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诗歌与佛顶山相遇
石彦伟
石阡这地方，去一趟不容易。尤其是如我这般习惯了平原生活的人，沿了九曲盘桓的山路千回百转，仍迟迟不见目的地，就不禁绝望起来。或许正因如此，当这个果真如古夜郎一般颇有些神秘色彩的小城终于在百千荫庇中现身之时，那惊喜也是接二连三的。先不说含钾量最高的茶叶、天然古温泉、矿泉水等诸多物产，还有楼上古城、仡佬族村寨等人文重镇——最使我难忘的是，在这巍峨青翠的佛顶山下有一群写诗的年轻人。
今年七月，我去石阡参加第五届贵州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和改稿班。早先对石阡这个地名不算陌生，大抵源于我曾编发过的弦河的诗。这次他打来电话，说是人在外地打工回不来，但当地有几个爱好诗歌的高中生，希望与我交流交流。等我到了会上，发现现场确有几位衣着鲜艳的小青年，他们少有着90后孩子的张扬，低调地坐在最后一排，无论听会还是听讲，脸上都是罕有的虔诚。场间休息，他们远远地站着，偶尔看看我，也不敢上前来打个招呼，那种还属于孩子般的纯粹的羞涩，使我觉得心疼。倒是我一声大嗓，揭破了这层关系，并相约晚上来我这里谈一谈。后来我才知道，几个孩子并不是会议代表，甚至连县作协会员都不是，他们向主办方恳请，只是想来旁听学习。他们只是爱着诗。
当晚就读到他们的诗稿，心里暗暗有了感慨。一来，都是课业最要紧的时候，还能如此痴情于诗，这种单纯使我觉得喜爱。二来，尽管他们在会上怯生生的，还远未被主流认识和接纳，但这些年轻的诗稿拿出来，其实并不比改稿班在籍学员逊色。相反的，我倒觉得人过了三十岁，如若在诗歌上还没有找到理想的通径，还只是习惯于庸常的表达，那么参加再多的改稿班，恐也是无效的。诗歌与小说、散文相比，毕竟更讲求天赋、血液里的气质，而小说和散文往往在生命经验上要求更多，有时甚至勤能补拙，四五十岁以后才出好作品不算不正常。最后，也是我最为惊喜的一点，几个90后竟来自同一所石阡民族中学，是同一个文学社旗下的骨干，且分属不同民族（仡佬族、苗族、侗族等）。如此集中地在一所县城中学文学社里出现一个优秀的诗歌群，无疑是不多见的。就我目前对少数民族80后、90后创作情况的了解，这个现象怕也是唯一的。
短暂几日，我们在小城夜下漫步、品茶，一起攀登郁郁葱葱的佛顶山，聆听溪流的欢鸣，林鸟的闲唱，一起谈论即使回到北京都让人觉得很有些古怪和边缘的诗歌。从此我的心中，似乎与这群年轻人有了某种情感上的牵念。在看到越来越多背离理想、把文学当成工具的反例之后，总是在北京深深地想念他们，希望他们永葆那份纯洁与挚诚，希望他们无愧于一个小字辈编辑、一个兄长的判断和鼓励，早点拿出像样的作品出来，让文坛找到他们，而不是他们卑怯地去找文坛。半年过去了，在我迫切地想再次读到他们的诗，想看看潜力无限的他们在半年之后是否有了新的发力、新的进步之时，就提前读到了这期写着他们的名字、还有更多老面孔、新面孔的“佛顶山诗歌群”专辑。
在总体上，我以为这些佛顶山下的青年诗人，在美学追求上有着某种趋同性（我也一向以为，若缺失了这种美学的趋同性，单从地域性上来谈文学群落的构建，是没有意义的）。他们往往少有已成名的80后、90后新锐作家的迷幻与张狂，似乎有些藐视文本意义的革新，甚至也没有在题材和风格上呈现刻意的个性化。如果不是看到作者简介，或许未必会想象到这些文字的创造者竟是如此年轻。他们更愿意坚持诗歌固有的文脉传统，将质朴、真切、动人作为表达的本能动力，将土地、庄稼、家族、小城、民间作为描述对象，甚至很少抒写青春的运命以及没有来由的寂寞和忧伤。这让我预感他们的写作与郭敬明们相比，可以走得更加长远。重要的是，他们已经开始学会关怀灵魂，悲悯底层，并且看得到对于难度写作、哲学探讨的努力，这又让我感叹他们怎么这么早就明白了诗歌写作的要义！他们的文字中有一些与年龄显得格格不入的疼痛感，这种疼痛感并非“为赋新词”，而是扎根于对生活现场的切肤经受与体察。他们或许还挺喜欢怀旧，尽管有点小可爱，但面对这些可触的文字，又不得不感慨于情绪的真诚。他们当然也和所有初学者一样，还存在作品忽好忽差、参差不齐的劣势，但几乎每个人都写出了使我眼前一亮、怦然心动，以至将阅读被迫中止、重新回味的句子——这个诉求看似简单，但在平素大量的职业阅读中，获得这样的感受已足够令人慰藉。
在这个诗歌群里，无论从创作者还是文学活动组织者的层面，仡佬族的弦河都是一个领头人。至今我仍对他笔下的翁子沟印象深刻。他带给我最强烈的气质是：孤独，远远不等同于寂寞的、极其内在的孤独。他写道：“一只孤独的鹰/它的视野总是孤独/当仰望的人不再仰望/翱翔便是另类”（《与果无关，或是生命的脆骨》），饱含一种远离故土、浪迹天涯的理想主义者式的叹息。外出打工生活的际遇，聒噪大都市圈的挤压，使他对久别的故土，总有一种难以言清的感受，既渴望归还，又有种无处安身的惶惑。“我回去的地方/便是陌生的旅行之地”（《归宿之地，已无葬身之处》）。而在我看来更有意义的写作，是诗人关于文化身份的思考，“我不是苟同的麻雀/亦非保持着正统血脉/我只是对花香/拥有敏感的向往”（《最遥远的忠诚，是不能做一块泥》），这是一个少数族裔诗人对“自遥远的地方来”的祖先的一种回答，在另一首《身份》中，这种回答似乎展现得更加充沛：“泥土剥夺了我的身份/我不能像一株庄稼/对它保持最初的忠诚/但我同样拥有深沉的泪水”。据我了解，石阡地区的很多少数民族都在面临同化的危机，青年一代更是如此，多是只知晓文化身份的符号，不同民族站在一起已说不清彼此的差异。我想弦河也可能身处这种忧患的深处。在这样的文化变革面前，诗人需要有所发声，记录下潜移默化的嬗变与悲哀。我一直觉得，散居区的、同化危机中的、文明夹缝中的茫然与阵痛，往往比来自文明聚居区的那种理所当然的、当之无愧的、甚至颇有道德优越感的表达，更有价值。
