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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身”写作与“上半身”思考——诗人朵渔论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 商昌宝 摘要：作为“下半身”诗歌理论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朵渔已经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现实生活中的朵渔为人与为文是统一的，也即他的人与他的写作都是具有诗的气质和风度的，所以，坚持“上半身”思考的他受不住来自体制的各种束缚、羁绊和算计，也就注定了他的不合作与出离，虽然路途漫漫、坎坷，但是什么也比不了那种追蝴蝶的自由自在。同时，作为一个具有公共情怀和致力于追求普世价值的知识分子，朵渔的精神追求注定与其诗歌的力度和美相交融、共成长。
关键词：朵渔 下半身 上半身 诗人 知识分子
说起朵渔，诗歌圈外的人，如今也越来越熟知了，因为随着柔刚诗歌奖、华语传媒大奖的相继收入囊中，以及在《名作欣赏》、《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财经杂志》等知名刊物的专栏写作。但是，朵渔的成名还是离不开新世纪之初的那场强劲而激进的“下半身”诗歌运动。“下半身”诗歌运动历时十余年来，虽然始终伴随着误解、冷眼和责难，却难挡其一路高歌、硕果累累，令人刮目相看又倍受鼓舞，即便是那些坚定的反对者，也不得不高度关注并给予审慎评判。作为“下半身”诗歌运动中有思想、有深度、有责任、有品位且诗艺精湛的优秀年轻诗人，朵渔这些年始终坚持“下半身”写作与“上半身”思考相结合，并且已然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一、作为诗人的朵渔
虽然，作为诗人再适合不过，但表面看起来，朵渔却更像是个安静、庄重、严谨的学者。或者说，如果体制不是牢笼，不那么肮脏，他也许更适合于学院。说朵渔是个诗人，是因为只有写诗时，在各类诗坛、文友聚会并讨论关于诗的问题时，那豪放、爽朗的个性以及话语的数量、声调、气势就会与平时不同，或者简直可以说是相迥异了。这可见，朵渔平时所表现出来的谦逊、寡言和冷漠，不过是一种装模作样，抑或是一种不经意又刻意的压抑。所以，让他参与世俗的、人情的聚会与应酬，或者置身于体制内因生活而工作，是有些不相适宜甚至残忍的。然而，传统中国的勾心斗角与无处不在的官本位文化，又岂能轻易放过他。于是，作为诗人，朵渔在芸芸大众中就有些因无所适从，如同“就坐在这群人中间/却不再是他们中的一员”（《去河南》）。当然，在另一部分人那里，也会因为难于合群、别别扭扭而扎眼了。于是，他的办公桌也“从中间一直挪到了墙角”[1]，他也由边缘滑向圈外。他开始选择默默承受，在沉默中度日，以至“已缩得无穷小/缩成了一个点、一滴墨水”，并体尝着“无穷无尽的耻辱”（《2006年春天的自画像》）；他也有愤怒和咬牙切齿，包括“缘自一张小官吏的脸”和“小丑们的表演”（《2006年春天的自画像》）。他说过：“我不是讨厌碗里的饭，但我讨厌盛饭的碗。”[2]然而，“饭”和“碗”是一个统一体，他无权要求取其一，最终在巧立名目和“没有任何借口”[1]以及他的主动要求“取消”中实现“双赢”：强有力者不再担心旨意难于贯彻，群众也都心安理得做顺民；他呢，“从那庞大的黑雾里抽身出来”（《“不要被你低水平的对手扼住”》），不用再排队“领取公共食堂的晚餐”（《诗人在什么情况下大于知识分子》），如愿地走上鲁迅、王小波、王力雄、傅国涌的路，成了一个充分的独立撰稿人。虽然，从这一刻开始，他需要重新寻找一个为生活而依托的饭碗，否则就得“喝西北风”[2]或“东南风”[1]，但他坦然，他欣然，因为那颗“被悲哀浸泡的心”（《2006年春天的自画像》）从此不再受压抑和羁绊，如同那个翩翩自在飞的蝴蝶。