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王晓波 于 2013-1-20 17:56 编辑
评论： 诗有病！人知否？ ——读丘树宏《中国新诗：醒过来吧！》有感 王晓波
“中国新诗，确实是到了需要清醒的时候了！” 面对新诗偏离了时代、偏离了社会和远离读者，著名诗人丘树宏撰写《中国新诗：醒过来吧！》(见1月17日南方日报），指出：“新诗百年，对中国的文学发展贡献巨大。然而应该承认，百年来，尤其是近二十年、近十年互联网时代以来，中国新诗从来没有像今天那么让人担忧，不管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是这样，诗歌非诗化情况相当严重，就形式来说，许多所谓的新诗与其他文体的区别，似乎就剩下‘分行’这一丁点儿了。”在文中，他以自己多年来关注新诗发展的切身感受，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新诗照这样走下去，将会走进死胡同，甚至走向崩溃的边缘。”他的大声棒喝，无疑是给当今诗界一副清醒剂！ “不学诗，无已言”（孔子）中国是诗的国度。诗歌，是民族文化精神的结晶，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珍贵记忆。在我国，自古至今，诗歌并不是高不可攀的艺术奢侈品，它是人们日常交流的一种工具，是有教养的一种重要标志。 放眼当今诗坛，诗歌的小众化和边缘化日渐严重，但一些诗坛“圈子内”的人士，却自我陶醉、相互吹捧。现在许多所谓“新诗”，已“先锋”到“痴人说傻话”的地步！某些“诗歌”，说淡而无味的大白话，如小学生文理不通的作文；说莫名其妙的拗口话，颠三倒四如痴人梦呓；说庸俗不堪的脏话，以至写生殖器官为“酷”、“爽”。这些粗暴糟蹋诗歌的行为，简直可以称之为对诗歌的“施暴”。“诗歌”庸俗如此，自然使读者大倒胃口。“写诗的比读诗的多”不足为怪。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国诗歌文化历史悠久。在诗歌创作上，我国诗歌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诗体变更。早期的《诗经》，是西周初期至春秋中期的作品，以质朴无华的四言为主体。战国后期，诗体出现一变，产生了“楚辞”。到了汉代，“汉赋”兴起。到了唐朝，“近体诗”则称雄诗坛。进入宋代，“宋词”兴盛。走进元代，“元曲”是潮流。“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新诗应运而生，新诗勇敢地向前探索着、前进着。 在新诗发展之初， 闻一多先生在《诗的格律》中提出了著名的“三美”主张，即“音乐美（ 音节）、绘画美（辞藻）、建筑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它是针对当时的新诗形式过分散体化而提出来的。这一主张奠定了新格律学派的理论基础。他的新格律诗理论被后人称为现代诗学的奠基石，影响深远。 闻一多先生不但致力于新诗艺术美的探索，还努力进行创作实践，写出了许多精美诗篇。他的《死水》、《发现》、《一句话》等，以严谨奇特的构思，火山爆发式的激情，一咏三回环的语势，以及比喻、夸张、象征、反复等修辞手法的灵活运用等特点，音节抑扬顿挫，声调回环反复，格式呈现对称。 毛泽东主席亦曾经提出“新诗应该精炼，大体整齐，押大致相同的韵。” 还说：“我看中国诗的出路恐怕是两条：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这两面都提倡学习，结果要产生一个新诗。现在的新诗不成型，不引人注意，谁去读那个新诗。将来我看是古典同民歌这两个东西结婚，产生第三个东西。形式是民族的形式，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中国新诗尚未形成，恐怕还要几十年” 诗歌，语言简练、内含丰富，有着独特的艺术魅力。诗歌艺术应该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应该是大家喜闻乐见，让人喜爱和懂得欣赏的语言艺术，而不应是“痴人傻话”，或者是让人们感到是不食人间烟火，让人高不可攀的“词语迷宫”。 引领国家未来的是文化。文化是流淌在各个民族身体里的血液，延续并传承着一个民族的精神内涵。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本质上是一种资源，文化的产生、发展过程，是一个能力的生成过程。文化实力和竞争力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文化已日渐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诗歌文化，作为我国的一种文化成果，容载着国家和民族的形象。 中国悠久的历史与当今开放的社会环境为文学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当代新诗应汲取古今中外精华，有所创新和突破，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新诗体，我们既要继承我国博大精深的诗歌传统，更要以文化大国的思维，吸收世界先进文化，创新诗歌文化。事物发展的道路是漫长而曲折的。我国“楚辞”、“汉赋”、“近体诗”、“宋词”、“元曲”的发展形成，是诗人们在创作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而逐步形成的文学艺术规矩。 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伴随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国综合国力日渐强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新诗的发展和形成，不可能一帆风顺，“长江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不远的将来，新诗的形式必会约定俗成，将会形成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中国新诗体！
2013/1/18 | 
发表于 2013-1-20 1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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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22 10:13
发表于 2013-1-22 12: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