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法兰西象征主义诗人兰波
照片上的他是个高傲的少年，叼着烟，裹着风衣，若有所思地低着头，但是却长得很秀气，鹅蛋脸，神情显示着他的稚气，却又带着忧伤。犀利，冷峻的眼神似乎能东西洞悉世间的每一角黑暗。他的头发是栗色的，蓬乱且富有野性，但照片上略带着一丝淡淡的灰，仿佛笼着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
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阿尔蒂尔。 兰波。
之所以崇拜他，并不是为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也不是为他迷一般深邃的诗篇，而是崇拜他骨子里的那种精神。
夏日蓝色的黄昏里，我将走上幽径，不顾麦茎刺肤，漫步地踏青；
感受那清凉渗入脚心，我梦幻……
长风啊，轻拂我的头顶。
——《黄昏》
我找到了。
什么？
永恒。
那是太阳与海。
交相辉映。
——《永恒》
我所有的轻蔑都有原因，因为我逃离，
我逃离，
我自我辩解。
——《不可能》
我研究着幸福神奇的形状，至今没人能将它猜透。
——《噢，季节，噢，城楼》
我会是一个弃儿，被抛弃在茫茫沧海的堤岸，或是一位赶车的小马夫，额头碰到苍天。
——《童年》
啊，生命的时钟刚刚停下，我已不在人世。
——神学庄严肃穆，地狱在下
——苍天在上
——恍惚，噩梦，睡在火焰上的巢穴之中。
——《地狱之夜》
当钟声鸣响，
一切窒息，
回忆悠远的岁月我哭泣。
——魏尔伦 《秋歌》
【本书简介】
兰波短暂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作为少年叛逆者，他流浪巴黎，甘愿和乞丐混迹一起 ；作为“脚底生风”的漂泊者，他一次又一次地逃离那“极为愚昧”的故乡，到外面去呼吸“自由”的空气。他声称自己是“通灵者”，而人们给他贴上“小流氓”、“同性恋者”的标签。本书作者以浓重的笔墨描写了兰波那放荡不羁的性格，描述了他对未知世界的迷恋；他向传统习俗宣战，并与之决裂；他追求自由的美梦一再破灭，进而放弃文学，热衷于到东方去旅行，去追寻新的“彩图”。这位“脚底生风”的漂泊者奔波于丛林大漠之中，索然无味地生活，忍受疾病的折磨，直至死去。作者以兰波的书信为依据，讲述了兰波短暂传奇的一生。
作 者： 让－吕克•斯坦梅茨
出 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再版序言
拙作《兰波传》出版的那一年恰逢兰波逝世100周年，此后八年的时光又过去了，我们注意到有关兰波的研究似乎停顿下来。倒不是因为年轻学者们缺乏研究热情，他们对这位“脚底生风的人”一直很感兴趣，而是因为有些因素似乎暂时抑止了研究的激情，在十年当中，对兰波的研究曾掀起一个小高潮，1982年在塞里奇组织的研讨会（由阿兰?博莱尔、让－保罗•科塞蒂以及斯蒂夫?墨菲等人组织）以及皮埃尔?布吕内尔对《地狱一季》，安德烈•居约对《彩图集》的研究都对那个小高潮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些研究热情大概在1991年达到顶峰，各种研讨会和出版物令人目不暇接，人们本来担心这些研讨会及出版物是否会相互伤害，相互对立，而实际上它们是在促进一个丰富多彩的研究运动：积极探索，兼收并蓄，大胆创新。从那时起，《野性的炫耀》每一期都刊载丰富多彩的文章，尽管如此，文学批评研究则一直停滞不前，妨碍了传记作家全面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在近10年当中，我们有幸看到他们在发挥自己的创造性。然而，我们还是应该着重指出几位格律学家最新研究的意义，在此项研究中出类拔萃的学者当属伯努瓦?科尔尼利耶。前辈人留下来的文本遗产也展示出美好的前景，尤其是让?于格及雅克?盖然在德鲁奥拍卖场将自己珍藏的孤本拍卖之后，这一前景就变得更广阔了。“七星文库”最新版兰波全集里的所有诗文都是定本，全集由安德烈•居约编撰出版，而那些诗文的手稿在很长时间内都散失找不到了。1998年，公众对在热纳举办的有关兰波的大型展览感到非常兴奋，而皮埃尔?米雄的传记故事（《圣子兰波》）以及菲利普?索勒尔的概述也给我们带来极大的乐趣。在2000年就要到来之际，好几个版本的传记即将问世，传记作者们则大胆地认定自己的版本是“定本”。我们衷心希望这些版本值得用心去读，因为传记所记录的一生就是用文字和旅行锤炼出来的。
无论是大众传媒的记者，还是热中于琐碎细节的报人；无论是偶像的崇拜者，还是文学评论家；无论是美化主人公的传记作家，还是狂热的挖掘真相的人，他们依然可以利用兰波这个名字大做文章。有些人则埋头整理悬而未决问题。而另一些人则让人为他们的档案支付费用。
