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天作品集《天歌》《天弃》《天乡之路》由中国国际文艺出版社出版

书号；ISBN978-988-14004-4-4


天歌


中华民族第一部大型史诗（15万余字，成书578页）。中华民族第一部泰古神话总集。天歌以上天怀抱、盘古开天、女娲造人、羲皇制易、燧皇造火、炎皇树艺、尤黄大战、轩辕一统、娲皇封天、子牙封神、太上明道为背景，用宁静、纯和、光明、无私、宽怀、永恒的天性对生命作了最完美的诠释，将生命提高到无以复加的高度，使生命变得伟大而又崇高。是中华民族伟大而又永恒的有力象征。
  明天地之道、扬先祖之德、明人性之光、述生命之真。《天歌》是一部集历史、哲学、文学的文化总集，堪称中国的荷马史诗。
      

如有需要的诗友，请登录我的博客，http://m15102912658.blog.163.com ... 031201641812032330/







天弃


系列小小说集，本书采用古白话，语言精练，叙事简洁，文笔高雅，立意新奇，多年前曾发红袖，被多处转发。






天下之路


小诗集，有146受小诗歌，适宜诗歌底蕴深厚的文友。




我是一个打工汉，为诗歌付出大半生，作品在朋友的支持下付梓，买、赠均可，意在宣传作品。

49年以来，泱泱大国，竟然没有出现过大诗人、大作家，中国文化何以发展？解散文联，让文学逃出政治的魔掌，文学才能发展。

史诗像宗教一样，是古老的事业。而几乎每个民族都有原生性史诗遗世。因此，不少史诗充当着宗教、哲学、诗歌、经典的作用。史诗是一种文体，首先，它是一种文体(无论我们称呼它什么Epic, 希腊语έπιός，拉丁文epicus，它的实质是以它的经典文本来界定的)。这种界定剔除了我们要讨论的对象的干扰项，因为很多著作者对史诗、大诗、长诗的文本属性纠缠不清，显然，大诗和长诗并不是文体。而史诗在诗歌当中本属特殊文体，它的特殊性是由它的题材的选择，处理内容的方式，文本形成的过程的特殊性，精神属性比如神性，崇高。以及庞大的体积等共同构成的，它直抵一个民族或文明共同体的精神遗产。今天的史诗和长篇小说比较，并不具有文本表现力上的明显的优越感，但长篇小说也不足以替代史诗写作。全球一年可以出版一万部小说，产生一部史诗却很难。这足以说明它们之间的分野；某类长篇小说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称作史诗，准确说是可以形容为史诗，这仍然是对它们内核同质性的类比，从文体上而言仍然是判若分明的。长篇小说是发展了的史诗形式。反之，今天的史诗也吸收长篇小说，悲剧（戏剧）等文体的叙述手法和文本结构形态。史诗的产生，不管是个人的，还是集体说唱（仪式的内容即为史诗）流传保存下来的，到今天仍然是一个动态的往前涌动的生产方式，我们可以大致将史诗分成集体创作（仪式性说唱继承＋后人整理）和个人创作的史诗。前者可以用民族遗产式的成果“发现”来概述其特殊性，后者则是个人努力和时代选择的结果也就是说史诗写作一直没中断过但最终被读者选择的在极少数，从事史诗写作本身的成功率是不高的。集体创作的以荷马史诗和印度史诗为代表。前者是典型的英雄体史诗，后者则更为繁复和具有宗教和神性特征。后来发现的一系列史诗如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Gilgamesh，20B.C.E.、《埃努玛·埃利什》即《近东开辟史诗》（E-nu-ma E-lis），1550～1155B.C.E.，参饶译，饶氏对中国少数民族史诗，以及东西史诗作了丰富的对比研究，此文不赘，古埃及《亡灵书》20B.C.E.