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诗歌时代：娱乐至死还是向死而生

诗歌报道

全民诗歌时代：娱乐至死还是向死而生

郭　军

　
　　诗人海啸一首《可爱的中国》风靡并引发的“海啸体”热潮，人们突然意识到，全民诗歌时代来了，并且正在悄然改变诗歌。曾经的听众——小老百姓，正在改变这个中华文化“五千年”的传家宝。
　　诗歌当然有自己的热闹。比如说，从诗歌作者和作品的数量、从诗歌活动和媒体“曝光率”上看，诗歌哪曾边缘化;而从“梨花体”到“羊羔体”，再到以“保卫诗歌”之名的“裸诵”事件，它更一次次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姿态刺激着公众的眼球——可这样的热闹，却不是诗歌命运的初衷。
　　“诗意的栖居”，这是新诗曾许给国人的一个美梦。愿景一度美丽而又实在，但面对全球化商业文明的冲击与诗歌自身遭遇的困境，国人不仅从梦境跌回现实，更在失望中渐渐远离诗歌。当一个时代诗意不再，我们发觉身边仰望星空的人少了，匆匆赶路的人多了。某种意义上，温家宝总理2007年9月4日发表于人民日报文艺副刊上的那首《仰望星空》，何尝不是对这一现实境况的拨乱反正?
　　着眼未来的命运，新诗该如何如何突破自我局限，超越传媒时代刻意炮制的各类话题，既抛弃旧有创作观和惟古为正的旧有思维，又不随现实起舞，从而超越商业及娱乐文化的利益羁绊，实现诗歌与人心的重新对接，与时代命运的再次呼应，在与自身命运的对话中，重新开启新的命运?这是现实的挑战，亦是未来的命运。而这所有问题，都必须在全民诗歌时代，写下结局。

　　 全民嘉年华

　　从表面上看，诗歌是输给了这个泛娱乐化的大时代。
　　要说明这个问题，先让我们回忆新诗最好的两段时光：20世纪50年代与火热的80年代——虽然时代不同，但在两代中国人身体中却又流淌多么相同的东西——热血。突破旧文化的背后必要有一种精神动力，那就是一股强烈的突破渴望，每个人心目中都藏着一团火，每个人都渴望着去改变点什么，创造些什么，在这个时候，拥有着上千年传统的古典诗歌终于再也满足不了国人的表达欲望，于是新诗的时代到来了。
　　那是思想、精神追求、文化艺术被举国追捧的年代。人们身上充满着一股子热血劲头，一种追求思想的精神气质。那时候，新诗甚至超越文学价值本身作为一场时代大合唱中的高音部被广泛期待，而受到时代感染与民众鼓舞的诗人们，则往往会与时代、与民众之间，产生灵魂深处的碰撞与共鸣。那时人人身上荡涤着诗意，或者说人们就像诗一样活着。
　　那么，又是什么消解了那诗意，令曾载满理想主义的双眼，渐渐失去当年的光彩?答案是——消费主义与泛娱乐主义的粉墨登场。人们寻找诗意，是因为人不应该只生活在一个水泥建造的房子里。可是当中国人集体的渴望，恰恰只是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坚固的房子时，诗意就被流放，灵魂只剩下蜗居，中国人的价值观几乎是必然地走向消费为王和个人主义。时代的推土机于是悍然从诗意的大地上狠狠压过，此时，无论新诗或者其它思想的事业，命运就已被注定。
　　与之对应的是，新诗逐渐被娱乐主义收编。为这段“新诗娱乐化演义”揭幕的，当属“梨花体”的出现，尤其是《一个人来到田纳西》 ：“毫无疑问我做的馅饼/ 是全天下/ 最好吃的。”该诗为网友发现后，迅速在网络上被放大、解构与再传播，成为新诗娱乐化的代表并形成新诗“娱乐体”标准模式，随后出现的“羔羊体”几乎完全复制了前者的“走红”模式。这种诗歌娱乐化模式的出现及其一再复制，是在中国社会在网络时代泛娱乐化的具体情境中生出的一种对应模式。在全民解构浪潮中，一些毫无特点的诗句被解构与再诠释，使之具有本不具有的意义。
　　我们今天重读这些作品，可以通过这些个案看到诗歌面临时代剧变之下的那些潮流性因素。当新诗遭遇恶搞，高贵全被消解，新诗形象不仅被颠覆，而且激发出更多的恶搞想象，随后的“80万诗歌”事件和“裸体朗诵”等诗坛作秀事件的频发，既令诗坛尴尬地沦为秀场，也顺带完成了新诗从被恶搞到主动自我消遣的角色转换。
　　至此，诗歌娱乐化已无可阻挡。那些吸引公众眼球的公共话题，当然无法代替诗歌发展的自身叙事，它们毋宁说是时代强加诗歌的娱乐形象，但在这些故事背后，一个能够观察到的可以信赖的结论是，在推动这些热潮的参与者与看客心中，只有娱乐至上，只有吸引眼球，只有功利成败，只有即期商业利益或娱乐效应，而没有诗歌本身。在娱乐至上的喧嚣之下，诗歌形象客观上被娱乐事件及作秀行为所篡改并定型，所有的话题都被错置，所有的真意被忽略，在公众视野里，只剩下娱乐主义的一地鸡毛。
　　如此看来，新诗被娱乐至死似已盖棺定论，全民嘉年华败坏传统罪名坐定，但事情果真如此简单?

