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中国诗歌点击（王彦明/赵卫峰）

赵卫峰

2012年中国诗歌点击
王彦明  赵卫峰

  

　　每个年份都有无限深味。在总体的平静中，在莫言的获奖之外，在一些自然而应该的局部争论之外，2012年的诗歌有三个倾向相对明显：“代际”现象各领风骚、不断创新的传播方式粉墨登场，社会性力量的注入举足轻重。自然，诗歌在每一年，都有一些新芽，都有一些沉着的根系更加沉潜深入到内部。诗歌的根本性变化仍要立足于诗写者的认真，它像一抹绿意，在几乎看似原封不动的诗歌大森林里，时光将如何真正地照见？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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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诗歌点击》中的预言基本成为事实：网络作用进一步扩展，包括博客、微博继续成为传播的主要样式，它们载着并可能将诗歌的视野拓展更深广。值得注意的是，网络媒介关于诗歌的传播更多倾向于事件与消息。
　　个体诗人的博客、微博越发多了，但很多不少仍是营销学概念的：目录式、事件型，粗狂味，并且时常远离诗歌本身。其中，也有部分起着有效的归档作用，推动着诗歌的有效普及信息存储，如“诗人文摘”、“网络诗选”、“现代诗选粹”、新浪、《诗刊》、北京时代美术馆组织的“微诗会”等。
　　这一年，“诗生活网”在合力中稳步行进，继续与新创办的“影响力中国”等网站成为诗歌呈现和发展的重要阵地，“野外”、“广东诗人俱乐部”、“葵”等旧有的论坛和网站版式也继续或重新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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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长史也是问题史。网络诗歌对沿袭的诗歌生态起着巨大的冲击影响作用，它本身也存在着需要自我调节的弊病，仿佛不断变异的病毒，相生相克，不断地明暗于良性与恶性之间。网络是个筐，什么都能装，也什么都可以装。这个装，既指容量，只在愿意，均可尽情占位，敞门入场，进出随意。这装也是指脱离诗歌本身的装腔作势、装模作样，虽然“网络时代”这词已久，诗歌群众的免疫力也日益增强，但后者的装，仍然会带来麻烦，产生心烦，尤其是置身网络诗歌及其标题党领衔主演的资讯之汪洋大海时，文本的选择让人枉费心思，徒生疲劳。
　　这似乎很吊诡，网络普及了诗歌又淹没着诗歌！它出新但往往又同时容忍着成倍的陈旧和垃圾。诗歌在一个全民参与的读屏时代引起注意往往不是其文本的新颖而是一起起有意或无意的活动与事件，当代部分诗人的炒作习惯已然变本加厉。
　　“普及”是诗歌始终面临的坎，网络平台加强了作者与读者的联系，极大地突破了以往纸质媒介的限制，只是太多网络平台并不讲究含金量，诗文讯息及诗作的转载复制成为所谓网络诗歌的主要动作，一个个博客相当于诗歌的“文摘版”，这种现象源于网络诗歌的原创性、及其基础上的创新性这两者尚未得到较好解决。这也是网络诗歌时常受诟的主要原因。
　　可以从正面来倡赞“微博”的影响力，尤其是当诗歌精英与诗歌群众似乎面对面的交流对话，双方都有所收获或满足感，即使其中有太多有意无意的“作秀”。充满中国味道的诗歌微博满足了诗歌群众的参与意识，它让人随时随地介入、互动，自我感觉良好地成为大庭广众之一员，这仿佛与近年的公民意识在时空上有了合拍。但另方面，微博对诗歌的写作的作用力在什么地方？这个问题现在还不能完全明淅，微博、博客及论坛诸平台的作用终归是诗歌文化的普及。一个同样在现在不好定论的结果是，科技环境中的诗歌正逐步趋向成为通俗性的文化娱乐项目，它日益平常化、快餐化，当然我们也相信，“热闹”是相对着它的对立面而生的，并不是每个诗人都会热衷于当代科技传播中的热汽腾腾的“诗歌界”，并情不自禁地投身于这种空空如也的诱惑。
　　多年来，在时政约束力的变化之外，文学及诗歌进入社会面的每一波澜的荡漾都好像与媒介的变化有关，撇开深度不说，文学与诗歌的温度是否非得要依随诸如网络媒介的更新而不能自已呢？如果是这样，“写作”是否会对媒介有了依赖症而不再像是写作本身？