不错，“谁能激怒这个人呢，当他不再担心/生与死，得与失？”（《论伊拉斯谟》）试问，还有多少人在勉力挣扎，在苟延残喘，在忍受强奸，难道缺少的不就是这一简单的取舍么？至于那些没当上作协副主席就拂袖而去的人、欣欣然蹩进人民大会堂的人、踊跃签署诗歌公约的人、热情拥吻鲁迅文学奖的人、顽强守护国粹的人、斥责鲁迅是鸟导师和要搬开这块老石头的人、一副奴相“含泪劝告”和“乌有”脑残的人、争宠拍电视剧唱颂歌的人、自言侠客四处招摇的人，以及那些不能悟己为奴或暂时坐稳奴隶总管的人，则都不在言说的范围内。
然而，我们也要问：曾几何时，国人常不厌其烦地向世人推荐并自豪地宣称，中国文化最讲究宽容，讲究和而不同，讲究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然而现实生活却是大相径庭，南辕北辙，自抽耳光，偌大一个体制竟然容不下一个小小的个体。或者说，中国的世道真是与众不同，仿佛诗人就该属于另类而存在，而强有力（鲁迅语）和大众在与世道的勾肩搭背、同床共枕中，成就了中国这个除了没有个体意义上的人之外其他形式都健全的畸形、变态的文化国度。所以，像朵渔这样的坚持个性与自我的人，就只能背负着诗人的名号和标签——这真是个别具意义的头衔，一切仿佛都可能昭然若揭了。因为是诗人，就可以得到自以为是的大众的同情与理解，理由正如“非非”诗人杨黎所说：“我害怕别人认为我是一个诗人。因为，别人所理解的诗人，都是先前的诗人：有点疯，也有点脏。像个傻逼。”[3]朵渔能怎样呢；因为是诗人，在掌控一切社会资源和操生杀大权的强有力者那里，所谓朵渔，当然就是异数，是事端，是不和谐，又岂能奢求被容忍和宽容。当然，朵渔可能在某时某地屈就大众，因为不忍心伤害到其中的善良者，但他却总也是不能惯着强有力者的愚昧、野蛮和傲慢，无论是过往还是此时，那份坚守及其中所发散出来自信、自在，外加藐视一切的孤傲，如同“狮子抖动全身的月光，漫步在/黄叶枯草间”（《高原上》）；还有一种高蹈，如同他早年的自许：“天才当道，我终未将自己的才华放弃”（《京津道上》）。而这种由内而外的孤傲和高蹈，正来自于中国人早已丢失的或从不曾拥有过的自由精神和独立人格，如他所说：“我们是天下人，平等的观念与生俱来。我们是追蝴蝶的人，捕风的人，不能为了一口饭吃而无耻到底。我们曾经历过的那个集体生活真是太奇怪了，有多少恶的质素从中滋生啊。一个长时间陷入集体中的人，会被一种特殊的状态同化，集体的毒汁会杀死全天下的蝴蝶。这是一个非人的、完全不可理喻的体制，能在这个体制里如鱼得水的家伙都是天才。”[4]他还说过：“老老实实，不要输掉一颗心，我觉得这是为诗人的本分。”[5]可见，朵渔作为诗人，也许正如于坚所说是“注定要无可挽回”[6]的了。
二、朵渔与“下半身”诗歌 朵渔出现在公众视野，是与“下半身”诗歌相伴随的。不过，说起朵渔写诗，应该追溯至20年前一个运动的尾声和另一个时代的序幕。那时朵渔写诗是一种爱好，是一种浪漫，甚至是一种虚荣，虽然执着得很，较劲得很，潮的很，但一直处于小众传播和自我审美的范畴。直至世纪之交，在不断的调整中，他与沈浩波、尹丽川等一波年轻力量，肩扛起“下半身”的大旗，在风口浪尖中站稳脚跟，并傲视群儒。历数“下半身”诗歌，恍然10年间，这其中，作为“下半身”理论或口号的首创者之一，朵渔总是厌烦并不厌烦地辩解、立言着：
下半身并不指向裆部，而是下部；下半身是一种行动的诗，一种解放的诗，因此也是一种自由的诗。我们这个国家，很久以来已经没有身体了，或身体被层层包裹，变成了无性的、体制化的、统一的、僵尸化的了。要解放个人，必须先解放身体。而身体的解放同时带来的也是精神的解放。为什么“下半身”不能登“大雅之堂”？什么是“大雅之堂”？你认为在我们这个国度真的还存在什么“大雅之堂”吗？我们提倡自由的、狂欢的、性感的、湿漉漉的、冒犯的写作，就是对那个虚伪的“大雅之堂”尽情嘲弄。十年来，我个人的写作其实一直是沿着“行动的、解放的、自由的”这一逻辑慢慢展开的。“下半身”对我就是一个基础，也是一个开端。[4]
