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玲:心若纯善 诗便永存
居于广州的诗人郑玲近日被《诗歌月刊》评为“年度诗人”,和她一同获奖的还有著名诗人吉狄马加。借此机会,她的先生、散文家陈善壎协助病中的郑玲接受了本报的独家采访,畅谈人生与创作,也对未来诗歌发展进行了展望。
“写诗是生命的需要,其他不值一提”
广州日报:“年度诗人奖”的颁奖词说“您始终把个人的哀乐寄寓于丰厚的历史人文背景之下,用生命传递爱与温暖”,但诗歌多与痛苦相生相连,这两者矛盾吗?
郑玲:诗歌也与快乐相连,但诗在大悲情怀催生时确实如雷霆闪电,既光亮又震撼。可以肯定的是诗总是与美好、崇高相连,容不得尘襟俗韵。灵魂必须灵明透脱才能出好诗。给我的授奖词过奖了,我做得不够好。不过,尽管诗人使用普通人不怎么习惯的手法,但一个诗人的作品,必定会在某种深度上反映生活。因为生活是在时间中行进的,而这种行进有时候叫做历史。
广州日报: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对诗歌有自觉的表达?
郑玲:也没有所谓“自觉表达”,创作是一个愉悦过程。诗的种子存在于任何人的心中。艺术与科学的最深处都是诗的领地。人是文化的动物,诗歌创作是个别生命的自然选择,有如另外的人选择了数学或天体观察。
广州日报:下放农村的日子,您写诗其实是在为自己制造危险,如今想来怕是增添了很多乐趣,您如何看待当时的执著?
郑玲:写诗是生命的需要,其他不值一提。
“虽然磨难不是风轻云淡,但不要老想着磨难”
广州日报:近年来面对疾病的不断困扰,您对于生死有何感悟?
郑玲:老与疾病,人生的不同阶段与不同状态而已。年轻与健康时没有特别的感悟,老与疾病时也没有特别的感悟。我只想,做好人生不同阶段与不同状态中应该做的事。把人生的不同阶段与不同状态都“活”好。
广州日报:被冤屈20年的经历对于一般人来说会异常沉重,可您总是说得云淡风轻,仿佛没有一点怨尤,这是为什么?
郑玲:怎么会“云淡风轻”?希望我们永远拒绝这样的“给养”。不过,不要老想着我们的磨难,要知道正因为磨难才有我们。
“不用为诗担心,它死不了”
广州日报:您如何看待情感与语言的复杂关系?
郑玲:其实我没有认真想过这些事情。当我们被激情驱使手中的笔时,语言会应运而生。所有文字艺术产品都离不开语言,诗歌尤甚。从诗人笔端流出的语言创造了他原要抒发的情感,我们读一首诗同时被这首诗的语言打动。真正的诗歌其实不可翻译。楚辞和唐诗宋词翻译成今天的汉语便不是诗了。我们能从翻译的文字中知道屈原在忧伤或愤怒,但这已经不是《离骚》的语言创造的感情。
广州日报:您如何看待严肃文学在中国社会当下的式微?
郑玲:“文学式微”?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文坛很热闹。
广州日报:若要迎来传统文学的复兴,您认为文学界还需要有什么努力?
郑玲:崇高情操的培养,对壮丽与阳刚的追求总是不可或缺的。我相信从事文学的优秀作家、诗人们早已做出了成绩。抛弃小聪明,修养大智慧。一部几十万字上百万字的长篇可能是小作品,而一篇数千字散文可能是大作品。比如数万字的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我就觉得不如几千字的萧伯纳的《贝多芬百年祭》重要。把一首小诗写成大作品,是我们要努力的。
广州日报:有人说,诗歌是最贴近内心的,因此您认为诗歌在个人、周围和世界中扮演一个什么角色?
郑玲:一枝花,鲜艳夺目,不饱肚、不御寒。
广州日报:如今忙碌的生活在把每个人推向粗糙的边缘,我们要如何保持诗心与诗意?这还是一个适合作诗的世界和社会吗?
郑玲:不用为诗担心,它死不了。纯洁、善良的心灵永存,诗便永存。(文/记者曾俊)
1931年出生的郑玲从1950年开始发表诗歌,之后被错划成右派20年,1979年得到平反后重新执笔。60余年的创作历程中,她坚定地坚持了诗的美学立场,难能可贵地从不谄媚任何文化势力,这样的纯净是极其少见的。她的《瞬息流火》、《风暴蝴蝶》、《过自己的独木桥》等作品在诗歌圈中都曾引起巨大反响。台湾诗人王禄松这样说郑玲的诗:“非经大思考、经大灾劫、茹大苦痛者,焉能臻此。”
(广州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