●“80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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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多数“80后”已届而立，再谈行动与“事件”背后的“80后”诗人群体，有些违背诗歌原则，也是对这一代诗歌写作者的嘲弄。在而立这个门槛上，如果依然无所建树“80后”诗人就要反思了。
　　80后在今年的“动作”频频：《漂泊的一代：中国80后诗歌》出版；“中国80后诗丛”、“中国80后诗系”出版；《安徽80后诗选》和《中国80后’年度最佳诗歌2012卷》出版；《诗探索》推出“80后诗歌研究”专题；《都市时报》开始推出的“中国80后诗歌联展”；民刊方面，《感悟》《诗歌杂志》《天津诗人》和《诗深圳》等持续推出“80后专辑”。
　　但我们又似面对着尴尬：这一年80后受到更多的关注，精彩的文本却仍在期待中。十年风雨历程，80后逐渐走向成熟，部分经济已经率先“突围”，更多的还在泥泞中挣扎。有人掉队，有人投入，唯有文本，成为了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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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由80后主持或参与活动此伏彼起。在一些80后投身编辑职业延续着他们的诗歌理想的同时，诸如税剑、刀刀、李双鱼、陈青山、碎岁、憩园、尘轩、知闲等仍在理想与信仰的自我坚持中继续续办理民刊，这一年面世的有特色和影响力的民刊里，《死塞》、广西《麻雀》、贵州《诗歌杂志》、《宇宙岛》、安徽《玄鸟》等也主要由80后诗人编办，湖南向迅等发起“中国八零后诗歌的脸”活动也引起注意。从文本看，我以为中国80后诗歌重量相对集中于长三角地区或说东三角地区（鲁皖沪浙区域）。其他区域则以中心城镇为营，散点式突出。



●民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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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下的民刊似乎都面临着一种丧失激情的问题，当其弱化、失去对诗歌主流意识形态的对抗功能后，又逐步失去了最初的新奇，很多刊物开始走向反思与“沉潜”。我认为这不是坏事，反而是一种冷却下来后的思辨，如《出路诗刊》及《诗歌现场》等宣告“无限期”停刊，是编者对民刊存在意义的质疑与反思？而持续十周年的《野外》的目标与旨趣更加清晰，成为一个不大不小的“传统”；河南《外省》安静而平和；山西《光线》成为民刊中的新生力量……
　　“民刊何为？”民刊的路，在一个相对自主的氛围里反而失去了规范与前行的动力，这值得深思。在一个民刊普遍失效的局面里，探索精神与诗性纯度是值得我们去坚持的。此外民刊的运转周期也值得我们思考，一个时期以来，经济的富足，带动了民刊的迅速出版。而这个速度，并不是诗歌本身的律动。“跑得太快就会失去灵魂”。现在的这种沉寂，反而可以视为一种正常的复位，民刊本就应该偶尔地停下来思索一下方向。就像人凭着惯性跑了一阵，要调整一下方向一样自然。