……我参与“下半身”诗歌运动的初衷，它一开始就带有解放的、对抗的、冒犯的含义。“下半身”现在影响比较大，有人觉得很下作无聊，但你会发现它既有一种破坏性，同时也具有建构力。它在破坏、冒犯、顶撞、反抗的同时，也建构了一个自由、活泼、欢快、湿润的个人空间。它破坏的是小家碧玉般的小脚诗，冒犯的是虚伪的、中产的、平庸的道德，它顶撞权威，反抗束缚，探索“人性的、更人性的”自由边界。[5]
其实这样的阐释已经够多了，用朵渔自己的话说就是“意义把我们弄烦了”。的确，无论朵渔，还是沈浩波，抑或是尹丽川、巫昂，无论是写诗论，还是写诗，他们都为此煞费脑筋，然而误解、曲解和自以为是仍然大行其道，人们喜欢偷窥诗行中那些陌生又新鲜的字眼，并不断养成意淫的品性，这显然更具有中国特色——或者不去读书（诗）却习惯指手画脚，徐贲将这样无脑行为描述为“笨蛋社会”[7]；或者以己度人，又喜好道貌岸然般地慨叹：诗将不诗！一副遗老遗少捶胸顿足的样子。然而，十年下来，诗歌如何了呢？太多溢美之词大可不必说，诗坛至少收获了一种反抗、反思的力的美，是谁也该承认的。
虽有人已指出，在所谓“下半身”诗歌中，朵渔从最开始到当下进行时，都是最不恣意的一个。这样说，仅仅是在指涉性及身体敏感部位的言说和语词的使用强度和频率上，朵渔的确因先天的秉性和成长环境决定显得保守、害羞些。正如他自己所说：“如果下半身就是指性的话，我的确是‘最不下半身’的。”[5]当然，这种保守和害羞并不代表朵渔不“下半身”，因为离开“下半身”，那个作为诗人的朵渔是不完整的，不真实的，也无法准确评说的。事实上，从一开始，所谓“下半身”诗歌，都是在借助身体及其敏感部位和体验，来表达一种质疑、反抗精神和反思、批判意识。或者说，在借助“下半身”时，沈浩波更趋暴露、直接、痛快淋漓、鞭辟入里，如同男欢女爱中的猛男；而朵渔，则在很大程度上更追求含蓄、技巧、沉稳老练、进退自如，如同性爱中的资深熟男。而纵观朵渔的“下半身”，不能不叹服其在表现深度与力度方面的卓有成就。如《梦境虚构》中有这样的句子：“今夜，那沉睡了一冬的/乌有皇帝/带着独裁者的仇恨/将她掀翻在地/弱小的阴茎，饰着浓密的铁器/像快意的钢刀在她腿间挥舞//“说！朕的江山何人可及？”诗中的“弱小的阴茎”与“掀翻在地”、“腿间飞舞”，与“浓密的铁器”、“快意的钢刀”，与“皇帝”、“独裁者”等意象及那句外强中干的“质问”，鲜活地构成一幅反讽的画面，读来真是让人啼笑皆非，然后赞许地报以嗤之以鼻。《愤然录》中：“她被春风解开了裙子，露出一小段羞涩；/她被拉进卫生间，用银两换取腰间的两枚纽扣。……这年头，什么都有可能。笼子可能等于飞鸟，三千可能等于二百五，/美女可能倒在一个盲人的怀里。//如此多的手指，在肉铺里、在火光里、在早熟的乳房里，/人们啊，还配谈什么押韵、伤感、人民币！”这其中，无论是内容的含蓄表达，还是现象的直接罗列，呈现出来的莫不是当下社会混乱不堪的繁荣景象。《我不想再谦虚》中：“不孕不育学者同志，我是你/拆散的几个注释，也是你/正襟危坐的三层皮，与文字/口交了这么久，你还拥有一副/完美如初的生殖器。”诗中透射出如“纵做鬼，也幸福”等那些体制内的与文字打交道的自许为作家或诗人的人，其文字都是与真正的文学、诗歌格格不入的。而诗中的“不孕不育”、“口交”、“完美如初的生殖器”，又是多么恰如其分地传达着诗之本意。当然，更能彰显朵渔“下半身”诗歌精华的是作于2008年的《大雾——对话：索尔仁尼琴》：
………只剩下
赤裸裸的荒原
我们只好分头去找水
分头去性交，“性交”这件事
它的饱和、吸附和革命的加速度
你似乎从未曾谈起
我们可以像谈论革命那样
谈谈性交吗？多年前，我们搬来梯子
在国家的鸟巢里
陶鸟蛋，猜猜我们掏出了什么？
一根低垂的阴茎——长在一个
不会出汗的身体上
听说它操过十几亿人，让十几亿人
得到了高潮
十几亿人为他准备了阴道，为他谱写
东方色情诗
想想吧，那冰冻的阴茎，那无毛的下巴
那种严厉，那种虚位以待！
我们都是他的杂种，都有一支
性手枪，这支枪啊，每次射出
