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日记》（下C——武斗纪实）
8月25日： （二总部）“战情通报”：
今天，长春火车站的“红二”派和“公社”派的人，发生激烈交火。从清晨至夜晚，炮声似滚雷，枪声如爆豆。这是长春市连续发生抢夺武器事件以来，第一次最大的炮对炮，枪对枪的武斗。它揭开了长春市“红二”派和“公社”派现代化武器对决的序幕。
8月31日：
（二总部）“战情通报”：
电业局“长春公社”派的“电业兵团”，在“体校造大”的支持下，与“红二”派的“电业造大”，为争夺电业局大楼发生激烈战斗，一对年轻的情侣在枪战中死难。
9月2日：
（二总部）“战情通报”：
驻守市人委的“红二”派与驻守市医院的“公社”派人员，进行枪战。斯大林大街交通一度断绝，路人畏恐避之不及。
9月17日：
（二总部）“战情通报”：
长春铁路分局的“红二”派和“公社”派，各自调动下属人员，发动大规模的武斗，造成长春铁路分局辖区的铁路运输全线中断，损失特别巨大，后果十分严重。
9月18日：
今天是“九.一八”事变的国耻日。在长春市内有三处地点同时发生武斗：
一、长春市机车厂的“红二”派和“公社”派的人，为争夺工厂医院“小白楼”，进行武斗。机车厂“公社”派的人向“坦克学校”的“公社”派求援，“坦克学校”的“公社”派，出动坦克参与武斗。“小白楼”受创严重，几乎被毁。
二、长百五商店的“红二”派和长春饭店的“公社”派进行武斗，二商店的“红二”派参与战斗，双方均动用了迫击炮。长春饭店和二商店同时被炮弹击中起火，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三、长春火车站的“公社”派组织“火车头”，向长春火车站的“红二”派发动进攻。由于火车站是进出长春市的重要的交通输纽，双方均投入重兵，并向各自上级组织请求增援。双方援兵不断增加，战斗进行了两天一夜。激战中，“长春公社”的老巢之一“地院”，从远处用炮火对“火车头”进行支援。“红二”的援兵，则进入站前广场南侧的国际旅行社，用轻、重机关枪和“7.62”冲锋枪，对长春车站的“红二”派进行火力支持。在炮火和轻、重武器的猛烈攻击下，站前广场南侧的“站前饭店”五层大楼全部坍塌，附近的部分公共设施和许多民房被炮火摧毁，造成大批参战人员和居民的严重伤亡。这是长春市的“红二”派和“公社”派动用枪炮进行武斗以来，发生的最惨烈的一场武斗。
9月20日：
长春铁路分局的“红二”派和“公社”派，再次为争夺长铁分局大楼发生武斗，至使长铁货物处被击中起火，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连日以来，长春市区内炮火连天，枪声不绝，弹片横飞，流弹如织。为防流弹，学校附近的居民，都用牛皮纸或报纸在窗玻璃上贴上米字花，有的人家还用浸透的棉被，将窗户遮挡住。
处处烽火，处处硝烟，长春在打，吉林在打，全国都在打。父辈们历经三年内战，打垮了蒋匪帮。我们有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相信曙光在前，“黑蛇”降伏当指日可待。
9月26日： 市委党校的后勤科长老方来我校借车，要去外县拉地瓜和土豆，给单位冬储菜。
我说：“老方，兵慌马乱的，小心点儿。”
老方说：“没事儿，拉秋菜，又不是枪支弹药，怕什么？”
我把老姜师傅开的车借给了他。
想不到竟真的出了事。回来时，车刚进城，不知道从哪里扫过来一梭子机枪子弹，把汽车驾驶楼打出5、6个洞。和方科长并排坐在副驾驶座上的党校通讯员小周，被一颗子弹打中头部，当场身亡。汽车方向盘被子弹击中，掉了一大块碴，姜师傅的右手食指被子弹咬掉一块皮。坐在中间的方科长竟毫发无损。
