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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到17岁，克兰就已经用他特有的方式写作了；很明显他几乎如他日后所发展的那样展露了自己。天资是一种对还原分析的神秘抗拒，无论是社会生物学的、心理学的还是历史的分析。像弥尔顿、蒲伯、邓尼生一样，年轻的克兰在成为少年之前就已是一个献祭了的诗人。而一个像20世纪最后30年的时代则几乎不知道是什么造就了诗人，像哈特•克兰这样的诗人，无论怎样都没有任何政治兴趣。克兰的气质与雪莱相似；《阿多尼斯》中祈愿的内驱力回响在《亚特兰蒂斯》（“Atlantis”）里，构成了这一除了第一节外的《桥》的结局部分。然而雪莱的政治既是实用主义的也是柏拉图式的。克兰则有一个个人得多的规划，重建惠特曼的：熔合美国神话与实现了的同性爱。克兰的性爱求索是如此公然和悲惨，以至于引来从“同性恋诗学”的立场对它的分析，这在我看来相当多余，且注定要失败。持那一信条的批评家用尖酸刻薄的手艺无能地重复着克兰所传达的东西。
作为一名自称的尼采哲学信徒，克兰更新了品达式的“对抗”（agon）幻象，诗歌精神必定在斗争中展露自身。着迷于史蒂文斯的艺术技巧，克兰与同等的浪漫主义的史蒂文斯没有争执。艾略特的《荒原》，从它出现的那一刻起，就是克兰不可避免的对手。在克兰反对艾略特的斗争中，有着克兰可能没有意识到的反讽意味。克兰是公开的惠特曼信徒，但是《桥》却与惠特曼的任何一首主要诗作，甚至《摆过布鲁克林渡口》都没有紧密的关联，而《荒原》却与《最近紫丁香在前院开放时》这一艾略特的隐秘范例确乎相关。艾略特从惠特曼那里取来紫丁香，隐士般的画眉鸟，母亲悲悼的喃喃低语，放弃配偶或两性存在的自我沉溺，甚至三人同行沿街走向一个含糊救世主的图景。
惠特曼，美国诗人中的最精微、最隐秘者，实际上在艾略特和史蒂文斯而非克兰中有更多的真实（虽是隐蔽的）临在。尽管克兰想方设法地肯定惠特曼反对艾略特，但是挽歌的、阴性的惠特曼，他的“真实我”（Real Me）或“我自己”（Me Myself），却是弥漫在艾略特和史蒂文斯中。唤起克兰的更爱默生化的惠特曼是危险的，像在《桥》中的《哈特拉斯角》（“Cape Hatteras”）部分所显示的。克兰的“隐喻逻辑”，其联想修辞，全然不是惠特曼信徒的。在艾略特风格阴影笼罩下，克兰通过返回作为主要美国先辈的迪金森，和返回作为英语前驱的马洛、布莱克赢得了自主权。史蒂文斯的《风琴》帮助年轻的克兰抵挡住了艾略特，但那以后史蒂文斯遭遇了诗歌沉寂，直到《秩序的观念》出版，这已是早亡的克兰身后事了。
《荒原》（1922），从未离开过艾•泰特的诗，也阻碍着罗•潘•沃伦（Robert Pann Warren）在《化身》（1968）之前找到自己的声音，而它最强的矛盾影响体现在了克兰从1922年到1932年的所有作品中，1932年克兰的生活和事业被交相摧毁。如今被如此荒谬讥嘲的经典化，既不是诸流派学术杂志的工作，甚至也不是少数强力批评家，如伯克和威•燕卜荪（William Empson）的工作。经典化的反讽在于它始终是虽迟来但仍欲竞争的作为后来者的强力诗人、小说家、短篇小说家和剧作家的劳作。作为一个史蒂文斯信徒，我愉快地赞同他对（艾略特）Ⅹ诸诗的酷评——“他们没能成功显形/有点难以看见。”但是在持续了一生的不喜欢艾略特之文学和“文化”批评之后，我不得不向《荒原》屈服，因为哈特•克兰亦曾如此，虽然他是走向了与该诗作战。《桥》（1930）的荣耀在于它是对《荒原》感情矛盾的作战，若非此克兰将不会是他所成为的奇迹。我极不情愿这样说，因为自孩提时起我便一直热爱克兰、布莱克、雪莱，而始终无尽地讨厌艾略特，即使当我身不由己地记住了他的每一行诗。我认为我对《荒原》的矛盾感情是从克兰那里继承来的必要遗产，这亦是一个源自伯克的认识，他从大约1973年起任我的指导老师（和沃•埃文斯[Walker Evans]、考利一道），是我和克兰之间的联系之一，毕竟当我最热爱的诗人辞世之时我才两岁。始终性情温和而敏锐的伯克教我去问：作为一个人的诗人（或批评家），通过写她的诗或随笔，想要为她自己做些什么？