兰波希望能“在心灵和躯体中掌握真相”。拙作《兰波传》试图去感知那个真相（其实这个真相甚至是无法核实的）。本书是以兰波的诗歌为蓝图而构思，撰写的，它表达出诗歌本质上的激化作用，甚至于无声处也能体验到这一作用。正是对诗歌的解读走到了“最前面”，而且每时每刻都会毅然决然地走向更远的前方。
让－吕克•斯坦梅茨
1999年3月
前言（1）
兰波的传说一直就没有中断过。他所表现出的个性，所引发的争议从中起到一定的作用，而他弃笔从商，退出文坛的做法更为这传说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或许只能求助于他的作品，可仔细想想，我们难免要琢磨，他本人是否希望我们看到他的作品（只有《地狱一季》除外，因为这部诗集是他亲自编撰出版的，但他很快就放弃了）。他对自己的创作不再感兴趣了，而且像流星似的在生活中一闪而过，这也使他成为一个蔑视文学，或从某种意义上说蔑视后世的“人物”。尽管如此，大家都知道，他只留给后世极少的证据，使人能在其生命的轨迹中辨别出他的模样来，因此后代人就更想去了解他，不管怎么样，那个生命轨迹似乎与某种秘密的意图重叠在一起。
兰波的传记有许多版本。各种版本都试图去弥补明显的缺陷，去再现一个随时出现并跑遍各地的人。如果普鲁斯特在其《驳圣伯夫》中断言“一本书是另一个‘自我’的作品，而不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在社交生活，在陋习中所表现的那个人的作品”，那么兰波则以其生活方式无意间打造出一种行为典范，他的言行举止给人一种粗暴的训诫（有人曾称这一训诫为“行为诗歌”），并以必要的行为去挑战艺术研究，而艺术研究往往都是在平和的气氛中完成的。即使有人认为兰波的传记无关紧要，那也不可能让他甩掉巨大的活力，正是这个活力促使他成为一个漂泊者，成为一名旅行者，成为一个居无定所，浪迹天涯的人，我们不妨借用马拉美谈到他时所用的那句名言，他是一个“值得尊重的过客”。特里斯唐?查拉认定诗歌是一种“精神活动”，而不是一种“表达形式”，亨利?米勒(HenryMiller)①将他看作是自己的密友，而美国“垮掉的一代”诗人则奉他为思想大师，然而他们并不满足于以兰波的作品来表现兰波。大部分作家及文学史家已意识到，兰波的作品主要是诗、《地狱一季》以及《彩图集》，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东西，诗文只是简单地表现出某一时段罢了，在那一时段内，兰波以为最好能走上艺术之路。1886年，费利克斯?费内翁(FélixFénéon)②向读者介绍了《彩图集》，他毫不犹豫地断言这些诗文“已超越了文学”。这话显然说得太夸张了，然而他已预感到，对于兰波来说，写作完全可以同令人眼花缭乱的魔术相媲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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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亨利?米勒（1891－1980）：美国作家。——译者注
②费利克斯?费内翁（1861－1944）：法国作家，与象征派作家交往密切，写出大量的文学批评文章，推动了印象派的发展。——译者注
魔术的首要目标是要改变真实的状态。兰波虽然是作家，可他在文学界里的处境极不稳定，因为他的诗不符合艺术意愿，反而符合某种狂乱的愿望，这种愿望渴望改变人世间的基准。
兰波的生平明确地表现出某一欲望的各个不同阶段，在我们看来，这一欲望显得那么遥远，就像某一景色鲜明的衬托物，而我们只能以渐进的眼光去看那景色。尽管如此，印象还是从中脱颖而出，或者说得更准确些，是从显影和放大中脱颖而出，诗歌就像青春年华那样意味着一种转变。兰波并不满足于他所留给我们的文字，有些人以形式主义的严谨风格为依托，认为作者应当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作品之中，而且只能这么做（这显然是指普鲁斯特所说的那个“自我”），但这一次他们搞错了，因为作品及艺术很快就遭到兰波的蔑视，而且在其欲望形成的过程中遭到否定，他的欲望以不同的面目出现，并且借用不同的变形，以便最终达到自己的目标（不管怎么样，那个目标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地狱一季》中充满了富有预知色彩的句子，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作者本人对自己的命运也有预知力，相反那些句子仅意味着某种追求，正是这一追求促使他下定决心，并引导他走向未来，虽然他在那个未来里遇到的只是障碍和失望。仔细观察他的生活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他的情绪，他的冲动。因此，他的“沉默”也应划入他的生命轨迹，他本人也确认这种夸张性的企图。诗中所断言的“梦想般的解脱”就是用沉默的形式来实现的，这绝不是各种情况的巧合，而是受“道德”意志的影响。
