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外谈诗

菊岭耕夫

门外谈诗



重阳JM  


    诗人毛主席曾说过：“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民歌，第二条古典，内容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的统一。”他的这番话有些笼统，并未讲出具体的做法。但他对新诗的不满却是明显的事实。
    中国新诗诞生於二十世纪的初期，也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新诗的写作没有形式，随心所欲，自由书写，所以新诗是一种没有规则的“文字游戏”。因为它太易读写，连文盲也可以为之。中国在五十年代末期“大跃进”时，河南有个叫孟大头的文盲农民，一天能胡诌出七八首新诗。新诗如此易学、易写、易成名，难怪造成“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多”的后果。因为新诗毫无市场。连写散文、小说、剧本的朋友也懒得去读新诗。结果是诗人凑在一起，喇叭奏花腔，开同乐会。试问任何文学形式皆经过千锤百炼，十年寒窗功夫，“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作为新诗诗人，却怎能“一口吃个胖子”？这岂不是欺人之谈！
    中国新诗是在五•四运动时期，从欧美引进的诗歌形式，是通过翻译、模仿，从而用汉语把它写出来的“文字游戏”。它既不能忠实於欧美的诗歌原貌，同时也背叛了中华千年传统诗的规律，所以它先天就是一个怪物。最早引进西方象征主义诗歌的李金发，到了晚年谈及其早期诗作时说，是“弱冠时的文字游戏”。他指责那些盲目的追随者，写出莫明其妙的不中不西的新诗，枉费了读者的宝贵时间，“无异於谋财害命”。
    从六十年代起，中国的一群诗人，以及一小撮（不过数人，因无市场也。）诗评家，贩卖法国十九世纪象征派诗人马拉美的理论，说什么诗只靠“猜想”、“隐喻”或“暗示”、“诗永远应当是个谜”。于是新诗成了诡谲迷离的谜语，让读者读之如读天书，莫明其妙。这种诗评家是聪明绝顶的资本主义的买办、投机商！他跑到美国文学界介绍李贺，返回中国却贩买马拉美。孰不知马拉美在一百多年前宣传诗是神秘的儿话时，就没有听众，没有市场，只有巴黎街头几个精神分裂症的文艺小青年，摇旗呐喊，追逐起哄。
    诗是不能翻译的。所谓译诗，也只是保持原来的大致意思，通过译者的“再创造”而已。也就是说，译诗的音律或韵脚，完全是译者“再创造”出来的。外语原文诗的音律和韵脚决不会与汉语诗的音律和韵脚相同。因为汉语文字的音、形、义是合一的，可以字对字地声韵相对，所以才有了汉语诗的音律和韵脚的特殊性。而外语文字的音、形、义却是分开的，是不可能字对字地声韵相对，所以才有了外语诗的音律和韵脚的特殊性。试问，你能用外语将汉语诗的音律和韵脚读出来吗？或者，你能用汉语将外语原文诗的音律和韵脚读出来吗？诗如此，诗论更是如此。那些盲目地把西方的诗论渣滓，生吞活剥地移植过来，怎不给中国诗坛制造错觉与混乱呢！
