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媒话语构成了一种匿名的大写的权威，它的庞大权势使大量的接受者在认识力和想象力上甘居侏儒的地位。——诗人如果成为这样的侏儒，他会写出什么样的诗？
警惕媒介语言对诗性的蹊跷消解
陈 超
《北京文学》的编辑朋友约我写一篇对当下诗坛观感的文章。我想，与其面面俱到地谈，不如集中于自己最关心的一点来讨论。在我眼里，近年来对诗歌影响最大的就是“媒介语言”对诗性的蹊跷消解。为何说它是“蹊跷”的？因为它不是直接解构诗性，而是以“泛诗歌”“类诗歌”的姿态潜入诗歌，从内部稀释、软化诗歌，使我们的诗歌成为可有可无的摆设或自我麻醉术。
一
记得在90年代，不少人曾焦虑于社会生活中“诗性的流失、干涸”，文学报刊也屡屡附庸风雅、矫揉造作地提醒：“人，诗意地栖居。”那么新世纪以来，“诗性的流失、干涸”这个命题，还增补了新的复杂性。它有了新的重要特征，就是“泛诗歌的幽灵化”。
近些年来，似乎有个舆论化的声音，“诗歌越来越边缘化”。从某个角度看，我觉得可以这么说。但是同时要知道，理解“边缘化”还有另一个角度，就是它的“幽灵化”。作为文体的诗歌，其影响力在减弱，但作为一种审美气质，“拟诗歌话语”其实已像幽灵般渗透在生活中，过去向内凝重的诗意被稀释、分解了。
我们看到的是日常生活中“泛诗歌”气质的弥漫化。今天，类诗歌语言和审美气质，已像幽灵般渗透在日常生活中。它们不但频繁在大大小小的权力规训性文本中出没，同时更在为资本效忠，特别是在广告（如房地产、时装、化妆品、饮品、奢侈品等）、短信、电视广播媒体语言、博客、微博、都市广场的标语……中被快意地使用。网络的普及，是泛诗歌弥漫的一件大事，媒介具有难以想象的高传播性、超强的时效性、无限增容性，种种类诗歌表述层层叠叠，的确令人瞠目结舌。
所以，今天的诗人所面对的问题更“新鲜”，更纠结，更蹊跷。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的说法令我深思：“奥威尔忧虑的是信息被剥夺，赫胥黎则唯恐汪洋大海般的信息泛滥成灾，人在其中日益被动……奥威尔认为文化将被打压，赫胥黎则展望文化将因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而庸俗化。奥威尔担忧我们将被我们痛恨的东西摧毁，赫胥黎则认为我们终将毁于被我们热爱的事物。”我以为，今天我们中国诗人面对的问题，既有前者，也有后者，这正是其复杂性所在。而且，进入新世纪以来，赫胥黎的忠告比此前更能震动我心。特别是在我们今天无法不面对着日益显豁的“泛诗歌”对诗性的稀释、消解的情势下。
媒介话语当然有好处，众所周知，毋庸我多说。作为一个诗人，现在我们似乎应看到它另一方面的性质。看到媒介不只是一个载体，同时它会自动改写你所载的内容，它会自动暗示你，你的话语模式应是怎样的，你会自动适应乃至迎合媒介语境的诉求来写作。就像“格雷欣法则”说的，很多时候好的东西可能会被大量的次的淹没，劣品吞噬良品。
我们生活在一个媒介高度膨胀的年代，我们注意到，现在的媒介语言已不同于此前的媒介语言。其中明显的变化之一是，它们变得“泛诗歌”了，更“拟文艺腔”了，更“甜软”了，更“美”了，更“煽情”化了，所谓体现在语言中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我们注意到，大众传媒中的“泛诗歌话语”，对我们的生活实施了“饱和式裹挟”，似乎“诗性之美”已无所不在。随手举出我所在的一个三线城市的一则房地产广告——“此眺望恬然澄明，请选购莱茵水岸高尚社区，眺望星空，诗意地栖居。”再看一则模仿“朦胧诗”语言的广告——“明天的明天，你还会送我水晶之恋吗？”它用如此“唯美”的语言，宣传的是果冻。