侗族的陈学林，比较来说是最富于新意的一位。在感受上，在语体上，都有自己鲜明的想法。比如，仅仅是一个人在黑夜行走，就能写出一首很有味道的小诗，他说这“黑夜带起的害怕”，“揣在包里，按死他，不让它作祟”，就很是别致（《走在一条没有人影的小路上》）。在大风吹起的奔跑的世界中，他无力掌控自己的选择，忽左忽右，“一直反复下去”（《起风了》）；面对“像一颗被切割的心”一样走过的事物，诗人选择一种哑者的姿态，“怀着一份沉重的心情”，“它说话，我沉默。它行动，我静止”（《那些走过的事物》），似乎有一种与年龄不相称的冷静与沉稳。而在组诗《与高家沟有关的名字》中，小诗人饱怀一颗对土地的敬畏之心，以乡土生活经验中细碎的视角，牵涉农耕文明的凋索、生态面临的威胁、以及传统生存格局的迁变等重要命题，起笔不俗。
类似的反思，也出现在其他几位诗人的笔下。树弦或许是最有怀旧情怀的一位，时而在镇远追溯一幅古画，时而在茶香中“想起王朝和一个偏远山镇的往事”，又时而“打捞起家族史”，在有限的家族追忆中慨叹文明记忆的枯萎。我尤其注意到的是，面对苗族文化传统的遗落，诗人向祖父、父亲和母亲呼号般地求援，希望找回“带血的心脏舞”、“带土的轮回酒”、“黄莲般的酸汤鱼”，当然这些都还只是习俗性的表征，巨大的文化深层传统的丢失，使诗人悲伤地追问：“谁能告诉我，我的苗族血统没了/该用什么去填补？”这不是一个人的追问，更是一个群落集体的追问。同为少数族裔的李超，一定也有这样的困顿，但如同他内敛的性情一样，他把这些追问更多地深藏于缄默之中，而是面对他最熟悉的秋天的土地，说出最想说的话。组诗《秋语歌》在文字的节制与深邃上，已达到了在一流诗刊发表的水准。在公众对90后较之80后更加骄矜的想象中，李超用他的诗答复：他们这一代同样有着对苦难的承受，甚至对负重家族的忧患。由于敏锐的感受，他笔下的乡土经验，有时显得使人瞠目：“我看见稻穗弯着腰/在奔跑。一身金装/从田野跑过镰刀的嘴唇”（《曾是为了活命》），我不知是怎样的生命体验，可以铸就出“奔跑的稻穗”这样使人心疼的意象。他以淡定的笔触书写大地上农人的艰辛，“你看不到一个饥饿的人/只有悠闲的风/它吹黄了一个秋季，回屋歇着”（《农事》），“在夜里磨牙的人/分不清母亲手掌上的稻谷有多沉”，“丰收，与一场春天的失恋有关”（《秋天一定在拼命想忘记什么》）这样诗句使我足以确认，这是我读过的与秋天有关的最好的诗歌之一。我也因此相信，李超的诗将很快在更大范围内受到关注。梁沙是诗歌群中为数较少的女诗人，她习惯以沉静的气息书写对生命的认知，含有几分古典的幽雅、禅意的灵动，也有着女诗人特有的婉约与清秀。“一棵树在夜里醒来/不开花，不结果/安静的反刍白天的苍白”（《炎凉》）这样的诗句使我不忍妄加猜测，梁沙不动声色的外表之下，藏有怎样巨大的悲悯与柔软。此外，游万里、满荷艳、李莫然、王志发的诗同样各具风味，充盈着略显青涩但着实诚挚的激情，亦有对初涉人生的几分追索。我更期待于这些年轻的诗人，随着生命阅历的丰富，让视野变得更加辽阔，多一些对社会现实的敏锐洞察，对当代青年所独有的对时代变革、民族变迁与人性离合的思考，如是，他们将很快与虚无主义之风隔绝开来，找到他们这一代诗歌写作者所应该信仰的道路。
写罢这一点评价的话，我的眼中再次浮现出夏日中泛着绿光的佛顶山。不管它已经多么古老，我想，不仅因为满山葱郁的林木，即使仅仅因为在他的滋补之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仅仅因为奢侈的诗歌——这座山的灵魂，一定是永远年轻的。
石彦伟，回族，1985年生于哈尔滨。中国传媒大学电影硕士。中国作协《民族文学》编辑。著有散文集《面朝活水》《雕花的门》。编剧导演电影《西海固三部曲》《嚼子》等。北京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石彦伟老师博客：http://blog.sina.com.cn/u/1464321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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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5-27 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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