　　今年，民间资本的介入，继续使越发多的诗歌媒介版式漂亮，出版和发行渠道也日趋正规，譬如《中国诗歌》《中国诗人》《当代诗人》《湍流》《星河》《诗建设》、《大河》等诗刊皆由出版社出版……它们在社会力量的稳固支持下，其存在在以一定程度上规避了泛滥的民刊易出现的一些常见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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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下的民刊面临的诸多问题中，身份意识的紊乱正在突出。约定俗成地看，民刊应该是正偏词组，强调的是民字，对于刊字时间反而不是杠杆。表面上这个词组是仍然是稳定的，实际情况则是相当的民刊正脱离原有轨道，挂靠文学组织、或出版发行、或带有明显的商业及其他目标。不是说不行，而是在这过程中，“民刊”就难以成为“民刊”。越来越多的高校社团报刊正簇簇涌现，但其质量、其观念、艺术性的变化或成熟仍有待时日，称赞与肯定对他们当然有鼓励作用，但将无济于其写作的提高甚至会徒生虚荣，这需要他们以后的自醒与自律了。
　　可以理解一份民刊之所以需要身份有时是为了方便，比如为了避免发行环节之阻碍等麻烦，但我指的当然不只是这方面，一些民刊在后来所追求的“身份”实是“变节”意味；如果说几乎所有的民刊都有占山为王而后主动接受“招安”的意愿——这话可能绝对了，但在过程中，民刊的原本意义与独立精神的流失却是不争的事实。它们不断依附台港地区出版体制的便利，宣传语华而不实或弄虚作假，不断制造噱头不断制造活动与比赛，印刷装帧时尚漂亮，内容却难以可观，这让人有些百感交集，诗歌民刊正像公开刊物一样运作着，有的甚至也发稿费，“民刊”这个词的意思正变为像模像样的自主做一份文学“期刊”？
　　即使民刊的问题越来越多，即便民刊有这种那样的不足，但只要出现与存在，本身就是幸事，有比无好，诗界对民刊的宽容态度，似是基于对诗歌传统媒介物的肯定与习惯性尊敬所致，以及当代文学环境中对诗歌的实质上的边缘压力的——反抗的心理认同——虽然这种反抗越来越多地、公然地体现于诗歌行为艺术的而非语言文本方面了，说其“失去对诗歌主流意识形态的对抗功能”，恐怕对太多民刊都不合适，因为它们可能在开始就没有类似的设想或意识，而其实在当代传播环境中，各种公开的文学报刊其实同样都难免有反复校正目标和自我定位的问题，这也使得它们同样陷入以被选载、获奖、著名作者的刊登数量、外在的权威评价等作为对自身成绩的衡量标准。今后民刊可以适当注意的是，如果目标的不明确和模糊，在传播大环境中会不断焦虑与被动，弱化了媒介的作用力。
　　流派与民刊有时几乎是相等的关系，所谓中国十大民刊评选、到十大流派评选之类的活动，妄言之可谓耐不住寂寞的精神自慰，正面说，姑且理解为有识者想从密麻的民刊之林中选择良木，这同时也是重择尺度。而每个人都是秤，而心是秤砣，诗歌界毕竟是一个特殊的阶层，类似的“包装”“促销”举动若是失度又显得事倍功半。
　　2012年，《死塞》在无数四平八稳的民刊中继续挺身，依然“透露出的是一股迷人的哥特与金属混合的硬朗质感”（沈遇），此外还有《诗参考》《地下》《剔须刀》系列《陆诗歌》以及著名的《今天》等，它们使诗歌的另一面在纸质平台中体现必须和异样。