当我本人也在竭力为兰波撰写一部传记时，我并不想仔细探究一个人的所有个性，心想这种个性必然会反映在他的作品里；我也不想将他的作品与地理环境，与家族遗传影响或社会环境挂上钩。事实上，兰波本人也会对这类环境因素提出质疑。他是惟一放弃文学的诗人，后来便甩开所有的艺术诱惑，继续履行自己的计划，这项计划感知性强，却难以理解。在他身上，文学在某一绝对时刻是可信的，接着却令人颇感失望，这样的文学已经过时了，已经毁灭了，从而让位于某种冒险的，表面看来更加现实的举动，虽然这一举动受同一欲望的驱使，这种欲望在支配着某一个人，必然会让他永不满足，这是一种既悲壮又奇妙的不满足感。
兰波的传记作家们早已意识到，他们的激情是得不到回报的，可他们还是义无返顾地去编撰兰波的传记，说实在的，他们根本没想到自己要写的东西竟会是那么难。每一位传记作家都抱着崇敬的心情去写，希望能把他笔下的兰波写活了。大家都想去书写兰波，于是他很快就成为鉴别的难点。艾田蒲仔细分析了兰波的所有作品，那一篇篇作品将他塑造成一个偶像，最早为兰波立传的是兰波的妹夫皮埃尔?迪富尔，又名帕泰诺?贝里雄(PaterneBerrichon)①，此人直率地声称：“至于说传记，我只承认一个主题，那就是我的主题，而所有其他的主题都是骗人的，是令人难以接受的。”有人紧紧地拢住兰波，兰波本人很少说话，可拢住兰波的人却偏要让他说许多话。一部部有关《醉舟》作者的传记难免会让人感到失望，因为这些传记只关注某一种隐蔽的欲望，而且设法去披露这一隐蔽的欲望。最有启发性的传记就是伊妮德?斯塔基(énidStarkie)的版本②（克洛岱尔称她为“女才子”），尽管如此，斯塔基毫不掩饰地去挖掘某些有损兰波形象的假设，比如有人声称兰波是一个黑奴贩子。皮埃尔?阿尔努所描述的生活被人遗忘了，尽管此文有许多错误，但它以欢愉的风格和讲述故事的愿望，描述了“一位朋友的生活，人们本来可以更好地认识这位朋友，而且满怀激情地敬佩他”。皮埃尔?珀蒂菲斯最近推出的作品将大大小小的事件都写得非常清楚，以至于兰波的作品反而变得不那么重要了。珀蒂菲斯先生指责有些人“脑中带着某种固定的观念，却对那个有血有肉的人视而不见”，但他本人是否敢于描述这个血肉之躯的疯狂举动呢？最新出版的传记是阿兰?博莱尔撰写的《兰波在阿比西尼亚③》，此书一经推出便受到报界的一致好评，从各方面看，这部传记可以使读者更好地了解兰波那欲望的深度。博莱尔不想按照年代的顺序去写这部传记，于是便将读者带入一个主题，在这个主题里，兰波摆脱了时间的进程，却落入一种反复，重复的结构之中。所有的一切都被巧妙地编入一个对比的系统里，由此进入一个过于均衡的范畴之中。为了彻底推翻两个兰波的论点，即一个是作家兰波，另一个是默默无闻的兰波，一种连续性，一种逻辑性自童年时代起便建立起来，诗人一直固守自己的思维方式，以至于他自身的矛盾，他的踌躇，他的懊悔都被抹掉了。
这些不同版本的传记让我学到许多东西。如果我没有亲自编撰出版兰波的诗集，如果那时我未意识到只出版他的作品是远远不够的，那么我也不会步这些传记作家的后尘，去撰写这部传记。在我看来，传记并非是有益的补充，而是从思想上审视整体的最佳手段，而这个整体则以兰波的诗文为起点，并越过诗文向纵深发展，涵盖了他的言谈举止，他的思维方式，他待人接物的态度，他的这些做法或多或少都是有据可查的。
大概从1980年起，几乎所有可以再现兰波旅程的文件都已准确地统计出来。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希望能发现新的文件，虽然发现新文件的机会已变得微乎其微。诚然，只想着去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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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帕泰诺?贝里雄：《让－阿尔蒂尔?兰波的一生》，法兰西信使出版社，1897年（PaterneBerrichon,laviedeJean-ArthurRimbaud,MercuredeFrance）；伊莎贝尔?兰波：《我哥哥阿尔蒂尔》，布洛克出版社，1920年（IsabelleRimbaud,MonfrèreArthur,Bloch）。——原注