让我们细辨一下媒介泛诗歌话语内质的蹊跷所在。随着时间推移，我们越来越明显地感到，媒介话语这种甜软、细腻的“诗性美文”，其客观功能已不仅仅是在推销商品，或抚慰人们的感官；它其实也会通过一种隐蔽的却是有效的“美”的暗示，来歪曲地定义、混淆我们所面对的，令人困惑、痛苦、失信的荒诞现实世界，而使真正反思、批判的诗歌精神，走向新一轮的“娱乐-快感”的驯服式文化氛围。因为无数大大小小的残酷的现实事件，已一再挑战我们接受的底线，而这种泛诗歌话语无所不在的“美文”的捆绑、腌渍，无疑对诗人的求真意志构成了新一轮的“侵凌性”！
有敏识的人们已看出，这种泛诗歌话语，其实也是受到主流权力话语和资本所鼓励乃至操纵的话语，只不过其间的“利益主体”被狡猾地隐匿了。权力话语、资本话语被狡狯而柔软地融汇于“自然”的“审美话语”，即伪装以“自然化”形式，在社会中广泛传播。所以，当下在权力/资本也利用或玩弄“美学”的年代，泛诗歌话语会在不期然中将人们带进一个虚假的“美”的代理世界，而使残酷、荒谬的生存真相隐而不现。如果现代诗人对此没有自觉的疏离意识，我们的诗很可能会被这种所谓的“美”窒息。
或许我的上述说法显得激烈？那么让我平和地说，泛诗歌气质的弥漫化是一个喜忧参半的现象。一方面说明人们还是需要诗意的，但是它也给今天的先锋诗人提出一个新的考验，就是在诗歌被“泛诗歌幽灵化”分解、稀释的情况下，怎样继续提供更深刻锐利的诗与思，摆脱“泛诗歌”气质对创造力的覆盖，增加现代诗本身独特的犀利、真实、摩擦感，以及对人性内蕴、具体历史语境的揭示效力。
今天，严肃的诗人其实都应在拒绝新的独断论话语的同时，也夙夜匪懈地警觉着“泛诗歌”对深度诗性的稀释或消解。
二
与此相应，再让我们看看受媒介语言影响的“网络”诗歌。众所周知，近些年来，网络诗歌形成了一个新的诗歌生长点。乍看起来，网络诗歌与传统的纸媒诗歌最明显的不同，只是书写和传播工具的不同。但是，表面的不同毕竟还只是表象，它有待于我们继续探寻其内质的蹊跷变化。读过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一文，其中有个观点对我颇有触动：“新的媒体不只是原封不动地传播内容的被动母体，它们都会以自己的方式打造被‘发送’的对象，把其内容改变成该媒体特有的表达。”的确如此，如果我们真正勘察网络诗歌现状，就会发现它们不仅是诗歌栖身载体的变化，与不同的介质同步到来的，还有它在意蕴和话语形式上的明显改变。
网络诗歌的出现，无疑具有很大意义。在我看来，主要体现在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实现了写作和发表自由。它们对多年来体制内的纸刊“诗坛”的森严的发表权力，进行了有效的消解。那种混杂着权力和平庸的“正式”编辑的审稿眼光（在很多时候其实是人情或关卡），遭到了诗人的厌弃。网络诗歌还有效地实现了诗人与读者在第一时刻的自由互动，诗人会真切地知道自己的诗歌在公共空间所引起的效果。网络诗歌创造了“自由”的神话，其意义理应得到充分衡估。
但是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它也同时带来了我们未曾料到的问题。这些问题数年前就存在，于今更烈。我认为，今天的诗人们不仅生活在网络诗歌自由表达的时代，而且也是生活在被网络“流行诗”的膨胀所挟持的时代。由于网络诗歌传播的广泛和迅捷，其中明显的写作误区带来的损害也更大。
我们都知道，网络诗歌既是“自由”的，同时也会受到另外的“控制”——赢得最高的点击量。而这，当然会制导一些诗人的题材、语型的选择，使他们对庸众的趣味统治俯首帖耳。这就是网络诗歌之“自由与控制”所形成的“结构性自相冲突”。