●出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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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自主出版相应成趣的是“公开出版”。“自主出版”的盛行是否会给其他出版人带来困扰？答案或许是否定的，一者诗歌历来为出版业所漠视，二来非常规的“自费出版”依然盛行。
　　自费出版诗集，就像从超市购买东西，只要资金充足，按照流程就可以安心、省心地“出版”。大量伪诗假诗混淆诗歌出版市场。出版后基本就是以赠阅为主，仿佛是伪诗歌的宣传单。即便如此，这些出版，如果起到传单的作用也好啊，但往往事与愿违，很多实际的出版，更多还是一种“附庸风雅”的假象，或者成为部分“高明人”进阶的资本。不少装帧精美的诗集，甚至成为“最美图书”，最终都消失于纸浆之中……这是巨大的浪费，纸张浪费，精神浪费。
　　本年度，诗歌常规出版虽然困难，但是依然有出版社和出版人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譬如楚尘编选“新陆诗丛·中国卷”、长江诗歌中心成立并立项“中国二十一世纪诗丛”陆续推出个人诗集，编辑《中国新诗百年大典》等。



●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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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歌选本曾让我充满期望与崇敬。这种心态与听音乐，喜欢“串烧”有点类似，“串烧”的市场在于，吸引喜欢驳杂的乐迷。当然个人写作要尽量成为“专辑”，而不是“串烧”。阅读那些选本，内心会产生一种与诗“相遇”的“颤栗”，缘于诗歌的情味、韵致和智性。阅读到好诗，仿佛屋子开启了一扇天窗，可以听到天籁。
　　多年后，这种快乐随着选本的日益“人名化”和“地域化”，逐渐减少。2012年度的年选，新意并不明显。在一种平稳中过度到了新一年。值得一提的是伊沙点评的《新世纪诗典第一季》。这个选本是从网易的“新世纪诗典”微博发展而来，文本第一，点评精当。
　　在年选方面，一个新特征是青年诗选渐多。今年各地陆续推出了《深圳青年诗选》《天津青年诗选》《陕西青年诗选》等年轻诗人作品的选本。随着阅历和体验的增长，青年诗人在技巧、厚度方便都逐渐让人放心。青年诗选的大量出现，也在佐证着时间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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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诗歌选本中，除了三本青年诗选外，地方性选本亦有近十种，《中国诗歌》、《诗歌月刊》、《绿风》的年度“民刊”诗选专号与网络诗歌专号也相当于选本性质，它们和《21世纪中国最佳诗歌2000-2011》与各个年度的《中国最佳诗歌》《中国诗歌年选》《中国诗典》《当代新现实主义诗歌年选》等一起，按各自的倾向起着去粗存精、去伪存真作用。
　　《新世纪诗典》表面看仿佛诗歌与微博的结果，又似乎是上世纪末西安《文友》20世纪中国现代诗歌选评专栏“世纪诗典”和去年《南方都市报》上开设的“新世纪诗典”的电子扩容版。这同样有些吊诡，诗歌在网络上展示后终得以纸本承载之。无论诗界对伊沙如何评价，他的积极的包括诗歌评审的事业都不应被他的文本创作掩盖。虽然从目录看此书，感觉与宣传语里的“不以姿态、立场、资历、辈分取舍作品”恰好纠结，但这书仍是诗歌的微博时代值得称赞的结晶。《漂泊的一代：中国80后诗歌》并不单纯是作品选，它带有主观的为一代人辩护和记录的积极设想，并想在回顾与总结中尽可能地为研究者提供参考，作为“80后”诗歌十年来行进脉络的文献性梳理，《漂泊的一代：中国80后诗歌》希望唤起对诗歌80后的关注，因为从大面上看这有前车之鉴，诗歌的70后风貌始终压抑于小说的70后，小说及其他艺术80后也一直掩盖了诗歌的80后。
　　对诗歌选本的作用与运作，资深媒介人或职业编者更为强调与重视，3月在江苏召开的首届中国新诗论坛上，宗仁发、李少君、林建法等基本持传播（专刊、选本、期刊的诗歌专栏设置等方式）对诗歌的经典化有积极作用的观点，虽然议题是围绕诗歌的经典化标准或说某种尺度问题，其实也涉及到了“文学史”的建构方面。对此罗执廷在《选本运作与“第三代诗”的文学史建构》文章中已有充分研究：由于公开刊物和主流诗坛的冷漠，政治意识形态的打压等不利处境，“朦胧诗”之后的“第三代诗人”只能自我推销，争取承认。他们从1985年起就开始通过选本运作的方式来呈现、集结、传播自己。在第三代诗人和其诗学代言人的共同努力下，“第三代诗”的选本纷纷涌现，给“第三代诗”的发展以持续的鼓励和支持。这些选本不但建构出了一个庞大的诗歌群体，建构出了“第三代诗”的崇高形象，还早早地为其建构出了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这对后来兴起的“第三代诗”研究热以及拔高“第三代诗”地位的文学史叙述倾向都不无影响。洪子诚就曾特别指出“若干诗歌选本”为“第三代诗”的“浮出历史地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于第三代诗人及其诗学代言人通过选本运作来自我建构、自我经典化的事实，应保持足够的清醒。因为这种做法已被他们的后辈越来越多的仿效，各代诗人也无不通过推出大量的选本来集结、造势，以群体的力量成功地跻身文坛。这对于我们梳理历史和叙述历史将会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后来的70后、80后以及90后诗歌与诗人的生存背景、写作环境与第三代诗人是有明显区别的，尤其是“社会转型”这一特别的时空前提下，传播机制的变化几乎是天壤之别。不难预见的是，2013年，关于诗歌的选本会更多。同时，由于当下的诗歌文本写作与传播在网络空间的及时共享特征，选本的独特品格往往难以实现，选本的相互间距离也难以拉大，这或许也伴生了选本运作之外的当代诗歌的表面的芜杂，以及：装腔作势的口号与命名常见、装模作样的诗人与大众媒介常作秀裹结，包装后的诗人时常作态于名不符实的精神T台。
　　在“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伸手可及的今天，想像关于诗歌的年选能产生可观的影响力是不现实的，它和它们只要能对诗歌产生至少的叩击就足以令人满足了。如今，我们衡量一个“选本”的标准，只能是从总体上的“质量”来基本估计其在大量的同类中“重量”——因为如今是一个诗歌的去精英化时代！？



