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的英雄主义者
——从樊子的诗《骄傲的万岁》谈起
◎艾华林
骄傲的万岁，还有一颗伟岸的银杏树
我今晚决定梦到你们
在一个白色的夜晚
我若去梦见美好事物的轮廓
我所有的骨头
它们一定还怀着瓷器一样的脆弱
——（《骄傲的万岁》）最末节
诗歌有隐匿的成份，诗贵含蓄，但诗人还不至于将诗歌弄到让人读不懂的地步吧！这里先按下不表。我认为任何故弄玄虚、高深和神秘的东西，其结果注定是要被冷落的，一如今天的诗歌和人。因为它违背了大众的美学和审美情趣。虽然它不适应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但还是符合人类精神文明发展的需求。它作为一门高雅艺术，是不会消亡的。因为它彰显着人性的自由和高贵。任何时候人们对这种追求都不会停止。
谢冕在深圳大学和被诗坛誉为“诗魔”的台湾诗人洛夫，在一场名为“在诗歌的天空下”的对话时，说到了新诗的退潮问题。他说“在朦胧诗初潮的时候，诗人们认为写诗就是要彰显个性，表现自我，而非关注政治。这在当年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诗人们在自我的世界里越走越远，两耳不闻窗外事，写诗成了只有自己才能看懂的文字密码。”道理是相同的。
实话说，我开始接触樊子诗歌时，还真有点“丈二和尚”的感觉。直至近日，系统地读了樊子的诗集《骄傲的万岁》之后，突然就有点豁然开朗了。我不敢说，我理解的正确性，但我想也不会失其真切性吧。我想任何一种文本的抒写，从作品到行为，无不饱含着作者的思史和核心价值。福柯说：“一个人，最重要的作品就是他自己。”所谓文如其人，人如其文是也。所以我愿就樊子的作品谈谈个人的看法。
如果不了解意象在诗歌中的物化作用，我们就不能进入诗歌的意识形态和诗人的精神领域。樊子早期的诗歌，语义清晰而不含糊，意象明朗而不繁复。诗人往往只通过几个简单的意象和事物的勾勒，就委婉而狡谐地表达了自己真实的心灵意图和人生哲思。如《真实》《阳光》《悲歌》等。其中《真实》更有四两拨千斤之力，窥一斑而知全豹。请读：
老墙斑驳的语录边，
常有狗翘起后腿倚墙撒尿；
这种场景我看不舒服，
偶尔会扔几块砖，通常情况下
砖是砸在老墙上，
砸在白石灰写的汉字上。
——《真实》
《真实》这首诗，虽然只有短短的六行，但它“真实”地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时代的生活图景和社会缩影。那么《真实》这首诗，它到底真实在那里呢？全诗只有一个主体意象和标的物件，那就是树立在人们心目中那扇无处不在的无形的“墙”。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来说，我想其语义就不用我来点明了吧。这首诗，虽然主题单一，是一个时代的“真实”写照。但它不会受时空的限制。对于它的历史价值，似乎应该放到它所产生的时空背景中去衡量和考究。任何事后的评价都显的多余。而对于诗人来说，《真实》即是实验品，也是半成品。因为他没有完全表明诗人的真实意图和精神诉求。也许这正是诗人聪明和狡谐的地方。
樊子的这种聪明和狡谐，还体现在他的爱情观上。请读：
园里一株小白菜，它绿得那么简单
落霜了
犬吠几声，月光呀也在白菜长大的夜晚
照过赤体奔跑的小蛇
——《爱情》
《爱情》这首诗虽然简单，但它的（指爱情本身）语义却很复杂，这反映在人物的心理变化和对待爱情的人生态度上。所谓“一切情语皆景语”，我相信任何在恋爱中的人，读到这首诗时，都会忍俊不禁的。因为，樊子用这样神奇的彩笔，描绘出了一副美妙隽永的“人体艺术”山水画。据说，这是樊子的成名作，我想他的自信心大概就建立于此吧。
这以后，樊子的诗歌在自觉和不自觉的意识流中，已有了一种新的走向和追求。并有点剑走偏锋的味道。“幽远”和“高深”是他诗歌固有的特色，但已有了故弄玄虚之嫌。如他在《月亮》一诗里所描述的：“月亮里还有个洞穴，狭长，幽远，今夜/像条可自缢的绳子”。在这首诗里的“月亮”是一个喻体，或者说是一个相对于人间的参照物。“月亮”在人们的心目中是高贵的圣洁的，不容玷污的。但诗人在罗列了大批“物件”之后，却把她比喻成一条可自缢的绳子。这不能不说是人类的悲哀，也许这是诗人的忧患意识在作祟。至此，樊子诗歌的贵族精神和某种意识也开始显现。我把他命名为“草根的英雄主义”。这在《骄傲的万岁》《一个人的广场》《自白之书》《庭院》等诗里均有体现。“我若去梦见美好事物的轮廓/我所有的骨头。它们一定还怀着瓷器一样的脆弱”。（《骄傲的万岁》）如果说这体现了高贵的人文精神的脆弱的话，那就没有什么不是脆弱的了。我们抗争、辩驳，为的就是证明自己不是脆弱的高贵。所以，樊子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质询。“芸芸众生啊/孩童和老者之外，你们都干的是什么营生。”（《一个人的广场》）
