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如果累 于 2013-3-5 19:27 编辑
诗人余怒: “文本大于作者”, 一切夸夸其谈、表演行为和出镜率带来的不是作者真实的名声,惟有文本才能超越时间和作者的生死;一个人再擅长折腾,四处奔走,左右逢源,声嘶力竭,将全世界的镁光灯都拉到自己的头顶,都不如你写下的诗歌来得实在。倘若“人死了,作品还在”,你还可“含笑九泉”;最可悲的是“作品死了,人还在”,那么你这个诗人活得有什么意思?
对于写作多年的人来说,你写下的是不是一首好诗已经意义不大,重要的是你的写作是不是拓展了诗歌的疆域。我说过:“我一直感觉到诗歌还是固守着我们的美学原则,束手束脚,没有足够的勇气打破一些条条框框。我认为不管是诗歌也好,艺术也好,它之所以能唤起人们审美经验,是因为它不断突破艺术和现实之间的界限,拓展艺术的疆界,使艺术无限地逼近现实。”在某种熟知的模式下写出一首“好诗”并不难,难的是找到一种新的叙述方式,一种自由的、即兴的、八大或米罗的随心所欲的方式。
刘丽安:
研究民俗的美国人文大师Joseph Campbell指出:
不懂或不喜欢符号,象征,和隐喻的人与艺术家有很少的共同语言。Campbell说,比如:他们会懂也喜欢比喻:譬如说 “这人跑得和羚羊一样快!”;但他不懂或不喜欢隐喻:“这人是羚羊”。人怎么会是羚羊呢?没辙嘛!或者,这样的读者嫌麻烦去懂一首现代诗歌,哪有时间去了解诗中的“这人”和“羚羊”呢!
在艺术的领域里,美好效果不包含文以载道的哲理和说教,也不包含救人救世的途径,更不动用口号和成语指向解决什么问题。 一首诗是诗人创作的一个文字雕塑品,懂与欣赏的难度在读者,正如诗人多多曾经安慰过我:“你看我写的一首诗,那首诗就是你的了,怎么懂都行!”
诗人于坚: 作为20世纪后期中国诗歌历史的见证者,这种情况对我并不陌生。历史的经验是,诗在很多时候只是一个集体的抒情工具,一种大合唱,这是中国特色,尤其是二十世纪主流文化的特色。我曾多次目睹这样的全民皆诗。那种环绕着一个题材的全民皆诗,完全取消了诗歌上的天才匠人、独创性、自由思想、意义深度、专业水平。在文革时期达到高潮,曾经创造了假大空文学,成为噩梦般的语言暴力。最可怕的是,集体抒情往往成为权力意志惟我独尊、党同伐异的共谋,成为暴力本身。
中国历史的伟大进步就在于,面对集体意志的道德优势,终于有了沉默者,个人可以保持沉默,甚至质疑了。诗人是一个具体的作者,而不是一个集体,他不会因为独自一人而害怕。
1917年1月1日,自由派诗人胡适先生在《新青年》2卷5号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他说: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胡适说的八个方面,至少有六个方面说的是“如何写”。对如何写的强调,一直是新诗的主流,只有在如何写的深入中,诗才可能从那种“今之学者,胸中记得几个文学的套语,便称诗人。其所为诗文处处是陈言烂调”的氛围中摆脱出来。胡适其实是在强调诗歌作为语言艺术的独立性和专业性。胡适的宣言意味着新诗首先是一场语言革命,是如何写的革命,这正是中国新诗的现代性所在。
“仅是情感力量或仅是情感外溢不能创造出诗来。自我情感的丰富充沛仅是诗的一个要素和契机,并不构成诗的本质。丰富情感必须由另外的力量,由形式力量控制和支配。每一言活动都包含着形式力量,都是它的直接证据。但是我们日常语言与抒情表现的趋势不同。当然甚至普通言语都可以包含而且确实包含一定的抒情因素。”(卡西尔)
一个诗人仅仅会言志抒情是完全不够的,利用汉语来抒发激情、表达决心、志气、态度简直不需要什么语言天才或特别的学习训练。语言的普遍功能(“表现本身并不是审美过程,而是一般的生物学过程”卡西尔)对个人写作毫无意义,诗歌天才恰恰是那些对汉语的普遍诗性、隐喻习惯感到厌倦的人。
汉语原始的隐喻、抒情功能其实已经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模式,一个工具,个人不需要个人的天才创造,只需要日常性的运用。
对专业诗人来说,语言不是工具,语言就是存在本身。在专业诗人那里,语词就是颜料、石头、沙、是土壤、种子、树林、河流、语词就是世界,是构筑诗的基本物质。语言不是一把收割了稻子就闲置抛弃的镰刀。“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在在选用其媒介的时候,并不是把它看成外在的、无足轻重的质料。文字、色彩、线条、空间形式和图案、音响等等对他来说都不仅仅是再造的技术手段,而是必要条件,是进行创造艺术过程本身的本质要素”。(卡西尔)
诗的创造是语言的一种“无”化过程,诗人就像一个通灵者、一个巫师,通过对语言的神秘组合,创造出一种语言无迹可求的“无中生有”。现代诗人与原始部落的巫师不同在于,巫师将“无”记录在甲骨上,无呈现于文(纹)中。而现代诗人则要从语言中召唤无。召唤隐匿在语言中的无。神话是无的第一个召唤者。诗是无的第二个召唤者,神话的时代已经结束,我们继续着诗的时代,今天的危险是,好像诗的时代就要结束了,但召唤无的那个继任者并没有出现。有无相生,如果无不再出场,这就是中国世界的末日。
诗把语言从它的“有用”中解放出来。只有在无用中,语言才获得真正的自由。这个无用,就是在最高的无上被普遍地用于世界,引领世界的精神活动,保持世界对“无”的敬畏。
一个诗人仅仅会言志抒情是完全不够的,利用汉语来抒发激情、表达决心、志气、态度简直不需要什么语言天才或特别的学习训练。语言的普遍功能(“表现本身并不是审美过程,而是一般的生物学过程”卡西尔)对个人写作毫无意义,诗歌天才恰恰是那些对汉语的普遍诗性、隐喻习惯感到厌倦的人。
梁文道:我们常常会抱怨,诗大概是最远离现实的一种文学题材、文学类型,当然了也还会有很多诗,刻意的想要承担某些社会责任甚至是政治任务,这些诗我们都见过对不对?比如说《做鬼也风流》等等等等。
但是有一些所谓的写纯诗的诗人,难道他就真的看不见周遭发生的困难,这个现实世界的种种扰动跟不安吗?不是,他看见了。难道他就不关心它们或者不想处理它们吗?不可能,诗人如果真要敏感起来的话,他怎么能不注意到它们,又怎能不会想到把它放进自己的笔下?
只不过在他的笔端可能需要经过一种处理,这个处理着眼的,不再是针对眼前的事态要表达一种立场或者一个情绪的反映,而是想怎么样呢?就想看他写自然景物,身边的环境一样,也要把这些事看能不能上升到另外一个层面转化它,然后封存在时空之中,这种诗有时候可能是不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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