②伊妮德?斯塔基：《兰波在阿比西尼亚》（法文版）帕约出版社，1938年（énidStarkie,RimbaudenAbyssinie,Payot）——原注
③阿比西尼亚为埃塞俄比亚的旧称。——译者注
理这类素材是远远不够的。与其让负责登记文件的官员无动于衷地待着，倒不如去解释现有的文件，这项工作（如果有可能这么做的话）似乎显得十分必要。尽管如此，我并不想打造一个易于理解的人物，将其过于简单地与各种幻觉重叠在一起，其实兰波早已在虚构的同代人身上描绘过这些幻觉了。我既不希望实现一个虚假的客观性，也不想迫使别人接受一个有效的形象，在那个流氓－通灵者－同性恋者－探险家的形象之外再加上一个图腾形象。首先应该辨别清楚兰波本人制造传说的方式。艾田蒲所撰写的多卷本《兰波的传说》里什么也不缺，惟独缺少那个人们在其生前所能见到的人，他是沙勒维尔的中学生、巴黎的流浪汉、伦敦的流亡者、爪哇人、亚丁或哈勒尔的商人，兰波正在为自己制作面具，设想着自己的角色。和兰波相似的人并不是那个在亚丁附近跑来跑去的同名者（他知道有一个和他同名的人），而是另一个人，他一直想成为这个人，并不断地追踪这个人，好像要剥去此人最易被人认出的外表，要弄清他那隐藏的真面目似的。要是撰写兰波的传记，人们以为会用某一近似的人物来代替他，然而，人们看到另一人油然而生，而兰波在脑子里一直想着这个人，此人就是他的秘密，是他那“天才”的秘密。因此，我需要去辨认和他有关的一个个传说，在这种情况下，那些传说不再是流言蜚语拼凑出的东西，但如果我们仔细想想的话，那些传说倒和他内心的愿望相吻合，尤其是他在同自己完美的观念反映作斗争，或者是故弄玄虚，这使他可以愚弄烦人的现实。
一个奇特的练习，首先是一个修辞学的练习在等着所有关注他生活的人，因为确实有必要和那些众所周知的逸事“打交道”，并对这类逸事的内容作出评价。每个人都会顺着那些早已发现的踪迹走下去，更多的工作是把后人所说的话衔接起来，组织起来，而不是亲自去核对事实的真相。现在所留下来的东西，也正是早已遗失的东西，但却以混杂的文字形式沉积下来，其中有他的作品、书信、官方文件等。因此要把那篇反复修改过的故事重新编写一遍，要是不能以奇特的方式去润色，去重写的话，那么重新编写的东西也不会有什么新意。各种版本的传记总会出现偏差，总会有许多微小的差别。同一个兰波（总是兰波！）的故事在此已成为另一个故事，成为一个任意发挥的故事。谈到兰波时，我并不认为应该告诉大家他会把我们引向何方，而且从未觉得有必要断定他会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去。我们尤其要避免碰上两个暗礁：一个是不能把传记写成像警方的调查报告，另一个是不能作过多的叙述，因为过多的叙述往往是在竭力挖掘个人的幻想。“我躲起来了，其实我并未躲藏。”人们在《地狱一季》里读到这样的句子。或许最好能让叙述者占据一个幽灵般的位置。通过他的笔，那个“人物”还是从一页页纸中诞生或再现出来，因此跟随这个人物比创造这个人物更重要。
一部传记其实就是时间的问题，现在时在此书中占主导地位，这并不是靠现实主义小说家使手腕来实现的，而是恰好同紧迫的状态相吻合，去陪伴一个爱散步的人。到目前为止，大部分传记作家都用描述过去动作、状态的时态来讲述兰波的故事，因此也就无法准确地再现他那最直接的活动，甚至将其推向论文集的层次。相反，最好要把他放在史实的风口浪尖上（不管他是处于绝境之中，还是身陷过渡时期），那时他正准备刺破“彩霞映红的天空，就像撕裂一堵墙那样”。
相反，我倒宁愿摒弃现实的另一个简单的效果，这个手法就是让与某一“生活”有关的所有人物都参与对话，这一手法有时会让那些资料翔实的书披上诱人的色彩，从而把传记写得像小说似的。在撰写本传记的过程中，我所遵循的另一个原则就是只引用原作者的简短片段（当然可以在作品集里读到原作者的完整诗文），尤其是只引用他的书信片段，但引用某些书信可能会影响整个传记的叙述进程，从而在短时间内强迫大家接受另一种格调的文字，比如我怎么能把那封著名的“通灵者”的信全文引到这部传记里呢？然而，这并不妨碍我大量地借鉴他的书信，以再现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1880—1891），也就是他在阿拉伯半岛或在非洲经商的那段时间。有人认为那段时间是无关紧要的，因此应该把这段时光遮掩起来，然而他竟然接触到深远的终点，接触到一连串行动及文字的终点，这些行动及文字构成他自己的命运，可谁又能感觉到这一点呢？亚丁和哈勒尔的时刻在一封封信中回响着，就像无可辩驳的话语一样，那一时刻使我们从痛苦的内心深处更加了解兰波，因为他已渐渐地丧失了生活的理智，是荒谬在支配着他的行动。从此，他知道自己不过是一个满腹经纶的空想者，因为他的设想注定是要失败的。