，都比荷马史诗《奥德赛》《伊利亚特》和印度史诗《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其中最重要为《薄伽梵歌》[薄伽梵，梵文音译，Bhagavat出自Bhaga，本义为太阳，参徐译]，一切奥义，胜义，神圣行业原则，瑜伽修行，无上秘密，不言之教皆在其中，因此这是一部宗教圣典。T.S.艾略特说，“我觉得我在读印度史诗《圣歌》（《薄伽梵歌》），或是卢克莱修的诗这一类伟大的诗作时，我并不仅仅是像柯尔律治（Samuel TaylorColeridge，1772～1834）所说的那样，将自己的怀疑悬置起来，而是力图将我放到一个信仰者的位置上。（《哲人歌德》，樊心民译），这部书有完整的薄伽梵歌学，参徐梵澄先生译《薄伽梵歌论》，室利·阿罗频多（Sri Aurobindo ，1872～1950)著。要来得古老，原始，却没有以上二者在世界文学史上宗教般的神圣地位。中国二十世纪发现的《黑暗传》也可以算作此一范畴，少数民族区域发现的三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中国版和吉尔吉斯斯坦版）篇幅甚至超越了荷马史诗和印度史诗，其创作方式受到印度史诗北传影响；从古老的两河流域、南亚次大陆和中华文明所形成的即西亚、南亚，中亚世界岛之大三角乃英雄史诗的温床，横跨印度－伊朗语，阿尔泰语系，闪含语系，汉藏语系等。尚且有不少创世史诗还在逐渐被发现。对于写作者而言，驱使他们的是个人创作史诗的热情，或者说对史诗文体的追慕而促使他们接踵先贤，加入到史诗创作的行列。一般地，个人创作史诗视古罗马的杰出公民维吉尔Publius VergiliusMaro，前70～前19，《埃涅阿斯纪》的写作为此脉法乳，他是继承古希腊荷马史诗的衣钵发展起来的个人创作，并且持续孕育了西方史诗创作的传统，即但丁之《神曲》，以及后来之弥尔顿，歌德等。然而，在我们描述的个人创作的史诗中古罗马有一位被偏移视线的略早于维吉尔的像河流一样无法绕过去的卢克莱修Lucretius，Carus约前99～前55，在汉语诗歌界相对被忽视，至少没有艾略特式的热爱，他的《物性论》《De Rerum Natura》，又译《天道赋》，全诗六卷，近一万行。被定性为一部伊壁鸠鲁学派的哲学长诗，卢克莱修在他的诗中多次提到荷马，在讨论灵魂时候称其“老荷马的鬼魂”，讨论死亡时又说他是“那君临着他们的诗人之王”，但卢克莱修在乎的不是作为文学形象的“人”的描述，他以“原子论“瓦解了荷马史诗中的不朽人物――文学上的，因此也构成了对荷马最大程度的反叛和批评：“那么，每个人就会把一切别的都抛开，/而首先去认识万物的本性，/因为这里成为问题的/不是一个人的一朝一夕的境况，/而是永恒时间中的境况，/在人们死后那全部时间之中/他们所将要度过的那种境况。”《物性论》，方书春译，1981，商务。二十世纪现代诗人里尔克《杜伊诺哀歌》，艾略特《四个四重奏》，庞德《诗章》则继承了这种哲学式的古罗马－古希腊传统，至少在哲学地应对史诗问题上选择了此一立场。对“创世纪”的思考以诗化的哲学的方式进行的，而非英雄的神学的想象生成方式。她是习惯之外的史诗。文艺复兴理性精神的先驱最绕不过去的应该是卢克莱修，而不应该是维吉尔。或许只有达·芬奇可以貌似如此。卢克莱修的史诗与《薄伽梵歌》恰如其分的在对两种史诗的理解上构成某种对等，而在中国的传统中则是盘踞源头的《易》和《老子》以及它们笼罩性的宗教，哲学，诗性（包括押韵，即形式上的）性质。当我说《周易》（《老子》更是）是一部史诗的时候，很多道学立场持有者将不屑一顾。盖中国的道学，文学，史学传统相互博弈，充满迷雾和精神利益纠葛如苏东坡与二程之间的博弈，吕东莱与朱熹、陆象山之间的铺陈与张力；到了章实斋，他站出来振臂一呼：“六经皆史”。