　　  硬币的两面

　　硬币的另一面是，在被边缘化的同时，新诗创作却进入了跨越式发展的阶段。与西方诗歌至今仍是精英化写作相比，在中国似乎人人都可以写诗。显然，在整体文明未获提升的前提下，全民写诗，“质”和“量”的脱节难以避免。而对于精英化写作来说，日益圈子化的写作环境中，近乎独立王国的惯性生存也严重钝化了诗人们的思维和情感。于是， “大众化写作”和“精英化写作”的冲突构成当代诗歌的主要张力：全民写诗是网络文明的产物，而精英写作则在体制依托和千年传承里自成系统，两者间的对立无疑进一步加剧了诗歌写作的断裂感。
　　“五四”以来，西风东渐，这正是诗歌踏上“有我”的道路，脱离“无我”的中国古代诗歌传统的过程。草色遥看近却无，当我们回头望，不难发现，正是在对自我主体的确认和自由的追寻中，新诗之变已悄然见证天地开阔，自由生长。90年代以来，插上自由双翼的新诗创作，也日益将视角对准民间，对准芸芸众生，令新诗尽情享用自由的清泉。
　　可是，当大家都以为向个体回归的当代诗歌会带为新诗创作带来新空气时，却没有意识到自由意志正被狂妄取代，因为新诗创作一旦摆脱了诗性与语法的规则，自由就不再放飞想象，反倒成为诗人们创作的囚笼。
　　进入新世纪，在某些“成功示范”的激励下，诗坛俗趣大流行，人文精神、现实关怀仿如明日黄花。在技巧层面上，没有韵律，没有结构，没有意境，没有内容，虽然表面实现了"自由"，但却丧失了诗歌必须具备的艺术美感和审美价值;在精神层面上，一些诗人以“个性化”标榜，自外于社会和时代，以自我为中心，将诗歌变成一座孤岛;在诗歌品味上，更有诗人直指下半身趣味，彻底败了国人读诗的胃口。
　　于是，与娱乐化事件激起的眼球效应相比，曾经埋头创作的模式似乎已无可奈何地保守而落伍了。人们对新诗这一门艺术的诉求，从寄予理想到现实调侃再到泛娱乐化消遣，诗意或被遗忘，或被忽略，“非诗的时代”就此来临——一方面，以游戏为终极意义的诗歌不断涌现，以作秀为根本目标的“行为艺术”层出不穷;另一方面，严肃、高贵的创作却无可避免地淹没在众生喧嚣与娱乐狂欢中。
　　可诗歌依然活在民间，从2008年汶川带动诗歌复兴到“海啸体”的流行足可证明，即使在这样的诗歌环境中，诗歌也没有真正退出时代舞台。客观言之，回看汶川诗潮，它是否代表了是年最好的诗歌，这当然无需辩论，但在那个时刻，诗歌的确凝聚起一个民族的精神，并且歌出一个民族的心声，这同样无可置疑，在笔者看来，这些出自个体心灵的诗歌，这场无需动员的热潮，其意义，或许不亚于那一整年的诗歌作品本身的价值，因为它说出了许多诗人们自己都无法确定的事实：全民写诗沙泥俱下，它在败坏诗歌，也在拯救诗歌。