掩卷之时，一个结论性的东西也许会得到大家的认可。兰波在这里只是一连串生动的图像，尽管这些图像提出许多问题，是对一个人物形象的再塑，况且不能只是把这个形象塑造得可信，让人觉得这个形象不容置疑。一个人的“命运”再次被刻画出来。在回想起萨特所著的《波德莱尔传》时，难道我们不应想想兰波是否配得上这样的命运吗？总之，绘画的画布已经铺开，人们肯定会发现许多素材，发现一个人的出走和返回，这不足以解释兰波在诗歌方面的天赋，但至少表明那是一个让人羡慕的领域，是一个受人非难的领域。
其实并不存在两个兰波，这并非是那个默默无闻的兰波，而是一个向前迈进的人，他的变化令人迷惑不解，欲望及困惑的主题那含糊的特性一直在支配着这个变化。这个生命就是动荡的历程，虽然这动荡的历程使人困惑，而且好像希望他去经受这样曲折的经历似的。他的诗在字里行间显得极为平稳，却令人感到眩晕。殊途同归，因为不论是出走的方式，还是自由的努力，都是为了以彻底认识自己，像尽情地享受那样去感受。
今天，“双手揣在衣兜里”，每个人都再次踏上新的征程，心想自己一定能追上那个他以为远在天涯的人。
奥尔纳河畔的克兰尚
1990年12月31日
年的生活片段（1）
这一次，我不会到沙勒维尔去。我不会穿越火车站前的小广场，虽然广场上则耸立着兰波的半身雕像。我也不会追寻大家业已熟悉的老路，比如梯也尔街（以前称为拿破仑街），兰波就是在那儿出生的；比如波旁街，兰波在那儿度过了童年时代；再比如玛德莱娜沿河街道5号甲，兰波在那儿写下了《醉舟》。我不会穿越迪卡尔广场，也不会走进市立图书馆，更不会去兰波当年念书的那所中学，以前他曾是这所中学里最有前途的学生之一。当然，我也不会走进“老磨坊”，这是一所高屋顶的漂亮建筑，现已成为兰波博物馆。我不会注目观看马斯河，川流不息的河水带走了所有的梦境。兰波正是在这些地方度过他的童年，然而这地方却像羁绊一样束缚着他，他以顽强的意志冲破这个羁绊，意志与诗歌融合在一起。说实在的，在最初那种幻觉般的发现消失之后，即使以细心、虔诚的观察者身份回到这个地方，也不会看到任何新的东西。除了证实他早已离开人世之外，没有发现任何新东西。兰波生前曾就自己真的存在于世思索过，况且他发现自己的存在好像看不见似的，尽管他做出那么多标新立异的事，引来那么多好奇的目光。“有些我碰见过的人或许根本没有看见我。”不论是传说，还是史实，他从此构成一幅图像。从难以逾越的距离来看，从无法理解的人生轨迹来看，人们感觉到的恰好是他的失落感，他那故地的真实状况也印证了这一点。
我在寻找一个人，可实际上却只是碰到一个虚构的想像，这是由他的作品、私人信件和官方文件构成的想像，然而这些作品或文件只给我提供某些与史实相近似的提示。当然，将这些文字联系起来的东西正是一个生命的主线，但这个生命却以逃避，以出走作为自己生存的前提。这个生命就像是一种现象，一道耀眼的光芒，一道像他的眼睛那样的蓝色光芒。
有关这位“梦笔生花”诗人的最初文字就是他的出生证和受洗礼证。所有人都会秉承自己先祖的特征，这位将来云游四方的人也不例外，他像每个人一样，也要接受遗传定律的制约，而遗传定律会长期地影响晚辈的身体及言谈举止。家长始终在编织着某一命运，在生命、基因及必要的痛苦中都能看到家长的影子。
让－尼古拉?居夫，现年56岁，土地出租者，沙勒维尔市人，1854年10月20日晚5时，前来本市户籍管理处申报户口，其女玛丽?卡特琳娜?维塔丽?居夫，现年29岁，无业，系弗雷德里克?兰波之妻，于当日清晨6时在位于圣母区拿破仑街的让－尼古拉?居夫家生下一个男性婴儿，弗雷德里克?兰波现在里昂第47步兵团任上尉，并驻扎在里昂，他们为孩子取名为让－尼古拉?阿尔蒂尔，阿登省第二区沙勒维尔市户籍管理员弗朗索瓦?多米尼克?勒马勒将此登记在册。普罗斯珀?勒泰利耶，现年56岁，图书经营者和巴蒂斯特?埃默里，现年39岁，市政府职员，二人均为沙勒维尔人，他们在场为户口申报人作证。在阅读本证明之后，户口申报人及证人在本证明下方签字确认。
居夫埃默里
勒泰利耶勒马勒
从那时起，人们注意到孩子的父亲兰波上尉并不在家，他当时驻扎在里昂。这个看似无关紧要的征象后来却演变成极大的弊端，夫妻二人对此饱受痛苦，甚至闹到分手的地步。兰波是在居夫家里出生的，一个月后，即11月20日，他接受了洗礼，从那时起，他便完全托付给外祖父家。兰波后来和他兄妹一样，对父亲家一无所知。
帕泰诺?贝里雄依照岳母兰波夫人的回忆，向我们描述了弗雷德里克?兰波，说他“是个中等身材的人，金黄头发，蓝眼睛，天庭饱满，鼻子很短，且微微向上翘着，嘴唇有些厚，在下巴处留着一绺胡须，这是当时时髦的样式”。弗雷德里克于1814年10月7日出生在多勒，他母亲是一个农户的女儿，父亲是个裁缝，他从18岁起便选择了军人这一行当。他从士兵一步步地提拔上来，从1841年起，他就驻扎在阿尔及利亚。那时正是殖民统治的高潮期，法国军队在比若元帅(maréchalBugeaud)①的指挥下同阿卜?埃尔－卡德(Abdel-Kader)②的军队作战。1845年，弗雷德里克被晋升为少尉，接着被任命为塞杜镇阿拉伯处的主任，这里距特莱姆森仅50公里。他主要负责行政方面的事务，针对各类不同的问题起草报告，他总是抱着满腔的热情去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那时大多人都认为这是一项令人厌烦的工作。此时，我想起了那位绰号叫“狼人”的贝特吕斯?博雷尔(PétrusBorel)③，此人自——————