[《文史通义·内篇·易教上》]此时无异于昭告天下史学传统要夺权，余皆剿杀之，“皆史”，“皆文”，皆为道场纛铭，而文以载道，道外无文则始终居中调节。作为史诗的《周易》具有宗教性、诗性、哲学性等诸多特征，更具有无与伦比的自我完满性。这部书的合体秘密在被道学经典化过程中供奉为了圣经，而它的史诗回应几乎是一千年才有一回对经典的回应都是缓慢的，如迁史对《春秋》的回应。先是扬雄公元前53年～公元18年，他的《太玄》将《周易》的“阴阳”发展为“三一”。时人讥笑他，他在自述中便说“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崇言闳议，幽微之涂，盖难与览者同也”。一千年以后，始有知者，那就是《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司马光公元1019～1086初遇《太玄》，进不去，反复过了数十遍，头尾同参，才略得其梗概，然后花了三十年功夫为其作注，司马大人以为《太玄》可以和《易经》媲美，并驾齐驱，“孟与荀殆不足拟，况其余乎？”实际上是为扬子“拟经”正名，并拂开这部被遮蔽了一千年的杰作。这种孤冷来自写作者对秘道的自信，它可以杜绝一切同时代的读者。扬子曰“通天地之人为儒”（《法言·君子》），可窥其志。司马氏进而沿着这条窄小的秘道潜进，倣扬子作《潜虚》一卷，基本范畴仍然是中国生成宇宙论体系：创世纪。此书有扬子之志，但并没有建立《易》《太玄》之外的宇宙论，再者光辉被通鉴所淹。其次是邵康节公元1011～1077“衍《易》作《经》曰《皇极经世》”的这个文本，也是体系史诗，《易》之法嗣。这部书本诸天道，质于人事，运上下几千年大事于其中，纲纪历史与未来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1865 ~1939）曾撰《幻象》一书，与此有几分相似，所借乃阿拉伯星相学，其诗曰：“天地如盖轸，覆载何高极。日月如磨蚁，往来无休息。上下之岁年，其数难窥测。且以一元言，其理尚可识。一十有二万，九千余六百。中间三千年，迄今之陈迹。治乱与废兴，著见于方策。吾能一贯之，皆如身所历。”《击壤集·皇极经世一元吟》那么，作为中国史诗的一个特征便是：道学、文学、史学三位一体。它基本以哲学体系来完成对创世纪的论证并完成结构，秉持《易》的道统。汉宋之后，一直没有回响。反过来看，汉学和宋学在中国文明史上呈现高峰之势，跟道学、文学、史学能否合体有着莫大关系。单是《诗》的四体传统不能上升到史诗体系的高度，它可以有文学的演进，但是没有合体高度，文学道统只承担了文学的那部分，即羽翼经典，后来者遂即安于集部；单是史学的系统也不会向史诗体系让渡，因为中国的政治和史学体系极为成熟，事实也证明，现在很多写作者在单向度的模仿荷马史诗和印度史诗当中的叙事部分来成就汉语史诗的实践基本都失败了，也就是说中国已有的史书文体成熟而自足，更有优越感；单一的道学也不能成就新的宇宙生成论即创世纪文本。刘勰约465～520最早从理论上看到了这个问题，他开出原道－徵圣－宗经－正纬诸次第，而实质上，这四个次第要完全合一才是正真的创世纪。鉴于中国强大的史学传统，英雄史诗被羽翼掉了，而文学传统只在诗词歌赋文章中自我延续，而过于早熟的道学传统也对神话史诗给予了致命一击，中国是一个天道体系，神话早早的就被劁干骟净了。因此，中国创世寓于哲学的史诗写作存在的空间就是道学、史学、文学合体的这种文本，我们姑且称作创世体系史诗。现代汉语史诗写作情况面临的焦虑其实就是荷马史诗－印度史诗（民族系源泉）以及但丁－弥尔顿－歌德悲剧系。区别于但丁、弥尔顿、乃至里尔克基督教神学系统[《圣经》母体]之古希腊悲剧传统－尼采们（大师系）或者普希金＝雪莱＝拜伦们（抒情系）或里尔克≡艾略特≡庞德≡埃利蒂斯（甚或纪伯伦－帕斯－泰戈尔）们（现代系）即汉语以外的第二传统坐标系带来的困绕，因而在重塑自民族史诗过程中均带有现代特征，一种混血的慌乱地寻找世界范围内的写作资源和语料（宗教，哲学－美学，神话，诗歌，小说）的状态。