    今年九月，为了纪念海明威一百周年生辰。名作家朱炎教授讲“海明威的小说”时，建议听众去看原文《老人和海》，才真正领悟到作者运用文字的美妙。这个建议给人以无限地启发。如果一个外国人，读了“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译诗：“年轻美丽的姑娘呀，你是小伙子的情侣”，他如何能够体味到汉语原诗的语言艺术结构和特定的节奏美感呢？那跟幼儿园小朋友念唐诗有何两样？
    同样的，一个不懂中国文字的外国人，只读了翻译作品，他是绝对不能了解屈原、李白和关汉卿的。
    过去（更甚者是现在），新诗作者（乃至一些诗“大家”）说出一句话：诗应该走向世界（或谓之与国际接轨）。为了实践这一个理想，甚至还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如何走、怎样走，才会“走向世界”，才会“与国际接轨”。为了这个问题，有人曾请教过那些活跃的新诗者，他们说：“诗的技巧是无国界的。我们不会理会读者，迎合读者，只要我们有深邃的哲学思想、感觉去实现题材的超越就行。”换句话说，中国的新诗作者已经完全脱离了国土和人民，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是在用什么文字写什么诗，他们已经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
    首先必须指出诗人是有国籍的。你不能说拜论是美国人、普希金是法国人、屈原是俄国人吧？至于诗的技巧，语言艺术，也是有国籍的。你说象征主义发展在巴黎，但它却源于二千年前的中国。再说，走向世界，与国际接轨，世界在哪一个地方？国际的“轨”在哪里？莫非中国不在地球，而在火星或金星上么？现时中国人穿洋服，吃洋餐，讲洋话，可谓走向了世界？与国际接上了轨？那么，外国人用筷子，吃中餐，讲汉语，也可谓走向了世界，与国际接上了轨吧！思索一下，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那些将中华民族诗歌艺术形式改变为世界某种诗歌艺术形式的所谓走向世界，与国际接轨？岂不是一句疯话！
    “走向世界”，“与国际接轨”，是文学小青年急功近利的具体表现，也是某些所谓“大家”们的莫名其妙地蛊惑。打开窗户说亮话：他们是想赶快把自己的诗稿翻译成英文（最好翻成瑞典文），通过西方诗评家有关人士或文学团体，推荐给诺贝尔奖金委员会。君不见八十年代有一个叫什么岛的新诗人，写了几首让西方人捂嘴直笑，让中国人莫明其妙的“朦胧诗”，便从北京、上海、广州，造成群众欢呼万人空巷的盛大场面。此人后来移居美国、英国等地，每年窥伺诺贝尔文学奖的开奖明牌……。还有一个叫什么城的新诗人，竟跑到了南洋，真可谓将诗写向了世界，接上了国际的轨，然而，他却演绎了一场“戕妻自缢”的警世故事。
    在此，是否应该呼吁一下：起来，抢救这些聪明的神经病人吧！