　　  双向流动的河流

　　诗歌为何衰落?不是诗歌娱乐化，那是果不是因。诗歌与读者、作者之间总有一种只可意会的亲密感，这种亲密感的构建历经千年，这本是中国诗歌拥有的最宝贵的财产。新世纪以来娱乐化的泛滥破坏了这种亲密感，才真正导致诗歌的边缘化命运，除非我们能够重建这种亲密感，而不再试图将诗歌变成娱乐化的速食品，这种命运就不可逆转。
　　但在笔者看来，与其纠结于大众与精英的话语权之争，不如将目光投向如何重建诗歌与国人间的亲密关系。古体诗与新诗于历史长河中一先一后进入国人文化生活的核心，却都无法摆脱边缘化命运。于此，真正有价值的议题，只能是在缺乏文学阅读和诗歌教育的一代对语言的暗喻性、隐示性已颇陌生的背景下，如何重建诗歌根基，化解读者与新诗精神、心理上的隔膜，令诗歌赢回读者。
　　在任何国家的诗歌盛世里，虽然能够流传的，永远是那些传世之诗，但使之得以流传并真正创造了那个诗意的时代的，只能是那芸芸之众生。诗歌的命运是看不见的，就像风起云涌，日升月落，你不知道那个诗意为什么在那些人们心里干涸，也不知道诗歌什么时候在人们心里生出新芽。这里所说的诗歌的命运，我认为就是万物生长的命运。笔者高度肯定汶川诗潮之于诗歌的意义，正在于它恢复了诗歌在人们心里的自然生长。
　　借用网络这一新的载体，重新确定诗歌与人的生命存在之间内在的密切关系，诗歌就依然保留着复兴的火种。因为诗歌早已刻在中国人的文化基因里，只是当新诗沿着口水化、庸俗化越走越远，诗歌在读者心目中理想形象瓦解，诗歌才被自己卸掉了权杖，被时代甩在了后面。 而“全民写诗”时代的到来正在创造新的希望，对于新诗而言，只要能做回自己，直面现实，重新完成对大地四季轮回，时代生命细节的叙事，希望就可以变成复兴的现实。
　　也许真问题是：新诗语言发展是否只是一条单向流动的河流?事实是，精英化写作与大众网络化写作正是在两种不同方式不同渠道的创作和传播中重构诗歌与人的联系，构成了当代新诗的现实面貌。从这个意义上说，口语化与书面化语言未来能否百川归海，大众化写作和精英化写作能否和谐共生，或将决定未来新诗命运。
　　显然，我们要的不是精英与大众作鱼死网破的“零和游戏”，而是两者在共舞中直面娱乐化浪潮并与之不断博弈，日积月累地扭转局面，水滴石穿地改写现状，确保诗歌的火种在泛娱乐化的时代里不会熄灭。

　　  告别与再出发

　　中国文化命运的起落，常常令人困惑与扼腕，却又激发人们对未来的想象。
　　多年前，人们身处全民写诗的大历史中时，绝对想象不到，今日诗歌境况之冷清。
　　但同样无法想到的是，全民写诗的热潮会在信息全球化的背景下以这样一种个人化的方式重现。当国家号召被个人选择取代，诗歌的写作不再听命于权力，而取决于人们内心的渴望，或许诗歌的状态才真正归之于常态，它的命运生长才更加从容自在。而我们今天已经知道的是，自然的生长才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在市场为王的鼓舞下，即期的功利主义横扫诗坛，诗歌创作已经不可避免地被异化。但另一方面，网络的发展也颠覆了诗歌旧有的世界，写作者与阅读者身份的统一，彻底改变了诗歌传承千年的传播模式，也为新诗打开新世界的思维钥匙。
　　诗歌对于今日国人的价值，与古相同，又因时而变。这是告别，也是再出发。要回归的，并非回归旧时语法，而是回归诗言志的核心，回到精神层次对生命本质的抒发，对现实的生活的反映，这才是诗歌命运的基石，是诗歌在上下五千年岁月中，确立自己文化地位和影响力的基础，也是我们今天讨论新诗命运的价值所在。
　　也许，诗歌的命运，将从如全民写诗、汶川诗潮、“海啸体”这些时代中生动的诗歌故事开始，重新找到自己的命运，哪些被保存在中华文化血脉中的千年火种终将在新时代喷涌，它们熬过萧瑟的冬日重燃野火，只待一天可以燎原。

（新文网）

汤胜林

我的回答：唯有自己突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