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刊的价值
——写在彝族打工文学《飞鹰》创刊之际
□ 艾华林
就新诗发展近百年的历史来看,民间创办的刊物在诗歌潮流中似乎起到了非常巨大的推动作用。从1978年开始,民间创办刊物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其中也涌现了很多重要的民刊。如《启蒙》《我们》《百花》《视野》《今天》等,在当时,这些刊物也确实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但是在众多的民间刊物中,《今天》是影响最大的,时至今日,《今天》仍然被诗人和诗歌研究者们反复地论及。然而,在纯文学日渐式微的语境下,曾经红火的大型文学期刊也陷入了难以为继的困境。面对此情此景,诗人们表现出现了非常强烈的担当意识和责任感。全国各地各种民间刊物的创办也呈现出另一番景象:众多诗人以地域为界限结成的诗歌群体不断涌现。其实,从上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的诗人便已倾向于从地域文化的角度结成圈子性的诗歌流派和群落了。尤其是1986年徐敬亚举办“中国现代诗群体大展”之后,带动诗歌群体性的操作气象,令人惊叹。斯时,群情振奋,众诗人纷纷揭竿而起,创办自己的诗歌阵地,成为轰动诗坛的繁荣景观。然而,这些不动涌现的诗歌部落,就像小孩吹出的泡沫一样,出现的快,也消退的快。除了几个产生了影响的群体坚持下来外,多数都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曾经我也因为对诗歌的狂热的爱恋,也创办过《邵阳诗人》这样一份纯粹的民间诗报。说实话,这份诗报没有办出特色,也没有办出影响,个中原由跟我这个制造它的人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没有给它很好的滋养。所以,当彝族打工诗人阿优将创办彝族打工文学《飞鹰》的想法告诉我时,我陷入了沉思之中。诗人为什么热衷创办刊物?民刊之于诗人有什么意义呢?民刊的价值何在?仅仅是因为热爱吗?
在创办《邵阳诗人》时,这些问题,我都没有想过,更谈不上什么思想,只是凭着对诗歌的一腔热情而为罢了。现在,我也不想纠结于此。当我看到诗人阿优也以同样饱满的热情在做这份纯粹的“诗业”时,我由衷地感到高兴,不管这份纯粹的“诗业”能走多远,诗人做了诗人应该做的事情,既使它只呼醒了一颗沉睡的诗心,于创办者,于诗歌来说,它的存在都是有价值和意义的。因此,我对它充满了期待。
“历史终于给了我们机会,使我们这代人能够把埋藏在心中十年之久的歌放声唱出来,而不致再遭到雷霆的处罚。我们不能再等待了,等待就是倒退,因为历史已经前进了……今天,当人们重新抬起眼睛的时候,不再仅仅用一种纵的眼光停留在几千年的文化遗产上,而开始用一种横的眼光来环视周围的地平线了,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真正地了解自己的价值,从而避免可笑的妄自尊大或可悲的自暴自弃。我们的今天,根植于过去古老的沃土里,根植于为之而生,为之而死的信念中。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尚且遥远,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讲,今天,只有今天。”这是北岛在《今天》创刊号的发刊词《致读者》中的一段话,从这振聋发聩的宣言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代人强烈的诗歌史意识,即重新看待文革以前的诗歌写作,并且张扬出新一代在文学和历史上的双重意义及相当强烈的登上时代舞台的迫切心理。现在想来,这段宣言对我们今天的诗人来说仍然是有效的。
十八后,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对于每一怀揣梦想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期啊。最后,以此短文寄语《飞鹰》!希望其以地域为界,又不以地域为限,走出地域的樊篱,迈向更广宽的诗歌天地,像雄鹰一样展翅翱翔,实现《飞鹰》的价值吧!
2013.12.3于深圳福永
注:参考文献:《诗坛的引渡者》霍俊明主编,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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