政治的精液，最后中弹的
总是我们自己
……
这首诗的反思、批判、愤怒与嘲讽以及其中的蕴藉自不用过多解读，因为深谙并从那段历史走出的当事人、曾经冷眼旁观和审视那段历史的清醒人，都能够与诗人的心灵相通。这里所要关注的是，如果舍弃那些令人眩晕的“下半身”话语及其表达方式，这首诗还能够给我们以灵肉一致、如火如荼、如此这般的高潮和快感么？我们还可能在这世间再找到其他什么更好的表达方式么？黄礼孩说：“他（朵渔——本文注）对性的书写把握得恰到好处，可谓云霞满纸，灿烂夺目。他对性的题材怀有难以释然的欲望……一个诗人，如果对性和人性没有足够的认识，很难谈得上对文学有多深的理解。一切都是欲望，性就是这个世界，性不邪恶的部分是人类从不枯竭的天赋，对性的书写是朵渔在诗歌观念上的一次越界行动。”[8]朵渔说：“一旦我们意识到我们肉体的上帝还在自觉不自觉地支配着我们的行动时，这种意识便会自然地产生一种寻求肉体解放的冲动。我们需要的就是重新找回自己，找到爱与恨，黑与白，缓慢与温柔，迅疾与残戾。但一切首先必须经过肉体，我们必须首先找到自己的身体，以及这肉体深处岩浆般涌动的黑暗的欲望。”[9]是的，朵渔是那个始终坚持“下半身”写作，却总要进行“上半身”思考的诗人。
三、作为知识分子的朵渔
有关知识分子（intellectual）的概念，虽然在国外有时也存在指向不明确和概念宽泛的问题，但在汉语语境中解释起来尤其困难，因为传统中国只有“士”、“文人”而从没有过知识分子，直至五四鲁迅、胡适一代，然而随即又受到特定政治环境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语义便愈发扑朔迷离。如1950年代起国家权威话语把上过中学甚至上过小学的都算知识分子，而现在的组织人事部门掌握的标准是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即如当下比较权威的《现代汉语大辞典》等工具书对其解释也不过是：“掌握一定科学文化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包括从事科技、教育、文艺、医务、新闻出版等职业的人员。”[10]显然这样的解释，与原教旨意义的知识分子相距甚远。经典的阐释是这样的：尼•别尔嘉耶夫认为：“知识分子（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俄文，本文注）是一个不切实际的阶级，这个阶级的人们整个地迷恋于理想，并准备为了自己的理想去坐牢、服苦役以至于被处死。”[11]鲁迅认为，“知识和强有力是冲突的，不能并立的；强有力不许人民有自由思想。”真的知识阶级“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不过他的本身——心身方面总是痛苦的”。[12]殷海光说：“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只问是非，不管一切’。他只对他的思想和见解负责。……一个知识分子为了真理而与整个时代背离不算希奇。……凡属说话务求迎合流俗的读书人，凡属立言存心哗众取宠的读书人，凡属因不耐寂寞而不能抱真理到底的读书人，充其量只是读书的人，并非知识分子。”[13]余英时说：“如果他的全部兴趣始终限于职业范围之内，那么他仍然没有具备‘知识分子’的充足条件。”知识分子“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14]如果能够认可这样的阐释，那么时下中国以及汉语语境下流行的“现代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等命名都没有必要了。因为事实上这样的命名，不过是妥协和屈从于特定意识形态话语和改造后的汉语表达的结果，这正如中国大陆经济学专业中的“西方经济学”一样，仿佛意味着这世界上还存在“东方经济学”，可是迄今连日本的大学也都完全使用英文教材，还有那个厚颜无耻的国家或人敢宣称存在“东方经济学”以及其他之类的东西？真是自诩为天朝人的自欺欺人，荒唐之极。