其实，自“新文化运动”以降。中国社会阶层的意识形态已发生了质的飞跃和转变。社会的阶层意识（也即精英意识）也在不断的转型中递进和发展。并向纵的方面延伸，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向需求。社会法度更加完善，制度更加民主和科学。各种意识流在人类核心价值的主流下，只能是草根的，或民族的分支。
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们在满足物质和精神文明双向需求之后，就开始探讨生命意识和追求人类的终极课题了。实际上，樊子后期的诗作中，其背后掩隐着“神”的意识和“精英阶层”的艺术主张。这主要表现在其民族自信心和文化的自觉性上。如《尸祝》《春熙路》《像尸体一样轻盈》等诗。都揭示了人性中的“私有性”和劣根性。进而又升华为“神性”的关怀艺术和本性。古人云：“人至初，性本善。”那么，它彰显在哪里了。似乎我们找不见，似乎又无处不在。它就这样存在于我们的血液里了。它可以美到极致，也可能走向极端。因为这是以破坏大众审美情趣为前提的。毕竟社会文明还没有发展到科学文明的阶段。
“没有谁见过樊子兰真正的样子/有点忧伤和失意的女子/大都见过野苜蓿与曼陀罗”（《樊子兰》）。樊子试图以破坏者的身份构建一种新的符合贵族的精神秩序和审美观念。大诗人史蒂文森说：“诗歌的可贵性在于它是一种内在暴力，为我们防御外在的暴力。”所以，当“暴力和权力是同义词时/龌龊与高尚为近义词时/老虎不会词不达意”。因为“它没有国家概念”。但是“它有领土要求”，所以“它朗诵着一种秩序”。虽然“在它卧着的五尺之域/它再踡缩一下/还是五尺”。（《老虎朗诵着》）但凡有“领土要求”的人，他的精神和意志就不会消亡。虽然这种逻辑还欠缺一定的适当性，但这确实是自然发展的规律和人类生存的法则。
“现在，我再次跪下/双膝不会压平虎的爪痕”。也许这就是我们最好的《自白之书》。没有什么比饥饿和尊严来的更真实吧。然而，随着西方普世价值的深入，道义在今天已经阙失，并变得一文不值。就目前的社会形态来说，这只能是一种徒劳。也许它可以进入我们初级的意识阶段，但它却无法深入和推广。因为这只是诗人乌托邦式的假象和幻影，是一种纯粹的理想主义罢了。若要论及他的价值和意义，顶多也就是一种“草根的英雄主义”而已。在这里，我没有要攻击什么的意思。我只是想揭开笼罩在人身上的这层面纱，还原一个人类的真实和社会的生态图景吧。或许这神秘的背后，还蕴含着顽强的生命力和繁衍力。当然，这有待我们深入的探索和挖掘。对于中国新诗的发展来说，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樊子正用他的诗歌诠释着这些：
我爱这降霜的早晨，爱它冰冷的空气，爱它
爱伤的原野
当一条小溪被风吹出声响，和我一起朝一个方向望着
我不知道这条小溪想些什么
它会流淌在下一个夜晚，也可能静寂地折回来
被我重新看见
——（《靠近》）
还关于那些被我们“看见”的东西，樊子也给出了他自己的答案。他说：“只有心虚的人去乞怜病痛、罪孽和死亡的止息”，“说谎者才去祈求拯救、布道和平安”。（《沌洁的小兽”》）对于诗人来说，他们在承担着社会责任的时候，也承担着社会的不公。同时，诗人也是心底保留纯粹和美好最多的那些人，也许诗人们就这样骄傲地“靠近”了那些“沌洁的小兽”。至于万岁，那只是口号而已，自由和独立才是人性之根本。
2011年11月7日于深圳塘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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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9-18 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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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好西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