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能者做事,无能者作诗
前年、去年,今年(亦即元旦和7号这两天),在不同场合说出同样的话:“有能者做事,无能者作诗”。
说出之时,伤害已经开始。
这种伤害是前所未有的,是毫无道理的,但也是必须的。不管是伤害了谁,矛头似乎是直指诗歌本身。因此,它是宏大的伤害。这伤害,是对内心隐藏之物的粗暴披露,是对诗歌原生态的刻骨想往和情仇与共。
有能者做事,无能者作诗——这句话的产生,是2004年夏的某一次感觉爆发,回复给了一位不相识的朋友。但更早的感觉,或者说这种想法的“孕育”,却是在1990年夏,在麦子泛滥成灾的那个季节。早一年春季,25岁的海子自杀,做了钟情于麦地的诗歌烈士;之后,城市诗人都写起了麦地诗篇。被激愤的伊沙以一篇《饿死诗人》回复了这种诗界异象。差不多同时,也是没有商量的,一篇题为《文明时代的草包》自笔端溢出,后来登载于《新大陆》创刊号上。
的确,这个时代“有能者”是只做事,不作诗的。诗人何为?当下许多人在问;再早,写出《棱镜:文化批判与社会》的罗奥多·阿多诺在问,他甚至臆断“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更早,二百年前的荷尔德林也在问(那是物质贫乏的时代)。
曾经物质贫乏,当下精神贫乏,都没摆脱得了贫困时代。这贫困是因为上帝的缺席所致么?
“在贫困时代里诗人何为?”
荷尔德林不无惶惑地借他在哀歌里提到的诗友海因茨之口答道:“他们如同酒神的神圣祭司,在神圣的黑夜里走遍大地”。而在另一首诗里,荷尔德林又把精神的向度引领到“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种诗意的栖居,美丽而空灵,也许就是上帝缺席千年后的等待了。在现实世界,由于周遭环境的胁迫和方方面面的挤压,能做的和不能做的,早有答案。
最终,诗,作为一种文本寄托,它只指向了社会的少数群体和个人,成为了他们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和精神能源的补充。即使这个群体和个人,在理智上或对“诗”也有种种的质询和拷问。正如40年前被从人间“蒸发”消失的储安平所言:“我的理智叫我离开文学,摆脱文学,说得再苛刻一点,叫我诅咒文学,但是我的感情又拉着我接近文学”。我个人对诗歌的感情也是这样。
诗人何为?为你所能为的吧!最好是“首先能做事”,做出地地道道的事;“其次才是写诗”,写出朴朴实实的诗,也就是不那么太矫情、太垃圾的文字——我通常称为的长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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