小周29岁，系家里的独子，老父早亡，老母听到噩耗，立刻昏倒，醒来后，人疯了。年轻的妻子离家出走，没了踪影。3岁的儿子去了孤儿院。一颗小小的机关枪子弹，击碎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小周的遗体安葬在党校大院里东南角的院墙下。老方让人给小周用水泥修了一座坟墓。小周安葬的当天，老方独自坐在小周的坟墓前，默默流泪，一直坐了一宿。
“真是作孽呀，哎——作孽！”党校打更的老孙头，每次路过小周的坟墓时，都摇头叹息。
9月25日： 今天，阿勇回校传达“二总部”的指示，让我“兵团”派出100人占领南关浴池。
南关浴池地处伊通河上的南关大桥西桥头，是从长春东部进入市内的必经之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坦克学校“社派”的坦克要想进入市区，南关大桥是唯一的通道。如果在那里建立一个桥头堡，就可以钳制进出长春东大门的咽喉要道。从而切断“长春公社”东部和中部互相支援的重要通道。
“兵团”长委会经过认真研究，决定从“六四”和“六五”支队各选出50人，组成守桥分队，进驻南关浴池。守桥分队由刘兵和“六五”支队的大姚共同负责。
“兵团”长委会同时决定，守桥分队只管防守，不予出击。要想尽一切措施和办法，加强防御。第一步，首先从学校大库里调出200条麻袋，装上沙土，把南关浴池从一楼到三楼的窗户全部封死，只留枪眼和瞭望孔，再在大门口修筑一个大的掩体，与一、二、三楼形成一个立体交叉火力网。第二步，让阿勇从“二总部”调来一批“TNT”炸药和两门反坦克炮，用以对付可能来犯的坦克。
刘兵和大姚当天就带领守桥分队进驻了南关浴池。南关浴池早已停业。由于职工人数不多，且多数年龄偏大，内部没有派性组织，大部分职工都回家避难去了。
傍晚，“二总部”派车送来两门反坦克炮和几箱“TNT”炸药。刘兵领着人在南关大桥头埋了三管“TNT”炸药，启动器按下的瞬间，轰然一声巨响，把50米以内的居民住宅门窗玻璃和南关浴池的所有玻璃全都震碎。附近的居民也不知道那里来的这队人马，敢怒而不敢言，自认倒霉完事。
9月27日：
守桥分队刚进驻南关浴池两天就出了事。
今天早晨六点多钟，坦校“社派”的一辆坦克，顺着吉林大路向南关大桥方向开过来。守桥分队发现以后，立刻全体人员一级戒备。刺刀出壳，枪炮上堂，埋在大桥头的“TNT”炸药连线也接上了启动器。
那辆坦克驶到南关大桥东头的引桥时，停了下来。驾驶员从坦克里伸出脑袋，探头探脑的张望了一会儿，缩回了头，稍倾，坦克向右转头，顺着伊通河东岸的临河街，向北开去了。
警报解除。“六四”支队的张克，把手里的“美30”步枪往门口的沙包上一放，一屁股坐上去，手不知不觉的扣上了扳机，“呯”的一声，枪走了火，50米开外的十字路口上，一群孩子正围坐在一座交警指挥台上看热闹，枪声一响，一个八岁的小男孩应声倒下。
平常，张克经常向人炫耀，他的“美30”“真上线”，想不到这次走火打死了人家的孩子。刘兵气得当时就把他的“美30”给缴了。
10月3日： 上午10点左右，我正在“兵团”办公室和老卞说话，后黄楼“六三”支队宿舍那边突然传来几声枪声。
“有情况。”我急忙赶回后黄楼。刚走到楼门口，就见几个半大小子从楼里走出来，吵吵嚷嚷的说，他们家的鸽子被谁用枪给打了。我上了楼，推开寝室的门，就见老陶一个人正站在窗户前，向楼下偷偷的张望，还不停的嘻嘻笑。
我问老陶：“刚才谁打的枪？”
老陶说：“我打的。‘六四’那帮小子真笨，打了好几枪，连一根鸽子毛都没打着，我的‘美30’一枪就打掉一只。”