①托马斯?比若（1784－1849）：法国元帅，曾任阿尔及利亚总督。——译者注
②阿卜?埃尔－卡德（1807－1883）：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部落首领。——译者注
③贝特吕斯?博雷尔（1809－1859）：法国诗人，具有强烈的叛逆性格，自称“狼人”。——译者注
1846年起担任穆斯塔加奈姆的殖民监察官。想像这两个人能在一起碰面决非是徒劳的空想，但弗雷德里克不是诗人，而博雷尔也没有任何行政官员的才华。命运就是这样形成的。当博雷尔在其思想的城堡里为其《消沉的马斯河》编写韵文时，弗雷德里克则精心地起草重要的报告，在他看来，起草报告是远远不够的，他还撰写了一篇《军事口才论文》，写这篇文章既出于消遣，也出于某种信念，这让人觉得他的口才一定和他的文笔一样充满了灵气。这类特殊的文学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十分罕见，比若元帅手下的许多军官都用优美的文笔来炫耀自己，从而给我们留下许多典雅的文字，让我们从中看到他们的修辞天赋。弗雷德里克显然比一般人要聪明。而且他非常珍惜自己所写的文字，那是他在既遥远又不十分太平的阿尔及利亚利用空隙时间所写的文字，他把这些文字带到沙勒维尔（后来就放在那里）。兰波小时候常常翻阅父亲写下的这些文字，但有些篇幅上还书写着稀奇古怪的字母，这引起小兰波的注意，其中有一本阿拉伯语字典，父亲在上面写下了评注。另外还有一些“阿拉伯草稿”，里面有一篇“笔记，标题是《玩笑与文字游戏》等”，以及“对话及歌曲集，这对学习阿拉伯语的人来说是很有用的”。
1848年革命后，驻扎在奥兰的部队，其中包括兰波中尉所属的野战营，宣布支持共和国。弗雷德里克在那儿一直驻扎到1850年，那一年他回到法国。两年后，他被晋升为第47步兵团上尉。现在，人们依然不知道这位在国外度过青春年华的士兵怎么会结识一位阿登省的姑娘。但军人的生活常常让他从一个营地轮换到另一个营地。1852年，他被派到梅济耶尔营地，这是距沙勒维尔很近的一个小城，今天此城已划归沙勒维尔管辖。一到星期天，军乐队的乐手们便拿着亮铮铮的管乐器，戴着红色军帽，来到沙勒维尔的音乐广场上为大家演奏，让附近的居民欢乐一番。维塔丽?居夫时年28岁，刚刚搬到城里来住，到广场上来看军乐队表演也算是散散心吧。她个子很高，举止庄重，她那副矜持的样子和美丽的蓝眼睛也能迷倒许多男人。兰波上尉注意到她。他们依照当时的礼仪认识了对方，恐怕这也和那些想撮合这门亲事的人不无关联，他们注意到两个人还是心仪对方的。
维塔丽于1825年3月10日出生在罗什村，这个村子距沙勒维尔50公里。她的童年很不幸，在5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从那儿以后，她就一直住在这个小村庄里，和父亲让－尼古拉、哥哥让－夏尔?费利克斯（生于1824年）及弟弟夏尔—奥古斯特（生于1830年）在一起生活。她很快就接替母亲，将所有的家务活都承担下来，这些家务活整整一生都压在她身上。
居夫一家是体面的农民家庭，他们家族有案可查的历史可追溯到大革命之前。兰波后来在《地狱一季》中毫无窘意地申明：“……我出身低贱。”其实他的远祖并不是缺食少穿的穷人。他的外高祖父让－巴蒂斯特?居夫手里有丰特尼耶庄园，那是一座古修道院。随着时间的推移，外高祖父把冯克、叙菲利等镇周围的土地买过来，渐渐变得富裕起来，最后在罗什村落下脚来，他的儿子们继承了他的财产，接着孙子让－尼古拉又继承了父辈的财产，让－尼古拉的孩子们就在这片土地上成长起来。维塔丽年轻时就很勤快，而且道德观念极强，但她的兄弟却恰好相反，他们俩性情乖戾，生活也很放荡。1841年，年仅17岁的让－夏尔?费利克斯便离开阿登省，跑到阿尔及利亚去当兵，那是为了躲避一件不光彩的事，要不然他非得被轻罪法庭送进监狱不可。他去阿尔及利亚的时候，兰波中尉恰好驻扎在那儿。让－夏尔?费利克斯只是在妹妹维塔丽结婚之后才返回法国，那时他的皮肤被晒得黝黑，村里的人给他起了一个绰号，称他是“非洲人”。至于说弟弟夏尔－奥古斯特，他整天什么活也不干，就知道饮酒纵乐。1852年，他还是结婚成了家。从那时起，新婚夫妻似乎使居夫这个大家庭产生了矛盾，结果维塔丽打算离开这个家。于是父亲让－尼古拉便把罗什村的土地交给夏尔—奥古斯特去经营，他给女儿准备了一份丰厚的嫁妆。