从了不起的伯克那里偏离出来，我试图将该语重新措辞一下：作为一个诗人或批评家的诗人（或批评家），通过创作她的诗或随笔，想要为她自己做些什么？在创作《桥》的七年竞赛（1923—1930）中，克兰为作为诗人的自己所设法做到的不少于万事万物，因此紧密相关的是作为一个人幸存了下来。燕卜荪有一次对我说，他对克兰有一个后期转变，因为只有克兰显示了有多少诗歌变得毫无意义，只是一个想要存活的抵死挣扎。我将此读作克兰加之于《桥》（和最后加在《断塔》）上的孤注一掷——如果他们显示了他仍能在他身上赋形于精神，则他就会继续存活。而如果没能，没能。
克兰始终遭受着血亲关系分离的诅咒，从未能和某个单一的性爱伙伴安定下来，因此他寻找他这一代中的每一个水手。但我怀疑——在读了克兰最好的传记作者保•玛丽安娜（Paul Mariani）所写之书后——一个愉快的家庭生活，甚至一份稳定的收入，就能够拯救克兰。本就没有丝毫妥协的天性，像一个新的拜伦或雪莱，克兰是“绝对”的朝圣者。他寻求的是最高地位的竞争，反对艾略特，以加入惠特曼、迪金森、麦尔维尔居于其中的美国万神殿。像我这样在60年的时光里阅读了所有的克兰诗作之后，没谁会忽略掉“崇高”的重音，忽略掉尼采式的追求最重要位置的强调。因为克兰，用他非教堂的方式，是一个伟大的宗教诗人，一个雪莱式的为“异在的上帝”唱赞美诗的神话制造者，超越的音调萦绕在《桥》和《断塔》，甚至《为浮士德和海伦的婚姻》（“For the Marriage of Faustus and Helen”）及《航行》（“Voyages”）的性爱狂喜和悲痛中。克兰曾遇到过洛尔迦一次，但他在方法上更多是路•塞尔努达（Luis Cernuda）的，我怀疑他并不知晓后者的诗。克兰最深的西班牙亲缘关系可以进一步回溯到路•德•莱昂（Luis de Leon）和胡安•克鲁斯（Juan de la Cruz），后者《灵魂的暗夜》在克兰的非凡祈祷词《序诗：致布鲁克林桥》（“Proem: To Brooklyn Bridge”）中找到了它的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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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次阅读《白色建筑群》（White Buildings，1926）和《桥》有误导性，因为《桥》的大部分内容创作于1923—1927年间，而《河的休眠》（“Repose of Rivers”），克兰最好的抒情诗之一，写于1926年。有朝一日当有一部集注版克兰，将其所有作品按创作时间顺序排印。尤其是《桥》，如果从他设计的最后部分《亚特兰蒂斯》开始，全诗将会变得清楚明白，这部分是这一幻象史诗的狂喜迷醉的开端。哀哉，《桥》三个最弱的部分——《哈特拉斯角》，《印第安纳》（“Indiana”），《贵格山》（“Quaker Hill”）——是最后完成的，诗人彼时已陷于绝望，意识到他已损毁了他的天赋。
其次并没有什么确切的区别在抒情诗的和史诗的克兰之间，除了《桥》没有缩减到它最好部分的才华横溢和首尾一贯。克兰想象视域中的一些东西透过诗之连结的形式缺乏而幸存了下来。《荒原》，克兰的反—模型，则得到了其奇怪的惠特曼式帮助：“我用这些碎片支撑住了我的废墟”，这样的一行诗非常适合放在惠特曼《海流》集的哀歌《当我随着生活的海洋落潮时》当中。但是《桥》所需比碎片要多，它也正是这样做的。