原来，我们宿舍楼的后边，有一栋居民楼，楼上有人养了一群鸽子。我们“六三”支队的寝室在三楼，“六四”支队的寝室在二楼。刚才，老陶正在寝室里擦他的“美30”步枪，（‘兵团'共有两支‘美30’步枪，一只发给了‘六四’支队的张克，另一只发给了老陶）。二楼“六四”支队有人用枪打居民楼上的鸽子，放了二、三枪，一只鸽子也没有打着。老陶在走廊的窗户里看见了，顺过“美30”，只一枪就把一只鸽子打了下来。老陶拎着“美30”刚回到寝室，就听见楼梯上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一伙人一边向楼上跑来，一边嚷嚷着，说谁打了他们的鸽子。老陶赶紧把他的“美30”步枪往床上的被子里一塞，三、两把脱掉上衣，一骨碌钻进被窝里。老陶刚进被窝，五、六个半大小子就推门闯进来，问刚才谁打的枪。老陶装作被人吵醒的样子，从床上坐起身，一边揉着眼睛，一边说：“我正睡觉呢，这屋没人打枪。”把那几个小子给糊弄走了。
“美30”——“真上线”。一只在南关大桥走火，打死了一个八岁的男孩；另一只一枪打掉了居民的鸽子。这那里是“真上线”？这是“真上火”。
10月7日： 今天早晨，天刚放亮，刘兵和守桥分队的几个人押回学校一个人来，说是“长春公社”的奸细。刘兵向我和老卞介绍了事情的经过：昨天后半夜一时左右，张克和小毛子两个人正在换岗，突然从大桥头那边传来几声“咔、咔”的响声，夜深人静，那响声显得非常刺耳。两人循声望去，发现响声是从桥头边的一棵柳树上传来的。随着“咔、咔”的响声还隐隐约约看见一串串的火花。奇怪，大半夜的谁爬到树上去作什么妖？两个人端着枪，悄悄走过去，离那棵树还有十几步的时候，借着微微的天光，发现一个人正骑在一根大树叉上，“咔、咔”的不停的敲打着两块碗碴片。
“这小子肯定是‘长春公社’的奸细，在给同伙发信号呢。”小毛子凑近张克的耳朵悄声说：“别让他跑了。”两个人同时举起枪，指住树上那个人，历声喝道：“不许动！”那个人跳下树就要跑，小毛子眼尖手快，上去一枪托，砸在那个人的膝盖上，那个人“哎哟”一声倒在地上。张克和小毛子把那个人押进浴池，关了半宿，今天一大早，刘兵就领着几个人用汽车把那个人送回学校。
我和老卞听了刘兵的介绍后，来到小会议室，准备审问一下那个“奸细。进屋以后，我见那个人大约30左右岁，长得细瘦高挑，长瓜脸，略黑，一双眼睛苶呆呆的，满脸一付不屑的神情，瞅着有点不大正常。
老卞问他：“你是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半夜三更的你爬到大树上去给谁发信号呢？”那个人好像没有听懂老卞的话，双眼直勾勾的盯着老卞看了一会儿，嘴里突然莫名其妙的冒出一句：“我是牤牛哨。”
“什么‘牤牛哨’，你说什么呢？”老卞问他。
他看都不看老卞，眼睛望着天花板，又重复了一句：“我是牤牛哨。”
我对老卞和刘兵说：“这个人精神好像有点问题。”
刘兵说：“他是装疯卖傻，企图蒙混过关。”
旁边，“六三”支队的孙刚说：“削他，看他还装不装。”
这时候，夏雨走了进来，说她骑自行车赶回来，给自己和小候他们拿几件换洗的衣服。夏雨还说小候要管我借几本书。我就和夏雨一起去我的寝室给小候拿书。
路上，我问夏雨：“小候这几天怎么样？”
夏雨说：“挺好的，头不再疼了。”
我说：“得谢谢你呀。”
夏雨说：“托毛主席的福。”
“你什么时候回医院，我请你吃早饭吧。”我说。
夏雨说：“多谢，不用了，我得赶紧回医院给他们打早饭呢。”
我说：“现在路上枪呀炮呀的很乱，你来回小心一点。”
夏雨说：“没事，有毛主席保佑呢。”
我给小候找了几本书，又给他们拿了一大包好吃的东西，夏雨拿上，高高兴兴的走了。