他们父女俩离开罗什，搬到拿破仑街12号的二楼居室里，这里位于圣母街区，距市中心不远。夏尔根本没有能力管理他的财产，守着酒坛子一天天地消沉下去，而且还抛弃了妻子。1854年，在神秘地失踪多年之后，哥哥费利克斯回到家乡，于是弟弟便把这份家产转让给哥哥。从那时起，他便在省内各地到处流浪，靠给别人打短工生活。家乡的酒好像让他活得很长寿，他一直活到1924年，在度过游手好闲，专横任性的一生后离开人世。兰波的传记作家戈德绍上校曾一再强调居夫兄弟这种不顺从，好叛逆的秉性。兰波还真的像他们！其实他并不了解这两个舅舅，只不过是听人传言，对他们的举止有所耳闻罢了，因为他母亲大概对自己兄弟的事什么也不想说。懒惰，酗酒，流浪正是兰波生活中的“惯例”，但人们不应将此归咎于祖传的陋习，这也是不可能的。所有的一切都表明，他后来所推崇的方法，即“清醒地让所有感官错乱”与酒鬼夏尔及“非洲人”费利克斯的榜样没有任何关联。相反，人们应该相信，在兰波看来，他母亲一直代表着久居一隅而又令人厌倦的稳定生活，所有的习惯在编织着他们每一天的生活，甚至压制了他的梦想和希望。
在罗什居住的那些年，她确实过的是听天由命的日子，她进过小学学堂，但很早便习惯于做家务，成为操持这个家庭的女主人，夏天，到了收割庄稼和草料的季节，她和男人们一起干活。后来，她搬到沙勒维尔来居住，这改变了她那没有欢乐的世界，但这个改变却出乎她的意料。自从结识弗雷德里克之后，她打消了自己逆来顺受的想法，也变得高兴起来。显然，未婚夫妻还是情投意合的。1853年2月，他们俩举办了婚礼，她带来一笔可观的嫁妆（3万法郎），后来罗什村地产的收入也划归在她的名下。至于说上尉嘛，他仪表堂堂，在部队里干得不错，而且还有晋升的机会。她爱这位帅气十足的军人，而他呢，在非洲孤独地度过那么多年后，可以期待着在她身边过上有人疼爱的安稳日子。
在他们结婚9个月后，结实的小弗雷德里克出生了，他的前途虽不如弟弟的那么辉煌，但他却比弟弟活得长寿。从1853年5月起，兰波上尉被派往里昂驻防。他利用短暂假期回家探亲，这次探亲后，他有了第二个孩子，就是让－尼古拉?阿尔蒂尔，未来的诗人，但孩子出生时，他未能赶回来，那时他正准备随部队开往克里米亚，拿破仑三世和英国人结盟，正试图联手攻打尼古拉一世的俄军，以武力来解决棘手的东方问题。战争打响后，兰波夫人极为焦虑不安，每天看报纸，查地图，关注战事的进展。诗人兰波年龄太小，恐怕对此不会有任何记忆，但他后来注意到家里挂着一幅描绘因克尔曼战役的版画（他父亲并未参加这次战役）。在讽刺诗篇《圣袍下的心》中，他倒更乐于向我们展示这样一幅版画，这幅画挂在令人尊敬的有钱人拉比奈特家的客厅里。
因此，夫妻俩不得不天各一方，过上聚少离多的生活，这种生活最终导致夫妻二人彻底分手。维塔丽憧憬幸福生活的梦想也一天天地破灭了，所有的家务再次落到一个女人肩上，她得把家中的一切事情都承担起来，还得照料几个年幼孩子。兰波上尉最终安全地返回家乡，但他只能看望一下妻子和孩子们，最多在家待上一周，他又得去履行一个军人的职责，回到部队后，他被派往格勒诺布尔驻防。这次短暂的探亲让他得到一个女儿，但婴儿3个月大就夭折了。一年后，1858年6月15日，另一个女儿出生了。这是诗人兰波的大妹妹，名字也叫维塔丽，但她没有活到青春期就去世了，兰波后来一直很疼爱这个妹妹，妹妹背着他悄悄地写日记，通过她的日记，我们注意到，她是观察诗人在1873~1875年间日常生活的最朴实、最可靠的见证人。
那几年的生活确实是平淡无奇，家庭中有新的生命来到人世，也有生命离开这个世界。父亲让—尼古拉于1858年7月去世了，兰波夫人感到非常悲痛，她常常回忆起“善良的父亲”，他是所有逝者中最让她惋惜的亲人。父亲死后，她继承了罗什村的那片耕地（她很快就将耕地租给几家农户）。此后不久，收获季节过后，她作出一项重大决定：她把孩子们交给邻居照料，独自一人跑到斯特拉斯堡附近的斯克雷茨塔，去看望正在那里驻防的丈夫。她守在丈夫身边度过几天。这个脾气暴躁的女子做出这样的举动，实在令人感到吃惊。人们从中感觉到她那渴望爱情的决心，但这一渴望很快就再也不会表露出来了。上尉只是生养孩子的父亲，而不是疼爱妻子的丈夫。1860年6月1日，他又让妻子给他生下一个女儿，孩子取名叫伊莎贝尔，后来命运使这个小妹成为诗人兰波的传记作家，让她去创建诗人的传奇。