●诗歌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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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歌与利益似乎矛盾，但又统一。我们无法杜绝在创作之初，对虚荣的沉浸。而恰恰虚荣除了充当洪流淹没世界，还有激荡世界、重新洗牌的功效。诗歌奖在诗歌的格局中，我们可以相对“自我”地嗤之以鼻，但是一种激励机制本身是有效而单纯的。
　　不管有多少偏颇存在，多少八卦侮辱，诗歌奖基本的诉求不会发生偏移。从你整理的《2012年中国诗情纪要》看，这一年度诗歌奖项有增加的趋势。这些奖几乎都面向全国范围，这似乎是网络时代里诗歌赛事的明显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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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奖：是劝勉，勉励，称赞，夸奖；是为鼓励或表扬而给予荣誉或财物等。从关于奖的基本字义上溯到唐宋时代的诗界活动，再回落到21世纪的诗歌环境，奖事众多至少表明诗歌形势相对“丰腴”，“诗歌社会”（即便它是内部的）日趋发展。
　　诗歌奖的多少、奖金数量、程序花招、组织及评委层次等等之外，更大限度的文学性、权威性和公正性才是诗歌奖现象里最重要的，诗歌奖总是引起众议只因这些问题无法解决，这也让每一个指责文学奖的人都像是成了公平与正面的代言者而且每个人都可以发言似的。是不是非得要解决呢——假如我们都逐渐明白——作品的经典化选择并非一个诗歌奖的目标，何况经典化作品至今仍无标准。即是说，如果诗歌奖不好界定那又何须界定？
　　再宽宽地看，它是一个个大小不等的诗界的乐趣。既然各行业都在不断的奖事、评选、斗秀中热气腾腾文学界又何乐而不为？生活需要乐趣，诗生活当然也需要。李白的时代没有评奖之类的活动，只因那时不是这时？！而一般对诗歌奖事的争执或潜在反对，主要集中在名不符实、沽名钓誉、以“权”谋私等方面，集中在评选的程序上，其实这些争执与反对、关注与不屑，或种种心态都是自己的，谁能说自己就是绝对的正确与标准的？故而所谓诗歌奖，你怎么看它它就是什么性质，而已。
　　延伸地说，有奖就该有惩与罚，这可能吗？！一场场沸沸扬扬或不沸沸扬扬的诗歌行为艺术或蓄意抄袭事件结局终是一样一样的，那么，谁又真正有权利、标准和力量对诗歌奖事再论是非呢……终归：无论如何，认真写作才是重要的。



●莫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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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莫言获诺奖，引起注意。对于诗歌，该认真继续的，还是得继续。



●散文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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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散文诗的特有空间里，许多散文诗作家一直在进行有效而真诚的探索。从文本意义上看，唐朝晖、方文竹、冯明德，包括刘川的散文诗创作都呈现了积极的探索精神。年轻一代我很看好高博涵和尘轩的散文诗写作，尽管他们还在摸索之中。另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散文诗的空间渐多，《中国诗人》《诗潮》《诗歌月刊》《诗刊》都在今年对散文诗有所积极的推进动作，2013年的《星星》率先开辟了“散文诗”刊，这个创举也将会对散文诗的创作起到很大的推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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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的散文诗持续活泼，选本方面有《2011中国年度散文诗》、《2011年中国散文诗精选》、《叶笛诗韵——郭风与散文诗》、《2012中国散文诗年选》、《二十一世纪散文诗丛书》和编辑中的《中国年度优秀散文诗2012卷》等和一些地方性、团体性选本。
　　如果说散文诗选本在团结队伍激励散文诗作家写作热情起到理所当然的作用，那么文学媒介的扩容与接纳更能起到扩大队伍、增添内部比较的效果，2012年，除几家专门的诗歌媒介外，还有上海《文学报》“散文诗研究”专刊、《山东文学》的“散文诗”专栏等面世。
　　另方面，把媒介的扩容视作散文诗的乐观面或许并不妥，散文诗因其文体的特殊从来就不缺阵地，上世纪80年代以来，各个民办、内部型的散文诗阵地持之以恒，有的甚至从编辑发行到出版已然成熟为产业化流水线，而众多民刊、各类公开的非文学报刊均有散文诗的席地，它在整个文化界面的实用性、应用度其实都很强盛。不妨说，2012年散文诗媒介的拓宽实则更像是“升级”：精益求精的诉求。
　　当一首“散文诗”很好，它就像甚至就是“诗”，好的散文也常有类似的评述或感慨，“如诗”。但说到一首好的“诗”时，不会说它像“散文诗”——对此，想必越来越多的散文诗作家也早考虑过？！