送走夏雨，我刚想再回小会议室看看，在走廊里碰见军宣队的李连长。我突然想起，昨天老卞问我，库里还有多少烟，我说还有十几箱呢。老卞说，军宣队好几个人会吸烟，尤其李连长，一天最少抽两盒，和我商量挑好的给军宣队搬去一箱。这会儿，正好碰见李连长。我把烟送到军宣队办公室，刚出来，碰见夏雨又回来找我，说她的自行车没气骑不了了。我说正好，我开“嘎斯——69”送你回医院，顺便看看小候他们。走之前，我先去了一趟小会议室，想告诉老卞一声，我要去“208”医院。刚走到会议室门口，就听见里面有人爹一声妈一声的叫唤。进去一看，老卞不在，刘兵、大张、孙刚等人，正用三角皮带抽打那个“长春公社”的“奸细”。我急着送夏雨，只对刘兵说了一句：“大张和孙刚下手太狠，你千万掌握一点。”刘兵说：“没事，这小子挺钢条，我看他一会儿招不招？”我让刘兵替我告诉老卞一声，我去“208”医院了。我送夏雨到医院后，小候不让我走，非让我陪他喝一点。我在医院一直呆到傍晚才回学校。刚进寝室，老卞就来找我，说：“坏事了，大张、孙刚他们把人给打死了。”
“这俩个混蛋！”我气得骂了一句，说：“刘兵干啥去了，我嘱咐过他呀。”
老卞说：“你刚走不久，刘兵就回南关浴池了。把审问的事交给了大张。我也有点事儿，处理了一下，等回会议室时，人已经死了。”老卞还说：“这两个小子真是太狠辣！那个人被打死时，牙关紧咬，双眼圆睁。’大张说：‘这小子肯定是装死。’孙刚说：‘他肯定会气功。’大张说：‘打一枪试试。’孙刚说：‘打两枪。’”
事后， 老卞听人告诉他：当时，大张用小口径步枪，顶着那个人的右腿肚子打了一枪，子弹在腿肚子上穿了一个洞，一滴血没出。孙刚说：“这小子‘气功’挺硬呀，我再给他放放气。”说着，又用小口径步枪照着那个人的左腿肚子打了一枪，左腿肚子上也穿了一个洞，还是不见一滴血。
这时候老卞走进来，立刻制止住他俩。同时派人找来校医。校医来后检查了一下，说，人早死了。
老卞问我怎么办？还能怎么办。我让老卞找人给那个人照了几张照片，找一张大白床单一裹，趁天黑，用汽车拉到南岭体育场附近，找一处僻静地方埋了。
听老卞说，那个人从始至终，只有一句话：“我是牤牛哨。”
这句话，怎么听，都好象是出自农村的话，可他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补注：一个月以后的某一天，一对老夫妻来到学校，找他们失踪了的老儿子。在看了几张那个人的照片以后，老两口异口同声，说照片上的人就是他们的老儿子。老两口号啕大哭，边哭边诉说，他们的老儿子，原来是某个学府的高才生，由于文化大革命两派武斗，他在大学同班的女朋友被打死了，他受了极大的刺激，精神分裂了。被接回家以后，三天两头往外跑，一个月以前，从家里跑出来以后就失踪了。老两口冒着枪林弹雨，四处打听，后来，从一个家住南关大桥附近的远房亲戚那里听说，我们学校的人曾经在南关大桥的一棵大树上，抓走过一个人，好象是他们的老儿子。于是老两口子就找到学校里来。
那个曾使我百思莫解的“牤牛哨”，也终于揭开谜底。原来老两口子家住四平地区，“牤牛哨 ”公社；“牤牛哨”大队；“牤牛哨”村。他们的老儿子，至始至终都在自报家门。可惜当时没人听得懂，反而误认为他们的老儿子是在戏弄人。
“兵团”常委会经过研究，给老两口子拿了600元钱。（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两年的工资）。买了一口棺材，把他们的老儿子送回了老家。