尽管这次短暂旅行让兰波夫人体验到甜美的生活，但她很快又回到累人的日常生活之中。膝下的四个孩子不会给她任何喘息的时间，大儿子才刚满7岁，最小的女儿还睡在摇篮里，而孩子们的父亲又常年不在家。由于现在住的这间居室太小，无法容纳这么一大家人，她离开这里，搬到波旁街73号，这是沙勒维尔市的工人住宅区。后来，兰波夫人搬了好几次家，她总觉得找不到合适的居所。自从维塔丽到斯特拉斯堡探望丈夫之后，上尉不再是这个家庭的稀客了，虽然他在家的时间比以前长久许多，但并未给这个家庭带来幸福。他几乎不了解自己的孩子们，而且好像很难忍受他们，况且他和妻子的关系也不和睦。对于这位“生性喜欢到处漂泊，懒散而又粗暴的人”来说，所有的一切都成为不和睦的借口。兰波夫妇经常吵闹不休，小兰波那时已6岁了，他还依然记得父母有一次争吵的情景，他后来的好朋友欧内斯特?德拉埃将此披露出来①：餐橱上放着一只银盆，父亲当时大发脾气，顺手抓起这只银盆，将其摔到地板上，“银盆在地板上反弹起来，发出悦耳的音乐声”。接着，父亲将银盆拾起来，又放在餐橱上。这时，兰波夫人可不甘心受丈夫的气，又抄起那只银盆，将其摔在地板上。这种粗暴的争吵真是荒谬，每个人都想以粗暴的举动来展示自己的权利。令人感到吃惊的是，这种争吵的场面已深深地印在小兰波的记忆里，但在这记忆的背后，大概还掩盖着更为真实、更令人生气的场面，而小兰波却将此永久性地埋藏在自己心底里，大家作出这样的猜测也是有道理的。兰波对此感到非常痛苦，他情愿只将某种“音乐声”记在自己的脑海里，以便让这音乐声掩盖住那激烈的吵架声。
1860年6月，上尉被调往康布雷市，这里距离自己的家人要近得多，然而上尉却永远地离开这个家，这是他亲手创建的家庭，但任何强有力的纽带都无法再拴住他。夫妻并未离婚，但他们还是分手了。1878年11月17日，弗雷德里克离开了人世。他死后，维塔丽得到部队发放的一笔抚恤金。后来，她竭力将丈夫的痕迹从家中抹掉，以前她曾试图将丈夫留在自己身边，但丈夫似乎从来没有爱过她，只是把她看作一个圈套（或许是因为她家那点财产吧），而他甘愿让自己被这个圈套套住。他们俩的脾气秉性截然不同。作为军人，上尉已习惯到各地驻防，他根本不理解这位节俭的乡下女人，不理解这位既虔诚又没有远大理想的女人。然而，兰波夫人临终前写过一封信，她在信里用伤感的语气回忆起婚后最初那段时间的生活，她好像感觉很幸福：“这里驻扎着许多军人，这让我感到很激动，我又想起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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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所引用的德拉埃的证言大多源于《德拉埃：兰波的见证人》，此版本由弗雷德里克?埃德尔丁格与安德烈?冉德尔合作整理，纽沙泰尔，拉巴科涅尔出版社，1974年（NosréférencesàErnestDelahayerenverront,laplupartdutemps,àDelahayetémoindeRimbaud,éditionétablieparFrédéricEigeldingeretAndréGendre,Neuchatel,LaBaconnière,1974）。——原注
父亲，要是没有孩子的话，我会很幸福，你们这几个孩子让我遭受那么大的痛苦。”这是记忆里突发的感想。仔细读过这句话之后，人们感觉倘若维塔丽不做母亲的话，那么也许她会很幸福。显然，人们不会相信她说的话，她用这种迟到的诡诈方式来原谅离家出走的丈夫，然而这并不能减轻他的责任。兰波夫人本来应该知道军人就是漂泊不定的过客！
父亲离家的举动在小兰波看来就像是不公正的惩罚，他的感受要比人们想像的沉重得多，从此，他的内心里生出某些画面。客观地讲，这些画面属于他生活的一部分，因为生活同样也是由内心激情所构成的一个个幻想组成的。
兰波在好几首诗中考问自己的记忆。确切地讲，在那首名为《记忆》的诗中，随着文字的展开，随着流动的河水，人们看到一个奇特、模糊的场景，一些人的名字和面孔在场景中陆续显现出来。读过《记忆》的人都有一种透过玻璃窗向外看的感觉，有时读者想抹去玻璃窗上的雾气。兰波追忆某些幻觉，这些幻觉正是他探索无意识的感受：有一座城市的城墙，“一个贞女保卫这座城市”；有夫人，有他本人，还有几个小姑娘；有包着红色皮革封面的图书，还有一个草场。有些带着追忆色彩的话语从这个梦一般的境界里流露出来，即使人们不知道这些话语所掩盖的东西：
夫人挺直腰板站在附近的草场上，
纺线绳像雪花似的纷飞飘落下来；
手持小阳伞，脚踏伞形花，她为
在草地上看红封面图书的孩子们
感到自豪！真遗憾，他呢，却像
成千名白色天使在路上分手道别，
在远处山上渐行渐远，而她依然
冷酷，忧伤，跑呀！男人出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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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3-17 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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