●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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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诗人弗洛斯特曾说过：“诗歌就是翻译中失去的东西”。几年前，荷兰汉学家柯雷在南开大学做演讲，专门谈及翻译的问题。他将这个意思进行了翻转——“他的话虽然不无道理，但我认为成功翻译实践完全可以把他的这句话更改为‘诗歌就是翻译中保留的东西’”。后来我阅读《荷兰现代诗选》时再次邂逅，才明白这是他“耍了点滑头”。
　　翻译的大量涌入，一方面说明我们对现代性和自我视野的拓展诉求，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对自己文化并不完全自信。中国诗歌传统有值得思索与探求的地方，翻译有时能够帮助我们回省。
　　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在专业的人士之外很多诗人正在进行翻译的尝试，譬如李以亮、桑克、李寒、刘川、柳向阳、胡桑、武靖东、徐淳刚、伊沙等。我们对于西方世界的认识不断深入，翻译就会越发接近诗人的表达。——诗歌自然也就在翻译中被保留了下来。
　　徐淳刚翻译布考斯基、罗伯特·弗罗斯特等，对作品和诗人的掌握，细致而周到。，伊沙翻译泰戈尔、爱伦•坡、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布考斯基、阿赫玛托娃，数量庞大，同时对固有的翻译进行反思和新的尝试。多元文化时代，这种反思恰好符合诗歌的发展脉络。
　　今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外国诗歌丛书，楚尘的“新陆诗丛·外国卷”也推出了《诺瓦利斯作品选集》《卡瓦菲诗集》《拉斯克－许勒诗选》《贝恩诗选》《R.S.托马斯诗选：1945—1990（上、下）和《法国现代诗抄》，这些，给了读者一个重新阅读并对经典致敬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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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译对中国新诗的作用有目共睹，有待方家深入研究。2012，在学院推动如人大“诗歌工作坊”等之外，期刊对翻译的重视起着实际的普及作用，像《诗潮》和《诗歌月刊》有“国际诗坛”、《文学界》有程一身主持的“国际文坛”、《诗探索》等亦常设翻译栏目，一些民刊亦偶尔涉及。长期来，张智的《国际汉语诗坛》和《世界诗人》（混语版）杂志从民间角度持续做着诗类译介事业，它和诗生活网的翻译栏、以及春台网等的翻译平台一样，时间将记住这类促进交流的特色路径。



●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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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个多元的时代，诗歌最为普世的标准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我在不同场合回答了很多次，其实自己依然没有足够的自信去面对。这样一个信息时代，人们的认知是速朽的，拾级而上的，价值观自然一直有所迂回。但是准则应该是有的，而且恒定。
　　从我的阅读中，印象比较深刻的有芦苇岸《晨省》和《影子》，八零《中国幽默》和《新婚之夜》，谢小青的《第一次进入女澡堂》，第广龙的《一瞬间》，刘频的《被龙卷风追赶的人》，魏风华的《十三楼》等，文本的探索与内容并重，突破了固有的语言格局。编选一本年选时我阅读的封原的《雨夜》和《许愿》等作品，三墨《我爹是个兽医》，卢桢的《父亲让我记住他》，鬼狼的《蓝鲸》，都从日常出发，找寻常态生活里的诗意；　　　《都市时报》推出的“中国80后诗歌联展”给我颇多惊喜，褚平川《伴侣》和《鸟鸣涧》，麦岸的《风车人》和《海的女儿》等都是相当优异的作品。初九的《海棠院落》和《大麻叶》等诗篇，颇有《诗经》遗风，细腻，深入，有针刺，有轻风。也读到一些比较稳定的诗人的作品，何小竹发表在《滴撒》第二期上的《一堆碗》、《老花镜》和《荒漠》，展示了何小竹一贯的精神气质；王小龙的诗集《我的老吉普》中，《那一年》、《仿寓言五则》、《男人也要生一次孩子》，再次证明潜隐的力量是无穷的。轩辕轼轲今年凭借《赠李白》《挑滑车》《捉放曹》等一组作品获得了人民文学奖，沉寂几年，他依然才华横溢，充满智性、调侃、戏谑和解构精神。写诗于他是“疯狂的独舞”，他一直按照自己的方式行进。
　　今年的诗歌更趋于平稳。从文本角度，“类型”作品依然泛滥。匠气中激情全无，诗歌依然无法让灵魂出奇，让人在平静中“颤栗”。我们仍将继续期待。