那么，朵渔是否具备知识分子的品质呢？先来看看他是如何说的吧。朵渔曾标榜说：“一个诗人能够承担什么呢？诗人能够承担起最虚无的价值，和最无用的理想。在一个铁的时代，一个恶的质素四处蔓延的国度，诗人通过唤回自我身上那种‘充满激情的状态’（尼采），逼迫人们倾听自己的内心；诗人通过放下一切物质的重负去追逐那自由虚幻的蝴蝶，将那最幻美的形象呈示给人们。诗人是偏离轨道的人，但无论如何，他都是要让我们的人生变得更美好，而非相反。……诗歌不是让人学会仇恨，而是让人变得善良。那追蝴蝶的人，必天真烂漫，必自由无邪。”[1]他也不无隐忧地指出：“诸神缺失的时代，如果连诗人们都心志凋零，成为思想史上的缺席者、失踪者，谁又能来安慰这小小的灰暗的人生世界？”[15]针对当下诗歌的“轻飘飘”，朵渔批判说：“我们现在很多诗人，其实是没有‘存在感’的，没有‘自我’意识的，是生而为奴而不自知的，是刚刚坐稳了奴隶的位置的，这样的人，不配言‘时代’这样的大话题。”[16]同时，那些“没有困惑的诗人是不值得信任的，春风得意是一种浅薄，持续的自我怀疑不断拆除着诗人的‘成就感’。”[17]他也曾多次说：“当下的诗歌作品，人情冷暖、入世情怀、守雌守默、民胞物与，似乎都不缺少，诗人们普遍是‘用世’的，但令人沮丧的是，大部分诗歌读上去都显得那么平庸，无力感，像这秋后收割一空的大地，没有一点清新的气象，独缺一种澡雪的精神。……没有人向诗歌要答案，诗人所能提供的也许只是一堆质疑、迷惑、困难、叹息、矛盾或绝望，但诗人不应提供虚假的光荣、表面的正义、深沉的谬误、精美的垃圾。诗人不是手提斧子的人，他提着自己的头，惯于走夜路。浅唱低吟不是现代诗人的典型形象，波西米亚不是，垮掉的一代也不是。”[15]针对深圳诗会上于坚的“霸道”论，他又写下这样的话：“一种文化或文学的国际传播力，取决于它所提供的价值观，而非一国之经济或武力……国际传播力的建构不取决于你占有多少经济资源，而是取决于价值观，就是说你到底向世界输出了什么东西，这是最关键的。”[18]正是这样一种执着的现代情怀，在2007年第15届“柔刚诗歌奖”中，评委会这样评价道：“诗人朵渔。因为他以勇敢者的姿态和义无返顾的独立精神，通过诗歌对当下的一种控诉和责问，让我们看到了一代人肩负的使命，以及不同于悲悯和高蹈的另一种写作的可能。朵渔的诗歌具有切身的痛感，他抒写自己的所见所闻，他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尖锐而不失冷静，叛逆而不失谦卑。他的愤怒和担当让人快慰，他的敏感和执著令人深思。无论处于何种境地，朵渔都坚持自己的声音和判断，……他对屈辱的抗争，对尊严的追问，对世间真相的洞察，无不入微见著地呈现于字里行间。……在直面世道人心的同时不放过自己内在的黑暗；在揭示时代真相的同时，更表现了一种广泛的真挚的爱。”[8]或许不必再多说，朵渔的知识分子身份是确定无疑的了。那么，朵渔何以承载了这样的殊荣？或者说，是什么内在精神和思想引领他趋向知识分子这一终极意义？阅读他的随笔、史论以及诗歌，都可以寻到足迹，那就是康德、尼采、海德格尔、哈耶克、波普尔、苏珊•桑塔格、以赛亚·柏林、哈维尔、奥威尔、别林斯基、索尔仁尼琴、鲁迅、胡适……这名单实在太长。面对这些精神导师，即如朵渔向索尔仁尼琴所作的思想汇报：“我爱你的宿命、偏执和崩溃性/爱你的放逐、神启和逆时针/我们是异世的朋友，是词根和词源/我渴望一种蝴蝶的心灵，和牛虻的盲动/我渴望你的迟暮、你的基础，你的流放地/和癌症房，如今你死了，我活着——/无非是早和晚，开头和结尾，轻盈和激越……我在黑暗中碰到你湿润的鼻息未必不是一种幸福/我在你墓前的花瓣中看到的唇印未必不是一种力量/就让大雾把一切重新遮盖吧，像童年/渴望一斤纯粹的小麦，我渴望雾中的流亡者……”（《大雾——对话：索尔仁尼琴》）“我在黑暗中碰到你湿润的鼻息未必不是一种幸福，我在你墓前的花瓣中看到的唇印未必不是一种力量”，这诗句无论何时读来都让人倍感温暖和振奋。这就是作为知识分子的朵渔，一个在中国主流意识那里不受待见的、艰难存活的、也是当下中国最需要又最缺少的夹缝中人。