10月17日——20日： 10月1日那天，我校的范卫从长影担任片库主任的老同学那里，借来两部二战时期的影片。从那一天开始，我校的大礼堂每隔三、两天，就放一场电影。都是一些比较经典的影片。如：列宁在1918、攻克柏林、斯大林格勒保卫战、铁道游击队、地道战...等。放映时，附近的居民都蜂涌而至，前来观看。“六四”支队的大张等人看上了瘾，有时候把小放映机拿回寝室，用墙壁当银幕，躺在床上，一宿一宿的看。后来，大张也通过范卫认识了长影的片库主任，经常开着车去长影借影片。17日早晨，大张又带着人开车去了长影，当时，大张和范卫认识的片库主任不在，库管员说自己做不了主，大张就要自己进库里去取，库管员不答应，大张就领着人往片库里闯，双方发生了冲突，大张这边人多势众，库管员急了眼，从腰里拔出一只小“八音子”手枪，往大张的胸前捅了一下，让大张靠边站，想不到枪走了火，大张手捂着胸口，身体晃了两下,嘴里说：“我中弹...”一句话没等说完，人就倒了下去，没等送到医院，就停止了呼吸。
我校“兵团”四个支队，1000多人，经历多次武斗，没死一个人，想不到为了借电影片大张送了命。长影“红二”的负责人，亲自带人来我校吊唁并赔礼道歉。还特意从长影组织一只小型管弦乐队，在我校大礼堂为大张设了灵堂，连续奏了三天哀乐。
大张的父母和妹妹被接到学校，老卞亲自专门接待，安排食宿。一口大红棺木，上面盖着“兵团”的大旗，在操场上停了三天。大张死的轻如鸿毛，但也破格以享，极尽哀荣。第四天早晨，“兵团”派车将大张的棺木和他的父母等人，一道送回了家。
大张虽然平常是个爱惹事的主，但是他也不该就这样失去宝贵的生命。何况他只有19岁。任何一条生命的逝去，都足以令人痛惜。
10月25日： 最近几天，坦克学校“社派”的坦克，频频出动，对农大和长师进行骚扰。种种迹象表明，“长春公社”似乎在准备什么行动。
昨天晚上，接到“二总部”作战部通知，今天上午9时，要在长师召开一次联防区作战会议，研究加强联防和对付坦校“社派”坦克的对策。
8点30分，我带着王亮和周兵开着“嘎斯——69”吉普车去长师参加联防会议。我们的车刚开过烟厂，我就发现前方不远的一个路口上，有一个抱着小孩的女人，正蹲在地上，向我们不住的招手呼救。我把车开过去，停在她跟前，跳下车问她：“大姐你怎么了？”
“大兄弟，我被枪给打了。”她一手抱着一个两、三岁的孩子，一手指着肚子对我说。她咬着下唇，一脸痛苦不堪的表情。王亮和周兵也跳下车围过来。我顾不了许多，蹲下身，掀开她的衣襟，看了一下，见她肚脐右侧一寸左右的地方，有一个枪眼，枪眼处的皮肉被子弹烫焦了，伤口没有出血，看情形打中她肚子的应当是一颗流弹，子弹进去的不深。我问她：“大姐，你家在哪儿住，这是要去哪儿呀？”她说：“我家住九台，带着孩子回娘家。”我刚想说：“这兵荒马乱的你串什么门子。”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问她：“大姐，你娘家在哪儿住？”她说：“在八道街，我来回走了两趟没找到，还叫枪给打了。”我问：“大姐，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她说：“就觉得肚子疼。”我一听，立刻对王亮和周兵说：“你俩马上开车把这位大姐送‘208’医院去。”王亮说：“那你怎么办？”我说：“这儿离长师不远，我走着去。”周兵说：“不然先把你送去。”我说：“救人要紧，把大姐送到后，你俩再开车回来接我。”
看着那位大姐和孩子被车拉走，我心里说：“大姐，乱事之秋，少出来串点门吧。”
10月30日： 今天，对于我是一个比“8.8”事件还要悲惨的日子。
昨天晚上，下了一场雪。早晨起来一看，满世界都变成了白色，白的刺眼，白的惊心。好奇怪的天气，每年的初雪，大约都在立冬前后的一、两天，也就是十一月初的七、八日左右。今年这雪怎么来的这样早，这样突兀？往年看见初雪，会惊喜，会兴奋，而今年看见初雪心情确略显烦躁、忐忑，这是怎么了？是因为降雪带来气温下降的原因吗?