●跨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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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非新奇的“跨界”正牵引着诗歌的传播。让不同领域、不相干、不同种属的物事相融，获得新鲜的灵感与意外的感受，类似的创意无益对诗歌的传播和普及会产生相当的催动。在此它隐约体现了诗歌的（向往）流行的趋势，即便这仅仅是现阶段诗歌界的主观向往和被动介入。
　　在2012年众多例行的诗歌动作中它尤为明显。年初，诗生活网站及旧天堂书店共同发起“新诗实验课”，旨在将诗歌网络平台、平面媒体以及实体书店的三元空间有机结合，展开不同艺术门类的互动交流实验，让公众听见诗人对诗外各领域的思考和发声；继“创意剧场”、“中国诗剧场”之后，深圳市再创口号为“做国内最具探索精神和先锋特色的诗歌沙龙”活动“第一朗读者”文化活动，邀请诗人、评论家与观众互动与交流。
　　此外，包括郭沫若、余光中等10位诗人作品的“4号诗歌坊”主题诗歌海报在京港地铁部分线路上的车厢和车站开展，其后武汉区域也如此这般；还有在京众诗人发起的“十三不靠”诗歌民谣弹唱会和10位当代诗人的油画和摄影作品组成“当代诗人艺术展”分别在京津开场，以及“诗电影”、电视诗会、北京“诗家歌”的新颖演出活动、多家作家网联手推出“中国八零后诗歌的脸”专题入驻各大网站等。广义地说，溢出传统写作方式与阅读方式的诗歌活动，包括多种形式的朗诵会、有创意的相关杂志，都可属于跨界实践。如郑州以“乐、诗、画、文”四合一方式构成的民刊《黍离》和深圳《飞地》杂志，精美新颖，内容复杂，赏心悦目，已难单纯以“图本”视之。
　　在秋天的台北，以“诗，无障碍”为主题的“2012台北诗歌节”更是“跨界”的集中体现。由台北市政府主办的诗歌节已逾十年。据介绍，此次持续三周的该节透过大型诗演出、讲座、展演、音乐会等，首度举办声音诗得奖作品装置展“听诗的耳朵”，多样与诗结合的跨领域艺术互动，呈现诗歌的丰富样貌，感受诗的“无障碍”力量。
　　跨界的目标就是尽可能无障碍？从传播普及上看似乎如此。
　　无障碍如果不是扫清障碍就只能是适应障碍？这或许是传播实践过程中需要留意的。如何在过程中始终不渝地围绕诗歌，使其不沦为楼堂里美观而又呆立被动的陪同工具？这种情况其实一开始就存在了。跨界的潜在动力之一来自时尚的吸引甚至是商业空气的撩拨，在这过程中，诗歌本身及其内在的问题会被暂时空置，它将被动地应付于如何与其他学科、技术、环境和谐结合，社会效益是有了，娱乐享受功能是有了，新闻宣传是有了，参与者自以为介入了，诗歌最好位置在哪儿？
　　转头看歌，昔日的广播、喇叭、唱片、磁带和稀有的实地演出活动，是其主要的传播方式，现今的歌唱，不跨界都不可能，精美的场所、电视与网络视频带来的视觉享受或现场的绚丽热闹是综合的——而无论电光舞美偕妙龄快男超女如何地动人心弦，最终，声音与弦律支又是根本。诗的跨界能否如何坚持，这或许也是传播主义者或倡赞者需要留意的。
　　“跨界”之势已然成风，这貌似新鲜的名称其实也就是早年说的传播之“多媒体”，音美摄影视，网络储存与在线阅读、电子书、移动阅读、动漫……诗歌传播的多界域合力最终会带来什么？文化产业下的“传媒经济”与“精神产品”如何和谐、“诗歌文本”是否会从实质上的边缘时空经过传播进入消费场域里“工艺品”范畴？



　　（部份章节暂略）

（2012年12月31日天津——贵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