还有，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桥》中最好的诗是如此的自我圆满：《序诗：致布鲁克林桥》，《河》（“The River”），《舞蹈》（“The Dance”），《隧道》（“The Tunnel”），《亚特兰蒂斯》。那些中等价值的诗——《万福玛利亚》（“Ave Maria”），《清晨的港口》（“The Harbor Dawn”），《范•温克尔》（“Van Winkle”），《卡蒂萨克号》（“Cutty Sark”）——得利于它们的上下文，而《三支歌》（“Three Songs”）则仍是个谜。《桥》给予《印第安纳》、《哈特拉斯角》、《贵格山》是否和它们削减它一样多，是有争议的。就现在的情况，也许将《桥》视为由十五首诗（将“歌”的部分分开）组成的一部组诗或长诗是最明智的。为了再体验在诗人抱负远大的意识中统一起《桥》的魔鬼力量，你需要非常了解克兰的书信和生活。《桥》中所呈现的神话也就是克兰以备受折磨的代价生活于其中的神话。在我看来，他的书信和约翰•济慈的书信一样有揭示性和有价值，最好是读兰•哈默（Langdon Hammer）和布•韦伯（Brom Weber）编的《哦，我的土地，我的朋友》（O My Land, My Friends）。如果你通过他的书信和生活侧面接近《哈特•克兰诗全集》，那时你可能会惊异地看到《桥》为你熔为一体了。
整体性，无论是在一首长诗还是一首短诗中，都主要是一个读者视角的功能。无论他们关于诗歌的整体性有什么样个人的（和不同的）梦想，艾略特和克兰写的都是分离的较大型诗章或长诗。一个泰特这样的艾略特派批评家，与艾略特共享各种文化意识形态，它们强加于我对之保持怀疑的各统一体之上，然而我是一个克兰信徒或高罗曼司批评家。使艾略特和克兰（不管克兰的欲望）成为同盟的是他们共同的欲将抒情诗模式实现在史诗作品中的雄心。戴•布罗姆维奇（David Bromwich）敏锐地认为两位诗人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这些“百科全书式的雄心”之误导。我对这样一个论点心存警惕；无疑它也同样可以运用于史蒂文斯的那些观想沉思的长诗，在我看来那是美国诗歌自《自我之歌》以来的最重要荣誉。艾略特的真正先驱是邓尼生和惠特曼：《纪念》和《莫德》也都是很百科全书式的诗。将抒情诗改造为史诗是浪漫主义的一个实践（Praxis），在它是现代主义的之前很久就是了。柯勒律治的《古舟子咏》形式上是一个延展的谣曲，但它的广袤几乎像布莱克的“短史诗”或雪莱《生命的凯旋》、济慈《许帕里翁的陨落》中的神奇片段一样是启示录式的。
艾略特和克兰（尽管艾略特直到临去世前都倾向于否认这一诗歌遗产）共享着浪漫主义传统和惠特曼。这就是为什么，在艾略特诗歌具污染力的权能之下，克兰对其的竞争如此令人心酸，同时克兰的实际胜利如此具有英雄气概。在克兰中你能够追踪到许多对艾略特的暗指，不过两种风格保持着强有力地正相反对：
1. 诗句出自圣奥古斯丁《忏悔录》卷十。
2. 圣十字若望（St. John of the Cross，1542—1591），他是圣女大德兰同时代的人，和圣女一同改革加尔默罗男修会。其资禀丰盈，具多方面的才能，一生中兼容各种职衔，曾是医院看护，是诗人、作家、建筑师——建造修院和水渠，同时也是神修指导者。他以加尔默罗会士的身份，在深度默观祈祷生活中完成这些职责。
3. 文中译诗如未特别注明，均由本文译者译出。
4.“Tally”，该词在文中反复出现，译者认为它在下文提到的克兰的《哈特拉斯角》中译作名词性的“符契”更为合适，但在文中有时译作可用作动词的“刻记”感觉更到位，所以在此文中译中出现了两个译法。
5. 西门•马吉斯（Simon Magus），是公元1世纪时持诺斯替信仰的撒玛利亚人，也是“西门主义”的创始人，另有称呼如大能者西门、术士西门、行邪术的西门等。
6.布鲁姆在克兰的这一诗行中加入了一个介词at，“Laughing [at] the wrapt inflections of our love.”原本“笑”的意思便主要落在了“嘲笑”上。
7. “鸣钟”（knells），“撕碎”（rends），“通过题字”（pass superscription），“绕紧”（close round），歧义的“适时缚住我们”（bind us in time），或可译作“把我们绑在时间里”。
8. Good Friday，指耶稣受难日。在复活节前的星期五，故名。“圣灰星期三”是大斋首日，在复活节前四十天。该日教会举行涂灰礼，把去年棕枝主日祝圣过的棕枝烧成灰，涂在教友的额上，作为悔改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