八点正，“兵团”办公室的电话响起来，我的心头竟然一抖。腰里别着“五.四”式手枪，办公室后墙上挂着“7.62”半自动步枪，我怎么竟会被一个电话吓着了？抓耳机时，我的手竟然有些颤抖。
“什么？你再说一遍。”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是谁在说话！？这是谁在造谣！？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不！我不相信！！！我把电话耳机重重的砸回话座。一下子跌坐在椅子上。可是那个声音，那个显得遥远又遥远，飘渺又飘渺的声音，仍然击打着我的耳鼓：夏雨出事了！今天早晨，夏雨见天气突然转冷，特意起个早，想回学校给小候他们取几件厚衣服。她骑着自行车刚刚出了“208”医院的大门，不知道从哪儿飞来一颗流弹，击中她的太阳穴，她悄无声息的倒在了大门口的雪地上。门卫以为她雪滑摔倒了，后来发现不对劲，跑出去一看，见夏雨的右太阳穴处，汩汩的冒着鲜血...
我和老卞等人驱车赶到“208”医院时，夏雨已经被送进了太平间。她静静的躺在那里，面色红润、俊俏，栩栩如生，仿佛倦了、累了，正沉沉而睡。夏雨，一个美丽、善良，热爱生活，朝气蓬勃的姑娘，就这样去了。她的爱，她的情，她的理想，她的憧憬，都被一颗小小的弹丸夺走了。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是谁打的那一枪？为什么打那一枪？互相陌生、素不相识的人们，为何互相残杀？人们之间哪里来的这等莫名其妙的仇恨？人的生命为何一钱不值？
对于夏雨的死，我无比痛苦。我蹲在太平间门外的丁香树丛下，任热泪横流。我怎么也难以接受夏雨的离去；我怎么也不敢更不愿意相信，一个美丽鲜活的生命就会这样逝去。望着遍地的白雪，我轻声呼唤着夏雨的名字，老天这场突兀而至的白雪，就是为你而下的啊！谁说苍天无情？老天用一场洁白的雪，接走了夏雨纯洁的灵魂。
小候的精神完全崩溃了。他双眼通红，目光呆滞，眼泪已经流干，沙哑的喉咙里发出野狼般绝望的干嚎，不停的用拳头敲打自己的脑袋，用双手撕扯自己的头发。看来医院小候是很难住下去了。我们决定送他回家去疗养。
当天下午，我开着“嘎斯——69”把小候送回家。小候的老娘看着小候呆呆傻傻的样子，抓着他的手嚎啕痛哭，嘴里诉说着：“我就这一个老儿子，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可怎么办呀！一个好端端的对象，咋说没就没了呢？这都是命呀！...”看着白发苍苍、悲痛万分的老妈妈，我扑通一声跪在小候母亲的面前，说：“你老放心吧，不管小候有没有万一，从今以后，小候就是我的亲弟弟，你就是我的亲妈。我和小候一起为你养老送终。”
当天傍晚我回到学校，从枪库里搬出满满一箱“7.62”半自动步枪子弹，又拿了200发“五四”式手枪子弹，开车来到电校的靶场，我用“7.62”半自动步枪，上打天，用“五.四”式手枪，下打地，一口气打光了带来的所有子弹。我用这枪声为夏雨、为大张、为党校的小周、为在武斗中所有逝去的生命致哀！离开电校靶场时，我发誓，从今以后，我绝不再打一枪一弹，我怕再有哪位带着孩子的大姐，误中了我的流弹，我更怕再有第二个夏雨在我的枪弹下陨命。
那一夜，我辗转无眠，心头充满悲伤。我知道，真正的悲伤是不能以天来计算的，它会浸透在记忆和生命的每时每刻里，从今以后，夏雨和小候将成为我心头永远的痛.