新韵使者

门外谈诗



重阳JM  


    诗人毛主席曾说过：“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民歌，第二条古典，内容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的统一。”他的这番话有些笼统，并未讲出具体的做法。但他对新诗的不满却是明显的事实。
    中国新诗诞生於二十世纪的初期，也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新诗的写作没有形式，随心所欲，自由书写，所以新诗是一种没有规则的“文字游戏”。因为它太易读写，连文盲也可以为之。中国在五十年代末期“大跃进”时，河南有个叫孟大头的文盲农民，一天能胡诌出七八首新诗。新诗如此易学、易写、易成名，难怪造成“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多”的后果。因为新诗毫无市场。连写散文、小说、剧本的朋友也懒得去读新诗。结果是诗人凑在一起，喇叭奏花腔，开同乐会。试问任何文学形式皆经过千锤百炼，十年寒窗功夫，“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作为新诗诗人，却怎能“一口吃个胖子”？这岂不是欺人之谈！
    中国新诗是在五•四运动时期，从欧美引进的诗歌形式，是通过翻译、模仿，从而用汉语把它写出来的“文字游戏”。它既不能忠实於欧美的诗歌原貌，同时也背叛了中华千年传统诗的规律，所以它先天就是一个怪物。最早引进西方象征主义诗歌的李金发，到了晚年谈及其早期诗作时说，是“弱冠时的文字游戏”。他指责那些盲目的追随者，写出莫明其妙的不中不西的新诗，枉费了读者的宝贵时间，“无异於谋财害命”。
    从六十年代起，中国的一群诗人，以及一小撮（不过数人，因无市场也。）诗评家，贩卖法国十九世纪象征派诗人马拉美的理论，说什么诗只靠“猜想”、“隐喻”或“暗示”、“诗永远应当是个谜”。于是新诗成了诡谲迷离的谜语，让读者读之如读天书，莫明其妙。这种诗评家是聪明绝顶的资本主义的买办、投机商！他跑到美国文学界介绍李贺，返回中国却贩买马拉美。孰不知马拉美在一百多年前宣传诗是神秘的儿话时，就没有听众，没有市场，只有巴黎街头几个精神分裂症的文艺小青年，摇旗呐喊，追逐起哄。
    诗是不能翻译的。所谓译诗，也只是保持原来的大致意思，通过译者的“再创造”而已。也就是说，译诗的音律或韵脚，完全是译者“再创造”出来的。外语原文诗的音律和韵脚决不会与汉语诗的音律和韵脚相同。因为汉语文字的音、形、义是合一的，可以字对字地声韵相对，所以才有了汉语诗的音律和韵脚的特殊性。而外语文字的音、形、义却是分开的，是不可能字对字地声韵相对，所以才有了外语诗的音律和韵脚的特殊性。试问，你能用外语将汉语诗的音律和韵脚读出来吗？或者，你能用汉语将外语原文诗的音律和韵脚读出来吗？诗如此，诗论更是如此。那些盲目地把西方的诗论渣滓，生吞活剥地移植过来，怎不给中国诗坛制造错觉与混乱呢！
    今年九月，为了纪念海明威一百周年生辰。名作家朱炎教授讲“海明威的小说”时，建议听众去看原文《老人和海》，才真正领悟到作者运用文字的美妙。这个建议给人以无限地启发。如果一个外国人，读了“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译诗：“年轻美丽的姑娘呀，你是小伙子的情侣”，他如何能够体味到汉语原诗的语言艺术结构和特定的节奏美感呢？那跟幼儿园小朋友念唐诗有何两样？
    同样的，一个不懂中国文字的外国人，只读了翻译作品，他是绝对不能了解屈原、李白和关汉卿的。
    过去（更甚者是现在），新诗作者（乃至一些诗“大家”）说出一句话：诗应该走向世界（或谓之与国际接轨）。为了实践这一个理想，甚至还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如何走、怎样走，才会“走向世界”，才会“与国际接轨”。为了这个问题，有人曾请教过那些活跃的新诗者，他们说：“诗的技巧是无国界的。我们不会理会读者，迎合读者，只要我们有深邃的哲学思想、感觉去实现题材的超越就行。”换句话说，中国的新诗作者已经完全脱离了国土和人民，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是在用什么文字写什么诗，他们已经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
    首先必须指出诗人是有国籍的。你不能说拜论是美国人、普希金是法国人、屈原是俄国人吧？至于诗的技巧，语言艺术，也是有国籍的。你说象征主义发展在巴黎，但它却源于二千年前的中国。再说，走向世界，与国际接轨，世界在哪一个地方？国际的“轨”在哪里？莫非中国不在地球，而在火星或金星上么？现时中国人穿洋服，吃洋餐，讲洋话，可谓走向了世界？与国际接上了轨？那么，外国人用筷子，吃中餐，讲汉语，也可谓走向了世界，与国际接上了轨吧！思索一下，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那些将中华民族诗歌艺术形式改变为世界某种诗歌艺术形式的所谓走向世界，与国际接轨？岂不是一句疯话！
    “走向世界”，“与国际接轨”，是文学小青年急功近利的具体表现，也是某些所谓“大家”们的莫名其妙地蛊惑。打开窗户说亮话：他们是想赶快把自己的诗稿翻译成英文（最好翻成瑞典文），通过西方诗评家有关人士或文学团体，推荐给诺贝尔奖金委员会。君不见八十年代有一个叫什么岛的新诗人，写了几首让西方人捂嘴直笑，让中国人莫明其妙的“朦胧诗”，便从北京、上海、广州，造成群众欢呼万人空巷的盛大场面。此人后来移居美国、英国等地，每年窥伺诺贝尔文学奖的开奖明牌……。还有一个叫什么城的新诗人，竟跑到了南洋，真可谓将诗写向了世界，接上了国际的轨，然而，他却演绎了一场“戕妻自缢”的警世故事。
    在此，是否应该呼吁一下：起来，抢救这些聪明的神经病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