现代诗的真正成熟始自朦胧诗，共和国建国之前的三十年（清季～民国）写作是翻译写作，一种挣脱文言，嫁接西方为母体又以白话文实现的写作；建国之后的三十年则在政治抒情诗中消费了刚刚自我成长的新诗；直至文革结束朦胧诗的出笼，现代汉语诗歌写作经历了从语言的革命，翻译的消费，政治话语的洗礼到自我成熟。这个时候诞生的史诗写作启蒙式人物以杨炼及其写作为代表（深度涉足民族文化和智力空间结构）；而接下来将其推向太阳语法和诗歌先知运动的是“孪生的麦地之子”查海生和骆一禾亚洲的灯笼和世界的午夜形成对抗性暴力；西渡将他们之间的共生互寄关系喻作“圣书上卷和圣书下卷”，二者合起来才是一部完整的圣书。圣书上下卷的提法首见海子诗《黎明（之二）》。由启蒙到暴动，在朦胧诗之后的三十年，终于，现代汉语史诗写作在不断扩散蘖滋中酝酿成各条脉络上的大爆炸，尽管有的脉络是独自行进的，此刻也爆炸了，所有的在我们的眼前绽放一片“玫瑰天”但丁设置的接近最高天的一层天。因此，对新诗一百年遇挫事件的随意肯定与沮丧或许都是轻率的自胡适“诗体的大解放”到史诗写作的自觉以非原有格局可以概括，至少，通过史诗丛刊的整理出版已经触摸到这些洁净的花瓣。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中国农业文明语境更新之后最后的挽歌，而我更愿意看作这是高原上众神的盛宴。最终，一个关键性问题同时也是没有答案的问题：谁会成为那崇高的结晶体呢？亚洲史诗的过去无比辉煌，而现代汉语史诗的写作涌现如此巨大的规模，使其在亚洲的写作中呈现隆起之象，在单一语种中更是无与伦比，因为我们有理由称其为“元年”。此文无意回应“东西之争”和那些所谓“你有我无”的古典式的民族偏见与文明之间的王霸之争，不管披着哲学的还是人类学外衣。“我们的灵魂中植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对于一切伟大事物一切比我们自己更神圣事物的渴望。”《论崇高》，钱学熙译，1958，人民文学在一千八百年前，郎加纳斯Longnus,213～273直接解释了人类创作史诗的动力源泉，到今天都没变。那么，最悲观的看法，文学从未影响过世界，是意识形态的虚构在主宰堕落中的客观生活；同时深刻的人文主义者也指出，一切艺术形式都在向全部灵魂的祈祷过渡（区分那些自以为掌握神的密码或独自拥有神启的非人类物种）。那文学和写作的位置何在？在大数据时代，文字工程的推进方式是否已经发生聚变？经典本身并不是用来重复的，它恰当的启示则是时刻在发生的事情，或者说哺育，最终使它成为营养或灵性导师。卡尔维诺预言，文学仍将在未来千年乌力波（Oulipo，“潜在文学工场”的缩写）的看法：一年等于一百年。这是大数据时代的加速度，此一时代的写作与古典时代的根本区别。持续繁荣。他的预言是基于人类作为一个新品种而言，卡氏期待的不是文学的繁荣，而是“种族完美充分的进化”，直至文学自然消亡。诗人尽管不能影响世界，但至少他们的提前撤退能让少数人获得启示，那个泯灭感官的永恒世界不值一提；文字工程仍然是人类工程的一部分。史诗写作属于崇高而神圣事业之一种，无论东西，语种之别，都有其时代之杰出者升华以永光。庆丰三年年八月十四日于退溪草堂
作者简介：萧乾父，独立学者。别署亚伯拉罕·蝼冢，霍香结等。七十年代生人。现居京。

陶金喜 发表于 2016-7-11 10:18
祝贺。能有序言当更好学习欣赏

序言有，这就贴上。

祝贺。能有序言当更好学习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