，败也萧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