我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置身现代诗创作和评论，在我可靠的记忆里，诗歌从未像今天这样几乎没有门槛，蒙昧地随意出入。而且在很多时候，越是口水化的臭诗，越是能成为“媒介事件”而引起举国关注。或许会有人说，毕竟还有人关注诗歌嘛，未必是坏事。而且，各种“口水体”“垃圾体”如此等等的“反诗”的诗歌读者、哄者还很多，“搞活了诗坛”。我的回答是，它们的确赢得了高点击量，但丝毫也说明不了它的价值——如果一个成年人在闹市区强行拦路卖傻、露阴，或有侵害攻击行为，其围观者也一定极多。可见，读者多说明不了什么。大概在他们看来，写作“成功”所需的才智成本十分低微，亵渎诗歌就是捷径。所以他们不但不加反思，反而在不断强努，以“嘴硬”自辩来确保自己被庸众围观。其实我们都清楚，当下庸众对反文化、恶俗性的追求十分普遍，这些诗人骨子里就是对庸众的卑屈承欢。这就是所谓的“庸人引导的社会”。
这就涉及在媒介话语膨胀时代，为何更需要用诗歌“发言”。
前面说到，我们生活的时代被称为“大众传媒占支配地位的时代”，“媒介时代”。这个时代当然有值得赞美的一面，但它带来的负面影响，今天不是更值得诗人们注意吗？诗歌是需要高度专注的语言艺术，与小说家不尽相同。在特定意义上说，诗人不仅需要“开放”信息，同时更需要必要的“自我封闭”，凝神，静心默想。今天我们已看到，大众传媒的高度膨胀已形成了可怕的信息污染。它们不惮于恶俗地搜奇猎怪，以大量无聊的信息充塞着人们的头脑，吞噬着人们本已所剩无多的阅读时间，使人在信息的漩涡里全速坠落，无暇分辨，互相挤撞。这些信息的泛滥没有激发出人们沉思默想的潜力和对生存与生命的敏识，反而闭抑了它们。沉溺于网络资讯、游戏、博客、微博、小报、上网聊天的人，已经像是一个古怪的依赖性的双足肉身的接受机器，一旦接触到特定的文字和图像，就发出快意的吸毒般的痉挛。他们需要在可公度的语言符号、图像符号中呼吸，他们的阅读活动已完全拱手奉给了“传媒神祗”，他们的思考、抱怨、渴慕、欣快、逃避，都卑屈地受信息源的支配。大众传媒话语构成了一种匿名的大写的权威，它的庞大权势使大量的接受者在认识力和想象力上甘居侏儒的地位。——诗人如果成为这样的侏儒，他会写出什么样的诗，就可想而知了。
媒介时代的文化是一种特殊意义上的商业，它不但浸渍了广大受众的心灵，而且深刻地影响了文学艺术。体现在小说方面，就是新闻主义和市民琐屑生活的奇怪混合，当红小说家已不懂得（或不耐烦）何为描写，只是一路叙述下去，像是在为影视提供文学脚本。体现在散文方面，就是大量地倾销现成的处世方略、情爱奇观、物欲崇拜、旅游见闻。体现在诗歌方面，就是追求现世现报的“明白如话”，“幽你一默”，以恶俗和肉麻当有趣。
从“信息时代”的总词根上看，当下的文学艺术几乎成为它的同谋者。诗人作家从半推半就到主动“取经”，与大众传媒一道“没收”着人们已所剩无多的独立思考与感受，将之倾倒到巨大的文化垃圾站中。闲言碎语，飞短流长，无意义书写，经由电脑排版，竟被视为传播文化。最后，无聊的信息被等同于精神产品，“博取更多的信息”不再是人生活的辅助，而成为一种“活着”的终极目的，一种“现代的”世界观，一种占统治地位的阅读类型。
马林·索列斯库在一首诗中写道：“电车里的每一位乘客／和在他之前曾坐在同一座位上的乘客／是一模一样的／……每人都有一个／被后面阅读的报纸／磨损了的脖子／我感到脖子后一张报纸／用它的纸边／拧着切着我的静脉。”这首诗名为《判决》，标题令人如此震悚：“判决”，本是指法院对审理结束的案件作出的决定。那么，如此多的平凡而无辜的人凭什么就被“判决”了呢？是什么东西拥有这么大的权势来判决人们？这个判决者竟是一个柔软的唤作“报纸”（或曰“电视”、“网络”）的家伙。它剥夺了无数个体生命的自由和内省，它吸摄了你的视线，使你即使在电车中也心甘情愿地履行荒谬的“积累信息”的“义务”。不错，你最初的阅读是自发的，“自由”的，可一旦你被这种“自由”的毒品麻醉后，你就无法知道其他的自由了。你被判给了永无餍足的大众传媒流水线，成为以此代替精神生活的自欺者，以此存活的阅读壮工。你已离不开这种微笑的柔软的刑罚，失去它，你会感到烦恼无依。这样，作为被判决者，你完成了与判决者的合作。