11月1日： 今天早晨，广播里传来昨天晚上首播的重要消息，（我因故没有听到）。“红革会、二总部”和“长春公社”两派组织赴京代表共同作出《关于彻底上交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的规定》，如遇阻或反抗，由省军区和驻长部队强行收缴。好！太好了！但可惜太晚了！如果再早上一个星期，或者，如果再早上哪怕三天、两天，夏雨就不会...哎——可惜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如果”的，现在说什么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我举双手赞成这个《规定》。
我向老卞建议，立刻召开“兵团”常委会，并请驻校军宣队参加会议。我当即列出分发武器和现存武器装备明细表，并通令各支队，立即造册上交全部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质。
当天下午，南关大桥守桥分队奉命撤回学校，四个支队纷纷交出手里的武器装备。
12月2日：
我校已经上交的武器装备，被有关负责收缴部门派车全部拉走。
尽管如此，我心头的阴影仍在，并没有感到些许轻松。武器装备上交了，今后，也许再无走火、误伤之虞，可是，近两年来，那一场场你死我活的武斗算什么？那些在武斗的战火中死去的人又算什么？谁来回答这个问题？谁能来解开那些死者的亲人们心头的纠结？谁又能来抚平那些失去妻子的丈夫；那些失去丈夫的妻子；那些失去儿女的父母；那些失去父母的儿女，以及千千万万个失去亲人的家庭的创伤！？
12月1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发布指示：学生、教职工一侓不要外出串连；大中学校一侓不放寒假；复课闹革命。
也该复课了。
也该消停了。
身心具疲。
下一步该双方握手言和了。
仗全都白打了。
一场天大的误会。
一场丑陋的闹剧。
可是死去的那些人呢？
他们还能够复活吗？！
一九六八年 1月21日：
长春市两派组织在北京达成《吉林省长春市两大派四个革命群众组织关于实现革命大联和的协议》
中共中央批示，同意并支持这个协议。这个协议为吉林省、长春市建立革命委员会创造了条件。
3月6日：
吉林省革命委员会宣布正式成立。
地方革命干部二人、革命群众代表1—2人任副主任。
下设：办事组、政工组、生产指挥组、政法组。
长春市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
长春市30万军民在地质宫广场举行庆祝大会。
部分外国友人和记者穿着大喇叭筒裤，与会采访、摄录、拍照。
是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红日高照长白山》的社论。
血红的太阳，染红了长白山麓。
从2011年3月11日至2011年5月29日，历时两个月零16天，整理并发布了《‘红卫兵’日记》，（初稿）。共计四十六章，约95,000余字。
在此过程中，得到新闻化网的领导和部分工作人员的大力帮助和支持，得到好友：
“达约”
“立夫”老师
“星轨”
“归来的四哥”
“铁子”
“LiMGLU”
“王志华”
“KELENA”
以及老同学、老战友和众多相识和不相识的朋友的关注与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衷心、至诚的感谢。
也在此向我的夫人，李福香女士致以谢意。是她逐篇逐字的给予校对，并对部分章节提出十分宝贵的意见和见解。
还原历史、再现历史，真实的展现出那个动荡年代的“特殊”场景，让人们，尤其是后来者对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有一个正确的了解和一个正确的认识，从中吸取应有的和足够的教训，使我们的共和国和我们的民族永远沿着一条健康的轨道前行；使我们的后代子孙永远不再遭受那样的“灾难”；同时，也尽到我——一个老“红卫兵”，一个那个时代、那场运动的目击者的历史责任。这就是我书写、整理、发布《‘红卫兵’日记》的出发点和全部动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事件，虽然经过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沉淀，历史浓重的烟云已经在一代人的心头逐渐散去，但是，由于传统政治忌讳的思维惯性；由于传统体制的痼疾；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以及其他的种种原因，关于“文革”的话题，至今还或多或少的被“紧锢”着。
“文革”进行了十年，它之所以发生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何在？它的经验何在？它的教训何在?这十年对共和国以及对中华民族的影响何在？对一代人和今后几代人的心理影响和改变何在？这无疑是一个沉重的、巨大的、影响广泛而深远、重大的历史课题。这一课题早已经摆在我们的面前，回避是回避不了的，只有勇敢的面对；坦诚的面对；无私的面对；才是对我们的共和国，对我们的民族，对我们的子孙后代，对我们的历史切实负责的正确态度。
几十年来，那些在“文革”中蒙冤的逝者；那些在武斗中丧生的人；那些为此而失去的无辜的生命；已经成为他（她）们的父母和亲友们心头永远的恶梦和伤痛。那也是我们民族灵魂深处一道永远不可抚平的伤疤。
历史的长河翻卷着奔腾向前，几十年过去了，那些“文革”中千千万万个死者以及他们的亲人，由于种种原因，至今仍无处告白和申诉，他（她）们的灵魂，仍将在黑暗中沉寂一个很长的时期。但是，我始终认为，那一代人都是无辜的，（尽管他们有些人曾经盲目和狂热）。我坚信历史早晚会给予他（她）们一个公平、公正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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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3-8 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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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发表于 2012-6-30 11: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