四、尾声 逝者如斯夫，朵渔被赋闲在家已经很久。他曾经艰难的生活，虽然很充实、自由。他每天多数时间在读书和思考，然后以诗会友，然后写诗作文。对于当初的选择和现在的生活状态，他曾多次直言：不后悔。即如他在面对“处境应该很不容易”的提问时所说：“当你发现自己应该是一个独立的、有尊严的人的时候，你与时代、体制之间的紧张关系就确立了。这种紧张关系积累到一定程度，最终会自行断裂，因此选择回家是一个主动选择。‘选择’本身就是一个本质性的问题，所谓‘存在先于本质’，就是这意思。我把自己的饭碗打破之后，谋生总是个问题，但养活自己总是容易的，不容易的是你还要承担起对其他人的义务，这时常让我颇感内疚。其实生活并不需要很多物质的东西，你努力去追求物质，必然会失去些别的。鱼与熊掌的事情，古人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当我想明白这一点之后，我的焦虑感在慢慢消失。我觉得能够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活已经很不错了，能够按自己的选择去做就更幸福。写诗当然养不活自己，但我相信总有一天上帝会赐给诗人一个饭碗。……很多时候，选择其实并不难，无非是取与舍。”[5]的确，朵渔现在的生活既充分自由，又相对紧张忙碌，他不能也不愿惯着自己的慵懒。于是，在主编民刊《诗歌现场》之外，他写下了几百万字的读书笔记、随笔、诗论和诗，其中包括诗集《暗街》、《非常爱》、《追蝴蝶》，文史随笔集《史间道》、《禅机》、《意义把我们弄烦了》等，他现在也还是《名作欣赏》、《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媒体的专栏作者。
伴随着“下半身”诗歌运动的深入，如今那个坚持“下半身”写作和“上半身”思考的像蝴蝶一样自在飞的朵渔更加坚定、执着和成熟，并向着诗坛最高峰和他心目的彼岸勇敢迈进，虽然步调缓慢，但始终有灵魂相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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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诗人不应成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J].上海文化,2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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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陈旧与新鲜[A].诗歌现场•编后记（民刊）[M],2010（夏）
[18] 朵渔.真正的影响力取决于价值观[J].名作欣赏.2012（1）
备注：原文发表于《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9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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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4-23 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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