在“大众传媒信息共享”的嘤嗡的抚慰下，人失去了个性，语言变得类聚化，木讷而空虚。为什么说“电车里的每一位乘客／和在他之前曾坐在同一座位上的乘客／是一模一样的”呢?一样低垂的脑袋，面对一样的布满字迹的密密匝匝的十几、几十版的纸片，人们将最本己的情感、思虑，完全溶解并消失在一体化的话语场中。传媒对什么信息微笑，我们就共同对什么信息微笑；传媒赞叹什么成功人士，我们就共同仰慕他；传媒怎样掌握时事“导向”，我们就怎么理解时事；传媒连载哪些与它构成“亲戚”的小说，我们就阅读什么小说；传媒对什么表示愤慨，我们也共同莫名其糊涂地对之表示愤慨……在这种劳力而省心的阅读流水线上，我们成为彼此无差异的平均数。我们由一个活人变成了一个乏味的阅读动物，无数的动物只构成大写的○。置身这样的阅读环境中，人们自我减缩，并相互减缩。消除歧见、抹平差异是大众传媒的拿手戏，用纸边“磨损人们脖子”，就等于删除人们独立思考独立体验的脑袋。而这，是真正的诗人所无法忍受的。
在这样的时代，“为何要用诗的形式发言”，就变得不言自明了。本真的诗，源于个体生命对生存的体验，也就是说它的动力学因素来自一个具体的肉身和心灵。在有效的诗歌写作中，不存在一个能够为人们普遍“立法”的精神总背景，诗人天然地反对任何整体话语来干扰与阻挠个人精神和言说的自由。诗人通过创造自我的言说方式，挽留个体生命对生存的独特真实体验，在一个宏大而统一的生存境遇里，倔强地为活生生的个人心灵“呐喊”。这种呐喊是一种奇异的“呐喊”，它为自己的音高设限，它越是耽于内心的低吟，就越能滋润于久远，它存在于总体话语和大众传媒权势鞭长莫及之处；它如此宁静而固执地独自吟述着个人灵魂中的奇思异想，不求“共识”，但求磋商与对话。在一个整体主义、本质主义、科技霸权和公共书写媾合的时代，生命和语言的差异性越来越被粗暴地减缩，最终它们面对着被彻底通约化乃至删除的危险。诗歌之所以继续挺身而出，乃是为了捍卫个人心灵的声誉和权利，发出无法被意识形态话语、传媒话语、科技话语所稀释和压抑的声音。这种声音是欢愉的、安慰人心的。在诗人的心中，没有超个人的权威催促人们“非如此不可”；诗人用不着卑屈地向所谓的“广大的需求”来索取写作的合法性。诗歌，在今天如果一定要有什么“功能”的话，我想说，它在不经意中成为人类话语中最具有“民主自由主义”实践力量的一支。它的民主和自由不是空洞无谓的集体主义神话，而是回到具体个人，坚持个人话语对生存体验并表达的永恒权利，“第一原理”。因此，从个体生命出发，笔随心走，揭示生存，眷念生命，流连光景，闪耀性情，这些基本内容在古往今来的诗中是凝恒不易的。在诗人心中，迸涌着长眠者的声音，当下即刻的声音和未来者的声音，并以个人的言说直指人心。那么，是否请那些习惯于大众传媒的读者也来尝试着聆听一下诗的声音？
或许会有自诩为“客观、辩证”的人士来教导我，这种说法太偏激了，“思想不正确”。对这样的人，我理应退避三舍，就让他“正确”去吧！ 最后，让我以希姆博尔斯卡的话作结——
啊真理，不要太注意我
啊庄严，对我大度些
容忍吧，存在的神秘
容忍我拆掉你“列车”的路线……
|
发表于 2013-6-6 12:27
收藏
分享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